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春良：美國成為世界科學中心的歷程及啟示

美國成爲世界科學中心的歷程及啓示

——基於科學社會學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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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紀近代科學誕生以來，世界科學中心的轉移是一個歷史現象：16世紀到17世紀中期，科學研究的中心在意大利；17世紀後半葉科學中心轉移到英國；19世紀前後，法國成爲科學中心；19世紀中期，科學中心轉移到德國；20世紀30年代科學中心轉移到美國。科學史學家早就對科學中心轉移現象做過許多研究，我國讀者熟悉的是日本科學史家湯淺光朝於1962年提出的觀點。他根據科學年表、人物傳記等文獻資料進行定量分析，對16—20 世紀世界科學活動中心及其轉移的情況做了研究，認爲一個國家科學成果超過全世界總科學成果的25%，即爲相應時期內的世界科學中心，且科學興隆期約爲80年。沿着這條思路，人們自然關心的一個問題是：下一個科學中心在哪裏？但是，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用什麼樣的指標可以真正衡量一個國家的科學發展水平是一個難題，且利用不同的統計年表得出的平均興隆期有較大差異。進一步講，如果把這種從歷史現象總結出來的認識上升爲週期性規律並外推未來的趨勢，則可能會帶來很大的誤導。找出合適的指標衡量科學中心及其轉移無疑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對科學中心轉移歷史現象背後的社會經濟條件以及轉移因素和機制的探究。

以色列科學社會學家約瑟夫·本-大衛（Joseph Ben-David，亦有譯爲約瑟夫·本-戴維，1901—1971）在其名著《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1971）及一系列相關研究中，對從17世紀到20世紀30年代的科學中心轉移做了出色的研究。本-大衛認爲，之所以聚焦科學中心，是因爲它們在科學活動的增長中起決定性的作用。這種情況的出現，原因是一個國家的科學研究以多大規模、什麼樣的類型開展等問題，一般情況下很少根據那些通過研究能夠取得的社會目標而決定。科學活動水平和形式取決於與科學直接相關的人所採取的措施和戰略，這些人的主要目標是科學，他們所做的事情與所處的社會經濟條件有關，這些制約因素決定了社會的結構，如科學家角色的定義，以及這些人能夠建立什麼類型的科學組織去實現他們的目標。科學中心的轉移是一個傳播過程，不是進化論式的優勝劣汰，之後發展出的模式還與發源地保持着聯繫。歷史上科學中心的發展基礎，一是先前其他中心的模式，二是與新中心的優先條件相聯繫的創新。科學中心向周邊形成連綿的外延，形成國際科學共同體的環境。本-大衛的思想和研究爲我們認識和理解科學中心的轉移和發展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美國是當今世界的科學中心，研究美國成爲科學中心的歷程無疑對我們深入認識世界科學中心轉移的因素和機制具有重要的啓發意義。學術界公認，美國科學崛起於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達到鼎盛時期，不僅在科學的投入、產出以及科學人才隊伍的數量和質量等方面佔據世界第一的位置，吸引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和學子們前往，而且科學在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那時美國甚至被稱爲“科學國家”（scientific nation）。自20世紀70年代到今天，美國科學受到國內社會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帶來的各種挑戰，科學的投入、產出和人力資源等都出現下滑局面，但依靠之前形成的堅實基礎和新的改革措施，美國仍保持着世界科學中心的地位。

本文以科學社會學思想爲視角，對美國從建國到20世紀60年代成爲世界科學中心的重要發展歷程進行歷史考察，總結出對我國科學發展有借鑑意義的啓示。

1835—1840年，法國人托克維爾遊歷北美大陸，他觀察到美國人在科學方面偏重實踐而不關心理論：“在美國，人們潛心於科學的純應用部分的研究，而在科學的理論方面，只注意研究對應用直接必要的部分，幾乎沒有一個人專心研究人類屬於理論和抽象的那一部分”。托克維爾指出，如果世界上只有美國人，他們必須認識到：“不研究理論，科學的實用是無法長足進展的”。也就是說，要應用科學，必須先有可以應用的科學。正如當時實際情況顯示的那樣，美國人只是依靠歐洲積累的科學資源，而沒有增加任何東西。托克維爾悲觀地認爲，在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很難出現像歐洲貴族制社會那樣罕見和豐產的求知熱情。

雖然18世紀美國出現了像富蘭克林這樣在電學研究上做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但那時北美科學還沒到成熟發展的條件，真正做科學研究的人沒有多少。美國科學真正開端的19世紀初，正是國土開拓、國家建設的發展時期，正如托克維爾觀察到的，那時美國科學呈現出鮮明的實踐特點，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裏，實用主義占主導地位。

19世紀開始，美國的科學在政府支持之下爲了應用目標而得到發展，主要分佈在國防、資源考察、農業和健康領域等。美國先後建立海岸測量局（1807/1832）、海軍觀測站（1842）、氣象局（1870），特別是，1862年農業部的建立使政府支持科學的職權得到鞏固。之後，地質考察局（1879）成立。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科學在大學裏得到發展。1850年代，科學教育進入大學，哈佛和耶魯率先建立單獨的科學學院。1862年國會通過《莫利爾法案》，建立土地贈與學院。1876年霍普金斯大學的建立把研究生教育和研究放在首位，開創了美國研究型大學時代。1880年代科學研究進入大學，1890年代大學學術繁榮。

北美大陸的科學來源於歐洲，從19世紀一開始，促進美國本土科學自身發展成爲美國第一代職業科學家的理想。在幾代科學家的努力下，到19世紀末，美國科學界形成兩個思想源流——強調純科學的認知價值和科學的自主性，成爲之後美國科學發展的核心價值。

從19世紀30年代起，美國本土一小羣優秀的科學家就結成聯盟，積極推進國家科學的發展，其中核心的人物有地質學家亞歷山大·貝奇和物理學家約瑟夫·亨利，後者是19世紀美國最有聲望的科學家，獨自發現了電磁互感應和自感應現象。兩人與歐洲科學界交往甚密，熟悉世界科學發展的前沿和趨勢。貝奇和亨利提出應該按照兩個條件重建美國科學：科學上第一流的人對科學擁有控制權，最大程度地支持原創性研究。他們認爲美國科學應該超越收集事實的培根主義而去尋求普遍的真理，不應該太狹隘地限制在實用上。1848年，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成立，明確提出區分知識的擴散和知識的創造，強調發現新知識的首要性。1863年他們又推動美國科學院成立，爲政府部門提供科學諮詢。

儘管19世紀上半葉科學對技術發展的重要作用沒有充分表現出來，社會對科學技術的認識還停留在技術的實用性方面，但是，一些有頭腦的科學家已開始意識到科學爲自身發展的重要意義。那時從事理論的科學還稱作抽象科學。對於亨利一代科學家來說，已開始區分抽象的科學和實踐的科學，就像後來的人區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抽象科學意味着爲了理解自然本身的實質、運行和規律而研究自然，實踐科學一般意味着爲了物質發展的目的而利用自然和自然的規律。亨利堅持實際科學的進步依賴於抽象科學的推進。沒有創造新知識，就沒有新知識可供利用。到了19世紀下半葉，科學的有用性已經變得相當明顯，科學家不再滿足以有用性來論證科學的價值。同時，科學共同體的力量壯大起來，足以形成一個具有力量的集團，以美國科學促進會爲代表，在宣傳抽象科學觀點上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科學在工業中的重要性得到工業界的支持。科學家在社會中獲得新的地位，這使得他們可以放下強調科學的應用性，而去強調理論興趣以及純科學的力量。

19世紀70年代，科學爲自身的目的這一觀念普遍流行，科學不再只是被作爲解決物質難題的手段。科學是純科學，是真理。熱愛真理，對自然的研究，本身就有價值。到90年代早期，這種思想已成爲美國科學界的主流觀念。除去了外部標準的束縛，科學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內在標準更好地推進科學的發展。

1883年物理學家羅蘭發表了《爲純科學呼籲》，指出美國人把科學的應用與純科學混爲一談，並不明白科學的真正含義。羅蘭提醒人們“爲了應用科學，科學本身必須存在”，否則就會落後。他提出了純科學發展的綱領：最好的科學的標準只能由最好的科學家精英來確定，把教育資源集中在少數第一流的大學中。羅蘭的思想成爲後來影響科學界深遠的行動綱領。

同時，在19世紀下半葉，科學的自主性也凸現出來。那時，美國聯邦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學研究支持者。但是，政府中的科學限制在實現政府的實用目標上，科學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引起科學家與管理者之間很大的衝突。科學家主張，對科學局的工作最好由從事科學的人來判斷，政府直接的支持應該只是在名義上的控制。1884年美國國會成立艾利森委員會，對地質考察局等六個聯邦科學機構開展調查。雖然委員會的調研結論沒有贊同科學家的意見，但科學事務應由科學家自主管理的思想在科學界已經紮下根來，並在20世紀之後與責任相配在不同程度、不同層面廣爲實現。

南北戰爭（1861—1865）之後，美國國家發展進入一個新的狀態，科學在國家發展中開始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科學不僅在國家工業和農業發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大學成爲“科學的家”，不僅是培養科學家的地方，也是開展研究推進知識進展的地方，改變了美國科學和國家發展的整個景觀。

在美國，19世紀末大學成爲“科學的家”，並不是事先計劃選擇的。事實上，美國科學家設想過各種科學發展的組織方案，包括科學院的模式，但都沒有適合的條件實現。最終，美國大學成爲科學發展之地，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德國大學的影響，二是美國大學的改革。

要認識科學在美國大學的發展，需要了解之前19世紀初德國大學的發展。1810年德國威廉·馮·洪堡領導大學改革，創辦了自由辦學精神的柏林大學，強調大學的一個目標是推進創造性的知識，研究應是大學教師的必要活動，大學內部強調學術自由和自我管理，形成了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的制度。雖然大學的改革並沒有馬上促進科學在大學中發展，但整個德國大學分散化系統引起的學術競爭、制度創新和擴散，使得科學作爲新的制度安排得以引進大學。正如本-大衛指出的，競爭性和擴張的大學系統保證了科學家的學術自由，使個體科學家可以開展和啓動重要的創新，科學的發展是通過工作在不同大學的科學家之間互動努力實現的。這樣，德國成爲科學活動的中心。

19世紀下半葉，美國大學中有偏重知識的老的傳統大學，也有新建的偏重實用的土地贈與學院，但還沒有適合科學發展的新型大學。強調學術研究以及研究與教育結合的德國大學成爲美國科學家羨慕的地方，美國教育家和科學家把德國大學當作美國發展新機構的模式，許多人到德國學習，回來之後，滿懷熱情地推廣德國模式。

1876年霍普金斯大學建立，把研究生教育和研究放在第一位，開創了美國研究型大學時代。那時，世界上最領先的德國大學模式已對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但是，只有霍普金斯大學第一個把這些影響結構化爲制度形式。霍普金斯大學的目標並不是促進研究本身，而是提供可以與德國設定的教育標準相比擬的標準。然而，研究生教育需要研究，因此霍普金斯大學比當時美國其他大學更鼓勵其員工開展原始性研究，由此，促進了其教師佔據了各自學科的領先地位。這樣，霍普金斯大學實際上創建了一種以研究爲基礎的教育體制，對美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和美國的整個教育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史學家稱，霍普金斯大學充當了美國文明社會的一座燈塔。霍普金斯大學之後出現了一些新型大學：1889年的克拉克大學，1891年的斯坦福大學，1892年的芝加哥大學，同樣強調學術研究；同時，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等著名傳統大學也開始擴張。美國大學把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這樣，純科學在大學找到了自己的家。隨着霍普金斯大學、克拉克大學、芝加哥大學的興起，研究作爲教育的價值充分得到承認，儀器設備、出版和經費的支持給培養職業科學家提供了機會，教授、助手和學生們以研討會（Seminar）等研究與教育結合的形式開展活動成爲一種普遍的模式，促進職業科學家的培養和純科學研究活動的開展。到20世紀30年代，學術活動的中心和科學的領導地位傳到了美國的大學，這些大學成爲最多產的科學家和科學知識的創造者。

本-大衛指出：“從19世紀6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在美國的那些變化，許多情況下是從德國最初而來的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研究生院和大學研究組織的發展就屬於這種情況。”與其說德國大學影響了美國新型大學的建立，不如說美國創造性學習和模仿了德國的大學制度，既學到了德國大學制度的優點，又克服了其弱點。

19世紀德國大學和20世紀美國大學的一個主要優勢都是分散化的競爭伴隨着相當大的知識自由。相比之下，美國大學的分散化和競爭帶來的優勢更加明顯。與許多歐洲國家不同，美國沒有一箇中央決策機構來決定大學的政策，高等教育的權限歸各州，強調大學辦學的自主性。美國雖有不少州立大學，但在整個大學體系中遠不占主導地位，最有聲望和最富有的是那些私立大學，它們的一些做法也被州立大學採納。分散化帶來的結果是大學之間的競爭，一個大學重要的制度創新馬上就會引起其他大學的響應，這促進了大學的學術發展，也推動了科學的發展。

最能反映和提高科學研究地位的大學是芝加哥大學，它極其重視科學的發展，創立新的科學研究和教育中心，積極吸引其他大學有才能的教授。美國第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邁克爾遜（190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就是芝加哥大學於1892年從克拉克大學“挖”來的，當時他在國際上已經很有名氣了。芝加哥大學承諾給邁克爾遜更多的時間和更好的儀器進行研究。兩年後，以邁克爾遜爲首席教授的Ryerson實驗室成立。在實驗室成立的致詞中，哈勃校長驕傲地向大家報告：自從學校採取引進人才政策以來，150名員工除了課程教學還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有515篇文章和評論發表在101種學術期刊上。芝加哥大學這種措施，刺激了其他學校對研究人員的競爭，霍普金斯大學、康納爾大學等紛紛採取措施，爲它們的研究人員改進設備和提供研究機會。

在這樣一個自主、分散化和競爭的體系中，科學家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科學價值判斷，選擇自己想要研究的問題，對他們認爲做出高水平研究工作的同行給予獎勵。這樣，一個分佈各處、各自高度自主的而又相互競爭的科學家共同體就成熟起來，推動了美國基礎科學的發展，爲美國成爲世界科學中心奠定了基礎。

20世紀初的一個事件預示着美國科學光明的發展未來。1901年，美國本土化學家、哈佛大學的西奧多·理查茲獲得了當時聞所未聞的殊榮——被德國哥廷根大學聘爲正教授職位。然而，他拒絕了，並在他的祖國建立了自己的事業。他是美國第二位諾貝爾獎獲得者（1914年化學獎），這標誌着美國在科學發展上日益顯赫。

當時，美國科學界已經不乏優秀的科學家個人和科學成就，但科學傳統的形成和科學事業的發展需要科學家及相關者在相互聯繫中更大程度地推進，吸引更多的人蔘與，擴展科學的應用，爭取更多的財政和社會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戰爲美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和騰飛提供了機會。隨着一戰的來臨，政府開始動員國家科技力量爲贏得戰爭服務。美國科學院對外聯絡部部長黑爾深感應該讓國家科學院發揮更大的作用，通過科學院組織整個科學界的力量爲國家的武器設計和生產提供幫助，而這單靠有限的院士們是做不到的。因此，黑爾力推成立國家研究理事會（NRC），把整個國家所有從事科學活動的相關組織代表吸納進來。在他的推動下，1916年NRC成立，其目標是鼓勵純研究和應用研究爲“國家安全和福利”的基本目標服務，它的戰略是促進國家所有研究機構的“合作”，包括來自大學、工業界和政府（包括軍事部門）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帶頭人。戰時的NRC得到工業界和金融寡頭、大的私人基金會的支持。儘管美國介入戰爭時間不長，但NRC通過戰時協調，促進了科學家更大程度的合作以及科學家與社會各方的廣泛合作，對後來美國的科學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戰後和平時期，在1920—1940年間，NRC帶來了私人基金會對大學科學的支持。在洛克菲勒和卡耐基基金會的領導下，從20世紀20年代中葉開始，私人基金會資助大學的研究成百倍地增長。主要的私人基金會相信大學的適當角色是開展無私的基礎研究。資助的特點以研究獎學金和研究補助金的形式，集中在具體的科學羣體和具體的機構。私人基金會對美國科學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僅促進優秀大學的成長、促進新興學科的發展和人才的成長，而且保證了大學科學的自主性發展。專門研究美國私人基金會的專家柯勒指出：“私人慈善事業與大學之間的夥伴關係是1920—1940年間美國科學最突出的特徵之一。除了農業，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支持大學學術科學方面起的作用很小。工業界是資助像化學這樣學科的重要資源，但是，當美國開始成爲歐洲的科學對手時，正是私人基金會更爲直接的慈善資助支持了這一時期的研究生培訓和研究活動。基金會投資科學人力、儀器和科學共同體組織達到一億美元的規模，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世界科學的西移有很大關係。”

美國科學的優勢地位是在20世紀30年代完成的——在歐洲科學家被迫移民來美國之前。在原子物理學這個競爭最激烈的國際前沿領域，美國科學家在20世紀30年代初就已經走到了最前沿。單是在1932年就有三個獲得諾貝爾獎的發現——哥倫比亞大學的哈羅德·尤里發現了氘，加州理工學院的卡爾·安德森證實了正電子的存在，伯克利大學歐內斯特·勞倫斯發明了可加速到一百萬個電子伏特的迴旋加速器。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學培養和鼓勵了更多的美國科學家，同時也吸引了國外傑出的科學家移民。這些成就屬於占主導地位的純科學大學研究領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美國科學帶來的一個重大改變是聯邦政府成爲科學研究的主要資助者。二戰以前，聯邦政府僅限於根據應用目標支持科學，且主要限於政府內部機構。戰後，由於戰爭期間科學技術的突出貢獻，美國聯邦政府開始把支持科學研究作爲自己的職責。

1945年，萬尼瓦爾·布什在著名的《科學——永無止境的邊疆》中提出國家科學發展的戰略設想，他把大學作爲戰後科學政策的中心：“首要的，正是在這些機構（大學）中，科學家可以工作在一個相對免於不利的慣例、偏見和商業需要的壓力的環境中。它們不僅爲科學家提供強烈的團結和安全感，還提供了相當程度的個人思想自由……”布什提出，應該建立一種能保證穩定長期計劃、保障和維護探索自由的獨立的支持機構——國家科學基金會。

在戰後美國科學政策爭論中，雖然布什所提議的建立全國統一的科學基金會的設想並沒有實現，美國事實上形成了一個由海軍辦公室、原子能委員會、國立衛生研究院和國家科學基金會等多個部門和機構組成的多元化資助體系，但布什的觀點卻取得了勝利，各資助機構都開始資助大學的研究。

戰後，美國政府對科學研究的支持持續增長，特別是在1957年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後。爲應對蘇聯的威脅，從1957年底到1958年短短的一年時間裏，美國總統設立了專職的科學顧問，以加強政府的科學決策能力；國家成立了宇航局，負責制定國家空間發展計劃；國防部成立了高級研究計劃署（ARPA，後改名爲DARPA），目的是確保開展先進的研發；1958年11月國會通過的《國家防衛教育法案》，大大加強了美國政府對各個層次科學教育的支持。

人造衛星出現後的10年，美國進入科學技術發展的黃金時期，研發經費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大幅度增長，許多時候增長率超過國民生產總值（GNP）的增長率。10年間幾乎增長4倍，達到150億美元。所有支持機構的基礎研究經費大幅度上升，到1967年達到聯邦總經費的14％，這種支持的信念是：相信爲科學自身目的的活動是長遠進步的保障。

政府對大學的巨大投資壯大了科學研究人員的隊伍，提供了高質量研究所需要的物理儀器和工具，增強了研究與教學之間研究的聯繫，使美國大學在基礎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方面成爲吸引世界人才的中心。值得指出的是，政府對大學給予大量資助的同時，尊重科學家的自由探索精神，並不干涉，而是鼓勵科學家從事自己認爲值得做的研究。激光的發明就充分顯示了科學家自由探索的重要意義。

政府對大學的投入促進新興科學技術的發展，促進了大學與產業之間的聯繫。一條重要的途徑是大學通過研究培養人才，這些人畢業後創立公司，或者爲公司培養大量可以用來很快進入新市場的人。大學成爲促進技術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一支主要力量。

到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在世界科學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達到鼎盛。在1960年，它產出6000名科學和工程學博士，到1971年已經超過1.8萬名。在基礎研究上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成就，1971—1980年共有38名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的科學技術系統不僅帶來軍事上的先進技術和武器，而且還有計算機、無數種消費品和醫學奇蹟等民用先進技術發展。美國不僅在科學知識的生產中佔統治地位，也成爲現代高技術的策源地。

從科學與社會相互作用的角度看，自二戰到1960年代，美國建立了科學與社會的契約關係（The social contract of science）——政府支持科學研究，保證科學探索的自由；科學家做出發現，惠及社會。聯邦政府與大學形成了夥伴關係，多個聯邦政府部門和機構從不同的目標和領域支持大學科學的發展，大學不僅在科學知識的生產中起重要的作用，而且通過知識和人才輸送與產業界建立了富有成效的夥伴關係，並對政府部門相關政策決策起重要的支撐作用。到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世界科學中心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美國成爲世界科學中心的幾方面因素

美國成爲世界科學中心，繼承了之前德國科學發展的思想和組織方式，並憑自己的實際條件大力創新和發展，形成了美國開展科學活動的優勢。在美國成爲科學中心的歷程中，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需求提供了條件和可能性，科學共同體及相關的支持者對科學發展目標及實現目標方式的推動和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概括起來，美國成爲世界科學中心有幾方面重要的因素：

認識科學的自身價值和科學的自主性。在美國科學剛剛起步時期，科學得以正當化，不是由於自身的價值，而是由於科學與其他廣泛認可的各種社會價值相關聯，如對經濟和軍事的貢獻。但這一時期，美國第一代科學領袖就把推進科學自身發展作爲美國科學發展的目標推動，爲純科學和科學自主性在美國科學界和美國社會紮根並發展提供了動力，也爲美國成爲世界科學中心奠定了思想基礎。

創新促進科學發展的組織形式。科學活動在美國大學中得以制度化和組織化，得益於美國大學的改革者和領導者創建和改革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以及學習利用國外先進經驗。美國大學的分散化競爭體系有利於促進科學的生產性和創造性，而以大學爲中心的研究與教育緊密結合，爲國家培養了大批新型科學人才，由此，大學成爲美國發展爲世界科學中心的組織形式。

私人基金會以及其他社會各方面對科學的支持。私人基金會對大學純科學研究剛剛奠定基礎時給予支持，幫助大學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實現飛躍式發展。

聯邦政府對大學科學研究的長期穩定的巨大支持。聯邦政府的支持強化和更新了大學開展基礎研究的使命，並以國家戰略領域引導，使大學的科學研究不僅帶來重大的突破，也帶來新技術的發展和對經濟發展的貢獻。

科學共同體領袖個人和羣體領導的重要性。美國19世紀貝奇和亨利、20世紀初的黑爾和二戰期間及戰後萬尼瓦爾·布什在相當程度上塑造了各自時期美國的科學發展。

美國成爲世界科學中心歷程對中國的啓示

美國成爲世界科學中心的經驗對我國努力成爲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具有重要啓示，應該借鑑和吸收國際上一切有益的經驗，發揮中國的特色和優勢：

堅持基礎研究的核心價值和自由探索精神。基礎研究是對自然現象統一性和規律性的認識，是整個科技事業和社會長遠發展的根基。要全面、準確地認識基礎研究的地位和作用。基礎研究帶來的新知識，爲人類打開認識自然的視野，是科學應用和技術發展的基礎，是培養人才的重要途徑，是科學文化的源頭和根基，是國際合作的重要橋樑和紐帶。基礎研究是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知識庫和資源，支撐國家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基礎研究具有長期性，不論是成果的取得，還是成果的應用，都需要不斷地積累；基礎研究具有不確定性，需要研究者堅持不懈的自由探索，發揮創造性和專心致志的獻身精神。因此，需要堅持科學上自由探索的價值，保證科研機構和大學相當程度的科研自主權，創造一個使科研人員開展自由探索研究的寬鬆環境。

發揮中國研究型大學開展自由探索研究和培養人才方面的優勢。中國研究型大學和中國科學院是我國開展基礎研究的兩支重要力量，各有分工。大學側重於開展自由探索研究和培養高層次人才，中國科學院側重在目標導向的戰略性基礎研究、大科學研究等。大學科研人員學科領域廣泛，學術思想活躍，承擔了80%以上的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青年教師和研究生隊伍具有很大的優勢。應該發揮大學在自由探索研究方面的優勢，鼓勵創新，聚焦於實現“從0到1”的突破，提升科研原創能力；同時，以優勢學科整合育人與創新資源，深入推進多學科交叉研究生培養，暢通前沿創新成果向研究生教育內容的轉化通道，把科研與育人緊密結合起來，真正實現科教融合，爲社會輸送有用人才。

發揮戰略科學家的引領作用和學術共同體的學術指導作用。在我國科技發展中，像錢學森、王大珩等一批戰略科學家發揮了重大的引領作用。當前，我國在各領域、各層面活躍着一批具有戰略眼光和使命感的戰略科學家。應發揮我國戰略科學家在謀劃國家科技長遠戰略、佈局國家重要領域的重大科研項目等方面的引領作用。同時，發揮科學社團在引領科學研究的方向、判定科學成果、分配科學獎勵和規範科學家行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加強基礎研究長期、穩定和多元化投入。基礎研究是一項長期不懈的探索性活動，需要長期穩定的投入，保證科學家有充分自由和時間探索和選擇可以導致新發現的研究。同時，基礎研究涉及的學科領域廣泛，目標和導向不同，需要不同的投資方從不同方面積極投入。因此，要繼續加強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同時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和地方等投入基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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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國家治理》2024年第10期

原文標題 | 美國成爲世界科學中心的歷程及啓示——基於科學社會學的視角

作者 |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諮詢研究院研究員  樊春良

原文責編 | 董惠敏

新媒體編輯 | 王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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