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結構性差距正在拉大——優質教育資源從未真正向所有人敞開。
這兩年，日本低齡留學的家庭，眼見多了起來。
隨著歐美留學的不確定性和競爭加劇，一波中產家庭開始將目光轉向日本。
隨著日本率先進入少子化時代，大學也開始進入“全入時代”，中小學更是面臨嚴重的生源短缺...這些都成了國內中產家庭眼中的“紅利”。有機構透露，近十年，中國赴日讀高中的留學生人數翻了十倍。
可是，日本真實的教育環境究竟如何？對於中產家庭來說，這會是一個避開內卷的好選擇嗎？
最近，有一本來自日本大阪大學教授、東京大學教育學博士志水宏吉的書《父母格差：“拼家長”時代的衝擊》，向我們揭秘了日本少子化時代的教育現狀以及中產階級的掙扎。
機會一直存在，但不可否認的是，不同家庭面對的“挑戰難度”也是不同的。
在日本，“父母格差”一詞，主要指家庭教育環境差距的問題。作者指出，日本正處於從“優績主義”社會滑向“家長主義”社會的時期。
即個體的成就不再由其能力和努力程度決定，“父母（家庭）擁有的各種財富，以及父母對孩子的期待”將極大地影響孩子的未來和人生。
正如本書譯者高璐璐，這位在日本一邊讀博、一邊帶娃的中國留學生媽媽所體會到的，“日本早已進入拼家長的時代。僅僅有錢還不夠，父母的認知同樣決定著孩子的前途和人生。”
少子化時代，
2025年1月，日本文部科學省發佈的最新調查數據顯示，日本大學2024學年招生名額較實際入學人數多出逾1萬人。自有記錄以來，首次出現招生名額與入學人數“倒掛”。
不少媒體由此指出，日本進入了“全員上大學”時代。
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實際上，儘管確實有大學存在招生不足的情況，但好大學的競爭依舊激烈，不少大學降低了招生人數，甚至關閉了部分專業。
少子化浪潮看似帶來了“人人有書讀”的福利，但透過該表象我們可以看到，教育的結構性差距正在拉大——優質教育資源從未真正向所有人敞開。
在日本，小初高基本可以分為三類學校（除國際）：國立、私立和公立。國立一般是國立大學的附屬學校，師資雄厚且免學費，因此入學難度最大，即使考上了也還要抽籤；私立學校整體教育水平不錯，每所學校各有特色，同樣需要入學考試，學費較貴；相較之下，公立入學難度最低，通常在家附近，學業壓力較小。
數據顯示，日本全國就讀公立中學的學生佔比91.6%，而僅有不到一成的學生就讀國立或私立學校，分別佔比0.9%和7.5%。
其實，新生人數的減少以及對多樣化教育的需求，確實為擇校帶來了一定自由度。2000年之後，日本越來越多的區域開始引入“擇校制度”，也就是學生可以自由選擇片區內任何一所公立小學或公立中學就讀，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跨片區就讀。
沒有學區房，也不用搖號，想讓孩子上哪所學校都能滿足，這似乎是人人所期待的少子化時代紅利。但現實卻出現了難以預料的結果——公立學校的兩極分化日益嚴重。
大阪就曾因跨區上學的問題鬧得沸沸揚揚。家長們為了將孩子送入“好學校”，或避開“壞學校”，而跨校區送孩子到別的學校上學。這導致實力偏弱學校的成績大幅降低，對此，希望家長重視本地學校的校長和老師也非常苦惱：
“老師再怎麼用心，孩子來了這裡，學習能力好像還是上不去……結果有能力的孩子一股腦都流失了。”
生源流失引發師資撤離，最終形成惡性循環。越缺乏資源的孩子，反而被系統拋得更遠。
對此，“擇校制度”也被重新審視，甚至已有地區開始廢除該制度的運行。
從日本走過的路中，我們可以看到，出生率的下降和優質教育的普惠性之間並不存在天然的因果關係。
不斷前置的教育分流
日本讀博期間，本書譯者高璐璐作為媽媽，就近給孩子安排了偏鄉下的幼兒園。出門就是大片田地，可以採摘蔬菜撿橡木果，雪天就打雪仗。
但有時，她的內心也會浮起問號：在補習廣告鋪天蓋地的大環境下，這樣的歲月靜好能維持多久呢？如果以後孩子的成績在班裡墊底，她還能如此淡定嗎？
事實上，如果孩子要在日本讀書，選擇公立的“快樂教育”，還是私立的“高要求高付出”，是家長很早就要做出的決定。
在《父母格差》一書裡，志水宏吉教授揭示了日本教育界不斷前置的分流現象。
20多年前日本就出現了被稱作“幼兒教室”的機構。這些教室通常開設在百貨商場裡，孩子滿1歲就可以和媽媽一起來上課，每節課60分鐘。那時，這些機構的宣傳還以“培養孩子‘上進的大腦’和‘飽滿的心靈’”為主，有點像我們國內的早教啟蒙。
而如今，這些“幼兒教室”卻在家長需求的推動下演變為了“幼升小備考班”。這樣的機構在東京、大阪等大城市開設數量尤其多。有的教室甚至會把孩子的成績按偏差值區分後再進行徹底“訓練”，目標就是幫助孩子通過國立或私立小學的升學考試。
很難想象，一個在讀幼兒園甚至年齡更小的孩子，已經要揹負起備考升學的壓力。幾年下來，不僅家長和孩子都非常疲憊，夫妻關係往往也會受到影響。
那麼，為什麼日本父母還是堅持讓孩子如此早地加入教育軍備賽呢？
除了認同學校的教育理念、想讓孩子接受更優質的個性化教育，日本父母還非常看重的一點是：不少私立小學擁有同品牌附屬學校，只要學習過得去，基本就能直升初中、高中，甚至大學。
而為了孩子入讀理想小學的成功率更高，有些家長會選擇同一品牌下的附屬幼兒園。由於這些私立幼兒園的入讀同樣需要入學評估，有需求就有市場，市面上自然出現了面向更低齡孩子開設的“備考班”。
當然，卷升學僅僅只是日本精英階層雞娃一個方面。
作者調查了自己所工作的大阪大學（排名第三難考的國立大學）的學生後發現，這些孩子基本每人都參加過4-6個之多的課外班，包括但不限於英語、芭蕾、鋼琴、空手道、體操……
一位全家移居日本的中國媽媽，曾在社交媒體分享兩娃每天放學後的日程安排。6歲的姐姐和4歲的弟弟2點從私立幼兒園離開後，通常會無縫銜接各類興趣班或補習班，如：體操、芭蕾、繪畫、中文家庭教師等等。
據她觀察，在日本，讀公立學校每天放學後在公園玩到吃晚飯的孩子大有人在，但精英階層的教育還是非常雞血。
沿著父母既定的教育路徑一路升級打怪，有的孩子順利考入知名大學，甚至成功跨越階層，但也有不少孩子不堪忍受壓力，中途退學。
更多的孩子則處於矛盾之中，他們感激父母的付出，但回望升學路確實充滿著痛苦與不安：好像必須考上好高中和好大學才對得起父母的期待，至於考上大學後如何過好自己的人生，始終沒想明白。
家長對於升學一廂情願的強烈願望，往往會讓他們忽視孩子的意願。
“所作的一切都可以美其名曰是為了孩子的未來，”一位接受作者調查的大阪大學學生表示，“我自己是這麼長大的，但並不執著於以後也這樣對待自己的孩子。”
想要跳出焦慮怪圈的中產媽媽
當少子化浪潮未能緩解教育資源競爭，反而加速了優質資源的集中化趨勢，日本中產階級家長又是如何應對的呢？
作者志水宏吉的研究團隊發現，當下的日本中產家庭從育兒策略來看可以分為四類：
③④體現了“協作育兒”的教養方式，也就是父母會儘可能有規劃地發展孩子的才華；②則體現了“自然成長”的教養方式，在這樣的家庭中，孩子能夠更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時間，但父母具有較高權威，通常以命令的方式要求孩子如何去做。
有趣的是，“給予孩子高度自由”這一養育方式，曾經在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中更為常見，如今在日本中產家庭內部也開始出現。
如果說，過去工人階級對孩子的放養是育兒時間與精力不足的無奈之舉，那麼如今部分日本中產其實是主動選擇了這一教養方式，或者將其與“協作育兒”的方式相融合。
可以看出，當部分家庭還在焦慮如何讓孩子跑贏對手，另一群家長已在思考：是否需要繼續參與這場被設定規則的遊戲。
譯者的朋友——一對香港精英父母，他們的育兒策略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首先，他們認為，比起捲成績，孩子的健康成長，以及和諧的親子關係更加重要；其次，當他們發現自己的孩子不擅長卷成績，但喜歡做甜點，媽媽就積極主動地陪孩子參加各種廚藝班，說以後做chef也不錯。
有越來越多的中產家長開始產生類似想法。孩子如果不是讀書這塊料，與其投入大量資源硬逼他學，不如趁早另尋出路。
此外，作者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畢業於排名更靠前大學的日本媽媽，相對更為從容，如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大阪大學、早稻田、應慶等。她們認為，即使孩子沒能考上理想初中，後面還有初升高的機會。她們相信孩子的成長有自己的節奏，比起上補習班，更在意孩子是否自己在努力。
與此同時，學歷差一個等級的媽媽們顯得更焦慮和煩惱。她們不停地給孩子換補習班，“選擇似乎沒那麼多，但確實在拼盡全力想辦法”。
志水宏吉教授總結，這也是“家長主義”社會的其中一個標誌，就是各領域中的“二代”孩子越來越多，包括“學二代”。
“二代”現象增加的背後，精英家庭的孩子通常被更加精心地撫養長大，也意味著這些孩子在競爭中，擁有遠比其他孩子更多的資源。
現實情況也表明，那些“會學習”的孩子，往往生活在富裕而穩定的家庭裡，而“不會學習”的孩子的家庭，往往有各種各樣棘手的問題；甚至，孩子在體力和運動能力上也出現了兩極分化現象。
“我們以為建立起了一個由個人努力和天賦決定未來的優績主義社會，誰曾想到，現在又將回到‘家庭出身決定一切’？”
這種撕裂感在作為教育研究者的父母身上，同樣明顯。
作者志水宏吉教授的朋友，一位陪女兒剛剛結束初中升學考試的媽媽，她一方面深知現在的日本，已經過了“努力+天賦=回報”的時代；
另一方面，作為母親的她，也沒辦法忽視女兒在補習班所付出的努力，更沒有辦法告訴女兒和補習班的同學們，“這些差距努力了也沒用”、“這些是社會問題”之類的話。
在這些十一二歲的孩子面前，她只能對他們說一句寬慰和鼓勵的話：
“你已經很努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