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中國式現代化與超長期特別國債

本文爲西京研究院發表的第727篇原創文章,趙建博士的第686篇原創文章。

當經濟放緩,時間變得越來越便宜、風險變得越來越貴的時候,恰恰是發行超長期國債的時候。那麼發行超長期國債的目的是什麼,融來20年、30年、50年的長錢用來幹什麼?如果站在同樣規劃這麼長時間的中國式現代化國家遠景的視野,就會對三中全會之前的這個時機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豁然開朗。超長期特別國債與中國式現代化,一個負債端,一個資產端,旨在打造一個嶄新的跨週期的國家資產負債表。

進入後工業社會,經濟增速放緩,時代紅利和躺着賺錢的機會逐漸消失,各種控制讓生活與思考變得死水微瀾,躺平與摜蛋文化盛行,年輕人的心中不再充滿夢想和激情,自動加入“三不青年”和“失去的一代”,歷史真的進入所謂的垃圾時間。此時,時間就會變得越來越便宜,無風險利率自然也就會持續走低;同時風險卻變的越來越貴,人們的風險偏好不斷降低,沒人再願意去冒險,充滿創造性破壞的動物精神消失,預期和信心成爲最大的稀缺品。這與改革開放初期,工業化進程的初期那種“時間就是金錢”人們充滿野心和激情只爭朝夕的火熱氛圍迥然而異。於是人們不在熱衷於冒險,投資上變得越來越保守越來越謹小慎微。不用說什麼天使和風投,就連二級市場上的藍籌都覺得風險太高。通縮當然是會滅失時間價值,讓持有現金躺平成爲最優的選擇。消費和投資上的保守主義對一個發展中的經濟體來說就是一場災難,按照市場經濟的玩法,當儲蓄率突然上升,需求就會大幅塌縮,此時如果政府不出來創造需求補上缺口,就會出現市場失靈和巨大的危機。

最近幾年,中國經歷了歷史上最大的天災,同時疊加經濟深度轉型的陣痛,消費的邊際傾向和投資的風險偏好同時發生衰減。人們將手頭的貨幣收入進行窖藏,以便應對未來隨之可能出現的不確定性——如同疫情期間發生的。窖藏的方式包括銀行存款、底層資產爲國債、城投債的理財產品和基金、傳統的避險資產黃金和美元等。貨幣窖藏意味着貨幣的沉澱和消失,如果銀行找不到合適的企業和項目放貸,那麼這些儲蓄就轉化不成投資,經濟就會陷入持續的通縮螺旋。同時因爲中國在不斷降息,其它國家在不斷加息,中美利差已經倒掛幅度最大,倒掛時間最長,這也會造成貨幣爲了追求更高的收益率外流,加重了通縮的嚴重程度。

時間變得越來越便宜,風險變得越來越貴,這也是一個老齡化社會、增長放緩經濟體的必然趨勢。這同樣爲從高速度發展模式向高質量發展躍遷提供了條件。一個長期以國家爲主導的積累型工業化社會,要轉換爲以民生爲主導的消費型現代社會,政府就必須承擔起新的時代使命,這個使命可以用中國式現代化來概括。中國高速發展了四十多年,加上疫情三年的催化(全球供應鏈紊亂時刻出口再創新高),已經成爲第一工業大國,說是工業強國也不爲過,可以說是具備中國式現代化豐裕的物質基礎,因爲現代化的核心就是工業化。需要認識到的一點是,在數字網絡和智能製造的範式下,大國工業體系具有超級規模效應和贏家通喫的特徵。一旦龐大的工業製造的基礎設施在一個大國建成並形成一個龐大的產業鏈生態體系,製造成本就會像“摩爾定律”那樣大幅降低——這恰是數字科技對工業製造的賦能。無論是汽車、家電、手機等耐用消費品,還是機械、船舶、化工、芯片等工業中間品,只要在中國量產就很容易迅速規模化、批量化最終必然是產能過剩。把中國看作是一個工廠(的確是一個世界工廠),這個工廠的設備和生產線已經非常完備,生產100輛汽車和120輛汽車的成本被分攤下來並沒有增加多少,這就是企業的經營槓桿——大工業批量化生產的規模經濟。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非常好的物質基礎條件。


國產品牌新崛起-網絡圖片 侵權秒刪

但硬幣不能只有一面。“工業中國”的另一面是“債務中國”,如同每一家公司經營槓桿的另一面是財務槓桿一樣。因爲只爭朝夕,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城市化歷程,即使五千年古國的文明底蘊包容性再強,也無法承載如此快的速度。在中國國家資本的快速累積過程中,也積累了大量的債務和槓桿。借債的主體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的平臺公司、房地產公司和國有企業身上。債務是魔鬼還是天使,不在於債務本身而在於資產收益率(ROA)能否至少覆蓋債務成本。中國是有最完備的基礎設施和國家集中管理的資產,但是如果這些資產盤活不起來,沒有市場經濟和民營企業帶動的活力,就如同花大價錢搭建了一個豪華的舞臺,如果沒有人在上面唱戲,那麼就只不過是一個爛尾工程,是一種沉沒成本,相應的債務也就是有毒的資產。中國當前積重難返的債務問題,絕非是一個經濟和金融的問題,甚至都不是一個財政的問題,而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問題。是大國治理中中央和地方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它來自於央地長期博弈下形成的一種非對最優均衡,這種均衡讓地方政府承擔了無限責任但是有限財權,積累的龐大的地方赤字只能依靠“發債+賣地”。無論是發債還是賣地,其實都是對未來信用和財政的透支。隨着地方官員的任期越來越短,在平均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如何發展,在官員升遷錦標賽制的體制下,出現了“誰不發債誰喫虧”的逆向選擇現象。在空間上,這實際上是一種公共地悲劇,是地方競相透支中央信用的道德風險,是剛性兌付的必然結局。所以我們看到,中國式現代化有成就,也有代價,這是事物運動的辯證法。只看到成就看不到問題,或只看到問題看不到成就,都是偏頗激進的看法。而解決問題的最終方案,一定是依靠成就來消化問題,即我一直常說的發展的眼光看問題而不是相反。
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超長期的國家願景,因此需要超長期的國債支撐。根據財政部發言人的說法,超長期特別國債“重點聚焦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提升糧食和能源資源安全保障能力、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等方面的重點任務”,這些重點任務,恰恰符合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
中國式現代化,超長期特別國債,一個資產端,一個負債端,正在努力打造一個新的國家資產負債表。每年1萬億元左右,預估會逐年增長,主要用途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
1,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鞏固黨的領導與實現國家統一;
2,改善民生,注意:民心是最大的國家資產,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體現了財政的人民性;
3,完善社會保障,提高中低收入羣體收入,減少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4,環境治理,促進人與自然和諧;

5,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踐行大國責任,在變亂交織的世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

有些人會提出疑問,認爲當前中國經濟處於曲折復甦時期,經濟收縮和風險暴露是主要的挑戰,應該將超長期特別國債用在救助房地產和地方債的挑戰上。當然,如果房地產失控和地方債危機如果嚴重影響到了中國式現代化,超長期特別國債肯定會加量解決這些問題,畢竟每年1萬億元對於百萬億級別的債務問題也是杯水車薪。我還是那個觀點:房地產和地方債是中國特定的城市化高速發展階段的特定產物,出現的問題是長期矛盾積累的結果,因此也需要一個長期的思維來解決。不能否認它們在過去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作用,房地產仍然是國民支柱產業,地方政府也仍然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基礎執行環節。要解決這個重大的長期問題,需要轉換思維跳出單純化債的思維禁錮,置於中國式現代化的大格局、大視野中尋找解決方案。換句話說,如果中國式現代化能夠紮實推進、順利實現,房地產和地方債的問題當然也就會迎刃而解。這一過程中,需要平衡發展與風險的關係,速度與質量的關係,破和立、穩和進的關係,關鍵是進行治理和管理機制的改革,更加尊重法治化和市場化的原則。

總之,要站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長遠視野來理解近期中國超長期特別國債的發行,這樣才能理解發行這些國債用來幹什麼,形成什麼樣的國家資產。同時也要品味發行的時間,是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從中我們也能大致猜測到全會的主題,以及未來三年的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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