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首映禮爭議“慘烈出圈”，這片值得深挖！
榮獲戛納金棕櫚最佳影片，又斬獲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的《墜落的審判》終於在3月29日與中國觀眾見麵瞭。
此前，《墜落的審判》在北大的首映禮的映後活動引起瞭巨大爭議，卻也讓影片因此“齣圈”，目前已在國內取得超過1300萬票房，某種程度上也算因禍得福……
今天，想和大傢聊聊深刻影響瞭《墜落的審判》的一部更早的佳作——
《桃色血案》
如果你恰巧看過《桃色血案》，便很難忽略兩部影片之間的諸多關聯。
茹斯汀·特裏耶的這部佳作，顯然受到瞭奧托·普雷明格的啓發。《墜落的審判》的英文片名“Anatomy of a Fall”，就是對《桃色血案》（Anatomy of a Murder，直譯為“一個凶殺案的解析”）最直觀的緻敬。
在主題上，《墜落的審判》也繼承瞭《桃色血案》的精髓，並在傢庭與夫妻關係的層麵上對主題進行瞭深挖與延展。而《墜落的審判》遠不是第一部受到《桃色血案》影響的影片。
《桃色血案》的故事，圍繞著一樁看似事實明確、並無太多爭議的凶殺案展開。被告人曼尼恩中尉得知妻子勞拉被酒吧老闆巴尼·奎爾強奸，憤怒之下槍殺瞭奎爾，被控一級謀殺。槍殺的過程有證人目擊，且曼尼恩自己也供認不諱。
看起來，這是一樁幾乎闆上釘釘、沒有太多辯護餘地的因復仇衝動而犯下的蓄意謀殺案。普雷明格以一個小時的巨大篇幅，為案件的開庭做瞭一次極其細緻的鋪墊。
這個漫長的鋪墊的關鍵，在於詹姆斯·斯圖爾特飾演的律師保羅·比格勒需要找到一個能夠在法律上站得住腳的辯護理由，纔能應允接下這個案子。尋找辯護理由的過程，同時也是對這場凶殺案的拆解與剖析。
比格勒在與曼尼恩的一次見麵中，事實上就已經考慮瞭可能采取的所有辯護角度，並且迅速排除瞭三個不可能的選項：一、這是一次意外或自殺；二、曼尼恩沒有殺人；三、曼尼恩屬於正當防衛。
剩下的唯一選項是——這是一次情有可原的謀殺，而辯護的關鍵，正是找齣這個可以被原諒的“藉口”（excuse）。
在這裏，十分微妙的一點是，比格勒並沒有事無巨細地詢問案件發生時的情況，而是通過閤理的質詢與對話，引導曼尼恩自己去迴憶並思考這個“藉口”。
當曼尼恩的措辭從最初的“狂躁”（mad）變成“瘋狂”（crazy）時，比格勒意識到他可能找到瞭這個“藉口”。而曼尼恩所說的“瘋狂”，最後也變成瞭精神醫師口中的“無法抑製的衝動”——一個真正能在法律上站得住腳的說辭。
在後麵的整部影片當中，普雷明格都不厭其煩地一再呈現法庭上這些語言和措辭上的細微區彆可能造成的不同理解及其對法官和陪審團的影響。
開庭之後，控辯雙方在詢問證人時采取的一係列針鋒相對的戰術與策略，可以說都圍繞著這些微妙的影響而展開。有時詢問一個問題並不是真正想要某個具體的答案，而是釋放齣針對對手道德的閤理懷疑。
很多時候一些顯然逾越瞭一般界限、注定會被反對並申明無效的問題，依然有提齣來的必要，因為已經進入陪審團耳朵的話語，不可能在一瞬間僅僅因為一句“此問題與答案無效”的提醒就被抹去。
甚至在不少時候，那些明顯不閤時宜的嬉笑怒罵也自有其作用，因為贏得訴訟的關鍵並非試圖厘清一個確鑿無疑的真相，而是贏得陪審團的信任與同情。這一點，可謂對英美司法體係之精髓的洞察。
因此，比格勒從一開始就堅持要求勞拉在庭審之前注意自己的公開舉止與形象，讓慣於輕浮的她盡可能地“扮演”一個端莊的傢庭主婦。
他也堅持要求為勞拉測謊的工作人員在法庭上變相說齣測謊的結果（雖然不會被作為證據采納）。陪審團的印象和信任，正是從這些點滴細微處建立起來的。
《桃色血案》更加深刻的一點，則是對“法庭之上沒有真相”這一事實的洞察。雖然控辯雙方不斷深入地你來我往，但你會發現，對於案件的每一個具體環節和過程，都難以形成一個清晰可辨的真相。
曼尼恩在開槍時是否因為“無法抑製的衝動”而失去瞭分辨是非的能力？奎爾是否真的強奸瞭勞拉？勞拉是否在平日裏就行為輕佻，又是否在案發當晚勾引過奎爾？曼尼恩是否經常因為爭風吃醋而對勞拉動手？曼尼恩是否對獄友說過“我搞定（騙過）瞭他們”那番大話？
這一係列問題，始終都處於模棱兩可的狀態當中，按照控辯雙方的邏輯與推斷，似乎都能夠自圓其說。因為案件的直接當事人之一已經死亡，剩下的事實全憑曼尼恩自己的言語來支撐，而其它的大量事實，也隻能通過證人的證詞來縫補還原。
但證詞具有天然的主觀性，哪怕針對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對其的記憶與看法也可能截然不同。正如影片中關於曼尼恩開槍是否屬於“無法抑製的衝動”這一精神病學診斷一樣，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兩種診斷結果。
但在片中，精神病學這一領域，“世界有可能是圓的，也有可能是方的”，診斷本身就有曖昧難明的一麵。對於案件各個環節的梳理，同樣是這樣的情況。觀眾永遠無法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所有的結論隻能由自己去分析和腦補。
於是，這樁“鐵案”的辯護關鍵，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從“曼尼恩是否在殺人時具有清醒的意識”，變成瞭“奎爾是否真的強奸過勞拉”。哪怕在法理層麵上而言，即便強奸被證實，復仇性質的謀殺依然無法被原諒。
但在陪審團眼中，當那條一度失蹤的內褲最終被找到，強奸大概率被坐實（也僅僅是大概率）的那一刻，勝利的天平便注定嚮比格勒和曼尼恩一方傾斜。在那個時刻，情緒的力量遠勝於理智。
在影片的最後，普雷明格給齣瞭一個同樣曖昧不明的結局。曼尼恩在無罪獲釋之後，匆匆離開瞭原本的住處，留下一張紙條，寫著“因為一種無法抑製的衝動，我必須盡快離開”。
這張紙條多少暗示瞭曼尼恩有意識地巧妙地利用這個精準的說辭為自己的罪行開脫，而考慮到他與勞拉之間扭麯的夫妻關係以及衝動、易怒的性格，很難說他當初的槍擊有多少故意的成分。
這些從未點明的弦外之音，都以法庭之外的人物對話和動作錶情來呈現，哪怕是站在完全客觀理性的第三視角（觀眾視角），我們依然難以對案件下一個定論。《桃色血案》正是以這樣一種另類且超前的方式為我們呈現瞭一場高度真實的庭審。
在這裏，沒有《控方證人》那樣高度戲劇性的反轉，也沒有《十二怒漢》那樣義正詞嚴對正義的伸張與弘揚，甚至放棄瞭對所謂真相的尋找。普雷明格推翻的，是過去一整套對於法律勢必捍衛真相與正義的單純想象與刻畫，轉而帶我們進入曖昧不明的真實世界。
某種程度上而言，影片揭示的，正是比格勒的老友和助手麥卡锡老人所說的“法律的暗麵”。在這個真實的法庭上，控辯雙方以一種近乎咬文嚼字的方式在詮釋庭辯的技巧，用暗示取代陳述，用反對來度量尺度，在浩如煙海的既往判例中尋找一塊危險的立腳石。
在這個過程中，比格勒這樣的律師，則始終在職業操守的邊緣徘徊，卻又從未逾越那條底綫。《桃色血案》這一卸下理想光環、高度務實的態度，影響瞭後來的無數法庭片。
無論是像《好人寥寥》《毒舌律師》這樣更加追求戲劇性效果的商業類型片，還是《墜落的審判》《正義迴廊》這樣更加嚴肅的藝術片，都在這部電影裏汲取瞭源源不斷的靈感與養分。
後來我們在各色法庭片裏看到的每一個熱衷於玩弄語言藝術的律師，每一次詢問證人時此起彼伏的“反對”，又或是每一次律師對陪審團有意施加的微妙影響，可以說都有《桃色血案》的影子。
在《桃色血案》之後，法庭不再是一個正義的天平，以公正無私的麵貌裁斷是非善惡，而是一個灰色的房間，人們像在現實生活中的任何其它地方一樣，運用各種智慧和詭計，為自己謀求利益與福祉。
影片問世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正是好萊塢的舊秩序搖搖欲墜之時。昔日大量好萊塢電影所宣揚的是非分明、善惡有報的價值觀，也在這個新舊交替的時期逐漸分崩離析。在多少有幾分無奈的情緒中，好萊塢不得不從此邁入一個灰色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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