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時局需要什麼樣的複合思想體系？|獨思錄 x 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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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無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在國際層面，世界都已經高度失衡。

在國家層面，失衡表現爲內部極左極右的高度分裂。以往以龐大的中產階層爲主體的中間派趨於快速消失的過程之中，左右極端主義構成了當今世界各國政治的主流，極端化的黨爭也在不斷加劇社會的民粹化。最爲典型的例子是歐盟和美國——剛剛過去的歐洲議會選舉表明，多國極右政治勢力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接近掌權的階段；而美國總統大選更是左右派民粹力量之間的競爭。

在國際層面，失衡表現爲反全球化和極端的民族主義。包括地緣政治、經濟貿易和意識形態在內的所有重要領域，世界在迅速滑向兩極化，以俄烏戰爭和以色列-哈馬斯戰爭爲標誌的國際暴力和衝突在繼續，並且更多的雙邊的、區域多邊的衝突似乎隨時會爆發。

近代以來，人類每隔一段時間便會面臨週期性危機，而週期性危機的最主要標誌便是內部的革命和外部的戰爭。今天，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我們已經再次處於這一危機週期中了。

當代人類危機的根源在哪裏？通過再次閱讀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1919-2011）的作品，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啓發和啓示。貝爾是上世紀美國著名學者和思想家，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其代表作有《意識形態的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1960),《後工業社會的來臨》（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1973)和《資本主義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1976）。其中，《意識形態的終結》和《資本主義文化的矛盾》兩本著作被《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列爲20世紀後半世紀最重要的100本著作。除了貝爾，只有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人類學家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繆（Albert Camus）, 作家奧威爾（George Orwell）和哲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才享有這份殊榮，可見貝爾在西方的影響力。

我們這裏感興趣的在于貝爾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分析。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中，貝爾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他的基本命題是：資本主義歷經200餘年的發展和演變、已形成了經濟、政治與文化三大領域間的根本性對立衝突，這三個領域相互獨立，並分別圍繞自身的軸心原則以不同的節律交錯運轉，甚至逆向摩擦。掌握經濟的是效益（efficiency）原則，目標是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在這個日趨非人化的體系內，個性變得日益單薄；決定政治運轉的是平等（equality）原則，其中包括種族與性別的平等、教育福利與機會均等等各種平等的要求，由於政府無法滿足衆多的平等要求，公衆與官僚機構的矛盾加劇；而引導文化的是自我實現或自我滿足（self realization or self-gratification）原則，在這個領域中歷來標榜的是個性化、獨創性及反制度化的精神。

貝爾由資本主義結構的根本衝突，進一步追溯到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精神所發生的裂變：隨着後工業化社會的到來，這種價值觀念及品格構造方面的衝突將更加突出。正是這三大領域之間的衝突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由此，資本主義必然經歷一個“精神裂變”的過程。兩種精神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正統意識形態，並形成了強大經濟衝動力：一是新教倫理所要求的禁慾苦行主義，一是貪婪的攫取性。當作爲正統價值觀的新教倫理爲資產階級社會所拋棄後，剩下的便只是追求快樂生活方式的享樂主義了。資本主義的文化正當性被享樂主義所取代，只留下了永不滿足地向外攫取的經濟衝動力，而喪失了過往那種勤勉、刻苦、節制、有限享樂的宗教衝動力。其意識形態最終將經濟衝動當成行爲規範。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就在於此，現代主義的雙重羈絆也因此產生。這種文化矛盾在表層上表現爲文化與社會結構的對立以及社會成員人格的分裂，在深層則表現爲社會失去傳統的合法性後出現的普遍自我意識的焦慮。對於如何拯救西方文明的問題，貝爾的方案是，重新向某種宗教觀念迴歸。只有宗教觀念才能制止邪惡，給人民提供精神的寄託，建立起穩定的信仰系統。

貝爾因此聲稱自己的思想“在經濟領域是社會主義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義者”（1987年《資本主義文化矛盾》再版前言）。

在貝爾的書出版之後，美國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劇變。這種劇變是由1980年代美國的里根革命和英國的撒切爾引入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引起的。之前，主要西方國家普遍推行的是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但即使是劇變，作爲制度本身的資本主義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波及整個西方世界，但影響極爲不同，資本主義本身被“分岔”了，即所謂的“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在一端，美國資本的效率大大提高。資本效率的提高部分來自於政府監管的大大縮減，部分來自於政府因爲黨爭而導致監管能力的萎縮。今天的美國已經進入了“原始資本主義2.0”版，即資本處於一個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的自由發展狀態。在這種自由下，貝爾所擔憂的資本主義的“新教倫理”再次得到了拯救，湧現了一大批類似埃隆·馬斯克那樣的企業家，他們並沒有像貝爾所說的那樣沉湎於享樂主義；恰恰相反，對這批企業家來說，資本只是他們用來改變世界的工具。實際上，在今天的高科技領域，企業家是最具有“新教倫理”精神的一個羣體。不過，應強調的是，這裏所說的“新教倫理”並非是原先宗教意義的精神，而更多的是體現爲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毀滅”的世俗精神。但在歐洲，企業家精神卻受到各種制約，包括社會層面的過度福利主義和政府層面的過度的規則和規制。歐洲近代以來的很長時間裏，一直是創新的象徵，但今天沒有多少人還會這樣認爲。

貝爾所說的政治領域的平等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貝爾討論的是他那個時代的問題，當時的美國剛剛經歷了經濟領域的福利社會和政治領域的平權運動。在這之後，在形式上說，美國的政治平等真正實現了，即“一人一票”制度。但現在的核心問題在於，在政治（形式）上越來越平等的時候，美國（和大多西方國家）在經濟上越來越不平等了。也就是說，政治權利（一人一票）的平等並沒有導向經濟上的平等。經濟上的高度不平等反過來又促使人們反思，政治平等的意義到底在哪裏呢？更爲重要的是，今天美國（和西方國家），政治上的平等擁有了有效的追求工具，即社交媒體。這兩者的結合直接反映到了政治層面，即社會的極化和左右派民粹主義的全面崛起。

不過，更爲嚴重的問題是：民粹主義能否改變經濟不公平的現狀？經驗地看，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使命。在世界範圍內，儘管從表面看，民粹主義擁有社會的基礎，但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等同於民粹主義可以導向一個強政府。在西方世界，基於民粹之上的政府往往是弱政府。這主要是因爲左右派民粹導致的黨爭，極端化的黨爭使得政黨之間很難達成有意義的共識。實際上，崛起的民粹主義也在促成西方近代以來的政黨制度的轉型，即政黨本身的民粹化。政黨越來越成爲左右民粹的工具。在很多發展中國家，民粹主義的確可以促成政治權力的集中，但集中並不意味着有效政府和一個能夠做出科學決策的政府。

從宏觀層面看，無論發達的西方還是發展中國家，今天都呈現出馬克思當年所說的兩種矛盾，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歷史上，這對矛盾往往通過國內革命得以緩解。西方如果不能解決這兩種矛盾，那麼可以預期出現革命。有意思的是，西方民粹主義者，無論左右，都傾向於把自己所從事的民粹運動稱之爲“革命”。

回到貝爾的理論，人們可以說，今天西方的亂局是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多元要素互動和強化的產物。因此，如果西方要應對今天的危機，也必須從多方面出發。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危機很難用資本主義本身的方法來解決。歷史上也是如此。例如，第一次原始資本主義（馬克思時代）所產生的問題通過社會主義運動的方法來解決，且社會主義運動最終導向了福利資本主義的產生。

今天西方該如何應對困局？目前有兩種觀點比較流行。一種是制度論，也就是福利社會的擴大版，即普遍工資制度。不管是否有工作，所有人都能拿到一份工資。另一種是技術論，認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人類會進入一個物質極度豐富的時代。不過，這兩種觀點的本質都是“養民”或者“牧民”，都是從具體手段層面來討論問題，根本涉及不到西方的基本制度變革。人是勞動的產物；沒有了勞動，那麼即使能夠衣食無憂，生命也會失去意義。西方社會依然是前途未卜。

那麼，中國如何應對面前的時局呢？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取得了諸多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爲世界所矚目。黨的二十大確立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但國家面臨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層面的各種變化，包括地緣政治、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的崛起和意識形態分化等，都給國家的內部發展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在內部，當我們強調“高質量發展是硬道理”的時候，發展卻面臨着高科技被卡脖子、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和就業不充分等問題。

要有效應對內外局勢，唯一的途徑就是深化改革開放。各國的改革經驗已經證明，任何單一的或者單向面的改革都難以克服複合的問題和困難，中國的改革也必須是複合型的，需要一個複合的思想體系。結合世界各國的經驗和中國本身所具有的優勢，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五位一體”的複合型改革思想體系。

第一，政治上的保守主義。

所有成功的改革都必須自上而下地推動。儘管改革的動力既可以是內部自下而上地產生，甚至是來自於外部的壓力，但改革必須是自上而下的；否則就會演變成革命。這一特點表明，改革必須具有一個主體性政治力量。今天西方即便面臨嚴峻的局勢，改革也難以進行，這不僅僅是因爲西方缺失改革願景，更是因爲缺失有效的改革主體。再者，這個主體的改革必須是漸進的，而非激進的。歷史上，自上而下的激進改革（例如中國的清末新政和蘇聯戈巴喬夫主導的改革）失敗的居多，而漸進改革的成功性更大（比如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中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後的改革開放）。

在中國，政治主體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黨是改革設計和落實的主體。改革設計不易，但落實更難，這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主體去推動。同時，沒有任何組織能夠保證改革不出任何問題，甚至是嚴重的問題，因此，執政黨也是解決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的主體。只要執政主體強大，改革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不那麼重要。再者，執政主體也要統合統籌各方面的改革與發展。

第二，經濟上的市場主義。

正如鄧小平先生早就強調過的，市場不是資本主義所特有的，資本主義可以訴諸於市場，社會主義也可以訴諸於市場。市場主義不是資本主義。在任何國家，經濟的主導原則就是效率，沒有效率就很難有效地創造財富。市場主義也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即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在這方面，中國仍然有巨大的改革空間。在經濟的很多領域，市場還沒有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治和行政的力量依然強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國企的市場化程度遠遠不足。儘管國企改革的目標是清楚的，但落實依然困難重重。儘管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兩個毫不動搖”，但國企和民企還不能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競爭，對民營企業的諸多歧視性事件依然存在。如果考慮到西方對今天中國國有企業的歧視和對國有企業國際化所設置的無限度限制，國有企業本身的市場化和整體經濟的市場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同時，經濟領域的市場主義並不表明政府角色的不重要；恰恰相反，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不僅市場化本身需要政府來推動，而且政府要承擔實現社會公平的責任。“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儘管“共同富裕”絕對不是說“均貧富”，但政府的確要保證基本社會公平的實現。在共同富裕方面，人們的勞動所得，即通常所說的“一次分配”，是最重要的。如果在一次分配方面不能實現基本社會公平，那麼政府很難通過二次分配實現共同富裕，更不用說通過三次分配了。即使在西方，政府也要扮演這個角色。很多國家通過立法保護勞動者的利益，最低工資制就是一個典型的制度安排。

第三，社會上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初心就是如何實現以公平、平等爲特徵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資本主義在創造生產力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資本主義對社會共同體的破壞甚至是毀滅性影響。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所產生問題的本質在於私有制。因此，馬克思提倡揚棄私有制度，建立公有制。

在馬克思之後，資本主義往兩個方向發展。發達國家選擇的是“揚棄”道路。社會主義運動導致了資本主義從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資本主義轉型成爲福利資本主義和規制資本主義。尤其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之後，西方各國基本上都實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政府幹預經濟，實現了福利社會的大擴張。在比較落後的國家，即當時的蘇聯和東歐國家，則選擇了“消滅”道路，即消滅私有制，普遍實行計劃經濟模式。不過，經驗地看，這兩種模式都有問題。福利+規制資本主義到1970年的能源危機出現了長期的滯脹，很難再走下去，因此出現了前面所討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強烈反彈。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正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造就了今天西方的嚴峻局勢。另一方面，蘇聯模式儘管已經消失了，但俄羅斯和東歐國家之後所選擇的模式（無論是西方模式還是非西方模式）都沒有促成這些國家的發展。蘇東解體之後，只有少數幾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比較好，很多依然在尋求比較好的發展模式。

作爲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在社會方面有巨大的改進和發展空間。如前所說，在經濟領域的市場主義不足，但在社會領域則往往是市場主義過度。社會領域主要涵蓋了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在改革開放後的很多年裏，人們對社會領域認識不夠深刻，把社會領域視爲經濟領域，最終導致了社會領域的市場化過度的情況。1990年代後期就開始醫療的市場化，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開始了教育的市場化，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就開始了房地產的市場化。今天，國家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和社會領域的過度市場化有關的。在世界範圍內，人們不難觀察到，如果社會領域高度市場化，那麼無論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還是社會穩定都會出現問題。

因此，在社會領域必須政府起主導性作用。社會領域的社會主義在一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起着關鍵作用。對社會的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保底”，即實現基本社會公平；對中產階層來說，這是制度保障；對創新來說，這是社會動力的來源。更爲重要的是，這是中國文明一以貫之的追求。不過，也需要強調的是，社會領域政府起主導作用並不是說市場完全退出社會領域；恰恰相反，這個領域也需要市場。這裏的市場有兩層含義，其一，政府規制的市場，其二，根據社會階層的不同需求而產生的市場。

保護社會也表現在經濟領域，主要表現在對中小微企業的保護。中小微企業所產GDP不多，但卻是社會的基礎，因爲這個部門提供了最大量的就業和家庭收入。即使在典型資本主義的美國，政府也越來越訴諸於不同形式的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手段來保衛中小微企業。例如爲了應付疫情所導致的危機，美國政府一方面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現金援助，另一方面替中小微企業支付員工工資以避免中小微企業大規模地解僱員工。在這方面我們其實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今天各級政府都在意圖通過提升社會消費來拉動經濟，但所採用的方法往往不是那麼有效，例如通過網上抽獎的方式發一些消費券。此外，對中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也不足夠，經常導致中小微企業的生存危機，社會基層中產缺少經濟基礎，而在社會層面則表現爲就業不足。

第四，文化上的包容主義。

文化需要開放包容，因爲文化是一個國家知識想象力和創造力的來源。知識的想象和創造力往往來自存在一個“思想市場”，不同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我們所說的互鑑互學就發生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間。一旦封閉起來，原先最強大的文化也必然趨於衰落。中國文化數千年能夠生生不息，核心要素在於文化的包容主義。在世界各文明中，中國文明是唯一的世俗文明。宗教文明是排他性文明，因爲不同上帝之間是互不相容的，而世俗文明的特性是開放，能夠包容一切。歷史地看，中國文明吸收消化了來自印度的佛教，佛教在成爲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的同時也把中國文明推向了一個新階段。近代以來，我們又吸收消化了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再次實現了中國文化的轉型。

今天，在西方搞意識形態對立和“文明衝突”的時候，中國更需要踐行文化包容主義。在國際層面，中國文化的包容性質決定了這種包容必然是“以我爲主”的包容和融合。“以我爲主”的包容主義保障文化的生生不息。在內部，需要處理好傳統性和現代性之間的關係。文化現代化並非文化的西方化，而是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否則就很難實現“以我爲主”了。這在近代以來有深刻的經驗教訓。在很長一段歷史時間裏，人們傾向於通過政治和行政力量來踐行“西方化”，對傳統文化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有些時候甚至是毀滅性的。同樣的道理，也應當給予外來文化足夠的空間來和本土文化以一種比較自然的方式實現融合。從東亞其他社會的經驗看，一種比較自然的融合要比動用政治和行政力量的融合來得有效和自然，更容易爲社會所接受。

第五，政策上的實踐主義。

實踐主義的核心就是我們一貫堅持的“實事求是”原則。這裏要把意識形態因素和具體的政策區分開來。意識形態很重要，可以說是“國家共識”，但意識形態因素並非是具體的政策舉措。儘管近代以來，意識形態作爲國家認同變得越來越重要，但那些成功的經濟體都是在堅持意識形態的條件下靈活地根據實踐需要來制定政策的國家，而那些把政策基於比較抽象的意識形態之上的經濟體要不表現不好，要不導致失敗。

前文討論過的“市場”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係就是對政策實踐主義的最好說明，即作爲一種追求財富有效機制的市場，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

再者，意識形態在不同歷史階段也是變化的。實際上，這方面可以和上述中國文化的開放包容性結合起來考慮。如果文化是開放性，那麼意識形態也是開放的。

如同其他很多社會，在社會層面，中國社會圍繞着“市場”與“政府”各自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也存在着所謂的“左派”和“右派”之爭。但如果細究，很多爭論都是浮於表面。無論是混合經濟體還是開放的文化系統，這些都決定了國家的不同領域的運作方式必然是多元的。光看到事物的一面，並且把此提升到意識形態層面，那麼必然會導向思想意識的極端化。如果這樣，既無助於人們判斷所面臨問題的本質，更無助於找到解決問題的手段。

今天，在世界範圍內，儘管極端思潮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但極端思潮不斷湧現則已經成爲大趨勢。沒有一種單一的因素或者“主義”能夠幫助人們解決如此複雜的問題。每一個社會都需要找到符合自己的複合思想體系，再在這個複合思想體系的基礎之上確立複合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