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證雖好，但在醫學之外的應用還得考慮適用條件
循證醫學的實踐可能是最符合實事求是原則的，人們如果能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共識的話，可能在其餘各方面的分歧都要小得多。
這一思維方式當然可以應用於許多場景，比如在遠程辦公階段，強制要求所有員工必須在工作時間內處於攝像頭的監控之下，這個要求會有利於提高工作效率麼？
這是可以通過對照試驗來證明的，我們假設經過對照試驗之後發現，這個要求並不能提高工作效率，老闆在明知這個結論之後，仍然做此要求，那麼我們可以認爲，該老闆是個蠢貨。
如果經過對照試驗證明此舉確實能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員工不想爲此犧牲隱私，老闆卻固執己見，我們只能說老闆是個沒人性的壞逼，但絕不能說他是個蠢貨。
但很多問題是無從參照很難拿到證據的，比如以人類最主要的焦慮來源擇偶而論，雖然情感專家比驢都多，但它們能幫你找到合適的對象麼？它們的建議有證可循麼？
2019年10月，喬爾在加拿大滑鐵盧大學進行了一次專題報告。報告題目是《我們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選擇伴侶嗎？》
喬爾在與其餘85位全球最著名的科學家組建了團隊，彙總了來自 43 項研究的數據，從上萬對夫妻中搜集並分析了百餘個變量，使用了最先進的機器學習模型後，結論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