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年 | 玄武門之變揭秘

最早對玄武門軍事政變作研究的，是陳寅恪先生。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裏，列舉武德九年六月世民襲殺建成、元吉和神龍元年（705）正月張柬之剪除張易之兄弟、神龍三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剪除武三思、唐隆元年（710）六月臨淄王李隆基剪除韋后等四次宮廷政變，指出政變中宮城北門玄武門地勢重要，能否奪取玄武門是這幾次政變成敗的關鍵。但寅恪先生沒有進一步講清楚玄武門所以重要的原因。

如所周知，玄武門只是宮城的一個城門。就武德九年、景龍三年、唐隆元年三次政變發生地點長安宮城（當時所謂大內，景雲元年命名爲太極宮）而言，除通向東宮、掖庭宮的宮門外，南面有承天、長樂、永安三門，北面除正中玄武門外其東尚有安禮門。就神龍元年政變發生地點東都洛陽宮而言，除通向東宮的宮門外，南面有應天、明德、長樂、雒城南門四門，西面有嘉豫門、雒城西門，北面除正中玄武門外其東尚有安寧門。發動政變的目的既在剪除宮廷之內的政敵，玄武門不易奪取難道不能從其他城門進入宮城以達到此目的？可見玄武門之所以重要者，並非在於此門如何險要，如今軍事上所謂制高點之類，而在於守衛宮廷之禁軍屯營就在此門外邊。如《唐會要》卷七二“京城諸軍·羽林軍”所說：

貞觀十二年（638）十一月三日，於玄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中簡才力驍健善射者號爲百騎。……至永昌元年（689）十月二十八日，改百騎爲千騎。至景雲元年（710）九月二十七日，改千騎爲萬騎。垂拱元年（685）五月十七日置左右羽林軍。

這神龍元年正月、三年七月、唐隆元年六月三次宮廷政變的成敗，就寅恪先生引用的《舊唐書》卷九一《桓彥範傳》、卷一○九《李多祚傳》、卷八六《節愍太子重俊傳》、卷八《玄宗紀》、卷五一《中宗韋庶人傳》、卷一○六《王毛仲傳》，都可看到在於禁軍羽林軍或千騎、萬騎之有未被利用發動。而既被利用發動、自必從其駐紮的屯營就近進入玄武門以剪除宮廷中的政敵。寅恪先生認爲武德九年六月的玄武門軍事政變也是如此。他根據巴黎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伯2640/17.4李義府撰《常何墓碑》殘卷所說：

從隱太子討平河北。……〔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賜金刀子一枚、黃金卅挺，令於北門領健兒長上，仍以數十金刀子委公錫驍勇之夫，趨奉藩朝，參聞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繞悵（當作帳）之深誠。九年六月四日，令總北門之寄。

並引用《舊唐書》卷一八七上《忠義·敬君弘傳》所說：

武德中，爲驃騎將軍，封黔昌縣侯，掌屯營兵於玄武門，加授雲麾將軍。隱太子建成之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玄武門，君弘挺身出戰，……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並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及同卷《馮立傳》所說：

率兵犯玄武門，苦戰久之，殺屯營將軍敬君弘，……解兵屯於野，俄而來請罪。太宗數之曰：“汝在東宮，潛爲間構，阻我骨肉，汝罪一也；昨日復出兵來戰，殺傷我將士，汝罪二也。……”

據此寅恪先生說：“玄武門地勢之重要，建成、元吉豈有不知，必應早有所防衛，何能令太宗之死黨得先隱伏奪據此要害之地乎？”今知“常何舊曾隸屬建成，而爲太宗所利誘，當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實任屯守玄武門之職，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竊發，迨太宗既殺其兄弟之後，常何遂總率北門之屯軍矣。此亦新史料之發見，足資補釋舊史所不能解之一端也”，“至於敬君弘、呂世衡則觀太宗數馮立罪所言，殆與常何同爲太宗之黨歟？史料缺乏，未敢遽定”。

案武德時禁軍屯營已在玄武門，如《敬君弘傳》所說。但玄武門軍事政變勝負成敗的關鍵初不在於《敬傳》《馮傳》等所說後半截在玄武門的攻守，而在於前半截襲殺建成、元吉之能否得手。而在李世民統率下襲殺建成、元吉的人員，據《舊唐書》卷六五《長孫無忌傳》是：

無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泰、李孟嘗等九人入玄武門討建成、元吉。

卷五七《劉師立傳》則說：

師立與尉遲敬德、龐卿惲、李孟嘗等九人同誅建成有功。

又增多一龐卿惲。這或系《劉師立傳》有錯誤，龐卿惲本不在“九人”之中，或系《長孫無忌傳》有錯誤，把龐卿惲錯成了某某人，因爲《舊唐書》卷六八《張公謹傳》也說“公謹與長孫無忌等九人伏於玄武門以俟變”，《建成傳》也說“太宗將左右九人至玄武門”，可見在玄武門襲殺建成、元吉之爲太宗、長孫所率“九人”彼時本有定說，其人員則爲尉遲、侯、張、劉、公孫、獨孤、杜、鄭、李，也許其中有龐而無某某，此外絕不可能更有他人蔘預其列。看這些人現存的碑傳，包括《舊唐書·長孫無忌傳》《張公謹傳》，《舊唐書》卷五七《李孟嘗傳》《劉師立傳》《公孫武達傳》《龐卿惲傳》，卷六八《尉遲敬德傳》，卷六九《侯君集傳》，以及《昭陵碑錄》卷中《杜君綽碑》，《書法叢刊》第4輯印《李孟常（嘗）碑》，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之前均與屯守玄武門的禁軍絕無瓜葛，而統統是李世民的秦府私黨。至於真正的玄武門禁軍將領，不僅常何沒有名登此襲殺建成、元吉者的名單，即其後抗擊東宮、齊府兵而身殉的敬君弘、呂世衡也都不在其列。

是否常何等禁軍將領確已參預襲殺建成、元吉的行動，只緣不屬長孫無忌直接統率，功勞比不上尉遲敬德等人，因而未能名廁其列？從記述現場搏鬥的史料《舊唐書·建成傳》《尉遲敬德傳》來看，也絕無可能。《建成傳》所記是：

四日，太宗將左右九人至玄武門自衛。……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即回馬將東歸宮府，太宗隨而呼之。元吉馬上張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應弦而斃，元吉中流矢而走，尉遲敬德殺之。

《尉遲敬德傳》對射殺元吉的過程講得更具體：

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領七十騎躡踵繼至。元吉走馬東奔，左右射之墜馬。太宗所乘馬又逸於林下，橫被所繣，墜不能興。元吉遽來奪弓，垂欲相扼。敬德躍馬叱之，於是步走欲歸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殺之。

若真如寅恪先生所推測，李世民此時已收買常何、敬君弘等禁軍將領，則完全可以像後來《舊唐書·張柬之傳》《玄宗紀》等所說，直接驅動禁軍來圍殺建成、元吉，以收萬全之效。但如《建成傳》《尉遲傳》所說，仍需親冒鋒鏑與建成、元吉交手，李世民甚至幾爲元吉所扼，足見其時禁軍確未被李世民所利用。《常何墓碑》所謂“趨奉藩朝，參聞霸略”，一似常何已委身秦府且參聞六月四日政變機密者，實撰人李義府爲碑主常何粉飾之辭，不足憑信。六月四日之發動政變，政變之軍事行動必選擇在玄武門，自必別有原因。

由於這次政變李世民襲殺兄弟不是什麼光明正大的事情，其陰謀祕計事成後當然諱莫如深，今日已不可能盡發其覆。《舊唐書·建成傳》所稱“突厥犯邊，詔元吉率師拒之，元吉因兵集，將與建成剋期舉事”。《元吉傳》所稱“建成謂元吉曰：既得秦王精兵，統數萬之衆，吾與秦王至昆明池，於彼宴別，令壯士拉之於幕下，因雲暴卒”，以及“率更令王晊聞其謀密告太宗”云云，均顯屬秦府黨與或貞觀朝史官爲政變找理由而編造，司馬光纂修《通鑑》時即不置信，見《通鑑》卷一九一武德九年六月《考異》。即《建成傳》所說：

六月三日，〔太宗〕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因自陳曰：“臣於兄弟無絲毫所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仇，臣今枉死，魂歸地下，實亦恥見諸賊。”高祖愕然，報曰：“明日當勘問，汝宜早參。”

也說得太不近情理。但六月四日高祖要勘問李世民與建成、元吉之間的是非曲直當是可信的。《建成傳》下文所說：

四日，……高祖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封倫、宇文士及、竇誕、顏師古等，欲令窮核其事。

也必是事實，儘管爲什麼要在這時勘問窮核已不可得而知。這對李世民來說當然有末日來臨之感，不僅高祖已久站到建成、元吉一邊，宰相中最有權勢的裴寂早在武德初年就曾和李世民的羽翼劉文靜站在對立面，再加上建成、元吉親自出面和李世民質證，李世民最好的結局也只能是罷職就第，最遲到建成或元吉即帝位後必被誅夷無疑。因此玄武門之變實際上是李世民及其少數私黨處於力窮氣索時的一次冒險嘗試，縱使未獲禁軍的支持參與也在所不顧。對此，《舊唐書·張公謹傳》有一段紀事：

太宗將討建成、元吉，遣卜者灼龜佔之，公謹自外來見，遽投於地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決嫌疑，定猶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可已，願大王思之。”

這裏的李世民之占卜，張公謹之投龜，都充分表示出這次行動完全是絕無把握的孤注一擲。

再談行動之所以選擇在玄武門，當然和玄武門的禁軍沒有關係，因爲禁軍並未被李世民所收買同意參與，同時如前所說，也不是爲了玄武門地勢重要非控制佔領不可，而應從其他地理因素來考察。

先考察六月四日高祖與裴寂等準備在哪裏勘問李世民。據《舊唐書·尉遲敬德傳》說“是時高祖泛舟海池”，“泛舟”雖不一定，在“海池”附近勘問當無疑問。據《通鑑》卷一九一“泛舟海池”句下胡三省注引閣本《太極宮圖》：

太極宮中凡有三海池，東海池在玄武門內之東，近凝雲閣，北海池在玄武門內之西，又南有南海池，近咸池殿。

又據《舊唐書·尉遲敬德傳》所說“建成既死，……元吉走馬東奔”，《建成傳》所說“建成、元吉行至臨湖殿，覺變，即回馬將東歸宮府”，可知六月四日高祖等所在的海池是“玄武門內之西”的北海池或其相鄰的南海池。

再考察當時建成、元吉的住址。建成作爲皇太子住在大內東邊的東宮自無問題，元吉則複雜一些。據《舊唐書·建成傳》：

自武德初，高祖令太宗居西宮之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並通，更無限隔。皇太子及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用之物，相遇則如家人之禮。

此武德殿在大內東部，承乾殿在大內西部，東西正相對稱。但到武德後期李世民與建成、元吉交惡以至決裂之時，當不致繼續保持這種“晝夜並通”的局面。看《舊唐書·尉遲敬德傳》《張公謹傳》等所記政變前李世民招集私黨，以及策畫陰謀、龜卜吉凶，自均不可能在大內承乾殿而必在秦府，從可推知元吉此時也應出居齊府。秦府、齊府的位置自宋敏求《長安志》以下有關唐長安城坊的圖志均失記，但從六月四日建成、元吉之同行入大內並同時遇害，可知元吉必在六月三日或四日晨離齊府後先至東宮，然後與建成由東宮進入大內。東宮與大內之間據宋敏求《長安志》有通訓門可通，但其啓閉恐司於大內主者而不屬東宮，從《舊唐書》卷七六《太宗諸子傳》記太子承乾圖謀不軌時只說東宮“西畔宮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而不說從通訓門直達可證。而當時高祖既在南北海池，去玄武門不遠，則建成、元吉出東宮北門沿宮城北牆往西進入玄武門，自爲到達南北海池最便捷的途徑。這就是李世民要把伏擊的地點選擇在玄武門的原因。至於在玄武門外抑門內，從《舊唐書·尉遲敬德傳》所說元吉墜馬後“步走欲歸武德殿”這點，足可證實是在門內。因爲武德殿即是原賜元吉所居大內東部之殿，如伏擊在玄武門外，則元吉應由原路就近逃往東宮，絕無兜圈子先進入大內，再步歸武德殿之理，何況其間還有玄武門的阻隔。而李世民之所以要在門內伏擊，很清楚也是爲了防止建成、元吉逃竄，不讓他倆就近逃回東宮。

要在玄武門伏擊，而且還要進入玄武門在門內伏擊，當然牽涉到駐屯玄武門的禁軍。禁軍之未被利用成爲伏擊建成、元吉的力量，已如上所說。但當李世民一行進入玄武門以事伏擊之時，禁軍確也沒有攔阻干預。這是由於這些年李世民與建成、元吉都慣於“乘馬攜弓刀雜用之物”，在大內任意出入，如《建成傳》所說，而出入時自可攜帶親隨，否則“弓刀”固可由李世民和建成、元吉自攜自佩，“雜用之物”總不能也由他們自己負戴。以致六月四日李世民率長孫無忌及尉遲敬德等九人武裝進入玄武門，禁軍也同樣不復注意審察，初不料會發生宮廷軍事政變。至於禁軍雖未被利用而政變仍能成功，伏擊仍能得手，自由於建成、元吉以爲通過臨湖殿的勘問窮核必可取得勝利，從而被這預期的勝利衝昏了頭腦，毫無警惕連隨從也不帶就聯騎前往臨湖殿，進入了李世民、長孫無忌等佈置的伏擊圈。加之李世民這邊人數也佔了優勢，建成、元吉就免不了被射殺的結局。

當伏擊的消息外傳，東宮、齊府要突入玄武門以救援其主子之時，事態起了變化。一則宮府大隊武裝之公然衝突和前此李世民等少數人之進入有所不同，對李世民等少數人進入，禁軍將領可諉諸狃於慣例無從攔阻，對大隊武裝公然衝突則職守攸關，勢必防衛抵禦。再則建成、元吉既被襲殺，禁軍將領的態度亦易有所轉變，可以接受秦府私甲的支持共同抗擊東宮、齊府武裝。但也正由於變起不測，倉卒間無從作充分佈置準備，以致在衝突中敬君弘、呂世衡被東宮、齊府兵斬殺。《舊唐書·敬君弘傳》所謂“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正透露出禁軍將領初未預謀，臨時倉卒應戰、措手不及的真實情況。至於事畢後李世民數說東宮將領馮立有所謂“殺傷我戰士”者，當是指敬君弘等最後站到秦府一邊抗擊東宮、齊府被殺傷而言，抑亦包括被殺傷的秦府私甲在內，要不能據此含義不甚明確之詞，如寅恪先生所懷疑敬君弘等同爲太宗之黨。

政變的結局，如《舊唐書·尉遲敬德傳》所說，對東宮、齊府兵，是“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宮府兵遂散”。對高祖，則“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驚，問曰：‘今日作亂是誰，卿來此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來宿衛。’……敬德奏請降手敕令諸軍兵並受秦王處分，於是內外遂定”。接着是《舊唐書》卷二《太宗紀》所說六月八日“甲子，立爲皇太子，庶政皆決斷”，八月八日“癸亥，高祖傳位於皇太子，太宗即位於東宮顯德殿”。高祖被尊爲太上皇，成爲政治上的高等俘囚，到貞觀九年（635）去世。這些事實記載得都很清楚，用不到多費筆墨再作考證。要費點筆墨作考證的倒是前面講到的常何，因爲敦煌寫本《常何墓碑》曾是陳寅恪先生用來作爲玄武門之變取得禁軍支持的證據。因此，這裏想就根據這《常何墓碑》以及其他資料來論證此人在禁軍中的真實地位，並從他的升沉榮辱來看他在當時的政治態度。

在玄武門政變之前，《常何墓碑》說他“於北門領健兒長上”，這自是事實，但從他所充任的職事官品階和敬君弘、呂世衡比較，可知道他只是北門禁軍中的一員將領而並非主要負責人。他在武德元年隨李密降唐，《墓碑》說“授清義府驃騎將軍”，此後隨李密東歸叛唐，失敗後轉投王世充繼又降唐，其職事官已降爲車騎將軍。據《唐會要》卷七二“府兵”：“〔武德元年〕六月十九日改軍頭爲驃騎將軍，副爲車騎將軍；……七年三月六日改驃騎將軍爲統軍，車騎爲副統軍；至貞觀十年改統軍爲折衝都尉，副爲果毅都尉。”又《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官品上府折衝都尉條引《武德令》：統軍正四品下。副統軍即常何所充任的車騎將軍的品階，因《武德令》全文佚失已無明文可稽，但從《通典》卷四○“職官·大唐官品”引《開元二十五年令》所說上府折衝都尉正四品上階、上府果毅都尉從五品下階來推測，最多不過從五品。而和常何同爲北門禁軍將領的敬君弘，據《舊唐書》本傳初爲驃騎將軍即統軍，已是正四品下階，掌禁軍屯營後加授雲麾將軍，據《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引《武德七年令》這是從三品的散號將軍即武散官，《職官志》說武散官“不理職務，加官而已”，則加官成爲從三品的敬君弘自居常何之上。即呂世衡據《敬君弘傳》也是中郎將，《通典》引《開元二十五年令》左右千牛衛中郎將、左右監門衛中郎將都是正四品下階，武德時當亦無大出入，則也高於最多不過從五品的常何。因此當時北門禁軍的主要負責人必非常何而應是敬君弘。本傳說敬君弘“絳州太平人”，應是李淵太原起兵時的幹部。而武德時的禁軍即所謂“元從禁軍”，如《玉海》卷一三八引《鄴侯家傳》所說是由“太原從義之師願留宿衛爲心膂”者充任，由太原起兵時的幹部敬君弘來充任他們的高級長官自正合適。至於常何，據《墓碑》不僅籍貫“汴州浚儀”，是山東地區的土豪，而且降了又叛，叛了再降，讓他在敬君弘之下當個禁軍一般將領自無不可，若讓他出任當時皇室安全所繫的北門禁軍主要負責人，則雖糊塗的統治者也不致這麼做，何況創業之主李淵。

前引《墓碑》說常何是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而“於北門領健兒長上”，怕是靠不住的，因爲自武德四年李世民平定王世充、竇建德後，李淵對他“恩禮漸薄”，到武德七年他已未必有任用北門禁軍將領的權力。只有他賜常何“金刀子一枚、黃金卅挺”等以事收買當是事實。無奈如前所說在襲殺建成、元吉時絲毫不見常何在起作用，即在拒守玄武門的戰鬥中也未能如敬君弘、呂世衡那樣殉職。致有關此次政變的史料中無一處需要提及此常何的姓名，本書“關隴集團始末”章第六節所引玄武門之變後武德九年十月癸酉所定功臣實封差第的名單中，常何自更不在其列。這個功臣實封差第名單中多數是在政變中立了功的，立大功的武職人員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段志玄等據本傳得授諸衛大將軍，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等據本傳得授諸衛將軍，按《通典》引《開元二十五年令》諸衛大將軍是正三品，諸衛將軍是從三品，即名在伏擊建成、元吉的九人之末的李孟嘗，據《書法叢刊》第4輯所印出土墓碑也在“其年七月除右監門中郎將，封武水縣開國公，仍別食實封四百戶”。而據《常何墓碑》所說，常何要遲至這年八月以“馬軍副總管”參加抗禦突厥的便橋之役，才因功“除真化府折衝都尉”，“封武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折衝都尉如上所說是驃騎將軍、統軍所改名，常何初次投唐時就充任過驃騎將軍，這次只算是官復原職，其品階爲正四品下階，與李孟嘗之右監門中郎將相同，而李之開國縣公據《職官志》引《開元二十五年令》是從二品，仍比常何所得從五品上階的開國男來得顯赫。至於《常何墓碑》所說“九年六月四日令總北門之寄”，只是指政變發生敬君弘、呂世衡被殺後讓他臨時統率一下北門禁軍，緊接着便由李世民派秦府私黨周孝範來接管，《適園叢書》本《文館詞林》卷四五三有《左屯衛大將軍周孝範碑銘》，就說此周“武德五年授秦王府右庫真車騎將軍，……九年六月（玄武門變後）改授太子右內率，仍檢校北門諸仗，……貞觀元年授右屯衛將軍，於玄武門領兵宿衛，仍以本職出使北藩，……還，又領玄武門內左右廁仗”。所以《常何墓碑》在“除真化府折衝都尉”之後還會有“特令長上”的話，說明此前已解除常何禁衛北門的職權，這時才讓他回到禁軍將領的位置上來。不過原先歸敬君弘統率，這時得改聽周孝範指揮。

據《舊唐書》卷七四《馬周傳》，常何在貞觀三年前後改任中郎將。又據《墓碑》，貞觀六年除延州刺史，十一年行涇州刺史，十二年入爲右屯衛將軍。丁憂後起復原職，十六年改授左領軍將軍。《舊唐書》卷三《太宗紀》貞觀十八年十一月伐高麗的將領名單中就有“左領軍常何”。《墓碑》說十八年兼右武衛將軍不知是此前抑其後。這些官職的品階均較他任折衝都尉、中郎將時有所提高。這當由於常何畢竟算是山東地區的宿將，此時離玄武門之變爲日已久，其人又再無離貳的表現，因而在任用上可以寬縱一些。此後據《墓碑》在貞觀二十一年除資州刺史，高宗永徽三年遷黔州刺史，生前始終撈不上個諸衛大將軍，到永徽四年在黔州病死後才追贈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武水縣開國伯，這恐怕仍舊和他當年在玄武門之變時的表現有關係。

本文節選自黃永年著《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第四章“李唐創業和玄武門之變”第四節，註釋從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