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帝國: 普魯士的興衰 1600～1947
作者簡介：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劍橋大學聖凱瑟琳學院現代歐洲史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澳大利亞人文學院院士。曾於 2007 年英國曆史學界殊榮“沃爾夫森歷史獎”。 2015 年 6 月，因對英德關係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克拉克經英國外交大臣舉薦，被授予爵士頭銜。著有《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走向“一戰”》《鋼鐵帝國：普魯士的興衰1600～1947》等作品。
書籍摘錄：
第 11 章 鐵血時代（節選）
愛國者和解放者
1809 年利害攸關的問題不僅是要不要以及何時加入反法戰爭，而且是普魯士最終應採取怎樣的戰爭模式以對抗拿破崙。腓特烈·威廉和較為保守的軍事領導人仍認為應採取傳統的內閣戰爭模式，以外交手腕和訓練有素的正規軍為制勝的關鍵。相比之下，改革家們則設想採用一種新的戰爭模式，點燃廣大民兵的愛國熱情，發動武裝起義。1809 年10 月，格布哈特·萊貝雷希特·馮·布呂歇爾元帥在力勸腓特烈·威廉聯盟奧地利參戰時，說道：“我們並不比西班牙和蒂羅爾的人民遜色，我們的武裝力量比他們更加強大。”
戰爭危機解除後，這個難題曾被擱置，直到1811 年，俄法大戰在即，它被再次提上日程。1811 年8 月8 日，在提交給國王的簡報中，軍事改革家格奈澤瑙根據西班牙的作戰手法，制定了一份詳盡的民眾游擊戰策劃案，意圖從後方對法軍發動攻擊，利用民眾武裝力量，切斷法軍的供給路線，並銷燬可能落入敵軍手中的物資。格奈澤瑙通過觀察其原來的下屬席爾起義的失敗，意識到，要想讓普通人站出來，冒著生命危險對抗法國，就必須先增加他們為國捐軀的勇氣。為了保證參戰人數，他還建議，國家應僱用牧師，來動員當地群眾。施泰因（現流放於布拉格）和克勞塞維茨持有類似見解，但他們更加強調王室政府進行明確領導的必要性。
只有少數官員同意使用非正規軍來抗擊法國，武裝群眾起義的作戰模式從未得到普魯士官員的廣泛支持。但是，在普魯士愛國主義知識分子中間，有很多人認為這樣的想法令人振奮。 1809 年，受到奧地利反法戰爭的啟發，曾是普魯士近衛兵的海因裡希·馮·克萊斯特創作了一首詩，以異常強硬的語言風格，幻想在舊日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土上，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聚集在一起，發動一場極為殘酷的反法戰爭：
森森白骨，
漫山遍地，
狐狸和烏鴉吞食肉體，
飢餓的魚群啄食腑臟，
累累屍體堵塞了萊茵河，
河水衝破堤岸洶湧向西，
重新勾勒，
我國邊界！
1811 年，弗里德里希·路德維希·雅恩在漢森海德公園（位於今柏林新克爾恩郊區）發起“體操員運動”，這應該是最奇特的起義組織形式了。該運動的目的是訓練年輕人，以應對即將到來的反法戰爭。訓練的目標並不是培養準軍人，而是有意地使民間形式的實體力量和愛國主義信仰逐步形成，令年輕人在戰爭來臨時，作為整體，抗擊敵人。體操員並非“士兵”，雅恩認為“soldat”（德語“士兵”）這個詞帶有銅臭味，因為前半部分“sold”的意思為支付。但是，公民戰士參與戰鬥都是出於對祖國的熱愛，屬於完全自願。雅恩在《德意志體操藝術》（早期運動的官方教義問答手冊）中指出，體操員不進行“遊街”，因為那樣會扼殺人們的自主意志，讓獨立的個體淪為上層的工具。那時，他們並不是作為自由人“行走”，而是本能地擺動雙腿，向前行進。雅恩還寫道，體操員的藝術是“持久建立一種全新的人際交往關係，懂禮守法，無偏見且樂意為自由運動和勇敢的獨立運動而奉獻”。
為了促進自由運動，雅恩為其成員特製了一套深受體操員喜愛的服裝，寬鬆的夾克配上未經漂白的灰亞麻闊腿褲，以迎合並鼓勵自由的身體運動。這再次體現了雅恩抵制軍隊的思想，他寫道：“體操員輕便樸素、不加修飾且十分實用的亞麻套裝，不適於裝飾隊伍領導人的穗帶、肩帶、臂章、佩劍及金屬手套等。否則，嚴肅的戰士精神就變成了虛無的表演。”除了對傳統軍隊等級秩序的敵對外，雅恩信奉絕對的平等主義。雅恩的追隨者互相稱呼對方為“你”，而且，他們特製的套裝因為除去了象徵社會差異的外在標誌，有助於消融身份差異造成的壁壘。體操員甚至用唱歌的方式，宣稱所有成員的“身份和地位一律平等”。雅恩所創的戶外陳設吸引了大批人群，年輕人在橫槓上擺動、旋轉、扭動身體，這成為當今體操設施的原型。這也明確示範了根植於人民自發的忠誠，而非權威的等級制度的愛國主義是如何開啟了政治文化的新視角的。
正是由於愛國者運動具有如此顛覆性的潛力，國王冷落了軍事改革家們更為激進的計劃。 1809 年 12 月 28 日，腓特烈·威廉終於回到柏林，全城的民眾都為他歡呼。但是，他仍然反對嘗試任何形式的愛國主義運動。由於重返首都，他比以前更為徹底地處於法國當局的監管之下。實際上，拿破崙要求他離開柯尼斯堡也是出於這個原因。此外， 1809 年之後，法國的地位似乎已完全堅不可摧。到 1810 年，幾乎所有因神聖羅馬帝國消亡而脫離出來的德意志國家都加入了“萊茵邦聯”，而且為了支持拿破崙的外交政策，邦國成員被迫為其提供一定數量的軍隊。在這種力量面前，抵抗看起來毫無希望。
1810 年 7 月 19 日，腓特烈·威廉的妻子路易絲意外去世，年僅 34 歲，這件事情發生後，他長期萎靡不振，把自己封閉起來進行祈禱，以求安慰，因而更不願冒險進行軍事行動。雖然，他允許改革家們對軍事管理和訓練進行各種各樣的改進，但他並不信任起義作戰模式，而且他發起全民徵兵，阻礙改革家們動員國民、努力組建“民兵隊伍”的行為。對於格奈澤瑙提出的僱用牧師，動員人們站出來反抗佔領者的建議，國王只是簡短地附了一條旁註：“假如牧師被處死，那一切就結束了。”而對於另一條關於建立民兵組織系統的建議，國王僅評論：“好，像詩一般（不切實際）。”然而，對於主戰派，國王也做出了重要的讓步， 1810 年夏，他批准擴充普魯士軍隊，並加固核心要塞，也會有分寸地對俄國及英國方面的動向進行打探。所幸，腓特烈·威廉的觀望政策得到了包括哈登貝格在內的絕大多數高級顧問的支持，因此，他可以較為輕鬆地拒絕“主戰派”的請求。但是，自從 1810 年以後，法國和俄國關係轉冷，柏林決策者的外部壓力逐漸增加。難以想象，在未來的歐洲，拿破崙和亞歷山大一世能和平相處。事實上，兩國關係日益緊張，但真正的破裂發生在 1810 年 12 月，拿破崙吞併了德意志奧爾登堡公國西北部，根據《蒂爾西特和約》，該地區的完整性是受保護的，而且該地區的國王是沙皇亞歷山大的叔叔。 12 月 31 日，亞歷山大做出迴應，他下令關閉了境內法國商品（葡萄酒和絲綢除外）的港口和市場。 1811 年的春夏兩季，兩國已分道揚鑣，但誰都沒出戰。然而，到了 1811 ~ 1812 年，法國的進攻顯然已迫在眉睫。拿破崙在德意志東部和中部加強了軍隊部署，佔領了瑞典的波美拉尼亞，並從西班牙調了 36 支營隊。
普魯士再次陷於強權政治的車輪下，危機重重。腓特烈·威廉和他的顧問，包括居於首位的哈登貝格，照樣表現得謹慎又膽怯。初夏，法國發現了普魯士重整軍備的進程， 1811 年 8 月，拿破崙要求普魯士做出解釋。因對哈登貝格的回覆不滿，拿破崙發出最後通牒，如果重整軍備活動不立即停止，那麼法國使者將撤出柏林，取而代之的將是達武元帥和他的軍隊。該警告讓柏林方面驚恐萬分。格奈澤瑙抗議道，如果屈從於這種公然的恐嚇，無異於政治自殺，但是腓特烈·威廉否決了他的建議，並下令停止所有的招募工作及設防工程。科爾貝格要塞的指揮官布呂歇爾元帥（他將在日後的反法戰爭中發揮關鍵作用）也對此提出強烈抗議，他力勸國王拒絕執行法國的命令，並撤離柏林。後來，國王罷免了有指揮權的布呂歇爾，讓拿破崙尚且認可的陶恩沁恩接替。
1812 年 2 月 24 日，拿破崙強迫普魯士簽訂了進攻聯盟條約，使其承諾，當拿破崙的大軍穿過其領地，向東入侵俄國時，普魯士為大軍提供食宿，並根據法軍要求，開放所有彈藥倉及要塞，為拿破崙提供一支 12000 人的附屬軍團。這一“協議”成為普魯士的終極羞辱，與“三十年戰爭”談判條約的方式類似，柏林方面也是迫不得已才同意簽訂該“協議”的。起初，拿破崙讓在帝國總部的普魯士使者做出選擇，大軍是以朋友還是敵人的方式進入普魯士。無奈之下，使者決定暫時接受拿破崙提出的所有條件，併發文件到柏林請求批准。但是法國讓信使推遲出發，這樣，在腓特烈·威廉收到文件之時，法國的軍團已迫近普魯士都城。
如今，普魯士只是拿破崙軍事戰略的一個工具而已，與“萊茵邦聯”的那些德意志衛星國並無兩樣。對於那些曾努力為即將到來的反法戰爭做準備的愛國主義改革家們而言，這相當於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批傑出的高級官員實在難以忍受，便辭去了官職，其中包括曾經的柏林市警察署署長尤斯圖斯·格魯納。他去了布拉格，加入了一個愛國者組織，該組織致力於通過起義和蓄意破壞的方式來推翻法國， 8 月，他被法國的聯盟奧地利政府拘捕。沙恩霍斯特，這個軍事改革背後的主推手以“內部流放”的方式徹底從公眾視野中消失。而普魯士三位最有才華的軍事改革家博延、格奈澤瑙和克勞塞維茨認為，目前只有俄國具有推翻拿破崙的能力，因此，他們一同放棄了普魯士軍銜，轉而為沙皇效力。在那兒，他們又與施泰因取得了聯繫，後者曾在奧地利流亡了一段時間，並在沙皇亞歷山大的明確邀請下，於 1812 年 6 月進入了俄國的指揮部。
自 3 月起，拿破崙大軍已穿越了諾伊馬克、波美拉尼亞、西普魯士及東普魯士，一路向東，前往他們的集合地。到 1812 年 6 月，由法國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荷蘭人、瓦龍人及其他國家的人組成約 30 萬人的大軍集結於東普魯士。很快，省政府就發現，要給這支龐大的軍團提供足夠的物資是根本不可能的。前一年收成不好，因而供給大軍的糧食很快便耗盡了。 4 月，東普魯士兼西普魯士的省長漢斯·雅各布·馮·奧爾斯瓦爾德報告，農場的動物都餓死了，路上隨處可見餓死的馬，已經沒有剩餘的谷種了。省政府的物資供應機構很快就破產了，各指揮官便命令他們的部隊自行徵糧。據說，還尚有役畜的農家只有晚上才出來耕田、播種，以防他們的最後一匹馬或一頭牛被搶走。還有些人將他們的馬藏在森林裡，但是法國人很快就察覺了這些人的做法，開始在森林裡搜尋那些藏著的動物。在這樣的環境下，紀律迅速瓦解，有關軍隊胡作非為，尤其是有關勒索、搶劫和毆打的報道鋪天蓋地。一個高級官員說，他們的破壞行為“比‘三十年戰爭’時期更為惡劣”。由於沒有了馬，法國指揮官讓農民戴上馬具。奧爾斯瓦爾德於 8 月報告，東普魯士的農民怎麼都理解不了，為什麼國王的盟友會如此虐待他們。事實上，據說 1812 年，所謂的法國“盟友”的所作所為比其在 1807 年作為敵軍時的行為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夏天，在處於該省東部邊境的立陶宛地區，饑荒不可避免地導致兒童的死亡率升高。漢諾威的外交官路德維希·奧普泰達的話令人印象深刻，法國軍隊留給普魯士當地人民的“除了痛苦的眼淚，別無其他”。
普魯士各地對拿破崙大軍的不滿逐漸變為積壓在心底的憎恨。早期傳言稱，法軍在俄國受挫，普魯士人民都大為稱快，由衷地幸災樂禍。 10 月初，關於火燒莫斯科事件（俄國為了不讓拿破崙大軍在那兒過冬，將整個城市付之一炬）的第一份簡報傳到普魯士東部各省。報告中還特別提到，哥薩克輕型部隊和農民武裝游擊隊對大軍造成的破壞令人震驚。 11 月 12 日，報紙上報道，拿破崙大軍已經撤離了莫斯科，傳言屬實。駐紮在柏林的法國外交官勒卡羅目睹了普魯士公眾激烈的反法情緒，深感震驚。他寫道：在柏林生活三年半以來，從未見過當地居民表現出如此“強烈的憎恨和公開的憤怒”。受最新消息的鼓舞，普魯士人民“再也不藏匿心中加入俄國、徹底消滅法國體制下的一切的渴望”。 12 月 14 日，第 29 期大軍公報再次證實了法國潰敗的消息。公報以拿破崙的名義發佈，將法國的這次慘敗歸咎於惡劣的天氣以及他國部隊的無能和叛變，並聲稱，拿破崙已脫離還在俄國的軍隊，急速西行，返回巴黎。公報的結束語赤裸裸地顯示了皇家以自我為中心的無情與冷漠：“皇上的身體再好不過了。”這條消息進一步在普魯士內部掀起一場動盪。在西普魯士的諾伊施塔特地區，當地居民襲擊了那不勒斯軍隊運送俄國俘虜的船隻。此外還有民眾對法國士兵自發地進行攻擊，最常見於酒館中，這是因為，在酒精的作用下，民眾的愛國熱情被點燃了。
但是，任何傳言和紙質報道都比不上親眼所見更為震撼，這讓普魯士人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拿破崙的慘敗意味著什麼，曾經不可一世的拿破崙大軍如今只殘存少量部隊，他們正狼狽地離開俄國，向西而去。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