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蘇赫：《從昭盟發現的大型青銅器試論北方的早期青銅文明》，《內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
b.許玉林：《遼寧商周時期的青銅文化》，見《考古學文化論集》第3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c.廣守川：《遼寧大淩河流域的殷周青銅器》，《遼海文物學刊》1996年第2期。後收入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中國考古學研究會編：《東北亞考古學研究——中日合作研究報告書》，文物出版社，1997年。
d.楊建華：《燕山南北商周之際青銅器遺存的分羣研究》，《考古學報》2002年第2期；《商周時期中國北方冶金區的形成——商周時期北方青銅器的綜合比較研究》，見《邊疆考古研究》第6輯，科學出版社，2007年。
e.郭大順：《遼河流域“北方式青銅器”再認識》，見《鄂爾多斯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
f.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1436～146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g.徐堅：《喀左銅器羣再分析：從器物學模式到行爲考古學取向》，《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4期。
[2]轉引自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第49頁，中華書局，2004年。
[3]熱河省博物館籌備組：《熱河凌源縣海島營子村發現的古代青銅器》，《考古》1955年第8期。
[4]遼寧省博物館、朝陽地區博物館：《遼寧喀左縣北洞村發現殷代青銅器》，《考古》1973年第7期。
[5]喀左縣文化館等：《遼寧喀左縣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銅器》，《考古》1974年第6期。
[6]喀左縣文化館、朝陽地區博物館等：《遼寧省喀左縣山灣子出土殷周青銅器》，《文物》1977年第12期。
[7]小波汰窖藏部分材料見於廣守川：《遼寧大淩河流域的殷周青銅器》，《遼海文物學刊》1996年第2期，又見於《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第20卷，科學出版社、龍門書局，2018年。此書也收錄了上述其他窖藏的大部分材料。
[8]許玉林：《遼寧商周時期的青銅文化》，見《考古學文化論集》第3集，文物出版社，1993年。
[9]遼寧義縣文物保管所：《遼寧義縣發現商周青銅器窖藏》，《文物》1982年第2期。
[10]成璟瑭、孫建軍、孟玲：《遼寧綏中東王崗臺發現商周窖藏銅器》，《文物》2016年第3期。
[11]王雲剛等：《綏中馮家發現商代窖藏銅器》，《遼海文物學刊》1996年第1期。
[12]錦州市博物館：《遼寧興城縣楊河發現青銅器》，《考古》1978年第6期。
[13]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青龍縣抄道溝發現一批青銅器》，《考古》1962年第12期。
[14]興隆縣文物管理所：《河北興隆縣發現商周銅器窖藏》，《文物》1990年第11期。
[15]楊建華最先提出這種分法，注意到了兩類窖藏的區別，即其《燕山南北商周之際青銅器遺存的分羣研究》一文中的D羣與E羣。付琳的分類與此相似。
[16]小波汰窖藏中有一件北方式的鈴首勺，仍屬容器的附屬器物，與乙羣窖藏的種類不同。郭大順：《遼河流域“北方式青銅器”再認識》，見《鄂爾多斯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
[17]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1436～146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8]韓巍：《由新出青銅器再論“恭王長年說”——兼論西周中期後段青銅器的變化》，見《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第2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
[19]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六次發掘》，《文物》2001年第8期。
[20]a.北京大學考古系商周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1980～1989）》第二冊第501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
b.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高青縣陳莊西周遺存發掘簡報》，《考古》2011年第2期。
[21]韓巍：《翼城大河口M1017、M2002兩墓的年代及相關間題》，見《青銅器與金文》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22]楊建華：《燕山南北商周之際青銅器遺存的分羣研究》，《考古學報》2002年第2期。
[23]楊建華：《燕山南北商周之際青銅器遺存的分羣研究》，《考古學報》2002年第2期。
[24]楊建華：《燕山南北商周之際青銅器遺存的分羣研究》，《考古學報》2002年第2期；《商周時期中國北方冶金區的形成——商周時期北方青銅器的綜合比較研究》，見《邊疆考古研究》第6輯，科學出版社，2007年。
[25]林澐：《早期北方系青銅器的幾個年代問題》，見《林澐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
[26]郭大順：《遼河流域“北方式青銅器”的發現與研究》，《內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第1、2期。
[27]付琳、王立新：《夏家店下層文化消亡後的遼西》，《考古》2015年第8期。
[28]a.張家口市文物事業管理所、宣化縣文化館：《河北宣化縣小白陽墓地發掘報告》，《文物》1987年第5期。
b.洪猛、王箐：《燕山一帶抄道溝類銅器窖藏的文化歸屬及其他》，《華夏考古》2017年第1期。
[29]蔣剛：《文化演進與互動：太行山兩翼夏商西周時期青銅文化研究》第79、80頁，科學出版社，2017年。
[30]洪猛、王箐：《燕山一帶抄道溝類銅器窖藏的文化歸屬及其他》，《華夏考古》2017年第1期。
[31]付琳、王立新：《夏家店下層文化消亡後的遼西》，《考古》2015年第8期。
[32]付琳、王立新：《夏家店下層文化消亡後的遼西》，《考古》2015年第8期。
[33]a.祭祀說以楊建華：《燕山南北商周之際青銅器遺存的分羣研究》爲代表。
b.埋藏說以張亞初：《燕國青銅器銘文研究》爲代表（見《中國考古學論叢》，科學出版社，1993年）。
[34]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35]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鄭州市窪劉村西周早期墓葬（ZGW99M1）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第6期。
[36]陳光：《西周燕國文化初論》，見《中國考古學跨世紀的反思》，商務印書館，1999年。
[37]宮本一夫與楊建華也持此類看法。宮本一夫：《琉璃河墓地からみた燕の政體と遼西》，見《考古學研究》第46卷第1號，1999年；楊建華：《燕山南北商周之際青銅器遺存的分羣研究》，《考古學報》2002年第2期。
[38]林澐：《釋史牆盤銘中的“逖虘髟”》，見《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輯，三秦出版社，1994年。收入《林澐文集·古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39]建平縣文化館、朝陽地區博物館：《遼寧建平縣的青銅時代墓葬及相關遺物》，《考古》1983年第8期。
[40]楊建華：《燕山南北商周之際青銅器遺存的分羣研究》，《考古學報》2002年第2期。
[41]克什克騰旗文化館：《遼寧克什克騰旗天寶同發現商代銅甗》，《考古》1977年第5期。
[42]斷代據廣守川：《遼寧大淩河流域的殷周青銅器》，《遼海文物學刊》1996年第2期。
[43]a.劉謙：《錦州山河營子遺址發掘報告》，《考古》1986年第10期。
b.高美璇：《興城縣仙靈寺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見《中國考古學年鑑（1985年）》，文物出版社，1985年。
[44]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錦州市考古所：《遼寧錦州龍臺遺址發掘簡報》，《東北史地》2015年第5期。
[45]高美璇：《興城縣仙靈寺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見《中國考古學年鑑（1985年）》，文物出版社，1985年。
[46]張守義：《青龍縣青龍河流域考古調查簡報》，《文物春秋》1997年第2期。
[47]遼寧省考古研究所、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錦州前西山遺址發掘報告》，見《遼寧省道路建設考古報告集》，遼寧民族出版社，2004年。
[48]北京市文物管理處等：《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4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遷安縣古遺址調查》，《文物春秋》1991年第3期。
[50]張文瑞、翟良富：《後遷義遺址考古發掘報告及冀東地區考古文化研究》第44頁，文物出版社，2016年。
[51]張禮豔、胡保華：《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族屬及相關問題辨析》，見《邊疆考古研究》第22輯，科學出版社，2017年。
[52]蔣剛：《文化演進與互動：太行山兩翼夏商西周時期青銅文化研究》第113頁，科學出版社，2017年。
[53]蘇赫：《從昭盟發現的大型青銅器試論北方的早期青銅文明》，《內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
[54]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哈巴其拉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22年第6期。
[55]李學勤：《兮甲盤與駒父
——論西周末年周朝與淮夷的關係》，見《新出青銅器研究》，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
[56]a.韓金秋：《白浮墓葬的微觀分析與宏觀比較》，見《邊疆考古研究》第7輯，科學出版社，2008年。
b.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141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7]林澐：《早期北方系青銅器的幾個年代問題》，見《林澐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
[58]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9]劉緒、趙福生：《琉璃河遺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認識》，《文物》1997年第4期。
[60]喀左縣文化館等：《遼寧喀左縣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銅器》，《考古》1974年第6期。
[61]遼寧文物考古研究所、喀左縣博物館：《喀左和尚溝墓地》，《遼海文物學刊》1989年第2期。
[62]蔣剛：《文化演進與互動：太行山兩翼夏商西周時期青銅文化研究》第76、77頁，科學出版社，2017年。
[63]a.張家園、小山東莊墓葬斷代據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1426、1427、1437、143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b.後遷義墓葬斷代據蔣剛等：《京津唐地區晚商西周時期墓葬遺存的再認識》，《華夏考古》2012年第3期。
[64]張文瑞、翟良富：《後遷義遺址考古發掘報告及冀東地區考古文化研究》第40～50頁，文物出版社，2016年。後遷義遺址的年代及文化性質判斷據蔣剛等：《京津唐地區晚商西周時期墓葬遺存的再認識》，《華夏考古》2012年第3期。
[65]順義牛欄山族屬判斷據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1436～146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66]蔣剛：《文化演進與互動：太行山兩翼夏商西周時期青銅文化研究》第113頁，科學出版社，2017年。
[67]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第142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68]蔣剛：《文化演進與互動：太行山兩翼夏商西周時期青銅文化研究》第111頁，科學出版社，2017年。
[69]遺存分佈情況參見蔣剛：《文化演進與互動：太行山兩翼夏商西周時期青銅文化研究》第112頁，科學出版社，2017年。
[70]郭大順：《遼河流域“北方式青銅器”再認識》，見《鄂爾多斯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