「萬物簡史」奧斯曼帝國的消亡,可以給我們什麼啟示?

1770 年,地中海地區出現了一支俄國艦隊。這支艦隊襲擊了奧斯曼帝國的希臘地區,在那裡登陸並試圖鼓動東正教徒發動叛亂,然後又襲擊了士麥那的港口。憑藉優良的炮艦以及高超的航海術,俄國鐵甲艦隊在靠近希俄斯島附近的切什梅時,將一支大帆船時代的奧斯曼土耳其艦隊徹底摧毀。

最初,對於俄國艦隊為什麼能夠從天而降到達地中海地區,奧斯曼帝國的情報人員莫名驚詫,因為他們此前認為俄羅斯人不可能在地中海給他們造成任何威脅,因為任何一支沙皇的艦隊只能通過黑海經博斯普魯斯海峽才能來到地中海,而他們在整個黑海地區遍佈眼線,博斯普魯斯海峽更是重兵防守。

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奧斯曼帝國軍界高層只能向蘇丹解釋說,萊茵河應該是橫貫歐洲,俄羅斯人應該是從萊茵河直下地中海抄了奧斯曼帝國的後路。奧斯曼帝國軍界的愚昧程度由此可見一斑,奧斯曼帝國的落後也令人扼腕,如果考慮到此前數百年奧斯曼帝國的榮光及其給西方世界帶來的威脅,其國運的走衰更令人感到唏噓。

時光倒推二百年,不僅僅蘇萊曼大帝的騎兵和步兵屢屢圍攻維也納,令哈布斯堡王朝的生存一度岌岌可危,奧斯曼帝國的海軍也是橫行地中海如自家池塘,令地中海南北岸的基督教勢力動輒肝膽俱裂。

1492 年,西班牙帝國資助的哥倫布出發踏上發現新大陸的航程,也是在那一年,西班牙收復失地運動獲得全勝,在伊比利亞半島存在了八百年的格拉納達王國被征服。在此前盛行的西方中心論的全球大歷史論述中,這似乎是大轉折的開始,西方從此開始了長達五百年的興起。

但從地中海的視角出發,這樣的世界觀和歷史前景對當時歐洲的人們來說還遙不可及。整個 16 世紀,他們都在奧斯曼帝國的陰影下戰慄不安,而奧斯曼帝國海軍鋒鏑所向,更是給整個地中海世界不斷帶來血與火的考驗。

1517 年,蘇萊曼大帝的父親賽利姆一世佔領了埃及。1522 年,蘇萊曼大帝收復羅得島,拔去了聖殿騎士團在中東地區最後的堡壘,將歐洲人復興十字軍榮光收復中東失地的夢想擊個粉碎。不僅如此,奧斯曼帝國的海軍,及其資助的北非海盜們,或沿地中海北岸屢屢出擊,或沿北非海岸一路攻城略地,直欲把地中海變成奧斯曼帝國的內湖,從而反向複製古羅馬帝國的榮光。

直到 1565 年奧斯曼帝國海軍攻佔馬耳他未遂,以及 1571 年在勒班陀大海戰的挫敗,才止住了奧斯曼帝國席捲整個地中海的勢頭。後來西方史學家傾向於把勒班陀大海戰比作地中海爭霸戰的轉折點,但當時征戰雙方都不這麼看。

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認為他們的獲勝純屬僥倖,而奧斯曼帝國的大維齊(宰相或首席大臣)索科盧則以嘲諷的口吻對比了雙方在塞浦路斯和勒班陀的得失:“我們從你們手中奪得塞浦路斯,就像砍掉了你們一隻胳膊,你們(在勒班陀)打敗了我們的艦隊,就像割掉了我們的鬍鬚。胳臂被砍掉就再也長不出來,鬍鬚被剃掉卻長得更快。”

似乎為了證明此言非虛,三年後的 1574 年,奧斯曼帝國的克里奇·阿里率領一支比勒班陀戰役中雙方都更強大的艦隊開往馬格里布,把此前落入西班牙手中的突尼斯奪了回去。歐洲再想成為主宰北非的勢力要等到三百年後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奧斯曼帝國海權的衰敗並非源於戰場上的失敗。數年後一則看似不起眼的事件比刀光劍影的戰事更好地預示了奧斯曼帝國海軍乃至整個國家的命運。1583 年,奧斯曼帝國境內發生了地震,宗教權威解釋稱這是安拉對於人們試圖窺探其秘密的懲罰。此前,奧斯曼帝國在君士坦丁堡的貝西克塔斯地區的一個觀測點上興建有一座天文臺:奧斯曼帝國強大的海軍離不開優良的地圖繪製技術,換言之,海軍的發展需要研究星象。此外,奧斯曼帝國的蘇丹也居住在這個地區,他對占星術非常感興趣。然而對天文學有著明顯而不可遏制的憎惡的伊斯蘭教士階層,認定天文臺的存在是導致地震的罪魁禍首。最後,天文臺被拆毀,奧斯曼帝國的海軍優勢也隨之喪失。

這無疑和 1453 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時的奧斯曼帝國的精神面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宗教氛圍相對寬容,軍隊的國際化程度很高,利用了來自歐洲和北非的造船術、先進的技戰術和五花八門的人力物力。

這也不由得讓人想起前清盛世時由傳教士們傳播的“科學”在中國的遭遇。諳熟“奇技淫巧”的傳教士們因為提供了紅衣大炮和相對精準的天文觀測設備而一度成為皇室青睞的對象,然而當此一宗教異端勢力似乎要威脅到統治的穩定時,不僅傳教士集團成為被打壓的對象,凝結其貢獻的紅衣大炮和天文觀測設備以及更精準的地圖也被廢棄不用了。

關於奧斯曼帝國的衰落人們曾給出各種解釋。一開始比較流行的是香料貿易路線的改變,然而正如英國曆史學者諾曼·斯通所說的那樣,5000 名葡萄牙水手和 80 艘荷蘭商船長達一年的長途跋涉,並不足以顛覆整個世界體系。奧斯曼土耳其確實失去了對香料貿易的壟斷性控制,但位於開羅和阿勒頗的貨物集散地依然繁榮,而且來自也門的咖啡貿易更加有利可圖——一個服務於西方利益並導致第三世界貧困化的所謂帝國主義世界貿易體系,出現在 19 世紀,而非 17 世紀。

其他更為“客觀”呈現大歷史視角的解釋還有不少。比如,試圖聯通黑海和裡海,以及地中海和紅海的運河工程的失敗,使得土耳其失去了進入世界市場的機會和眼界,只能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地中海和中南歐無謂的廝殺中。長期海戰消耗了大量森林,造成生態和氣候惡化。這使面臨人口壓力的地中海地區雪上加霜,自君士坦丁堡陷落後,地中海地區的人口增加了 50%,其中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境內的人口增加到 2000 萬。來自墨西哥的白銀同樣擾亂了奧斯曼土耳其的經濟,導致其面臨日益增大通貨膨脹的壓力。

所有這些原因可能都成立,但歸根結底奧斯曼土耳其的強大還是一個前現代帝國的強大,因為其帝國的規模、中央集權體制和官僚系統的高效,可以匯聚小國無法企及的資源。但這種強大也註定是一時的強大,一旦既有的動力機制——通過不斷征服帶來更多可供分封的領土和戰利品,以此來維繫帝國禁衛軍的忠誠,也即“以戰養戰”的模式出現問題——其衰亡就不可避免了。

戰事的挫敗會導致統治精英階層和伊斯蘭教士階層採取往後看而非往前看的解決方法,認為奧斯曼帝國的衰落是因為不夠虔敬和違背了先帝們的初心,於是就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反現代化的、也是反智的自廢武功之舉出現。

在 18 世紀早期,奧斯曼帝國在宗教界的壓力下被迫關閉了數學及機械學校,並限制了印刷業的發展。在西方的人們藉助古騰堡的印刷術開始走出中世紀的矇昧,享受科學與人文破曉的曙光,奧斯曼土耳其人卻在大踏步的後退,直至成為不斷喪權辱國的“歐洲病夫”。

所以此前人們在分析中國帝國的衰落時所說的是否有海洋意識,是否閉關鎖國,似乎不是主要原因。奧斯曼帝國與西方廝殺了數百年,也貿易來往了數百年,到最後仍終不免落敗。前現代的帝國體制如何從以戰養戰走向以商養戰,以戰護商,科學、商業和軍事擴張如何有機結合形成自我驅動力,以及更重要的,如何擺脫矇昧主義的影響,如何在出現問題時更多采取向前看而非向後看的舉措,才是一個前現代帝國如何走出歷史三峽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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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來自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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