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氏家族與掃葉山房

與歷代的封建王朝相比，清政府對圖書事業的發展更爲重視，這不僅表現在對圖書的收集、典藏和整理方面，編纂了許多集大成的鴻篇鉅製，如《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而且對於民間刻書，清政府也比較寬容，除了禁止民間刊刻“淫詞小說”外，其他種類的圖書，只要有錢或有力，就可刊刻，因此清代私人刻書的現象非常普遍。對《四庫全書》的整理，使許多罕傳或久佚的祕籍得以重新再開始流傳，政府的提倡極大促進了文化的繁榮，因此，私人刻書之風極其濃厚。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刻書坊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起來，掃葉山房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代表。

掃葉山房是江南一家歷史悠久的書坊，主人爲洞庭席氏。汲古閣刻《十七史》版散出後，曾被席氏購得，並精心校勘，雕版印刷。乾、嘉年間所刻書以史部居多，如《東都事略》、《東觀漢記》、《元史類編》等。後來刻書範圍有所擴大，除經、史、子、集外，還涉及筆記小說、村塾讀本，種類多至數百種。光緒年間又擴大了經營範圍，在上海綵衣街、棋盤街開設分號，同時漢口、松江也有分支機構。雖然目前學術界對掃葉山房到底創建於何時，有3種不同的觀點[1]，但從各家的觀點來看，掃葉山房總是涉及席氏家族中以下幾人，即席啓寓、席鑑、席紹容、席世臣。筆者認爲，掃葉山房的創建、經營與席氏家族這幾代人均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對於掃葉山房的創建和發展起過直接或間接的重要作用。

如果將席氏家族刊刻書籍的歷史追溯到明末清初，我們就不得不談及席啓寓。席啓寓（1650～1702），字文夏，號治齋，以國子監生援例補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主管全國度量衡制及熔鍊鑄錢，採辦銅、鉛、硝磺等事。他博雅好古，嗜好收藏，以養母之故辭官歸家，修族譜，立義學，熱衷於藏書和刻書，清初時，其藏書已有一定規模。值得一提的是，他依靠家資雄厚還購得了汲古閣的《十七史》雕版，這一點在鄧之誠的《骨董瑣記》卷七“汲古閣《十七史》”一條中有詳細記載，文中稱“淄川唐濟武《日記》雲：‘毛子晉十七史板，以逋賦質之故糧道盧澹巖，得四千金。已而盧負官庫將還，以子晉無以償也，乃再質之洞庭席氏。席氏，洞庭巨室也，以史板故，分一子住常熟，然則席氏史本毛子晉原刻也[2]。”文中唐濟武即唐夢賚（1627～1698），山東淄川人；盧澹巖即盧紘（1604～？）湖北蘄州人，康熙元年（1662年）時任蘇松督糧道。據此可以推知，汲古閣《十七史》版質典給盧氏的時間應在康熙元年之後；再質典給席氏的時間，應在康熙元年（1662）至唐氏卒年即康熙三十七年（1698）之間，所以這裏的席氏即是席啓寓。席啓寓除了喜好藏書外，還開設了書坊刊刻圖書，張秀民在《中國印刷史》一書中也詳述了此事，即“（汲古閣）《十七史》版片先以四千金質押盧某，盧氏又賣給洞庭席氏，席氏派一子在常熟經理印書，先將各書大題下‘毛氏汲古閣印’圖記割去，補刻‘洞庭席氏’圖記[3]。”康熙時，洞庭席氏刻書已較流行，作爲坊刻書房，席氏坊刻已有一定規模。張雲章（1648～1726）在《工部虞衡席君傳》一文中記載“（席啓寓）其於學者有雕本《十三經》、《十七史》行於世，又輯唐詩人百家付之梓，於是世之人讀席氏書者爲多[4]。”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南巡，爲席氏刻書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席啓寓進呈了他精心雕刻的《唐詩百名家全集》，得到皇上讚許，一時此書名聲大噪，席氏刻書自此名揚天下。席啓寓可考的現存書目有：《三魚堂文集》12卷、《外集》6卷、《形狀》1卷、《崇祀錄》1卷、康熙四十年（1701）吳縣席啓寓琴川書屋刻本、《唐詩百名家全集》100種329卷、康熙四十一年（1702）吳縣席啓寓琴川書屋刻本[5]。從書目可知，席啓寓刻書使用的是“琴川書屋”之名，是否使用“掃葉山房”之名因無文獻可考已不可知，但他已經爲子孫輩從事出版業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席氏家族的刻書業從此走向新的征途。

席啓寓之後，繼承其藏書事業的是他的孫子席鑑。席啓寓的後代分爲兩支，長子永恂有七子，其後代仍居常熟；次子前席有三子，後遷往青浦，席鑑是席永恂的第七子，以藏書聞名。席鑑（1700～1722），字玉照，別號茱萸山人。他藏書較豐，有“虞山席鑑玉照氏”、“萸山珍本”等藏印。席鑑僅活了23歲，關於他的資料甚少，從黃丕烈的《士禮居藏書題跋記》中可知，席鑑多藏汲古閣之書，其藏書樓爲“掃葉山房”[6]，但是否用“掃葉山房”之名刻書就多有異議了。如《中國藏書家辭典》稱席鑑爲明代藏書家、刻書家，有藏書樓“掃葉山房”，因與本地刻書家葉氏刻書爭利，故稱“掃葉”，取雙關之意。所刻古今書籍，版心均有“掃葉山房”字樣。如《十七史》、《四朝別史》、《南宋書》、《東都事略》、《百家唐詩》、《元詩選癸集》等[7]。但從《室名別號索引》、《江浙藏書家史略》等資料上來看[8]，洞庭席鑑是清代人，“掃葉山房”是他的藏書樓之名均無疑，明代亦有一位席鑑，是山東青州人，與掃葉山房無關。再者，與葉氏爭利之事發生在薛雪身上[9]，與洞庭席鑑無關。從現存的版本來看以上書目均爲席世臣所刻，這一點王欣夫在《藏書紀事詩附補正》中已指明：“啓寓自刻之十七史，世臣刻之《四朝別史》，板心均有‘掃葉山房’字，然則非爲鑑也[10]。”故筆者依從楊麗瑩之說，認爲席鑑的藏書樓爲“掃葉山房”，他並未創設掃葉山房，但其藏書爲後來掃葉山房的發展壯大保存了珍貴的史料資源。

席紹容（1725～1784），字敬堂，號守樸，爲席前席的孫子，其父席襄是席前席的季子。席襄成年後舉家移居青浦朱家角，歷任湯溪縣令、浙江鹽運使副使等職，不曾從事刻書業。席紹容是席襄唯一的兒子，以例授戶部山西司員外郎，他慷慨好施，周恤親族，有其祖父席啓寓之遺風。席紹容從常熟故里同宗親戚手中購得汲古閣《十七史》，爲席氏家族再次保存了這些珍貴的版片。其子席世臣撰寫的《皇清臣誥授中憲大夫戶部山西司員外郎加三級顯考守樸府君行述》一文稱：“府君才周綺甲，雖體中素羸，而精力猶強。年來息鞅里門，綜覈家務。偶從虞山故里購得毛氏汲古閣《十七史》版片，因此武英殿各史，手自校讎魚豕，日有課程[1]。”席紹容購得汲古閣《十七史》書版後，悉心校勘，雖未能出版，但卻爲其子席世臣創業提供了契機，爲其出版事業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

真正將席氏家族的“掃葉山房”名聲打響、規模做大、爲公衆廣爲熟知的是席世臣。席世臣，席紹容長子，字鄰哉，一字郢客，具體生卒年不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以補商籍學生充任四庫三分書總校之一，分校《四庫全書》三分書。乾隆五十一年（1786）欽賜舉人。席世臣好古嗜學，家富藏書，完成《四庫全書》的校勘工作後，席世臣繼續從事圖書的刊刻事業。出身商家的席世臣，家資豐裕財力充沛，家族積累下來的藏書也有一定規模，於是他首先以善本祕書作爲打開市場的突破口，以“掃葉山房”作爲字號，精心校勘，發行於世。《珠裏小志》卷十二對此有記載：“（席世臣）刻祕書數十種，親自校讎，猶懼未盡，故以掃葉顏其室。”[11]席鑑的藏書樓是“掃葉山房”，以多藏汲古閣之書早已聞名於世，席世臣“以掃葉顏其室”，且刊刻書籍以“掃葉山房”作爲圖書的字號，筆者以爲有兩層深意：一是席世臣長期從事校勘工作，深知校勘之不易，所以以校書如掃落葉的標準來嚴格要求自己，刊刻版本質量高的圖書。二是席世臣已有品牌意識，席氏家族以經商起家，長期的耳染目濡使得席世臣深知經商要義，因此經營書坊席世臣也有獨特的商道，即借族人藏書樓的名聲引起讀者的好奇和重視，增強圖書的競爭力。席世臣以“掃葉山房”之名刊刻書籍，側重於一些有一定學術價值的經史類珍品祕籍。如長洲顧嗣立（席世臣祖母的堂叔）曾輯元詩四集，刻印《元詩選》初、二、三集，各以十干爲序，但均缺癸集。嘉慶三年（1798），席世臣將癸集補刻齊全並連同舊版，一併刷印（即《元詩選癸集》），這樣才使顧氏《元詩選》完璧行世。又如嘉慶間席世臣刻《宋遼金元別史》（又名《四朝別史》），以汲古閣《十七史》版與武英殿各史相校勘，文獻價值得到了當時學者的讚許，阮元、謝啓昆爲此書作序，且謝啓昆給予很高的評價：“吾知掃葉山房之名與汲古閣並壽於世，甚爲席君期之[1]。”現存可查書目有：《東觀漢記》24卷乾隆六十年（1795）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東都事略》130卷乾隆乾隆六十年（1795）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元史類編》42卷隆乾隆六十年（1795）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古史》60卷嘉慶元年（1796）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契丹國志》27卷嘉慶二年（1797）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大金國志》40卷嘉慶二年（1797）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南宋書》68卷嘉慶二年（1797）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元詩選癸集》10卷、《補遺》1卷嘉慶三年（1798）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宋遼金元別史五種》307卷嘉慶三年（1798）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增補字彙》4卷嘉慶四年（1799）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錢塘遺事》10卷嘉慶四年（1799）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大唐六典》30卷嘉慶五年（1800）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華氏中藏經》8卷嘉慶五年（1800）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春秋釋例》15卷嘉慶五年（1800）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千金方衍義》30卷嘉慶六年（1801）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書經集傳》6卷嘉慶十年（1805）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泰西水法》3卷、《元經注》10卷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內經知要》、《小兒推拿廣意》3卷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容齋隨筆》16卷、《二筆》16卷、《三筆》16卷、《四筆》16卷、《五筆》10卷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詞律》20卷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吳越備史》4卷、補遺1卷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西漢年記》30卷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舊五代史》150卷、《五代外史》7種15卷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貞觀政要》10卷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刻本；《十七史》常熟席世臣掃葉山房重刊毛氏汲古閣本十七史另加《舊唐書》、《舊五代史》共1924卷[5]。

席世臣去世後，其子孫仍繼續此業。蘇州的掃葉山房咸豐年間在清兵與太平軍的激戰中損失較大，不久，掃葉山房在上海設立分號。光緒年間，又在棋盤街（今上海市河南中路）設立北號，書坊經營的重點慢慢從蘇松一帶移到上海。中國傳統出版業採用的是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上海開埠之後，西方石印、鉛印技術逐漸傳入，上海的掃葉山房雖然印的多是古籍，但也較早採用了新式印法，這樣便擴大了印刷規模和銷售範圍。掃葉山房推出的連史紙、有光紙線裝書，多爲石印本，因價廉物美，一度風行全國。清末民初，掃葉山房在古書出版市場上仍佔據重要地位，直到1955年因不能適應市場需求，掃葉山房才停業。歷時近200年的掃葉山房在中國坊刻史上刻書多且精，嘉惠士林，功績昭著，是清代書坊經營最久、影響最大的一家書坊，爲中國文化的傳播和圖書的保存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劉敏）

[11] 周鬱濱.珠裏小志（卷十二）.中國地方誌集成之鄉鎮志專輯.第二輯.上海：上海書店，1992：574.

如需參與古籍相關交流，請回復【善本古籍】公衆號消息：羣聊

歡迎加入善本古籍學習交流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