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也有法醫？！
救命！報警！跑路！
體質人類學，又稱生物人類學，它是研究人類體質特徵與類型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變化及其規律的科學。體質人類學與考古學結合，就形成了考古人類學，也稱人體骨骼考古。研究領域含括：古人類和靈長類化石、現生靈長類、考古遺址出土的古代人羣遺骸、現代人羣體質特徵、人類及現生人類遺傳信息、以及相關的古代人羣健康、食物結構、環境適應等等方面。假如一處考古遺址出土了人體骨骼，一般是做六個工作。將人體骨骼表面覆蓋的土或其他物質進行逐層清理，確定他身上是不是有棺木、衣物、顏料或者其他遺存物，清理過程中會有大量專業的攝影留相，以便後續研究需要。
2.初步記錄現場人骨保存情況
人體骨骼全部暴露出來後，需要對保存狀況進行詳細記錄，包括葬式、埋葬異常現象、骨骼保存狀況、性別、年齡鑑定、病理現象等。3.提取人骨
待現場人骨清理、記錄完畢，需將身體骨骼按照頭骨、左上肢骨、右上肢骨、左下肢骨、右下肢骨、軀幹骨6部分別包裝。
人骨運回實驗室或被拿到考古發掘現場工作室中，需要用乾淨的水、毛巾、牙刷或其他工具將骨骼表面的土洗刷乾淨，之後晾乾，將破碎的骨骼拼接，以便後續觀察研究。傳統的測量方法是使用國際通用規格的人體測量儀器。隨着科技的發展，人體骨骼的測量也緊跟潮流，3D自動成像系統已經成爲較爲“時髦”的“測量工具”。寧夏中衛市常樂漢代墓M7西棺發現一具年齡爲60歲左右的男性個體，他眉弓特別突出，鼻根凹陷很深，鼻骨強烈隆起，突出的面部扁平度，明顯與我們黃種人長相不同。經研究人員通過對顱骨數據的研究判定屬於歐羅巴人種。也就是說他是白人長相。以上分析屬於人種分析，是“考古法醫”做的最多的工作，對頭骨相關數據統計分析可瞭解個體或羣體最基本的面部特徵，將數據與古今中外不同人羣進行對比，可獲悉他們的面部的差異，以及所蘊含的遠近關係。陝西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墓葬M18，墓主是一位年齡大概在29-30歲的男性，研究者發現他大腿骨非常粗壯，股骨頭前部位置多出了一個平面，這種平面的出現被認爲與騎馬行爲有關；在股骨後部可以觀察到第三轉子的形成（正常情況一般是兩個）。研究人員綜合在墓主骨骼上的發現，推測骨骼上的異常表現可能與墓主的職業有關，他很有可能是一位戰士或者武士。北京延慶軍都山東周時期墓葬曾出土大批人體骨骼標本，從男女性股骨骨幹中部斷面形態、形狀並結合統計數據看，男性股骨粗壯程度遠高於女性。研究人員結合考古遺存和社會發展狀況得出軍都山人存在體現於下肢運動模式上的性別勞動分工。男性從事的是與長距離運動有關的活動，如放牧、狩獵、或是戰爭及其他相關行爲。女性從事更能體現定居的處理動物皮毛、奶製品或是家務的活動。“考古法醫”利用肢骨數據或是分析肢骨骨骼形態結構可獲取古代人類行爲模式及生活方式的信息。簡單說，就是這個人或這羣人生前是習慣性使用右手還是左手？下地幹活還是騎馬放牧？這種經常性活動都會在骨骼上留下痕跡，研究者可以通過觀察骨骼上留下的痕跡，利用多種手段一窺他們生前的生產生活。內蒙古哈民忙哈遺址發現74座房址（以F代替），其中11座房址出土過至少181具人骨，其中F40中凌亂疊壓了最少97例人骨。這些人骨表面發現了煙燻痕跡，部分肢骨、肋骨甚至已經變成炭黑色碎渣。與之對應的部分房址也清理除了炭灰色的塌落木質房架。“考古法醫”使用排除法，首先排除地質災難，因爲哈民忙哈遺址並未發現類似地震、洪水等災難痕跡。其次若發生史前戰爭，死亡率最高的應該是青年人羣體，但是哈民忙哈遺址人骨青年人最少，且在這些骨骼上未發現明顯創傷痕跡。因此排除戰爭原因。哈民忙哈遺址地處科爾沁沙地，這裏齧齒類動物種類多，存在各種鼠疫桿菌的宿主。“考古法醫”對該遺址人羣年齡統計發現，平均死亡年齡與各年齡段死亡率與其他災難性遺址表現出了一致性，結合F40中人骨堆積的凌亂狀態，骨骼上無明顯病變痕跡，以及DNA檢測未查出重要致病菌，推測這些人從患病到死亡時間很短，很可能是集體感染了鼠疫。“考古法醫”通過考察古代人體骨骼上的病理異常或利用現代醫學技術結合臨牀醫學資料，探究各類疾病的發生、表現，除此外還可獲取古人的營養健康狀況、生活質量、生活方式等信息。河南省鶴壁市淇縣宋莊墓地曾發掘出17座東周貴族墓葬，其中13座貴族墓葬各有1-5個數量不等的殉人。地位差距如此之大的兩類人，他們的喫食有何不同？
研究人員開始對他們機體組織中的穩定碳、氮同位素水平進行分析，最後得出貴族階層在主糧和肉食方面與殉人羣體明顯不同。貴族幾乎完全以粟爲主糧，食物中肉類含量很高，殉人階層整體食肉水平較低，主食爲小麥。基於食物消費者機體組織中的穩定同位素特徵由食物決定，研究人員可通過人體骨骼中所含穩定碳、氮同位素水平追蹤古人的飲食結構。除此外，人骨中微量元素鍶、鋇、鈣的含量情況也可作爲人類食物結構的反映指標；人體不同部位骨骼中的鍶同位素比值可指示出人類的遷徙行爲。在山西晉中市榆次區高校園區明清時期平民墓葬中出土174具人骨（主要是清代），其中男性98例，女性67例，性別比爲146.3，明顯超過了自然出生人口性別比102-107，在研究人員排除了埋藏原因、鑑定技術、環境氣候影響外，認爲這可能與封建思想中“重男輕女”的觀念，清代山西溺女嬰之風或者受到殺女嬰後的影響有關。
研究人員常使用古人口學的研究方法，探究過去人羣的人口特徵，結合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獻，從而爲大家提供有關古代人口的分佈與遷移模式，社會性質和勞動分工方面的證據。
隨着時代的不斷向前，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內容也在不斷擴展。如利用現代分子生物學手段提取分析古代人類遺骸中的DNA分子，獲取個體遺傳信息或是人羣內部的遺傳信息；可以展望，體制人類學在未來將會帶着我們解答更多關於人類的祕密。[1]何嘉寧.中國古代人骨體質人類學的研究進展與展望[J].人類學學報,2021,40(02):165-180.[2]周立剛,韓朝會,孫蕾,等.河南淇縣宋莊東周墓地人骨穩定同位素分析——東周貴族與殉人食譜初探[J].人類學學報,2021,40(01):63-74.[3]何嘉寧,唐小佳.軍都山古遊牧人羣股骨功能狀況及流動性分析[J].科學通報,2015,60(17):1612-1620.[4]朱泓,侯侃,王曉毅.從生物考古學角度看山西榆次明清時期平民的兩性差異[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7,57(04):117-124+206.[5]楊月光.內蒙古哈民忙哈遺址房址內人骨埋藏原因辨析[J].考古,2021,(11):113-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