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性格的另一面：記恨與報復心

孤僻，深沉，記恨，報復心強，成爲許多人描述的林彪比較鮮明的性格特點。應該說，新中國成立後林彪最後的22年間，這些特點確實表現得比較充分。

當然，以林彪的個性，他的談吐，絕不是人云亦云，而是遣詞用語極其講究，一定是深思熟慮、切中要害的，有鮮明的個性特點和語言特點。難怪朱德說林彪有自己的語言。林彪的一些“經典語言”，幾乎成了一個時代的標誌。

不管當年政治氣候與時代背景如何，以林彪的身份、資望和權威，他的種種表態都是極具分量的，甚至相當程度上左右了對方的政治命運和人生軌跡。林彪性格另一面的展現，與其戰爭年代塑造的傑出軍事家的形象一起，爲其歷史定位作了註腳。

朱德說：林彪工於心計，整人不擇手段。這話確實是一語中的。

抗戰勝利不久，東北局和東北人民自治軍（1946年1月改稱東北民主聯軍）成立，彭真爲書記兼自治軍第一政委，林彪爲副書記、自治軍總司令。因爲在東北局工作重點上的意見分歧，林彪與彭真的矛盾公開化。

自治軍第一副總司令呂正操和東北局組織部部長林楓沒有支持林彪，日後嚐到了苦果。林彪擔任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兼政委後，集書記、司令員、政委三職於一身，在東北大權在握，彭真隨後調出東北，林楓、呂正操靠邊站，呂正操被林彪派去搞軍事交通和後勤運輸保障。時隔20年，誰都沒有想到，得勢的林彪仍然舊事重提。

1966年杭州會議和那個特殊時期之中，林彪指控彭真、呂正操、林楓當年是“桃園三結義”，犯了路線錯誤，編造有一個以呂正操爲首的“東北叛黨集團”，使呂正操、張學思等七名“集團主犯”受盡迫害。當年支持彭真的伍修權也遭關押。伍修權說：我嘗夠了林彪等人打擊陷害之苦。

談到林彪的記仇和報復心理，蕭克可謂是感觸極深。蕭克是林彪的老部下，曾兩次擔任林彪的參謀長（1929年紅軍的一縱和1949年四野），對林彪瞭解頗深。蕭克回憶，1949年6月，就中南地區今後幾年工作重點，作爲四野參謀長的蕭克不同意林彪應放在農村的觀點，提出應放在城市，可林彪還是堅持己見。

1950年2月，從北京回來的鄧子恢傳達中央意見，指出林彪和華中局的觀點與中央精神不符，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強調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以後必須放在城市。蕭克再次表示贊同中央意見。林彪對蕭克“一而再”地反對自己，十分不滿，“從此產生嫌隙，耿耿於懷”（蕭克語）。後來，1958年軍內反“教條主義”鬥爭，林彪抓住機會，狠批蕭克。

劉伯承和蕭克，是20世紀50年代全軍軍事教育和軍事訓練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他們歷來十分重視中國革命戰爭經驗和毛澤東軍事思想，可林彪恰恰就在這上面“點火”，說：有的人一談到外國的東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國的東西看作是“土包子”，我們的經驗很豐富，不能把黃金當黃土甩掉了……

一句“不能把黃金當黃土甩掉了”，成了1958年林彪“開批”的“至理名言”。林彪此言，正與毛澤東的批評相合。毛澤東批評軍隊院校工作時，說：現在學校奇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應該主要講自己的，另外參考人家的。

劉伯承、蕭克二人受到毛澤東和林彪的嚴厲批評。劉伯承離開了院校領導崗位，蕭克則被打入另冊：角色由全軍軍訓主官轉變爲拓荒種植的農墾部副部長。《劉伯承傳》說：林彪雖然還不是這次鬥爭的主宰者，但其發言“含沙射影，暗箭傷人”，“起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蕭克在回憶錄中也說：“以他的當時的地位和影響，那種指責對我造成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

林彪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直言上書”，此信被指爲反黨的意見書，彭因而成衆矢之的。然而，7月下旬的分組討論，批彭德懷的火力總是不溫不火，既不猛烈也批不到“要害處”。這種狀況顯然引得毛澤東不快、不滿。於是，一直在外地養病的林彪被急召上山，如“援兵”般趕到現場。

彭德懷

7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縱論歷史當中，說了一些政治分量很重的話。剛上廬山的林彪在仔細品味毛澤東漫談中的深意。

然而，這一天，其他常委的“呼應”並不強烈，毛澤東是看在眼裏的，不是“溫吞水”“和稀泥”，就是“隔靴搔癢”。他在等待着一種強烈的響應。毛澤東對他指名調來的“援兵”林彪抱有一種特別的期待。以林彪在黨內軍內的地位和影響，他的表態應該具有指向標意義。

8月1日，常委們繼續開會。看出毛澤東對朱德表態已經不滿的林彪，知道該是自己派上用場的時候了，於是，“用他特有的尖細聲調發言了”，說：彭德懷這次是招兵買馬，是野心家、陰謀家、僞君子、馮玉祥；好犯上，總覺得自己行，自視很高；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

野心家是要“犯上”，陰謀家是要篡權，招兵買馬是想積攢勢力（集團），再加上“自視很高、想當大英雄”的彭德懷又是手握軍權的國防部部長……林彪寥寥數語，便有了“點睛”意味。這次林彪不再是含沙射影，而是一劍封喉。林彪這種“一針見血”的定性，超出所有與會者的想象。

8月，在北京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在總結講話時又是語出驚人，說：彭德懷這個人有野心。他以前的名字叫彭得華，就是說，他要得整個中華……

參加會議的吳法憲回憶道：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

在會議現場的李銳回憶說：林彪“講這幾句話時是聲色俱厲的”，“可謂‘擊中要害’。爲整個即將召開的全會和鬥彭綱領定了調子”。現場“陪批”的黃克誠也對林彪這個發言印象極深。他在晚年的自述中說：林彪的“這個發言很厲害，以後成了定性的基調”。參加了廬山會議的李銳感言：“林彪上山之後，雖講話次數不多，也沒有在大會上慷慨陳詞、張牙舞爪，但他三言兩語，起了批彭定調的作用。”

有林彪的定調之言，無論是廬山會議還是隨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野心家”“陰謀家”“僞君子”，幾乎就成了彭德懷的代名詞。

《彭德懷傳》指出：“林彪的打擊和吹捧都是淋漓盡致和與衆不同的。”

“批彭”，已見林彪“功力”；“整羅”，同樣有“點穴之功”。

羅瑞卿

羅瑞卿不僅以赫赫戰功而聞名，而且其幹練的辦事能力、果決的工作作風、高效的工作節奏，更是聞名軍內外。魄力大，能力強，幹勁十足，作風強硬，使許多人對他敬而畏之。羅瑞卿早在紅軍時期就是林彪信任的部屬。

羅瑞卿對林彪的能力也是欽佩的，對林彪本人更是尊重。林對羅，也不無欣賞。羅任總長，林彪有舉薦之功。任總長後，羅與林彪聯繫較多，林、羅兩家關係也較熱絡。儘管年長林彪一歲，林彪的兒女稱呼“羅伯伯”時，羅瑞卿總是刻意讓他們改口叫“羅叔叔”。從這點小事，可見羅瑞卿在林彪面前是不能也不敢“稱大”的。

1962年以後，看到羅瑞卿與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走動更多、更近，林彪的不滿與日俱增，其中指控羅的一大“罪狀”就是說羅有意疏遠他，封鎖他，不通氣。林彪還在紙上憤憤寫下“大捧別人，大跟別人，回京後根本不來見面，讓他做絕……當作又一彭黃也”。

本想籠絡羅瑞卿，卻眼看着羅瑞卿“我行我素”，怒從心頭起的林彪對羅瑞卿的心態有了根本變化。1965年12月上海會議期間，周恩來找羅瑞卿談話，特別提到一點：林彪說，對你觀察六年，發現你有意封鎖他。

對羅瑞卿能夠足足觀察六年，林彪“耐心”了得。

林彪的深沉內斂，能把一件事想得很深。他整天沉默於暗室之中，苦思冥想，許多獨有的想法是異於常人的。他的祕書李根清說：林彪的大腦像一臺高速運轉的計算機，每天都在不停地思考，許多重要決策是在這種思考中形成的。朱德說：林彪總能把問題想得很深。

譚政被指反對新的軍委領導，羅瑞卿被指反林彪，兩位大將，一個負責全軍政治工作，一個負責全軍軍事工作，都在林彪這裏栽了跟頭。而對羅瑞卿，又加上“篡軍反黨”，結果他被整得悲慘至極。

攻擊朱德，是林彪報復心的又一表現。

看到廬山會議時毛澤東對朱德的觀點和表態有不滿，林彪對朱德鬱積已久的記恨又泛生出來。在1959年廬山會議和其後北京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對朱德是大加譏諷挖苦和詆譭。

朱德

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說：今天當着全軍高級幹部的面，對朱德同志是要進行批評的。他是不承認毛主席是黨的領袖的。朱德同志總是認爲自己的功勞很大，其實他名聲很大，功勞不很大。戰爭年代，朱德同志名義上是總司令，實際上沒有當過一天總司令，我軍的總司令向來都是毛主席。

總參作戰部的雷英夫回憶道：林彪此言一出，到會的同志大爲震驚。邱會作也有回憶，說：“和批判彭德懷的態度相比，林彪對朱德的批評很嚴厲”，他的話“對大家震動就很大了，像我這樣的幹部都有點喫驚了”。金衝及在其主編的《朱德傳》中也說：“在批判朱德時，林彪表現得異乎尋常地積極。”

會議批鬥的焦點是彭德懷。可誰都沒有想到，林彪卻對朱德橫加指責，節外生枝。有人清楚，在井岡山早期，朱德軍長對先後擔任營長、團長的林彪有過多次嚴厲批評，還對擅自行動的林彪給過處分。林彪是記仇的。30年後得勢的林彪，並沒有忘記當年的情形。

作者認爲，林彪對朱德的點名批評有幾點是需要注意和說明的：

其一，“借毛批朱”，將毛澤東推在前面，以引發衆人共鳴，此舉可謂用心之“妙”。

其二，廬山會議和北京的軍委擴大會議，並沒有批朱的議程，從目前公開的材料看，與會者發言也鮮有提到朱德的，而林彪卻“批彭帶朱”，將第一、第二元帥“一網打盡”。

其三，朱德當時身爲黨中央副主席，年長林彪21歲，是解放軍的創始人之一，戰爭年代一直是人民軍隊總司令，開國元帥之首，黨內排名第四，當時地位是高於林彪的。林彪剛獲提升，就向老資格的另一位黨的副主席開炮，特別令人驚訝。還誣陷忠厚的朱德有野心，想當領袖，更是聳人聽聞。

其四，如果是善意而又客觀的中肯批評，在黨內軍內是允許的，也應當鼓勵。然而，林彪對朱德的“批評”，只能說是詆譭和人身攻擊了，根本沒有實質內容，看不到尊重、善意和幫助的意味，而這種詆譭還是發生在中共中央和軍委高層會議上，就更令人深思。

其五，新中國成立後，“蟄伏”幾近10年的林彪，一出山登臺亮相，就是一手高舉個人崇拜大旗，另一手打壓，將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黃克誠、蕭克、鄧華等將帥連批帶打，由此迅速拉高了自己的“聲威”。打仗，林彪就愛“摳底”。軍內鬥爭，林彪一出手，就對準排位最前的兩位元帥，很有點“捨我其誰”的氣概。林彪批評彭德懷想當“大英雄”，他自己一出山，就是想當“大英雄”的氣勢。

對此，朱德之孫朱和平有這樣的感慨：“作爲一位黨中央副主席、共和國元帥和即將取代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的林彪，在全軍如此規模的大會上，竟然可以如此放肆地顛倒歷史，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哀，也是黨的悲哀，人民軍隊的悲哀。”

林彪同朱德“過不去”，並沒有完，那個特殊時期中更是變本加厲，說什麼朱德是“黑司令”“大軍閥”“老機會主義者”……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升爲副統帥的林彪，火力全開，將多年揣摩的心得，付諸行動了。那些被他“銘記在心”的人，劫難也就到了。

楊勇是一個。對北京軍區，林彪早有不滿，說：“其他軍區的情況都瞭解一些，唯獨北京軍區的情況不瞭解。”1965年5月一次軍委會議期間，葉羣對楊勇說：“林總很願找你和北京軍區的同志談談，他讓我給你帶個話。”楊勇思忖：“按照軍委分工，北京軍區的工作應該向賀龍元帥和羅瑞卿祕書長彙報和請示，越過直接領導去林彪那兒，我不幹，也決不能幹。”徐向前這樣回憶：“我聽林彪說過，楊勇從來不單獨向他彙報工作。每次通知他彙報，他都拖上廖漢生一起去。還說，楊勇對反彭黃不積極。這就說明林彪早就記了楊勇的賬，一直耿耿於懷。”

與林彪“通氣”不夠，對林彪批評大比武，楊勇也有異議，說：大比武，成績是主要的。

對彭德懷、羅瑞卿被打倒，楊勇更是“想不通”：堂堂的彭大元帥，怎麼就成了“三反分子”？羅瑞卿同志有什麼問題？

有這麼多“不跟拍”，楊勇的厄運來了。徐向前回憶：“（1967年） 1月間，葉劍英同志忽然告訴我說：楊勇恐怕保不住了。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上峯的意思，對

楊勇要‘燒而焦’。我猜想，這位‘上峯’大概是林彪。”

1967年1月21日，楊勇被帶走。

陳再道也是一個。1967年7月，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也被打倒。

晚年，陳再道在回憶錄中認真地思考了這個問題：“林彪是湖北黃岡林家大灣人，家庭是地主成分，不僅佔有大量土地，還有幾十臺織布機。不知林彪聽誰說的，說是在十年內戰期間，我曾經帶領部隊抄過他的家，把他家搞得家敗財散。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我既沒抄過他的家，更談不上把他家搞得家敗財散。可林彪聽說這件事以後，多年來一直信以爲真，記恨在心。”而武漢軍區政治委員鍾漢華在林彪那裏也有“案底”：在延安整風時，負責審幹的鐘漢華髮現葉羣歷史上有問題，並如實爲葉羣作了結論。

陳再道明白，自己和鍾漢華都有林彪記恨的“把柄”，成爲林彪的“心病”，一起被打倒也就在所難免。

賀龍

賀龍則更是一個。賀龍、薛明同樣被林彪、葉羣所記恨。林彪不容賀龍在軍中“坐大”，薛明當年在延安要葉羣向黨組織坦白自己在國統區的經歷。1965年12月，在突然襲擊搞掉羅瑞卿之時，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權力也被剝奪了。

林彪清楚，賀龍雖然失勢了，但要將其徹底打倒，還要有後續的一番動作。畢竟，賀龍是人民解放軍建軍的主要元勳之一，他率領的紅二方面軍，系紅軍三大主力之一。年長林彪11歲的賀龍作爲建軍元老，軍中資望甚高，何況毛澤東還有保賀的意思。

爲了打倒賀龍，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聯手，什麼“二月兵變”、在湘鄂西“叛變投敵”(即所謂的“通敵”問題)、在軍內到處“伸手”(即所謂的“篡奪軍權”問題).....歷史與現實“罪行”俱在，賀龍劫數難逃。

林彪說得比較乾脆：賀龍是“土匪”“軍閥”“刀客”。林彪擔心壓不住賀龍，還說過：賀龍這個人，主要危險在毛主席百年以後，怕那時會放炮起鬨，會鬧亂子。

林彪在軍內鼓動各方面人員整理黑材料，栽贓賀龍。楊德中回憶說：“林彪整老總是下了狠心的。他們成立賀龍專案組，由軍委分管，千方百計不讓總理過問。”

1967年9月13日，賀龍被正式批准立案審查。在軟禁中，憤怒的賀龍用手杖敲着林彪的頭像，說：“黨內出了奸臣，這個奸臣就是你。”1969年，備受折磨的賀龍生命走到了盡頭……

打倒賀龍後，生怕薛明“亂說亂動”的葉羣，要吳法憲把薛明送到偏遠地區看管起來。1969年11月，吳法憲指定空軍副參謀長王飛將薛明送到空軍在貴州的一個農場監管。“九一三”事件後，薛明才被周恩來找到，解救出來。

1973年12月，毛澤東在軍委常委擴大會上說：““我看賀龍搞錯了，我要負責呢”；“都是林彪搞的，我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

傅連暲

傅連暲，另一個林彪記恨的人。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對養病的林彪十分牽掛，特吩咐負責中央領導人保健工作的總後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組織專家爲林彪會診。

會診後，傅連暲並未按林彪意願去誇大病情，而是如實將林彪身體並未出現嚴重器質性病變等情況，報告毛澤東。葉羣很生氣，說：傅連暲很壞，陷害首長。林彪亦憤憤，說：等我好了，撤他的職，算他的賬。

“文革”開始，被邱會作稱爲“毒蛇”的傅連暲在總後被扣上“三反分子”大帽子，在批鬥中被打得頭破血流，肋骨斷裂，1968年3月29日，慘死於獄中。

1959年廬山會議上，林彪偶爾一露“崢嶸”，結果，彭德懷等一批將帥遭了殃。“文革”開始後，一向沉默寡言的林彪終於“大爆發”，在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殺氣騰騰地說：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待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

“爆發”中的林彪，讓全黨全軍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他要“打倒一批，罷免一批，殺掉一批”，要“革過去革過命的命”。結果，更多的人慘遭迫害：從人民解放軍的總司令、副總司令，到總參謀長、總政治部主任乃至其他大將、上將、中將們，林彪無所顧忌。而且，林彪總愛將“有野心”“野心家”的帽子扣在別人身上，對朱德、彭德懷、賀龍、羅瑞卿都是如此。

實際上，林彪自己才“是一個大權術家、大陰謀家、大野心家。他的每次‘逼宮’，選擇的時機都恰到好處，使用的力度也恰到好處，所以他取勝了。他不僅是一位‘常勝將軍’，還是一位‘常勝政客’”。

對林彪的性格，葉羣在1961年11月寫的一篇日記中，有過這樣的描述：“一個專門仇恨人，輕視 （友情、子女、父兄—無意趣） 人，把人想得最壞最無情，終日計算利害，專好推過於人們，勾心鬥角互相傾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