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忌影像｜專訪：孔德 & 貝弗裡奇

卡羅爾·孔德和卡爾·貝弗裏奇是二人藝術組，35年來一直活躍在加拿大藝術界。孔德1940年生於加拿大哈密爾頓，貝弗裏奇1945年生於渥太華。1966年他們在多倫多約克維爾的嬉皮士區結識，當時還在各自獨立創作。隨後他們開始共用一間工作室，後來前往紐約待了7年，這期間逐漸成爲合作伙伴，自70年代後期起開始共同創作。他們與加拿大多個工會有着合作關係，作品多針對社會政治問題。目前孔德和貝弗裏奇居於多倫多。

"攝影是一種大衆語言。除卻許多形式上的顧慮，我們發現攝影比別的媒介有更多的話語空間。"

——孔德 & 貝弗裏奇  

攝影師訪談

Ho Tam：你們是怎樣開始合作的？

孔德：我們以前接受過繪畫和雕塑訓練，多年來各自進行雕塑創作。1969年我們都去了紐約，有一段時間在一起教課，從而開始討論怎麼合作。

貝弗裏奇：我們在紐約曼哈頓蘇荷區住了7年，對當時興起的反物質主義（dematerialization）和文化表徵理論(representation)產生了興趣，於是在創作中開始涉及婦女運動等更多的社會題材。我們也考慮和討論到個體藝術家之間的競爭，想爲什麼不合作呢。我們開始質疑藝術的價值和目的，思考藝術界的政治問題。所有這一切促成了我們的合作。

Ho Tam：你們是如何開始以攝影爲媒介創作的？

孔德：我們都是毛澤東主義者，受到中國60、70年代的藝術形式的啓發，因爲那其中有一種簡單易懂的敘事和表達的元素，能把想法很直接地傳遞給勞動人民。我們開始逐漸轉向攝影，因爲它是一種很實用的藝術媒介。我們每天都與攝影接觸，圖片無處不在，公交車和雜誌上到處都是，並且總是在推銷某種思想或某種產品。這全都是因爲攝影能接觸到大衆，不然廣告公司就不會如此大肆使用圖片了。它是勞動人民一看就懂的媒介。

貝弗裏奇：攝影是一種可行的合作工具。它不需要手工創作，因此不會出現繪畫或卡通創作中的問題，那樣的話我們就得輪流畫——那可不是一種理想的方式。

此外，攝影是一種大衆語言。除卻許多形式上的顧慮，我們發現攝影比別的媒介有更多的話語空間。

Condé & Beveridge

NaC 5 1400

1999-2000

Ho Tam：你們創作的主題是什麼？

貝弗裏奇：從紐約回到多倫多後，我們開始支持工會運動，爲他們製作旗幟和標語。我們也因此結識了不同的工會組織以及參加運動的各類人士。我們的目標就是同勞動者合作，聚焦社會正義。我們想搞藝術，而不是做生意。

孔德：我們受臨近社區和環境的影響很大。例如，十年前卡爾病得很重，入院接受治療，那時我們的創作題材便圍繞醫療歷史和醫療系統問題，並與醫療工作者協會進行合作。那就是《不是一個關懷》系列。

貝弗裏奇：如果我們對所做的事情沒有感同身受，就無法同人們真正建立起聯繫。從根本上說，我們想讓文化生產和文化實踐實現更廣義上的民主化。

孔德：你爲社區爭取權利的過程中，既要反映你作爲其中一分子的意見，同時也要聽取社區其他人的聲音，這是個反覆溝通的過程。這其中包含兩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你得讓工人和藝術家互相瞭解，另一方面還得爭取主辦方的支持，這需要雙重平衡。

Ho Tam：能否談談你們的創作過程？

孔德：每天一開始，我們就坐在桌邊談論要創作的題材。通常卡爾做筆記，我們兩人討論甚至爭論作品的主題、策劃和表達方式。最後我們進入工作室，製作佈景，搭建設備，擺好模特，然後拍攝。

貝弗裏奇：我們要設法找到描繪主題的最佳方式，因爲我們的主題一般都很複雜。我們總是在思考，也觀看別人的作品，有時還研究藝術史。

孔德：我們的工作程序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討論，從對方的角度理解其想法，這對自己的觀點也是一個修正和補充。人的觀察和思維方式因人而異，理解這一點對於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極爲重要。

貝弗裏奇：這也同樣適用於我們同各個社區及工會的合作關係。搭建場景也是我們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其中有布萊希特技法的影子，因爲我們要表達的意圖是“搭建”出來的，而不是自然的。“自然”或“自然主義”的問題是它基本上埋葬了意識形態，使之隱而未現，而“搭建”的圖片則令意識形態更爲直觀可見。電影、廣告等大衆傳媒會用到很多自然主義的技法，你得仔細分析一部電影才能看出意識形態是如何建構於其中的。但其意義肯定不是自然存在的，大多數都是人爲建構的。

Ho Tam：是否有人對你們的作品產生誤解？

孔德：在藝術創作中談及政治，難免會引起人們的不安，但令人沮喪的是在圈裏也有大量的藝術評論家對我們進行苛刻的批評。

貝弗裏奇：我想是因爲我們表達的東西太過直白。那些評論家說我們的作品說教意味太重。當今藝術界通常傾向模棱兩可的作品，認爲它們有解讀的空間。但對於工人階級來說，模棱兩可就意味着在他們眼前蒙了一層紗，你沒有說出你的真正意圖。工人階級首先得看懂作品在說什麼。藝術圈的人說我們的作品過於簡單化，但對於公會的人來說，它們已經相當複雜了。

孔德：這是因爲每幅照片裏都有很多故事，而其敘事結構並非直截了當。

貝弗裏奇：我們仍然在挑戰常規，挑戰標準的紀實形式。我們的作品對於觀衆來講還是有點兒神祕莫測的意味的，需要細細品味。

Condé & Beveridge

The Plague 

2009

Ho Tam：你們認爲什麼是好的攝影作品？

貝弗裏奇：好的作品會講述和傾訴某些東西，是對這個世界的感言，其內容和形式恰當好處地結合很重要。某些作品的形式儘管看上去很粗糙，但它的內容恰恰和這種形式極爲合拍。

孔德：對我來說，是不是好照片同你對它的期待有關。如果你拍一張孩子的照片，那就是關於生活的一個瞬間，故事內容取決於你設定的情境——你是出於實時記錄，還是藝術創作？二者都有自己的語言邏輯，攝影不過是一個捕獲的工具。若你是個藝術家，那就得遵從其中的評判標準。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藝術作品都很戲劇化，雖然我們的創作不同於其他人，但也還是着眼於用照片講述故事。每個時代的人都有他對那個時代的解讀方式，攝影不過是你用來表達想法的一種形式。這跟畫家和雕塑家所做的沒什麼區別。

Condé & Beve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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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

Ho Tam：你們使用什麼攝影器材？

貝弗裏奇：直到4年前我們還在用4X5相機拍攝，掃描底片然後再打印。第一張完全用數碼拍攝的照片是《水的下落》。我們現在用佳能5D，清晰度很高，拍完用Photoshop做後期。如果想要做一幅更大的圖片，要有更高的分辨率，我們就把多個圖片組合成一張。

Ho Tam：你們除了攝影還做些什麼？

貝弗裏奇：我們參與了很多工會運動。在貿易工會運動中，我們爲他們打造文化藝術設施，幫忙建造了一個文化中心，後來成爲了工會的博物館。我們還參與策劃了一個大型的社區活動——五月作品節，每年五月舉辦，把藝術家和工人們匯聚在一起。

孔德：有時我給家人織小地毯，也給工會做旗幟。我以前教過書，不過後來因爲學校缺乏經費被辭退了。我們的生活很簡樸，沒有什麼閒錢去電影院和劇院。儘管沒有豐裕的物質生活，但我們很高興能夠繼續我們的藝術創作和社會活動。

Condé & Beveridge

Liberty Lost (G20)

2010

Ho Tam：你去過中國嗎？對中國的攝影有何看法？

貝弗裏奇：我們很久以前去過中國，但沒待多久。那是1981年的時候，普通遊客可以從香港入境去廣東省南部附近。我們當時是要去澳大利亞的，在中國只逗留了幾天。

全文完

圖文轉載自《前線——國際攝影藝術家訪談》編著 （加）譚浩、 策劃編輯 曲揚毅， 現代出版社 ， 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