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發 | 以色列在巴以衝突中的情報預警失誤研究

以色列作爲中東地區的軍事和情報強國，其在美國支持下的情報偵察預警能力在世界上居於前列，偵察範圍覆蓋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及以色列西側的加沙地帶，其中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實際控制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實際控制加沙地帶。可以說，與中東地區任何國家和組織相比，以色列的情報能力都處於絕對優勢地位。以色列政府、軍隊乃至廣大民衆都對情報部門充滿信心，認爲情報部門能在外敵發動進攻行動前及時發出警告。然而，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起的突襲行動卻令以色列情報部門顏面盡失，以色列情報部門集體“失靈”，未能提前發出警告，導致防範不力、遭受重創。

綜合分析，以色列此次情報預警失誤的主要原因有4個方面。

沒有一個國家擁有無限的情報資源，它們的分配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領導層的優先事項決定的。當以色列在國內和周邊出現嚴重的內憂外患之際，以色列領導人及政府不得不將情報優先關注事項放在安內平外上，進而降低了對哈馬斯威脅的關注。

國內政局動盪的內憂嚴重影響對哈情報關注。所謂內憂，就是以色列國內政治逐步走向全面分裂。2021年8月，以色列八黨聯盟成功組閣，內塔尼亞胡連續12年的執政宣告結束，但八黨聯盟內部矛盾不斷，最終聯合政府瓦解。2022年11月，以色列舉行自2019年4月份以來第5次議會選舉，內塔尼亞胡重新出任總理，重返以色列權力中心。2023年初，由於以色列最高法院以“極其不合理”爲理由駁回了內塔尼亞胡的一項任命決定，於是內塔尼亞胡執政團隊開始推行“司法改革”，希望增強政府權力的同時，削弱最高法院的權力，此舉引發以色列國內多方反對，抗議示威遊行人數一度增至60餘萬人，以色列總工會也宣佈進行大罷工以示不滿，出現國際航班停運、商店和港口關停、大學停課、駐外官員停止辦公、軍人拒服兵役等嚴重情況。以色列諸多媒體認爲此次抗議活動是“以色列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政治危機”。如果以色列極右勢力及政府完成了此次“司法改革”，其必然會以更爲極端的手段打擊生活在以色列的非猶太族羣，這將激起更強烈的反抗甚至“內戰”。

多重壓力之下，內塔尼亞胡政府不得不宣佈推遲此項改革。作爲政權重要組成部分的以色列情報機構也受到較大影響，前摩薩德負責人帕勒公開批評政府稱，“我們應對外部威脅駕輕就熟，但現在才發現，最大的威脅在內部”。可以認爲，一次“司法改革”不僅割裂了以色列社會、削弱了軍隊，還讓以色列面臨內戰的風險。在內憂環境下，以色列決策層將部分注意力轉移至國內維穩上來，進而影響了對哈馬斯的情報關注，情報機構效能也大打折扣。

來自伊朗、黎巴嫩等外患的突顯降低了對哈警戒等級。以色列是一個對外患保持高度警惕的國家，他們自認爲是處於敵對國家和勢力包圍中的一座孤島，進而形成一種“病態”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刺激他們“四處樹敵”，並時刻緊盯對手。然而，樹敵太多必然導致精力分散。

歷史上，以色列長期認爲自己面對4個包圍圈：第1圈是四個阿拉伯鄰國（埃及、約旦、敘利亞和黎巴嫩），對其生存威脅最大、最直接；第2圈是其他阿拉伯國家；第3圈是伊斯蘭世界；第4圈則是國際反以、反猶勢力。在衆多敵人中，哈馬斯不是以色列安全議程上的首要問題，來自伊朗、黎巴嫩真主黨等的威脅纔是內塔尼亞胡政府最爲關注的。自2009年上任以來，內塔尼亞胡政府一直專注於說服國際社會有必要對伊朗的核計劃採取行動。儘管包括內塔尼亞胡本人在內的以色列官員發表聲明稱，以色列不會容忍來自加沙的針對其公民的襲擊。但是在實踐中，哈馬斯的優先級較低，以色列更樂於對該組織的挑釁做出言辭激烈和非常有限的回應。

2023年3月，隨着沙特和伊朗的“和解”，中東地區出現“和解”浪潮，原本鬥爭最激烈的遜尼派與什葉派握手言和，這意味着伊朗可以將前期投入也門胡賽武裝對抗沙特的資源釋放出來，瞄準以色列。以色列也已經預判到兩者聯手後會對自己構成嚴重威脅，且以色列視以伊朗爲首的什葉派爲主要外部安全挑戰。

此外，以色列同周邊伊拉克、約旦等國的關係同樣緊張，隨時面臨被聯合聲討的風險。2023年以來，以色列不斷加大對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土地的蠶食，極力推動猶太人定居點建設，使得約旦河西岸衝突熱度不斷攀升。以色列面對環繞自己的阿拉伯國家威脅，決定安撫實力與己相差懸殊的哈馬斯，對其實施懷柔政策，並堅信哈馬斯並不是主要威脅，甚至將前期軍方和國家安全部門的預警性情報看作反對派攻擊內塔尼亞胡個人的武器，數次選擇無視。因此，以色列無暇西顧相對“安靜”的哈馬斯，對哈馬斯的情報關注優先度降低。

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大量使用偵察衛星、無人機和通信竊聽等手段開展全方位偵察，在與加沙接壤地帶，以色列修建了蜿蜒60餘千米的邊境隔離防禦設施，由帶有攝像頭的雷達系統、遠程遙控自動武器站、地下震動傳感器、多重鐵絲和混凝土攔阻牆組成，覆蓋陸上、海面和水下邊界，地面常態有軍隊巡邏警戒。看似強大的情報偵察體系，使得以色列對自身的情報預警能力充分相信並盲目自大，加之哈馬斯成功的情報欺騙，使得以色列在衝突初期被打個措手不及。從歷史上衆多情報預警失誤的案例看，絕大多數失誤均與情報蒐集工作落實有偏差有關，以色列在此次巴以衝突中也不例外。

信號情報獲取不力。以色列官員堅信其隔離牆和全面的偵察手段能夠將加沙“徹底封鎖”，出於這種盲目自信，在衝突爆發前主動停止了針對加沙地帶的部分無線電通信監聽任務。以色列國防軍代號“8200”的“中央情報蒐集部隊”主要負責信號情報偵察、數據挖掘分析破譯、祕密行動等，可以蒐集監聽中東、亞洲、非洲以及歐洲地區政府以及政治團隊、個人的電話、郵件等通信，相關數據根據需求會提供給以色列國防軍和摩薩德等情報機構。但由於種種原因，“8200”部隊一年前停止了對加沙地帶哈馬斯武裝人員無線電通信的監聽，認爲這是“浪費精力”。事後有消息稱在哈馬斯武裝分子屍體上發現了已被以色列停止監控的手持對講機，這說明這種通信手段仍是哈馬斯此次行動的聯絡方式。

美國《紐約時報》稱，以色列情報部門如果在2023年10月6日晚監聽到哈馬斯武裝分子手持無線電通信的相關內容，最終判斷可能會有所不同。此外，哈馬斯爲躲避以色列全方位立體式偵察也是做足了各種保密工作，在通信傳輸上除使用點對點信源加密的軟件外，還依靠人力傳輸、面對面會議這種極爲原始但不易被以色列偵獲的手段組織人員訓練、制定計劃以及協調各方行動，將人員分成更小的作戰單元，每個單位可能只針對特定目標進行訓練，即使有人被抓也不會泄露完整行動，彷彿哈馬斯“已經回到了石器時代”。哈馬斯的這些舉措在較大程度上限制了以色列信號偵察等技術情報偵察的效果。

多源情報融合不強。只有將多種來源的信息相互比對印證並“去粗取精、去僞存真”後的情報產品才更可靠。以色列自以爲其對哈馬斯擁有全方位的技術偵察監視能力，過分依賴技術偵察，忽略了對多源情報的融合。開源情報方面，在襲擊發生前幾個月，哈馬斯就警告衝突可能會到來，並於2023年4月在貝魯特會見了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哈桑·納斯魯拉，討論了雙方的合作問題；8月，黎巴嫩真主黨二號人物薩利赫·阿拉烏里接受採訪時稱，以色列政府關於掠奪約旦河西岸和控制阿克薩清真寺的圖謀可能會引發一場地區衝突。

技術偵察方面，以色列國防軍負責加沙隔離牆監視的士兵稱，哈馬斯突襲前2個月明顯加大了在隔離牆周邊的活動力度，出現了大量人員使用望遠鏡觀察、挖洞、放置炸藥等行動。同時，哈馬斯派人到馬來西亞進行滑翔傘訓練，在加沙地帶修建以色列定居點模型，甚至放置了卡車來模擬以軍坦克用於人員練習登陸和突襲，這些情況以色列均有所掌握，但這些舉動均被以色列誤解爲“演習”。

人力情報方面，隨着2005年以軍徹底撤出加沙地區後，以色列在哈馬斯內部“線人”和情報網絡被大批量清除，短期內未獲取準確、核心的戰術性信息。但在哈馬斯方面，有消息稱部分以色列遭受打擊目標的相關戰術信息正是由往返加沙和以色列的務工人員傳遞並告知哈馬斯的。如對以上這些線索進行融合分析，也會得出哈馬斯正在醞釀大規模行動的結論。

美情報界學者理查茲·休爾指出：“由信念、假設、概念以及固有信息等構成的心理定勢或思維模式主導着人們對新信息的感知和加工，而情報分析人員又必須在信息不完全、態勢處於萌芽狀態就做出判斷。當信息缺乏時，分析人員除了嚴重依賴信念、假設等之外，往往別無選擇。”從情報分析角度看，“發動大規模的戰爭不會沒有任何徵兆可被發現、沒有任何蛛絲馬跡可尋，不會沒有任何政治上的折衝和輿論上的準備，以及其他許多方面的外在表現或徵候”。哈馬斯突襲前，以色列情報機構面對哈馬斯的種種異常跡象，由於存在對哈馬斯不可能進攻以色列的先入之見和哈馬斯不願進攻以色列的鏡像思維，以色列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彷彿第四次中東戰爭前澤拉的“概念”刻板印象延續至今。

第四次中東戰爭前，以色列軍事情報部部長澤拉根據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戰爭實力對比，分析得出兩條結論，並被視爲“金規鐵律”：一是埃及在取得空中優勢前，不會發動進攻；二是如果沒有埃及的配合，敘利亞也沒有能力發動一場戰爭。此次巴以衝突前，以色列情報機構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類似澤拉的兩條規律，但他們頭腦中有一條隱藏的“規則”，即哈馬斯不會冒險進攻，這種認知偏見使他們未能從偵獲的零散信息中及時判斷出敵人可能採取的行動，也未向決策層提供有價值的預警情報產品。

先入之見掩蓋打擊徵候，致使能力評估失常。先入之見是情報分析中常見的一種心理定式，等同於心理學領域中的認識相符現象。人們對世界的事物總有一定的認識，這些認識保存在他們的記憶之中，形成了人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的原有認識。從心理學角度來看，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認識的趨向，當他們接收到新的信息的時候，總是下意識地使新的信息與自己原有的認識保持一致。根據以色列情報部門評估，以色列、哈馬斯雙方在實力上的差距極爲懸殊，哈馬斯雖然能夠出其不意對以色列造成一定程度的打擊，但在以色列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先進的情報系統面前，他們並沒有太多的抵抗能力。以色列普遍存在輕視哈馬斯的心理，對哈馬斯軍事能力存在一定的“刻板印象”，認爲本國在國力、軍力和戰鬥力等方面均明顯強於中東地區的任何阿拉伯國家，具有強烈的優越感。而哈馬斯恰恰利用以色列這一固有認知，兩年中沒有和以色列進行過火箭彈對壘，逐漸給以色列展示出自己被打怕，害怕以色列報復而不敢對其動手的形象。

在以色列國家安全局（辛貝特）總部，以色列的情報和國家安全官員在襲擊發生前已經花了幾個小時監視哈馬斯在加沙地帶的“半夜異常活躍”的活動，但他們堅信哈馬斯無意發動大規模襲擊，並認爲這只是一次夜間演習。直至襲擊發生當天凌晨3時，以色列國家安全局局長羅南·巴爾仍無法確定自己所看到的是否只是哈馬斯的又一次軍事演習。同時，沒有人認爲局勢嚴重到需要把總理內塔尼亞胡叫醒，進而因以色列認爲哈馬斯無意進攻的先入之見導致打擊徵候被忽略。巴爾於2023年10月16日承認對情報誤判負有責任，最終導致這一次以色列版“珍珠港”突襲事件發生。

鏡像思維導致分析偏差，致使意圖研判失誤。“鏡像思維”是導致情報失誤的一種常見的“智力失靈”現象，通常情況下指人們在進行情況研究判斷時，常常以熟悉的情況爲基礎來對陌生的情況進行評判，把別人當成自己的“鏡中像”。概言之，就是以己度人。

近年來，爲維持巴以和平穩定，以色列允許多達1.8萬名來自加沙的巴勒斯坦勞工在以色列工作，以色列認爲這樣一種“胡蘿蔔”政策是當前維持雙方和平的一種合理方式。哈馬斯也極力讓以色列相信其更關心加沙地帶的工人能否在以色列找到工作，並沒有要實施火力打擊或者全面開戰的意圖。但事實上哈馬斯一直在以色列嚴密偵察下做足突襲的各項準備。因此，以色列從己方角度認爲哈馬斯不具備戰勝自己的能力和意圖，並未深度考慮巴勒斯坦對以色列根深蒂固的仇視，和只圖擴大國際及阿拉伯世界影響而非要取得全勝的意圖，顯示出重能力輕意圖的傾向，威脅分析出現嚴重偏差。

這種鏡像思維導致的分析偏差也使得以色列忽略了美國等其他國家對其發出的相關警告。美國中情局局長就曾警告說，“儘管該地區在外交上取得了進展，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緊張關係有可能再次爆發衝突”。一名埃及情報人員也稱，“埃及經常充當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調解人，曾多次與以色列討論‘重大問題’，且已經警告過以色列哈馬斯即將發動襲擊，但以色列低估了這些警告”。

情報的價值在於支持決策與行動，情報部門與決策者之間良好的互動關係，既有利於情報部門精準把握政策需求，加強情報工作的針對性；又有利於決策者充分了解情報生產過程，準確把握和釋放情報產品的價值。反之，如若情報部門與決策者之間關係不順，情報生產與情報運用都會受到較大程度影響，情報效能也會大打折扣。情報部門本應爲國家和政府提供可靠而準確的情報，用以輔助高層決策，但受司法改革和內塔尼亞胡個人等原因，以色列情報界和決策者的關係並不順暢。

以色列情報機構成立後，與特種部隊建立起緊密而順暢的合作關係，而進入政府擔任高官的原特種部隊負責人也使得政府和情報界之間保持長期互信。但以色列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並未有過軍隊服役經歷，而且從2010年起，摩薩德就與內塔尼亞胡產生了矛盾。2002—2011年擔任摩薩德局長的梅厄·達甘辭職前，當着內塔尼亞胡的發言人和軍事審查主管的面抨擊內塔尼亞胡“出於個人利己主義將國家拖入災難”；2023年的司法改革更是將二者間矛盾公開化，引發了來自摩薩德、辛貝特以及警察在內的180餘名以色列前高級官員發起的“將軍抗議”行動。這次抗議行動說明情報界在很大程度上對內塔尼亞胡政府心存不滿和失望，同時也使得內塔尼亞胡失去了對情報界的信任，雙方關係陷入惡性循環。信任的缺失導致內塔尼亞胡不願再傾聽包括情報界在內的異見者的意見，情報界高級官員也缺乏主動溝通意願，情報與決策體系運轉不力。

2023年7月24日，以色列國防軍軍事情報局局長亞倫·哈利瓦曾向國會議員發出預警，稱“抵抗軸心”的領導人認爲以色列當前處於“虛弱期”，正是發動襲擊的時機，但該日恰恰是內塔尼亞胡司法改革提案表決日，該預警並未引起關注。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赫茲·哈勒維同樣試圖向內塔尼亞胡發出警告，但遭到拒絕。衝突爆發後，內塔尼亞胡於10月29日公開指責情報部門和安全部門失職，但卻隻字未提自己多次無視相關預警情報。在情報部門強烈抗議之下，內塔尼亞胡最終收回指責，但以色列政府和情報界的關係存在芥蒂與分歧已是不爭的事實。這種芥蒂與分歧早在此次巴以衝突前就已存在，也是導致情報預警失敗的原因之一。

衝突發生以來，以色列作爲中東地區軍事強國急於挽回因情報預警失誤而丟失的顏面，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以及在中東地區的威懾力，試圖通過大規模軍事行動徹底摧毀哈馬斯，但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進入信息化時代以來，全新作戰樣式雖層出不窮，但諸如哈馬斯突襲以色列這種傳統突襲模式仍然奏效，謀略與對抗、欺騙與反欺騙滲透全域、貫穿全程，這使得情報預警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爲減少和避免情報預警失誤的發生，充分借鑑以色列情報預警失誤教訓，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優先事項，確定優先情報需求；要加強全源情報建設，構建全源自動化偵察預警體系；要優化情報分析思維方式和方法，打造合格過硬情報分析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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