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2024-04-10 08:01
歷史學人

作者：孫立天

康熙眼中的教皇使團

一直以來，多羅使團都被看作第一個代表羅馬教廷來華的外交使團。但實際上，這是後人的誤讀。6 康熙從頭到尾都沒有把多羅使團當成外交使團，也沒有通過任何朝廷部門來接待他們。康熙選用的是私人家庭會見的形式來和多羅使團見面，選用這種方式是基於他和傳教士的關係。因爲多羅是耶穌會傳教士想要康熙接待的人，而耶穌會神父又是他內務府門下之人，所以作爲一家之主的康熙接待多羅就像他其他奴才的親戚來了，他用家庭方式接待是一樣的。由於是家庭會見形式，接待多羅使團前後的全部安排都是內務府包辦的，整個過程沒有朝廷官僚系統的任何部門參與。

耶穌會士第一次知會康熙多羅入華是在 1705 年 6 月。在接到耶穌會神父的彙報時，康熙出外打獵去了，不在北京。那時候多羅使團已經以商人名義交了該交的關稅，進入了廣州。也是這個原因，廣東那邊的官僚並沒有注意這個使團，也沒有向禮部通報。按照多羅的指示，耶穌會神父向康熙介紹多羅身份時，說他是聖教巡視官，是教皇派到各地檢閱傳教士所傳教法是否合乎羅馬教規的教皇欽差。康熙收到耶穌會神父的奏報後，並沒有興趣接見多羅，認爲多羅是來檢閱他們自己宗教的，跟他沒有什麼關係。康熙讓他在北京的奴才把這個意思傳達給了耶穌會神父。耶穌會神父跪下懇求，大意是康熙接見多羅實際是給他們所有在華傳教士長“臉面”，希望康熙能夠成全。說到“臉面”，康熙大概明白了，說是看在“豢養爾等多年”的分兒上，就接見一次。

康熙收到傳教士的奏報後，第一直覺是這個聖教巡視官是來調節北京耶穌會神父內部矛盾的。康熙知道耶穌會神父大概按國籍分成兩派，一派是法國耶穌會士，一派是葡萄牙耶穌會士。康熙多次爲他們處理過內部矛盾，總體認爲就是些家長裏短的小事。康熙和他身邊的奴才說過，清官難斷家務事，他根本不想管他們之間那些事。羅馬現在還存有一道康熙的聖旨，裏面專門說到他不能總是給耶穌會士斷他們的家務事。康熙是懂人情世故的皇帝，在他看來，耶穌會神父之間的是非曲直不可能真的理清楚。要搞明白他們之間的問題，就要翻出很多陳年往事，這樣很大可能會把各種矛盾激化，從而進一步破壞耶穌會神父之間的關係。康熙認爲耶穌會神父之間的矛盾根本就不值得去調解，冷處理爲上。同時康熙還知道，兩邊耶穌會神父各有教堂，入教的天主教徒，因爲入的教堂不同，也互相有矛盾。用康熙的話說：“凡入南堂之國人，則罵入西堂之人；而入西堂之人，則罵入南堂之人。”想到這些問題，康熙認爲要是聖教巡視官再把教徒之間的問題摻雜進去，麻煩就更大了。康熙寫了封信給赫世亨。赫世亨是康熙身邊的家奴，是內務府裏負責與傳教士打交道的奴才。康熙讓他去找所有耶穌會神父確認，是否他們全體都同意接待多羅。同時他要找耶穌會神父問明白：爲什麼天主教入華都一百多年了，從來沒聽說過什麼聖教巡視官，而現在突然教廷派了個這樣職位的人來。康熙想知道是不是耶穌會神父在中國做了什麼錯事，傳到羅馬去，羅馬派人來處理了。簡單來說，就是康熙首先想搞明白這個人到底來中國是幹什麼的。同時康熙把巡視官來華斷是非的猜想說出來，讓赫世亨轉告傳教士。這樣對傳教士也是一個警告，意思是如果你們各方都同意接待，那你們就要互相容忍，達成共識。

1705 年 7 月 23 日，赫世亨把北京耶穌會神父召集到一起，問了他們康熙要問的問題。耶穌會神父在跪拜感恩康熙的詢問以後，首先解釋這個聖教巡視官來華的主要目是感謝康熙容留傳教士和天主教的。第二，他們確認所有神父都贊同接見多羅。第三，他們保證已經互相協調好了彼此的關係。最後，他們解釋多羅是個虔誠的修教之人，很年輕時就已經開始當神父了。

康熙接到赫世亨的彙報以後，在回覆中提到，這些北京耶穌會神父說的跟他身邊耶穌會神父龍安國等人說的有出入。具體有什麼出入，康熙沒有明示。康熙批註說，看在多羅確實是神父身份，就讓他進京。同時康熙吩咐赫世亨進一步詢問北京耶穌會神父，希望自己如何接待多羅，以及多羅一行人現在是何種穿戴。

北京耶穌會神父很驚訝康熙還要詢問他們的意見，除了表示受寵若驚以外，他們說如何接待都聽皇上安排，皇上能夠接待就已經是天恩了。同時他們也不知爲何康熙要詢問多羅一行的穿戴，只就他們知道的聖教巡視官去羅馬以外的歐洲國家是何種穿戴做了一個籠統的回答。赫世亨在彙報了北京耶穌會神父的回答後，最後加了一句，大意說，據他觀察耶穌會神父回答問題時的神色表情，他們確實在如何接待上沒什麼要求（“觀伊等之神態，確實以誠心懇請於皇上”）。

其實康熙問這兩個問題是有深意的。站在康熙角度，接待這個使團有兩個方式：一是用傳統接待外國使團的方式，通過朝廷安排，走既定流程；二是私下由他的內務府當作他的家庭聚會來安排。既然傳教士之前提到，希望康熙接待的目的主要是給他們長臉，康熙自然想到他們是否希望要通過朝廷，在紫禁城的大殿中來接待。康熙問多羅一行人是如何穿戴，其實是想知道這些人到底穿的是宗教服裝，還是外國使節的服裝。

知道耶穌會士對接待方式沒有特別要求後，康熙認爲事情就簡單了，直接批註多羅一行不是外交使節，不算西洋來的外國使團。而且命令他們北上時穿中國樣式的衣服，這樣就減少了一行人是外國人的直接觀感。康熙的原話是多羅一行“並非西洋王等所差進貢之人，因而着穿我此地衣服”。16 這樣康熙就給這個使團定了性，它不是外交使團。康熙讓赫世亨在去辦理接待前，最後和耶穌會神父確認了一下，整個安排他們是否滿意，是否還有什麼遺漏。耶穌會神父接到赫世亨的傳話後，當然又是千恩萬謝感恩戴德，只是最後提了一個小請求，就是在安排使團北上的行程時，儘量能給安排水路，因爲歐洲人並不像滿人那樣能夠長時間騎馬。

初次接見

由於是康熙私下家庭內部接待，朝廷各部門對接待教皇使團的全部過程沒有任何記載。現有幾封康熙包衣奴才給康熙的滿文奏報，讓我們可以大概瞭解康熙是如何全面繞開朝廷部門的。權力運作，任何安排都離不開通訊聯繫。康熙要安排一個外國使團從廣州到北京，命令可以暢通傳達是運作的核心。朝廷的官僚系統中，北京與地方有專門的通信驛站，可以互相聯繫，這是自古就有的。這之外，康熙和他在一些地方做官的包衣奴才還有私下的通信渠道。一般是由地方上包衣奴才直接派他們的家人把信送到北京，由內務府的人或是特定宮中侍衛來接收這些信件。這樣一來，這些信不經過朝廷任何部門，就直接送到皇帝手裏了。後來雍正朝的密摺制度就是在這種通信聯絡方式下發展出來的。這種聯繫具有私密性，皇帝主要用此來處理比較隱祕的事，或是需要保密的軍務。

受權刊發，選自《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孫立天著，商務印書館 2024年3月。

接待教皇使團，屬於公開接待，不需要保密，而且地方上的接待過程需要彰顯大清皇帝的面子，這就決定了皇帝和地方官的私密聯繫不適用這種情況。同時全部安排又要繞開朝廷，這樣走朝廷的通信網絡也是不恰當的。康熙在接待教皇使臣上，展示了第三種北京和地方的聯繫方法：宮裏派人去找到各地方官在北京的親戚，讓這些親戚通過自己家族內部的聯繫渠道，去通知地方官員。在外面避暑的康熙，發信給留在北京的赫世亨，讓他把事情“飭交總督巡撫子弟”去辦理。赫世亨後來在給康熙的信中彙報說，他在北京找到了“總督族侄郭朝賓，巡撫之子內閣中書石成峨”。報告中沒說是哪裏的總督和巡撫。不過，這二人的姓氏正好對上當時的兩廣總督郭世隆和廣東巡撫石文晟。也就是說赫世亨是通過兩位廣東大員在北京的親戚來聯繫二人的。赫世亨還告訴康熙，石成峨說他馬上就去辦理，但說現在沿途道路泥濘（當時是 7 月底 8 月初，正是夏天），需要多些時日。

可以想象兩位廣東大員接到他們在北京的子侄發來的康熙旨意後，肯定明白康熙守着現成朝廷的通信館驛不用，而選擇私下聯繫他們，其中所包含的深意。站在兩位封疆大臣的視角，他們知道康熙這樣聯繫他們，意味着他們需要在完成康熙的部署之外，還得把這件事情和爲朝廷辦的“公事”區分開來。這件事只能當成他們自己的私事來辦，就像是他們家人請他們辦的事一樣。後來赫世亨在另外一份奏報中告訴康熙，根據北京傳教士收到廣州傳教士的信中所說，廣東巡撫已經收到北京發去的指示了，而且還帶着當地官員去了教皇使節住的教堂。同時，赫世亨還在奏報最後附了一句，總督、巡撫都沒有發文過來。這樣相當於向康熙確認，總督、巡撫把事已經辦妥了，而且他們也明白這件事的“私”事性質，沒有發文到北京來。康熙看完以後，批註“知道了”。根據傳教士的記錄，廣東官員收到皇帝通過他們親戚發過去的指示後，款待了教皇特使。而且廣東巡撫還自己出錢，給整個使團購買了中式衣服，讓他們進京路上穿。這也從側面看出，廣東官員完全知道康熙的安排，也領會了其中的意思。

內務府不止通知了兩廣官員，教皇特使多羅一行沿着運河北上，沿路的官員都有接應。多羅一行人從廣州出發，經過三個月的跋涉，於 1705 年 12 月 4 日到達北京。根據當時去迎接多羅的耶穌會神父記載，一行人的行李繁多，裝了 13 輛馬車，外加 80 個挑夫。這麼大的隊伍，到哪裏都是惹人注目的。多羅到北京後詳細和耶穌會神父講了他在沿途遇到的各地官員和王公貴族款待他的情況。有北京方面打招呼，多羅自然是一路順風，外加各種禮遇款待。不過似乎多羅自己還以爲是這些官員本性好客、和善，殊不知這都是皇帝的面子。

多羅進京後，一直生病。直到 12 月 31 日，康熙才安排接見了多羅。在接見當天，多羅一行在內務府安排下從故宮的西門進入。接見安排在下午兩點，地點是在故宮北面景山下的某處園子。

整個故宮是按古代風水理論坐北朝南設計修建的，皇帝各大殿中坐的龍椅都是面向南方。大臣、外交使節，按朝廷禮儀，是從故宮南面過午門再進太和門來拜見皇上。同時，正式的朝廷接見一般安排在故宮正中富麗堂皇的太和殿，時間安排在上午。而多羅一行，走的是內務府專用的西門，會見地方也是皇帝平時遊玩的一處園子中。整個時間地點和路線安排，都符合康熙最初策劃整件事情的定位：這是一次私人的聚會。

儘管是康熙安排的私人會見，全程還是禮數周到，盡顯大清的皇家氣場。康熙派出侍衛護送多羅一行入宮，路上還有很多圍觀外國人的老百姓，侍衛還需要不停驅散人羣，爲多羅一行開道。多羅是坐着轎子，被抬到距離會見不遠的地方。轎子放下來以後，康熙的太監迎上來，跟多羅最後確認接見中的禮數等細節。康熙跟耶穌會士相處幾十年，知道歐洲人到中國後，對中國三跪九叩的禮節有顧慮。早在三十年前的 1676 年，俄羅斯使臣入京，就和禮部官員爲這叩頭的禮節來來回回爭論了很久。康熙自己對這一點是很通融的。現在整個接見又沒有經過朝廷部門，他便讓太監直接告訴多羅，他可以自己選擇用中國的跪拜方式，或者歐洲屈膝的方式來行禮。

多羅選擇了歐洲的方式，屈膝躬身給康熙行禮。康熙盤着腿坐在墊子上用滿人的方式接見了多羅。很快，康熙和他身邊的太監都發現，多羅身體還未恢復，很難像康熙一樣盤腿坐在地上的墊子上。但太監又發現當時的場景下，給多羅抬一把中式的椅子也不妥當。因爲坐在椅子上，多羅就比康熙高出一截。最後太監想到一個辦法，把幾個墊子疊在一起，給多羅拼出一把小凳子。這樣整個會見還是在預先設定的滿人家庭接待的方式下進行的。

作爲家庭接待，現場沒有任何朝廷官員。康熙當時還向多羅專門強調了這一點，告訴多羅在座都是他自己人（耶穌會神父），讓他放鬆，不要拘謹。康熙還告訴多羅把這次聚會當成家庭聚會，該說就說，該笑就笑，不要有顧慮。雙方說了一些客套話以後，康熙讓太監端出了酥油茶（在場神父的記錄是有牛奶的茶），以及各種點心共計三十五道。在場的翻譯法國傳教士張誠告訴多羅，康熙只有接見他的家人親戚時纔會如此安排。

整個會見氣氛融洽，多羅也很得體地多次感謝康熙對天主教的包容，以及對傳教士的各種照顧。喫喝了一會兒，康熙覺得多羅比較放鬆以後，詢問多羅有沒有特別的事要向他面陳的。自從知道多羅入華以後，康熙就一直在琢磨這人到底是來中國幹什麼的。在會見前幾天，康熙專門派人去問了多羅有沒有什麼文件要送呈的。當時多羅寫道：他是專門入華來感謝康熙對天主教的包容的。康熙看完後，對身邊的人說，這肯定不是真實目的。康熙認爲教皇不可能派這麼龐大的一支隊伍跋涉萬里，跑到中國來謝恩。康熙認爲他們肯定有什麼特別的任務。同時，康熙又認爲多羅寫出來可能有顧慮，只願意面陳。所以他在會見中，又問了這個問題。聽到康熙的提問，多羅又是一通客套話後，說他入華還有個目標，就是希望建立一個特別聯絡處，來加強教皇和康熙之間的聯繫。同時多羅還補充說，這個聯絡處還可以便利大清和歐洲各國之間的貿易。歐洲知道俄羅斯在北京設立了一個辦事處，一直很羨慕，所以多羅認爲自己要是能在北京談下一個這樣的聯絡處，可以大大提升教廷在歐洲的地位。康熙對建立聯絡處的想法並不反對，只是說聯絡處建立只能是應對宗教相關的問題，不能涉及貿易方面。

這時候，雙方對聯絡處人選有不同意見。在康熙看來，要成立這樣的聯絡處，人選肯定要從他周圍的耶穌會傳教士中選取。但康熙發現多羅似乎不想在耶穌會神父中選人，要另找。這時康熙以爲多羅對耶穌會神父有不滿，於是便開始誇獎耶穌會神父，爲他們說了一大堆好話。不過康熙從談話中察覺多羅還是不願意用耶穌會神父後，就把話題岔開了。最後，康熙專門和多羅強調，他認爲耶穌會神父從明代入華以後，所言所行，都無可挑剔。康熙讓多羅把他這個評語帶回去，轉達給教皇。最後，多羅懇請康熙能一如既往地優容傳教士。康熙回答說，只要他們遵守大清的規矩，他自會善待他們。

會見結束後，康熙立馬私下把安多、徐日升、張誠三位神父叫到他那裏。這三人都是跟了康熙多年的傳教士。徐日升 1673 年入京，已在康熙身邊 32 年；安多 20 年；張誠 16 年。康熙見到三人，便開門見山地說他認爲多羅不信任他們。而且康熙想知道他們與多羅之間到底有什麼問題。站在康熙的角度，他確實很不解。多羅是這些耶穌會神父引薦給他的，而多羅竟然又不相信他們，貌似對他們有不滿。耶穌會神父知道多羅對他們有意見。多羅到京以後，已經和耶穌會神父會見過好幾次，多羅對他們在中國的很多行爲都有意見，幾次會見都在爭吵中不歡而散。不過面對康熙，傳教士還是不想張揚他們自己內部的問題。安多在康熙面前說，多羅表揚過他們，說耶穌會是天主教內部最虔誠遵守戒律的教會。康熙聽後半信半疑，向另外兩位神父求證。另外兩位點頭稱是。康熙似乎還是不相信，但也理解神父也許是不願家醜外揚，便沒有繼續深問。康熙補充說，只要你們北京神父覺得沒問題就行，反正接見多羅也是看在各位北京神父的面子上。

16 世紀初，歐洲基督教內部出現了分裂，一部分基督教徒不認可教皇權威，成立了新教。新教迅速在歐洲發展，後來荷蘭、英國都變成了新教國家。耶穌會 1540 年成立的背景就是爲了宣揚天主教、對抗新教在歐洲的擴展。耶穌會成立之時，正值全球航海時代興起，因而該會還有一個宗旨就是把天主教傳播到世界各地。耶穌會成立時有七位元老。七位元老之一的沙勿略神父就親自遠赴亞洲傳教，先後去過印度和日本，最後在準備進入中國時去世。他去世時在上川島，該島現屬廣東台山市。耶穌會到世界各地傳教，就要融入各地社會文化，在這個融入過程中，他們有些做法被天主教內部其他協會認爲是不符合天主教教義的。特別是 1622 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Pope GregoryⅩⅤ，1554 年 1 月 9 日—1623 年 7 月 8 日）成立了傳信部（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來規範和監督去往世界各地的傳教士的所言所行。當時在世界各地傳教的耶穌會，也就成了傳信部重點監督的對象。多羅就是傳信部派出來的神父。多羅自己在羅馬教廷內部地位很高，同時又是教皇欽定派出的巡視官，他自然認爲北京耶穌會神父都應該聽他的教誨和安排。到北京後，多羅指出了耶穌會神父的許多問題。比如耶穌會神父在中國買田置地，然後用來收租，這一點有違教義。特別是耶穌會神父和當地人簽訂的租賃合同，在多羅一字一句的審視下，有很多違背教義的地方，這些都需要整改。儘管耶穌會神父表面上態度恭敬服從，但心裏是不服的。他們只承認多羅的職位比他們高，但不認爲在天主教教義的解讀上多羅比他們更有發言權。多羅到了北京，跟北京傳教士發生多次爭論，很多整改意見他都沒辦法落實下去，這也是他不信任耶穌會神父的一個原因。

教皇使節與傳教士

多羅在與康熙的第一次會見中，表示出對耶穌會神父的不信任，實際是因爲他當時還不知道耶穌會神父在京城中的能量，也不知道他們在北京和康熙皇帝之間的關係。北京傳教士能夠接觸到康熙皇帝，多羅是知道的。但在多羅的認知中，能接觸到皇帝的傳教士並不稀奇，在歐洲，能接觸到國王的傳教士有很多。但讓多羅想不到的是，這些傳教士在康熙的眼中，是他內務府中之人，也就說是他的自己人。

耶穌會神父和康熙的府內關係，多羅是在和康熙的交流中一步步明白的。康熙在接見多羅中，儘管對多羅不信任耶穌會神父有點奇怪，但總體上他認爲多羅是得體的，同時也願意藉着這個機會，進一步和教皇發展關係。康熙提議他也派出一個使團，給教皇回送禮物。最初康熙決定派一個他身邊的內務府包衣奴才帶着禮物去歐洲。但是這個包衣奴才和康熙講，他一種歐洲語言都不會，不能和任何人交流，他去歐洲沒有辦法傳達康熙的意思。康熙覺得語言確實是個問題，於是決定派耶穌會神父白晉做他的特使去歐洲。白晉已經做過一次康熙的特使，在 1690 年代返回過歐洲去招募更多傳教士到中國。所以康熙決定這一次再派白晉當他的特使。多羅聽說康熙要派使節去拜見教皇很高興，他把這看作是他出使中國的功勞。但當得知康熙指派了一位耶穌會神父去羅馬，他不放心，於是在他的使團中選出了沙國安神父，讓他和白晉一起同去歐洲。由於多羅總體上不信任耶穌會神父，因而他就讓沙國安神父作爲負責人來運送康熙的禮物。同時，多羅還寫了一封長信，彙報他與康熙會面的情況，準備讓二人把信帶給教皇。信寫好後，翻譯了出來，多羅交給康熙過目。康熙看完以後，讓赫世亨帶話給多羅，告訴他，信總體內容很好，唯獨信中最後把白晉說成沙國安神父的助手，這一點不妥。赫世亨向多羅轉達康熙的意思：

爲了顯示對教皇的敬意，我特地選派了我御前之人白晉。白晉是真正侍奉我左右的人，所以我選他代表我把禮物送給教皇。當然，白晉跟你們其他人一樣，是個神父。但不同之處在於他是在我身邊服侍多年的人，也是我府內之人。我讓他全權代表我贈送禮物給教皇。

派身邊的親信和親近奴才出使，是滿蒙的老傳統，這和漢人傳統中派有身份的官員出使不同。這也是爲什麼康熙強調白晉是他“御前”之人這一點，而白晉在朝廷中沒有任何官職。

多羅似乎不完全明白派親信出使的意味，也不明白康熙強調這個“御前”之人的意義，因而他只是把信中的措辭稍微修改了一下，實際上還是讓沙國安負責帶領整支隊伍，並把裝有禮品箱子的鑰匙也交給了沙國安。但在 1706 年 6 月，當白晉和沙國安兩位神父到達廣州，在那裏等船去歐洲的時候，二人產生了矛盾，兩人開始爭論到底誰纔是這個使團的主導，並把問題傳回了北京，要北京給出明確指示。當時管理康熙內務府的是康熙的大皇子，聽到這個事情，當着衆多傳教士的面就發火了，說：

這怎麼可能是個問題？怎麼可能有人對白晉是我們的使節有疑問？他在我們宮中二十年，滿文中文都會，一直在父皇那裏效力。而誰是沙國安？誰認識他是誰？

當然康熙也是這個意思，肯定了白晉纔是他的人。多羅在多方瞭解以後，也終於明白了康熙所謂白晉是他“府內之人”這個名號的分量。他也趕緊寫信給沙國安，讓他不要再和白晉爭了，他信中和沙國安講：

我不得不提醒你，那位神父是皇帝真正的僕人，因而無論怎麼讓着他都是對的。

在歐洲的思維中，所有人都可以被稱爲皇帝的奴僕，所以皇帝的僕人可以是個禮儀性的稱謂。現在多羅終於明白了，白晉是真正在皇帝身邊幹事的那種僕人，因而多羅稱其爲“真正的僕人”。

把事情鬧大了，康熙還是下旨要求白晉剋制，注意言行。白晉的滿文檢討書發回了北京。這封檢討還在清宮檔案裏，以前將檢討書從滿語譯爲漢語的翻譯可能不知道白晉和沙國安互相爭權的故事，所以把白晉翻譯成了博津。白晉的檢討如下：

博津謹奏：

康熙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赫世亨、張常住、趙昌傳宣諭旨，六月十九日，博津我跪受。恭讀明主訓旨，始知我之所行最爲無理。前日與沙國安同行，未有謙讓，與之爭先。我二人雖非不睦，但我無理，有違大主聖意，鑄成大錯。今我竭力仰副大主訓諭，嗣後不敢與沙國安爭先，必謙遜和氣，斷不違明旨，惟叩請仁主寬恕我此大罪。爲此謹奏。

硃批：知道了。

本文節選自《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第五章“教皇使團和康熙派出的洋欽差”，註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