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池廠火災17名中國工人遇難:臨時工大國的危險隱患

*本文爲「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6月24日上午,韓國京畿道華城Aricell電池廠發生重大火災事故,造成23人死亡,8人受傷。23名遇難者中,5名爲韓國人,17名爲中國人,1名爲老撾人。在6月25日的新聞發佈會上,Aricell首席執行官樸淳寬表示,死亡的外籍勞務人員都是臨時工。

由於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問題帶來的勞動力短缺愈發嚴重,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韓國一直在持續加大對外籍勞務人員的引入力度,並放寬對企業僱用臨時工的限制,出於削減成本的考量,一些企業甚至用臨時工替換正式工。頻繁流動的臨時工,往往會成爲高危行業裏最脆弱的一羣人。



記者|覃思 彭麗

編輯|王珊

23人遇難

6月24日晚上,在家玩手機的樸希言突然刷到了一處火災現場的視頻,百米高的煙霧直竄上天,像“蘑菇雲”一樣。儘管視頻裏的建築被打上了馬賽克,樸希言仍覺得這棟樓有些眼熟,她找到清晰視頻,一眼認出,這是自己3個月前打工的電池廠。她一下子懵了。看到新聞這晚,樸希言輾轉反側,她越想越擔心。凌晨,她給兩個曾經的同事發去消息,“安全嗎?還在電池廠上班嗎?回答我!”但兩天過去,消息仍顯示未讀。
起火的是一家叫Aricell的鋰電池工廠,位於韓國京畿道華城市西新面。華城是韓國一座較大的工業城市,遍佈着汽車廠、電子元件廠等,聚集了大量外國勞工。出事的公司成立於2020年5月,是韓交所上市公司S-Connect的子公司,正式員工50人,屬於中小規模企業。在韓國官方公示系統的信息,該工廠生產的電池爲鋰亞磷酰氯電池,這種一次電池(不可充電)通常用於工業領域的電子設備,如智能儀表和監控設備。根據最新數據,該公司的年產能已達到5GWh,佔韓國年電池總產能的1.25%,佔一次鋰電池產能的比例接近35%。
廠區內有11棟樓,當天工廠內共有102名工作人員。3號樓有67人,這棟樓的2層存放了約3.5萬塊鋰電池,這也是火災最開始發生的地方。事後公開的監控錄像顯示,情況失控發生在短短半分鐘內。首次爆炸出現在上午10:30分,在一摞整齊堆放的電池中間,突然一股白煙騰起,高度直衝天花板,一名路過的女工被嚇得往後退了幾步。10秒後,兩名員工靠近白煙位置,開始搬運爆炸區域的電池,試圖讓它們遠離起火點,期間持續有電池爆炸,冒出火焰。一名員工拿來乾粉滅火器,噴向起火位置,但火勢沒有減弱,多塊電池相繼爆炸,產生巨大的橙色火球。距離第一次爆炸後42秒,迅速蔓延的濃煙徹底遮蔽住監控攝像頭,畫面變成一片灰色。
當天下午,華城市消防局防災科科長金振英在簡報會上稱,火災的原因,是工廠內的3.5萬個鋰電池單元發生爆炸性燃燒。他同時表示,當第一批人員到達火災現場時,由於電池仍在不斷爆炸,火勢蔓延速度太快,噴水滅火難見成效,另外,由於鋰電池爆炸產生大量有毒氣體如氟化氫,消防人員也難以進入火場救人。韓國國立消防研究所研究員羅勇雲在火災現場分析稱,按照韓國標準,該工廠生產的一次電池會在滿電狀態下出廠,這使得它們在火災中的危險性和爆炸可能性遠超二次電池(可充放電循環電池)
直到下午3:10左右,大火才被撲滅。6月25日,韓國警方找到失蹤者遺體,確認事故遇難人數23人,其中17人來自中國。當地時間26日,韓國國立科學調查研究院表示,初步調查結果顯示遇難人員全部死於窒息。
韓國慶旼大學消防學教授李容宰告訴媒體,事發樓房牆壁用薄金屬砌成、中間夾着塑料,很容易着火。消防部門官員則表示,工廠把易燃材料堆放在二樓出口的門附近,導致工人無法從出口逃出,這也是安全漏洞,另外,許多遇難者被發現倒在起火出口對面的牆邊,而沒有從另外一個出口逃離,說明對工廠內部結構缺乏瞭解。有鋰電池行業技術專家告訴本刊,監控錄像所顯示的使用乾粉滅火器的行爲,不是對鋰電池起火的規範操作,應該用大量水對電池降溫。
韓國電池工廠發生火災後被燒燬的外觀(視覺中國)

赴韓的打工者

火災發生的兩天後,樸希言在網上刷到了一份遇難者名單。她仔細覈對了姓氏和年齡,認出裏面有3個人應該是自己車間的同事。“一個老撾人,兩個中國人”,兩個中國人正是她發消息的同事,是一對親姐妹,來自黑龍江。姐姐50來歲,妹妹也有45歲,在樸希言的印象裏,兩個人都比較瘦,身高1米6左右。
樸希言今年36歲,是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延吉市人,她說電池廠裏的很多工人都是四五十歲的中國女性,許多是東北朝鮮族的。樸希言是9年前到韓國的。她告訴本刊,自己原本在延吉市一家裝修公司當業務員,那時候工資是800元人民幣每月,幹了兩年,漲到了1500元。這不夠她生活。房租500元每月,每半年交一次房租,一次要交3000元,是兩個月的工資,“到要交房租的時候就愁”,2015年決定到韓國。那時,赴韓打工已經成爲潮流,村裏人基本只有老人留在家裏,年輕人都拿着H2簽證(韓國政府面對朝鮮族成員發佈的一種訪問就業簽證)去了韓國,“男人在工地,女人在廠裏”。

《流水線上的女工》劇照

樸希言認識遇難的兩姐妹時,妹妹來韓國半年,“她有個女兒剛上大學,家裏負擔重”,於是和老公一起來了韓國,老公在工地上幹活。樸希言告訴本刊,監工不在的時候,她們會一起聊天,兩姐妹都愛說愛笑,“有時候笑聲比車間的機器聲都要大”。她們還會帶水果、糖、餅乾和大家一起喫。偶爾,大家會聊到想家的話題,“都很想,想家裏的父母,想媽媽做的飯菜”。
遇難的兩姐妹,和樸希言一樣,都是屬於臨時工。“正式工一般是韓國人,或者幹了一兩年的中國人。”樸希言告訴本刊,在韓國,很多工廠只招臨時工,因爲正式工工資更高,公司投入的成本也高,要給買包括國民年金(也就是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事業保險和工傷險在內的四大保險,臨時工則不需要。在電池廠,員工流動性很大,“很多人只幹一兩天就走了”,
即使如此,在跳槽去工資更高的地方前,樸希言對這份工作很滿意。樸希言在韓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汽配廠,她說這是最不受人歡迎的行當,“噪音大,油味重,最重要的是要倒班,經常需要熬通宵。”但是樸希言沒有一技之長,沒什麼更好的工作可選。“晚上困得眼睛都紅了,只能用力掐自己”,遇上嚴厲的管理員,還會時常被催促。幹了一個月後,樸希言忍受不了,辭職了。
後來她輾轉在軍用揹包廠、汽配廠、生產化妝品殼的塑料廠、電熱毯廠。在電熱毯廠裏幹活時,科長因爲她開叉車幫送貨的人搬了一下東西,覺得她不聽話,狠狠罵了她,“罵得很髒”。同廠的人勸她忍一忍,“他(對外國人)就是那樣的”。

黑暗榮耀》劇照

電池廠的工作環境是樸希言“待過的工廠裏最好的”。她在生產車間工作,負責盯着機器把鋰切到一定長度,切好後她交付其他工人進行下一道工序。“車間溫度和溼度都是恆定的,比較舒服,管理員也不催人”。每天,公司會安排兩輛大巴車把員工接到工廠,工作時長從上午9點到下午6點,中間有一小時午休,公司包午飯,每週二、週四晚上加班2小時。工資是最低時薪,摺合成人民幣50元左右,加班工資則是最低時薪的1.5倍。碰上節假日少的月份,樸希言可以拿到1萬5千元。
出事的打包車間工人流動性最大,樸希言也去幫過忙,“整個車間的電池都會拉去那裏,先檢查是否是不良品,然後貼膜、打上生產日期,疊好包裝盒裝進去,再一個一個擺放”,擺放好的電池被放在門口,管理員會來運走。樸希言說,比起她所在的生產車間,打包車間人更多,有四五十人。現在想來,一件後怕的事情是,他們來工廠後從未進行過安全培訓。樸希言說,她是在招聘網站上找到的工作,頭天帶着簽證來面試,第二天就開始上班幹活了,“我去過的所有工廠,都沒有安全培訓,逃生路線是什麼,怎麼使用滅火器這些都沒有。”

缺乏保障的臨時工

在6月25日的新聞發佈會上,Aricell首席執行官樸淳寬同時也是Aricell母公司S-Connect的負責人表示,該工廠共有103名員工,其中50名爲正式工人,53名爲外籍工人,死亡的外籍勞務人員都是臨時工。韓國華僑華人聯合總會會長王維月告訴本刊,這次嚴重的事故,其實暴露了韓國長期以來大規模臨時用工的隱患。

韓國華城起火電池廠代表道歉(視覺中國)

爲了補充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人力不足,從上世紀90年代起,韓國就開始大力從海外引進勞務人員。推出了“研修生”、“外國人僱用許可”等制度,到了2003年,外籍勞務人員達到30萬。“儘管韓國也面向東南亞、中亞國家招人,但由於這些地區的人通常不會韓語,實際上中國朝鮮族人最匹配韓國勞動力市場的要求。”四川師範大學日韓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張哲告訴本刊。
韓國華僑華人聯合總會會長王維月告訴本刊,20年前,他就是在這股風潮下前往韓國。2004年,他從黑龍江的武術學校畢業,瞭解到如果去韓國當武術老師,薪資可以達到在中國同行業的10倍。“那時候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在亞洲算是先進的,所以我國很多正規、非正規的勞務人員大批湧入韓國。不過,能夠找到的工作大多是韓國人不願意從事的'髒累險'工作,幾乎90%的中國人都是從事這些行業。”
與引進外國勞務人員政策同時出現的,是韓國的臨時工制度。上世紀90年代末,在金融危機衝擊下,韓國失業率高漲,政府開始放寬對企業僱用臨時工的限制,臨時工規模迅速擴大,一些企業甚至用臨時工制度替換正式工,比如韓國電信就在2004年強制5505名正式工退休,再以臨時工方式重新聘用。據韓國統計廳發佈的數據,2023年,韓國臨時工人數約爲812萬人,佔到工薪勞動者的37%,臨時工的平均工齡爲2年零8個月,平均月薪195.7萬韓元(約合10222元人民幣)。而臨時工與正式工的月薪差距已連續6年擴大,差距達到166.6萬韓元(約合9066元人民幣),創下歷史新高。

韓媒報道工廠構造示意圖

王維月記得,從十幾年前開始,包括他在內,幾乎沒有留學生不打臨時工。“有工地打工、家庭清掃、臨時廚師等等,五花八門。”王維月表示,在持有合法簽證的情況下,日結工的工資一般不會低於法定最低工資,而且工資當日結算,不擔心拿不到錢,因此,對於假期有限的留學生和持短期簽證的人來說,臨時工也是個不錯的賺錢渠道,直到現在依然如此。“臨時工裏,高中也有,碩博也有。以前是通過職業介紹所、親朋好友找臨時工作,現在網絡信息發達,大家在網上就能查到招聘信息。”
頻繁流動的臨時工,往往會成爲高危行業裏最脆弱的一羣人。王維月提到,“臨時工對工廠的業務、地形都不熟悉,一旦發生安全事故,無法及時反應,傷亡會更大。而且,會僱用臨時工的,通常是訂單不穩定的中小企業,這些企業在安全培訓上存在紕漏的可能性很大。”事故發生後,《朝鮮日報》採訪了一些行業人員,對方稱,有些製造企業的培訓短至15分鐘,但由於語言問題,臨時工常常在未理解安全培訓內容的情況下,被派往工作現場。有中小企業主告訴《朝鮮日報》,“20多年來,說韓語有困難的中國工人越來越多。”
韓國崇實網絡大學的學者金正德等研究2017-2021年的數據發現,外籍工人死於工傷事故的可能性是韓國普通工人的3倍,每年平均有101例死亡,其中47.8%發生在建築工地,36.5%發生在製造業,超過8成遇難工人的工齡不滿3年。王維月說,“在韓國,工會是很強勢的組織,普通韓國人可以通過工會和企業叫板。但是外國人無法集會、示威。”張哲表示,“韓國也存在幫助外籍勞工的公益組織,但是在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下,工人很難找到這些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
消防隊員稱在搜索現場(視覺中國)
在這次事故中,最年輕的遇難者23歲,家屬告訴韓國記者,遇難者是他的侄子,來自黑龍江,在韓國忠清南道天安市的一所大學攻讀韓國語言文學專業,到電池廠打工是因爲“不想再依賴父母,自己已經長大成人了”。還有一名男子告訴媒體,他失去了自己的獨生女和侄子,他們都是去年剛從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來到韓國,和親人團聚,他對兩個親人的去世感到“絕望,無法相信”。
(樸希言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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