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財政”低迷,“股權財政”能否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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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股權財政”的體量遠小於“土地財政”,且開展效果存在地區差異,兩者並非替代關係。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即財政“第三本賬”和政府産業培育帶來的稅收收入是“股權財政”的主要來源,體量較“土地財政”差距仍較大。發達地區資金實力強,開展“股權財政”的模式豐富,欠發達地區容錯空間相對更小。


“股權財政”的作用在於培育地區優勢産業、擴大和優化稅基。發展“股權財政”,為地方財稅體係帶來增量不能僅限於財政“第三本賬”,通過政府引導基金進行招商引資更為關鍵。基於區域資源稟賦培育優勢産業,形成集聚效應,優化稅基,提升産業與地區經濟增長的協同度,逐步弱化以地引資模式,是當前通過“股權財政”活躍地區經濟,實現稅收收入長期增長的重要抓手。


目前較為成熟的“股權財政”模式包括“閤肥模式”、“蘇州模式”、“深圳模式”以及海外“淡馬锡模式”。


閤肥模式:確立地區優勢産業,以招商引資為本,著重“天使輪-投後管理”投資模式,同社會資本閤作共推産業集群化發展。


蘇州模式:設立多層次政府投資基金體係,針對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企業設立瞭從天使輪投資到成長期、成熟期等不同輪次投資的政府投資基金組閤。


深圳模式:打造以深創投為首的韆億規模政府引導基金,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擁有高度市場化且活躍的創投生態。


淡馬锡模式:新加坡最大的投資類企業,日常經營實行政企分離,具備完善的經理人製度和激勵機製,市場化程度高。


尤其對於欠發達地區的政府而言,脫離産業培育本源,貿然參與股權投資追求財務收益的風險過大。近年政府部門貿然參與股權投資,齣現投資失敗的案例屢見不鮮,這其中較容易避免的是脫離培育區域優勢産業本源,進行跨區域投資,意圖獲取財務收益而齣現的投資虧損。其原因多以存在一定信息差,地域融入難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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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權財政”的作用在於培育地區優勢産業,擴大和優化稅基,而非替代“土地財政”


1、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政府産業培育帶來的稅收收入為“股權財政”的主要來源,當前同“土地財政”的體量差距仍較大


何謂“股權財政”?從目標來看,是指發揮國有資本引領作用,撬動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參與投資高新技術産業、促進經濟轉型和産業升級,提高國有資産迴報率,實現國有資産增值保值。從模式來看,可分為兩種,一是政府部門通過直接持股或參股的方式,成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或混閤所有製企業的股東,在企業經營決策中發揮影響力,且可分享企業的利潤分紅,以此獲取財政收入和優化資源配置;二是政府部門通過購買、齣售或交換股權,進行資産經營,實現增值和流轉,獲取收益。


目前,我國各級政府財稅體係由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構成,又稱財政“四本賬”。從地方政府的視角來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是地方政府財力主要來源,兩者閤計占比在70%以上。稅收收入為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主要構成、土地齣讓收入為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主要構成,兩者整體比例均分彆超過80%。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即財政“第三本賬”,為“股權財政”的組成部分之一,其收入來源是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及從國有控股和參股公司獲得的股息紅利等,因國有企業整體利潤率偏低,2013-2023年期間貢獻率均在2.0%以下,對地方政府綜閤財力的貢獻很低。2023年全國各級政府實現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6,744億元,同期一般預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彆為216,784億元和70,705億元,“第三本賬”的體量相較“第一、二本賬”存在很大差距。而從近年國有資本預算收入對“第一本賬”的支持來看,盡管調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金額由2018年的754億元大幅增至2023年的3,380億元,其中2023年的比例已達50%,但絕對金額仍偏低。



提升政府財政實力不能僅限於做大“第三本賬”,國有企業效益提升帶來的利潤上繳增加和資本增值亦僅為發展“股權財政”的其中一部分。2022年全國國有企業(不含金融企業)資産總額為339.5萬億元,企業總資産收益率為1.3%。經過簡單計算,若實現“第三本賬”收入達1萬億元,則相較2022年5,689億元的收入,增幅需達到75.8%。考慮到“第三本賬”收入的來源主要是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及從國有控股和參股公司獲得的股息紅利,其收入增加主要依賴國有企業盈利上升。若目前國有企業資産總額和上繳比例不變,達成該目標仍需一定時間,且1萬億元的絕對體量依然有限。


2、對於多數省份而言,相較於跨區域投資,聚焦本地的“股權財政”效果更佳


具體從地方政府層麵來看,經濟強省擁有更多本地上市公司資源,各省國有上市企業多能較好融入地區經濟發展,同區域産業形成良好互動;但地方國資跨省控股上市公司的效益欠佳,需謹慎對待跨省並購


“窺斑見豹”,培育上市公司是地方股權投資進行退齣或者實現受益的主要方式之一,本文主要以地方政府及所屬平颱直接控股上市公司的情況進行分析,旨在找齣不同省份地方政府部門控股上市公司,做大“股權財政”的收益及效果。


北上廣及東部沿海經濟強省的本地國有上市公司資源位居全國前列,與産業經濟的發達程度和集聚度呈正相關。從2022年各省份國有上市公司總資産收益率來看,本地國有上市公司的總資産收益率超過2%的共有24個省級行政區,高於全國範圍內央國企1.3%的平均水平,總資産收益率為負的僅有3個省級行政區。由此可見,各地方政府部門基本具備扶持本地國有企業的意願及能力,能夠助力區域內國有上市公司融入地區經濟發展,同區域産業形成良好互動。其中,貴州省和四川省受益於白酒企業盈利能力強、以及青海省、山西省和陝西省受益於礦産資源豐富,本地國有上市公司均錄得顯著高於其他省份的總資産收益率,對地區財政收入起著更為重要的補充作用。



跨省控股上市公司的總資産收益率偏低,整體利潤為負的省份較本地控股明顯增多,效果相對欠佳。從區域來看,山東、廣東和四川為跨省控股上市公司數量最多的省份,其總資産收益率均較本地控股明顯下滑。此外,整體總資産收益率不足1%的省級行政區閤計15個,占跨省持股省份的60%。由此可見,跨省經營對於多數地方國有上市公司而言具有更大挑戰性,“股權財政”實施效果亦相對欠佳。



3、通過政府引導基金進行區域優勢産業培育、擴大和優化稅基


從政府財政收入的構成來看,稅收收入為各級政府的重中之重,體量通常超過50%。通過政府引導基金進行招商引資,基於區域資源稟賦培育優勢産業,形成集聚效應,優化稅基,提升産業與地區經濟增長的協同度,逐步弱化以地引資模式,是當前通過 “股權財政”活躍地區經濟,實現稅收收入長期增長的重要抓手。


通常而言,聚焦“股權財政”的政府引導基金包括産業基金和創投基金,是由政府部門牽頭設立並按市場化方式運作的投資基金,單獨齣資或與社會資本共同齣資兼而有之。截至2023年末,我國産業基金纍計設立1,361支,目標規模8.52萬億元;創投基金纍計設立559支,目標規模1.18萬億元。


近年政府引導基金數量以産業類引導基金居多,聚焦産業培育的路綫逐漸清晰。從2023年政府引導基金的設立層級來看,區縣級政府引導基金的數量和規模均為最高,類型多為産業基金,在促城投平颱實體化轉型的背景下,體現齣瞭較強的産業培育意願。目前,地級市和區縣級政府逐漸成為政府投資基金設立主力,區縣級引導基金主要服務於“小、精、專”領域,多以投資區域優勢産業、開展招商引資為主;地市級政府引導基金則多服務於省級發展目標,對接社會資本,連接市內支柱産業,提升區域産業培育效果。從基金類型來看,近年新設的政府引導基金以産業類引導基金居多,聚焦先進製造、新材料、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等領域,推動産業升級;其次為創投基金,主要為扶持創新型、高成長性科技企業。



經濟發達地區在政府引導基金的設立數量和規模上具有明顯優勢,積極性更高,近年中西部地區基金規模增量處於前列,整體來看政府部門對引導基金模式認可度較高。


從區域分布來看,華東地區在政府引導基金數量和目標規模上均為全國最高,且設立數量具有顯著優勢。究其原因,主要是華東區域的區縣級政府引導基金設立數量多,單隻基金規模相對偏低所緻,可見經濟發達區域的區縣政府在産業培育與小微企業孵化中具有重要作用。此外,京津、環渤海地區和珠三角亦是政府引導基金設立較為密集的區域,經濟發達地區的積極性更高。近年華中、西南等地區的政府引導基金規模提升較快,其中江西、河南、湖北、貴州和湖南地區的2023年新設政府引導基金規模位居前列,各地方政府部門對産業引導基金投資模式認可度較高,近年呈加速布局趨勢。



二、從政府引導基金樣闆案例看如何做大“股權財政”


“股權財政”模式的應用與選擇有較強的區域特徵,經濟發達地區受益於金融資源豐富、騰挪空間大,更易走齣成功模式,帶動區域産業結構升級。本文旨在梳理“股權財政”實踐中較為成熟的閤肥模式、蘇州模式和深圳模式,以及新加坡的淡馬锡模式,分析其成功因素,為各地方政府在實踐中提供藉鑒。


1、  閤肥模式:確立地區優勢産業,以招商引資為本,同社會資本閤作共推産業集群化發展


近年來,閤肥市因其高效的産業投資策略備受市場關注,其成功的産業規劃也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有力支撐,2012-2022年十年間,閤肥市地方生産總值從4,164.34億元上升至12,013.10億元,年復閤增長率達11.18%,同期間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從389.50億元上升至909.25億元,這一係列經濟發展成果離不開“閤肥模式”的有力推動。“閤肥模式”是指通過政府投資帶動更多社會資本共同進行産業培育,注重全産業鏈打造,帶動産業集群發展。首先,政府通過財政資金增資或國企重組整閤打造國資平颱,再推動國資平颱探索直接投資,或組建、參與各類投資基金,帶動社會資本服務於地方招商引資。“閤肥模式”本質為閤肥市政府的招商引資行為,其成功的關鍵在於當地對産業發展給予的支持政策與以産業鏈共同發展為基礎的投後管理。


“閤肥模式”為何能夠脫穎而齣?主要取決於如下幾方麵:


(一)把握産業發展方嚮,科學確定具體投資項目。2000年以來,閤肥市不斷承接上海、江蘇等東部沿海地區産業轉移,同步配閤國傢“中部崛起”發展戰略,為後續製造業産業鏈發展打下基礎,曆經幾年發展後,閤肥已成為我國最大的傢電生産基地之一,海爾、長虹、美的、格力等品牌紛紛落戶閤肥。如2008年,為突破國外廠商對液晶顯示麵闆的壟斷,閤肥市政府布局投資彼時較為低迷的京東方,並配套落地産業鏈上相關企業,突破“卡脖子”技術,實現産業結構升級,實現極為可觀的投資收益。近年來,閤肥市先後引入科大訊飛、晶閤、長鑫存儲等企業,2020年又與蔚來簽署閤作協議,對閤肥的新能源汽車産業鏈發展起到巨大拉動作用。目前,閤肥已基本形成“芯屏汽閤”(芯片、新型顯示、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與産業融閤)、“集終生智”(集成電路、智能終端、生物醫藥、智能語音與人工智能)為代錶的産業鏈。


(二)創新投融資模式,組建專業化投資平颱。“閤肥模式”的核心即為國資引領下“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相結閤的政府投資基金運作模式,為更好發揮政府資金對産業發展的引導作用,2014年以來,閤肥市逐步整閤各類政府資金,壓減事後奬補等無償投入,推廣産業基金投資、“藉轉補”投資、財政金融産品投資等市場化有償投資方式。同時,2015年起,閤肥對市屬國有資本營運平颱進行重組整閤,目前已形成閤肥市建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閤肥建投”)、閤肥市産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閤肥産投”)與閤肥興泰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閤肥興泰”)三大專業化國資投融資平颱,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國有資金杠杆撬動作用,聯閤中信、中金、海通、招商等市場頭部機構閤作設立産業基金,引入更多社會資本。



此外,解決資金投入問題後,還需考慮國有資金如何清晰且可靠的退齣,閤肥市國有資本退齣渠道可分為:(1)投資上市公司股權(定增)—重大項目落地且增加上市公司收益—上市公司股票價值提升—解禁後擇機在二級市場退齣;(2)共同投資有望IPO的實體企業—成功IPO或並購轉讓—資本市場退齣兩條退齣路徑。


(三)打造政府牽頭的專業投資隊伍,精準研究招商內容。為熟悉各産業鏈相關技術與扶持政策,閤肥市從上到下均在不斷強化研究各行業研報、産業政策以及投融資政策,並加強與高校間往來閤作以培養專業招商人員。在上述方式不斷推動下,閤肥市招商團隊精通智能傢電、顯示麵闆、集成電路、半導體等新興領域專業知識,並以委托專業財務與法務人員方式對擬招商企業進行全方麵盡調。


除上述原因外,“閤肥模式”的成功亦離不開閤肥市政府在引導産業基金與PE基金方麵的政策支持。2014年,閤肥市政府齣颱産業扶持發展的“1+3+5”産業政策體係,明確可根據投資領域差異搭建包含産業投資引導基金、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與天使投資基金等不同類型基金體係;2021年以來,閤肥市針對不同類型産業引導基金進一步齣颱相關細則,對各類基金的可投資方嚮、運作模式、投返要求、考核評價以及容錯機製等內容進一步細化。



綜閤來看“閤肥模式”的成功並非隻是錶麵“賭贏”,而是通過把握産業發展風嚮、優化投資決策製度以及充分且閤理利用政府政策引導資金,成功引入一批重點領域企業,從而進一步實現産業集群式與規模式發展。


2、蘇州模式:設立多層次政府投資基金體係,覆蓋企業全生命周期


蘇州市經濟發展水平一直處於全國前列,早在2011年蘇州市地區生産總值已突破萬億,至2020年不足十年時間,蘇州市地區生産總值進一步突破兩萬億,其經濟快速發展一方麵取決於其位於長三角的區位優勢,同時也離不開蘇州市政府在資本招商方麵的紮實布局。


在各地各級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實踐中,蘇州市錶現十分亮眼,其在政府引導基金方麵起步較較早,2005年11月,國傢發改委等眾多部門聯閤齣颱的《創業投資企業管理暫行辦法》為國內政府引導基金領域第一個指引文件,在此背景下,次年3月,蘇州工業園區即與國傢開發銀行閤作設立創業投資母基金,該隻基金對於閤作投資管理機構設立子基金僅限製其注冊地位於蘇州市內,為蘇州成功引入眾多業績優秀的投資機構打下基礎。2010年,蘇州市屬國企蘇州創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與國開金融有限公司閤作設立母基金,母基金主要分彆兩大闆塊,其分彆聚焦産業整閤與並購重組的股權投資基金以及初創期與成長期投資的創投基金。此後,為更高效率的利用財政資金撬動其他資源的引領作用,財政部於2015年相繼齣颱《政府投資基金暫行管理辦法》(財預[2015]210號)與《關於財政資金注資政府投資基金支持産業發展的指導意見》(財建[2015]1062號)等文件,各地政府也紛紛效仿此類模式,這一模式也廣泛被稱做“蘇州模式”。



“蘇州模式”的特徵如下:


(一)構建多層次政府投資基金體係,服務企業全生命周期。“蘇州模式”最突齣的特點即為針對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企業設立從天使輪投資到成長期、成熟期等的不同輪次投資的政府投資基金組閤,2021年初,蘇州市與下轄各區縣(市)共同齣資設立60億元天使投資引導基金,可進一步提升區域內初創期企業發展資金來源問題。


(二)市、區兩級共同推進項目或子基金落地。蘇州下屬區縣經濟實力均較強,昆山、張傢港、常熟與太倉四個代管縣級市均位於國內百強縣前十位,下屬各區縣亦有各自活躍的産業投資方嚮和閤作投資機構,故市級和區級基金可形成相對密集的閤作網絡,除蘇州國發創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蘇州工業園區國創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等市屬國資投資主體外,蘇州市吳江東方國有資本投資經營有限公司、昆山創業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等區縣産業引導投資主體亦對本區域內引導基金起到積極推動作用,從而形成瞭市、區兩級的基金矩陣。


(三)齣颱正嚮激勵措施,優化資金配置流嚮。2021年8月,蘇州工業園區創投引導基金管理中心對外公布2020-2021年度園區創投引導基金參股子基金評價結果,這是國內首次齣現政府引導基金公開發布參股子基金評級結果案例,在此正嚮激勵措施帶動下,可不斷提升引導基金管理團隊對對區域內優秀公司的關注力度。


3、深圳模式:打造強勢國有創投企業,引領産業培育和資金流動


深圳作為我國最早成立的經濟特區,自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迅速,通過流入外資和引流內資,現已成為中國最具創新活力的城市之一,對創業投資行業發展一直呈高度重視,我國最早一批本土創投機構萌芽於此,同時,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城市,招商政策、基金投資以及園區建設為深圳近年來發展迅速的重要途徑。


“深圳模式”的成功,主要取決於如下因素:


(一)背靠粵港澳大灣區,深圳市股權投資能夠聚焦資金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動,受益於深港兩地之間金融服務業的開放與聯通。2019年2月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香港、廣州、深圳等區域核心城市的發展定位,其中深圳作為區域內主要創新型城市,應充分發揮華為等科技型企業優勢。2023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前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管理局與廣東省人民政府聯閤印發《關於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閤作區全麵深化改革開放的意見》,開始逐步探索深港私募通機製,支持深港創業投資基金與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在前海閤作區協同發展。


(二)深創投為深圳市創業投資的中堅力量,也是深圳市政府引導基金的主要推手。1999年8月設立的深圳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深創投”)是私募股權領域中少有的國有企業,其設立後跟隨外資基金投資,與新加坡大華銀行閤資設立中新創業投資基金,與以色列Ainsbury Properties閤資組建瞭中以基金投資公司,接受日本投資者委托管理CVI基金等。


作為深圳市國資委下屬重要的創業投資機構,深創投主要負責管理深圳市引導基金與天使投資引導基金,憑藉其市場影響力與管理經驗,深創投先後承接佛山、東莞、肇慶的政府引導基金。截至2023年9月末,深創投受托管理政府引導母基金規模達1,549.97億元,在管創業股權投資項目約900個,退齣項目中已有254傢企業分彆在全球17個資本市場(不含國內新三闆)上市,助推寜德時代、西部超導、康芳生物、華大九天等優質企業成長。




總結來看,“深圳模式”成功之處在於其地處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可與香港共建大灣區科技創新中心,同時以深創投為首的投資機構以及傳統金融機構為科技項目持續輸血。深圳的創投生態高度市場化且活躍,各方在新技術培育、成果轉化等方麵深度閤作,並充分發揮大灣區資本市場的金融服務職能;另一方麵,深創投受托管理近韆億規模的深圳市政府引導基金,利用與各産業龍頭企業的深度閤作關係,圍繞産業龍頭上下遊閤作設立子基金,協同推動産業轉型升級。


綜閤來看,閤肥、蘇州與深圳三個典型模式亦存在一定共性。在政策資金使用方麵,一是通過“財政+國資”結閤的方式,做大資金基本盤,充分發揮政府資金的引導作用,二是打造“國資引領-産業落地-股權退齣-循環投資”的基金運作模式,帶動社會資本服務於地方招商引資,實現新興産業發展和資本增值的雙贏;在營商環境打造方麵,各地政府均聚焦資金、技術、空間、政策、人纔等關鍵要素,推齣一係列營商優惠政策,吸引和促進創業投資基金的集聚;在基礎設施配套方麵,各地政府均有意識高標準建設産業園區,並配套各種公共服務設施,以“園區+基金”的方式促進企業入園集聚,蘇州更是聚焦園區産業主攻方嚮精準招商,著力推進重點産業“補鏈、強鏈、延鏈”。



4、淡馬锡模式:日常經營中實行政企分離,具備完善的經理人製度和有效激勵機製


淡馬锡模式是新加坡特有的國有資産運營方式,淡馬锡控股由新加坡財政部負責監管,其在新加坡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直接掌控企業20餘傢,間接控製企業2,000餘傢,涵蓋瞭新加坡通信、金融、航空、科技、地産等主要行業,已成為最有影響力的主權財富基金之一。


具體來看:


(一)政企分離以及“無為而治”的管理方式。新加坡財政府持有淡馬锡控股100%的股權,對淡馬锡控股實施監管但不乾預企業在營運和商業上的決策,政府在淡馬锡控股治理框架中起到的作用有限,主要承擔的職能包括:任命董事局主席、董事和總經理;審閱財務報告;召集相關會議,討論績效和計劃。另外,在淡馬锡控股和聯營的董事會中,少部分是財政部官員,大部分是著名企業的董事長掛職,保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運營效率。淡馬锡控股與其關聯的下屬企業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始終保持著“一臂之距”的交往,委派高管進入關聯企業董事會來參與決策。淡馬锡模式的核心在於公司與政府間清晰的職能定位,建立以強大董事會為核心的企業治理結構。


(二)完善的經理人製度和有效的激勵機製。淡馬锡控股及其旗下企業在經理人選擇上也與政府脫離,以市場化的方式選聘精英職業經理人,注重選聘人員的專業背景和創造價值的能力,且麵嚮國際經理人市場公開招聘,同時對經營管理層進行年度考核和經濟增加值考核,經理人的薪酬水平與國際接軌,有助於吸引、選拔和保留優秀人纔,為董事會和管理層創造內在動機。


三、“股權財政”的風險點在哪裏?


1、之於地方政府而言,做好“股權財政”關鍵在於産業培育而非僅追求投資收益,脫離産業培育本源,貿然參與股權投資的風險過大


近年政府部門貿然參與股權投資,齣現投資失敗的案例屢見不鮮,這其中較容易避免的是脫離培育區域優勢産業本源,進行跨區域投資,意圖獲取財務收益而齣現的投資虧損。尤其是政府部門在跨省投資和經營方麵較易處於相對劣勢地位,有一定信息差,地域融入難,存在投資失敗的可能。


2、與本地優勢産業不相匹配,配套投後管理不夠,以緻投資風險過大


此外,與本地優勢産業不相匹配,投後管理相對弱勢,也是近年較易齣現的風險因素。舉例來看,近年投資新能源汽車及其産業鏈項目成為眾多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著力點,但部分區域汽車産業基礎薄弱,缺乏具有競爭力的投後管理,以緻導入容易培育難,齣現投資虧損。隨著部分被投新興車企宣布停産清算,除投資損失外,對當地經濟發展、稅收和就業的帶動作用也微乎其微。整體來看,部分新興行業對地方政府有巨大的吸引力,符閤政策導嚮,且在推動區域産業轉型、貢獻稅收、拉動就業等方麵優勢明顯,但盲目引資、過度擴張,存在産能易過剩、市場競爭加劇等負麵影響,進而造成資源浪費,背離招商引資初衷。


3、投資製度未理順,部分地區政府部門為防止投資失敗造成的國有資産流失,實質上以明股實債的方式進行投資


部分地區尤其是債務負擔較重的政府部門在進行風險投資時,依然將國有資産保值增值放在重要位置。基金牽頭人怕齣錯擔責,對將資金投入種子期、初創期的企業存在畏縮心理,為防止因投資失敗造成國有資産流失而被問責,部分地區會在投資時嚮被投企業要求保底迴報率,造成瞭名義上為政府引導基金的股權投資,實質為政府引導基金的高息藉款,反而給相關企業帶來瞭一定債務負擔。此舉多為投資管理製度未理順,問責體係與新興的政府股權投資行為不相適應。在此機製下,為完成上級部門投資目標,下級部門進行選擇性執行的後果。


四、結論


“股權財政”的應用實踐應當考慮到區域資源稟賦、區位優勢和發展戰略,各地的適用性及發展路徑不盡相同。本文通過梳理中國各級政府財政體係,明確“股權財政”的概念和來源,分析其實現路徑和風險點,並通過研究“股權財政”的成功案例模式,得齣以下結論:


1、“股權財政”的作用在於培育地區優勢産業、擴大和優化稅基,而非替代“土地財政”。當前“股權財政”的體量遠小於“土地財政”,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即財政“第三本賬”,為“股權財政”的組成部分之一,因國有企業整體利潤率偏低,2013-2023年期間貢獻率均在2.0%以下,“第三本賬”對地方政府綜閤財力的貢獻很低,亦與“第一、二本賬”存在很大差距。發展“股權財政”,為地方財稅體係帶來增量不能僅限於財政“第三本賬”,通過政府引導基金進行招商引資更為關鍵。經過簡單計算,若實現“第三本賬”收入達1萬億元,則相較2022年5,689億元的收入,增幅需達到75.8%。考慮到“第三本賬”收入的來源主要是國有企業上繳利潤及從國有控股和參股公司獲得的股息紅利,其收入增加較為依賴國有企業盈利上升,若目前國有企業資産總額和上繳比例不變,達成該目標仍需一定時間,且1萬億元的絕對體量依然有限。因此,提升政府財政實力不能僅限於做大“第三本賬”, 通過政府引導基金進行招商引資,基於區域資源稟賦培育優勢産業,形成集聚效應,優化稅基,提升産業與地區經濟增長的協同度,逐步弱化以地引資模式,是當前通過 “股權財政”活躍地區經濟,實現稅收收入長期增長的重要抓手。


2、目前較為成熟的樣闆模式包括“閤肥模式”、“蘇州模式”、“深圳模式”以及新加坡“淡馬锡模式”。


閤肥模式:確立地區優勢産業,以招商引資為本,著重“天使輪-投後管理”投資模式,同社會資本閤作共推産業集群化發展。其成功並非隻是錶麵“賭贏”,而是通過把握産業發展風嚮、優化投資決策製度以及充分且閤理利用政府政策引導資金,成功引入一批重點領域企業,從而進一步實現産業集群式與規模式發展。


蘇州模式:設立多層次政府投資基金體係,針對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企業設立瞭從天使輪投資到成長期、成熟期等不同輪次投資的政府投資基金組閤,為優質企業從孵化到上市提供一條龍保障。


深圳模式:依靠地處粵港澳大灣區核心的區域優勢,擁有高度市場化且活躍的創投生態。另一方麵以深創投為首的投資機構管理瞭韆億規模的政府引導基金,進行産業投資和投後管理,有力推動産業轉型升級。


淡馬锡模式:係新加坡最大的創投企業,日常經營實行政企分離,具備完善的經理人製度和激勵機製,市場化程度高。


3、尤其對於欠發達地區的政府而言,脫離産業培育本源,貿然參與股權投資追求財務收益的風險過大。發達地區資金實力強,開展“股權財政”的模式豐富,欠發達地區容錯空間相對更小。近年政府部門貿然參與股權投資,齣現投資失敗的案例屢見不鮮,這其中較容易避免的是脫離培育區域優勢産業本源,進行跨省投資,意圖獲取財務收益而齣現的投資虧損。其原因多以存在一定信息差,地域融入難為主。


作者 I 鍾佩佩 關耀達 康兆鳳

部門 I 中證鵬元 工商企業評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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