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子弟如何實現人生逆襲？｜專訪黃燈

黃燈，湖南汨羅人，學者，非虛構作家，現居深圳。著有《大地上的親人》《我的二本學生》《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2》。

新京報：爲什麼這些學生和家長都願意敞開心扉，把家裏幾代人的往事毫無保留地講給你聽？

黃燈：這可能跟我的性格有關。我曾經在工廠做過工人，那種本色的東西一直沒變。後來雖然讀了博士，在大學當老師，但我身上沒有知識分子的清高。我見到當年工廠裏的老同事，還是會很親熱，我們可以手挽着手走路，可以趴在肩上玩鬧，就跟當初一樣。

在日常生活中，其實不單學生願意跟我聊，那些賣菜的阿姨、超市收銀員和我也都很親熱，願意跟我分享各種事情。我覺得，我骨子裏仍然是一個工人。

新京報：根據你的觀察和走訪，你覺得底層家庭和富裕家庭出身的學生，他們在相處時會有隔閡或衝突嗎？

黃燈：根據我的觀察，階層衝突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大。比如，我第一次當班主任的時候，班上有個汕頭女孩，她的家境蠻富裕的。她爸媽送她進大學的時候，一來就說學校宿舍沒有空調，想幫她到外面租房住，或者在宿舍裏安裝空調。在那間宿舍，有些孩子家裏蠻窮的。但是，後來這個女生跟宿舍同學相處得很融洽，沒有任何不愉快。

還有《去家訪》裏寫到的學生黎章韜。他跟我說，宿舍很多同學都來自珠三角地區，家境比他要好，但他們之間的感情就像兄弟一般。還有書裏的法律系“三劍客”，從家境來看，他們算是不同的階層，但是關係很好。周泳彬的父親是西南政法大學畢業，是一名出色的律師和公司高級合夥人；何境軍來自廉江的一個小鎮，父親常年在外地打工；吳潔森的父母是初中畢業，從潮州到廣州打拼，最終在廣州安家落戶。

人們常說階層對立，但年輕人天然有一種超越階層的感情，這是由他們的生命力決定的。無論如何，年輕人會比我們這些中老年人更有理想主義。

新京報：說起理想主義，我記得你在《我的二本學生》序言裏說，自己是一個具有精英觀念的理想主義者，而講臺下的學生，則是一羣毫無精英理念的、持有現實立場的年輕人。這與你剛剛所說的正好相反。

黃燈：是的。從整體來說，現在的學生都在爲生存而奮鬥，生存跟理想主義本身就是矛盾的，但也不能完全否認，在他們身上存在某種理想主義。比如在課堂上，我跟學生講海子的詩歌，他們都很喜歡聽，會很動情地沉浸其中。他們能夠感受到那種詩性力量的牽引，那些形而上的精神層面的東西，對他們是有觸動的。

我把理想主義理解爲，年輕時所特有的那種精神層面的強烈需求，比如，對公平正義的追求。現在很多富裕家庭的孩子，不喜歡自己的父母去搞關係，他們覺得那很齷齪，這其實就是一種不願隨波逐流的理想主義。

新京報：你在高校任教近二十年，根據你的觀察，學生總體的精神氣質有什麼變化？

黃燈：整體來說，是越來越原子化，精神上越來越孤寂。他們跟集體和國家的關係，沒有那麼緊密了。我們這代人上大學的時候，個人跟國家的關係是很緊密的，畢業後包分配工作，還有福利分房。但現在，市場經濟的衝擊和網絡的隔絕，讓學生們孤立無援。讀大學、找工作都是自己的事，買不起房也是自己的事，生存面臨很多挑戰。

我都沒法想象，假設我當時面臨他們的境況，我會怎麼做。所以，他們沒辦法放鬆，沒辦法不焦慮。一切都是不確定的，唯一的確定性就是來自家庭的依託。正因爲在生存狀態上越來越原子化，與集體的關係越來越鬆散，自然而然地，他們對公共事務也就越來越冷淡，會更關注身邊的小確幸。

新京報：原子化可能還表現在同學之間、師生之間的感情比較淡漠，現在的年輕人更強調自我，而非融入集體。

黃燈：是的。我上大學的時候，同學之間的感情特別好。去外面玩，都是全宿舍一起行動，比如去公園滑冰、野炊，或者在宿舍打牌，集體活動特別豐富。現在畢業二十多年了，我們同學之間的感情依然很好，就跟兄弟姐妹一樣。大學同學羣裏每天都非常活躍，留在當地的同學，隔三差五還會有聚會。

我不知道現在的學生之間感情如何，沒有深入瞭解過，但可能確實存在你說的這個問題。有學生告訴我，他們在宿舍交流，都不直接說話，而是發微信。我當時聽了，覺得太不可思議了。還有一個關係不錯的學生跟我說，“黃老師，你以後不要給我打電話，我現在一聽到電話就緊張。”大家都有電話恐懼症，所以，我現在也不輕易給學生打電話了。

新京報：《去家訪》寫到的十幾個家庭，經濟狀況都不太好，有的父母關係還不和睦，但他們都考上了二本院校。你覺得，家庭能給予孩子最重要的支持是什麼？是物質層面的，還是精神層面的？

黃燈：我在書裏說：“相比貧窮，缺愛更可怕。”當然，如果我對那些貧困家庭的孩子說，“其實精神更重要”，我會覺得這句話有點假。因爲如果連基本的物質條件都沒法保證的話，那些孩子直接就沒有機會讀書了。書裏寫到的很多學生，他們的父母都要花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來獲得物質上的基本保障，物質條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同時我又觀察到，那些留守兒童和有父母陪伴在身邊的孩子，精神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我見過很多留守兒童，有的跟着爺爺、奶奶，有的寄養在親戚家裏，有的獨自一人生活，有的甚至還要照顧弟弟、妹妹。

我記得有個從小留守的學生跟我說：“我是一個人長大的。”這句話讓我很震驚。這些孩子看起來是“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但他們的內心陰影其實是很大的。哪怕他們後來上了大學，童年的傷害依然會在。相比之下，有的家庭雖然貧窮，但是，父母給予了孩子足夠的關愛，孩子可以活得很陽光。所以，我才說“相比貧窮，缺愛更可怕”。

新京報：這些底層家庭的孩子能考上二本學校，其實已經超越了身邊的很多人，是從千軍萬馬中殺出重圍的。

黃燈：真的是這樣。以前我不覺得，因爲我身邊的同學和同事，大部分都是重點大學畢業的，大家不會覺得考二本有什麼難度。但是，當我對二本學生的成長經歷有了更多瞭解以後，我就覺得他們實在太了不起了。

像書裏寫到的何境軍，他就讀的廉江市一中，全校有1600多個學生，但一屆學生考上本科的才20多人。理科考得最好的，進了華南農業大學（一本院校）；文科考得最好的，只能進廣東金融學院這樣的二本學校。

他當年就讀的初中，兩百多名學生，能考入廉江一中的，只有10個人。必須是初中重點班的學生，纔有可能進入高中。而要進入初中重點班，又必須在小升初考試中排進前120名。他的一些小學同學，因爲沒有考上初中重點班，就輟學了，從此走上了完全不一樣的道路。農村與城市之間的教育資源差距太大了，競爭太殘酷了。

小靜的媽媽騎摩托車帶黃燈去茶園。（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根據你的走訪，那些從貧困環境中脫穎而出的孩子，他們的家庭有何共同特徵？

黃燈：特徵還是很明顯的。我走訪了那麼多家庭，對我觸動最大的，就是這些學生的父母都很重視教育。以前我會覺得，只有中產階級的父母才重視教育，他們會拼命地“雞娃”。去家訪後，我才發現，那些能夠考上二本的農村孩子，他們的父母同樣很重視教育。只不過他們“雞娃”的方式，不是去買學區房、報補習班、參加各種競賽，而是自己拼命賺錢，讓孩子有條件讀書，並且，他們會儘可能多地陪伴孩子。

比如，書中於魏華的爸爸，專門從東莞回到興寧老家，陪了孩子兩年，因爲於魏華小時候調皮好動，根本坐不住，不能安心學習。他爸爸擔心他跟那些壞孩子在一起，就放棄了東莞的工作，專心陪孩子。

等他的習慣慢慢改正以後，他爸爸才重新回到東莞去打工。於魏華的爸爸發自內心地認爲，如果孩子不能成才，掙再多錢也沒有意義。何建軍的媽媽也是這樣認爲。他們對孩子的教育驚人地重視，不計代價地付出，也都有着望子成龍的樸素心願。

其實，我特別希望有更多家長來讀這本書，他們可以藉此看到別人是怎麼教育孩子的。凡是成績好的孩子，父母通常都是品德好、習慣好、工作勤快、價值觀正，不賭博，不酗酒，對孩子的教育很嚴格。而那些天天坐在牌桌上的，孩子沒幾個有出息的。

在我訪問的所有家庭裏，父母至少有一方很重視孩子的教育。其實，在一個家庭裏面，有一個人能託底就可以了。比如，張正敏的爸爸重男輕女，想讓她早點出去打工，但是，她的媽媽扛起了所有的生活重擔，千方百計掙錢供她上學。

廖文瑜也是一樣，如果沒有她媽媽的堅持，她絕對不可能上大學。因爲在她爸爸和爺爺的認知裏，女孩子就應該早點打工、嫁人，沒有別的路徑。他們絕對想象不到，女孩子還可以上大學，可以留在大城市闖事業，他們沒有這個想象力。

新京報：張正敏和她的哥哥，一個是上進好學的大學生，一個是遊手好閒的混混。同一個家庭裏的孩子，爲什麼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天賦和後天教育，哪個更重要？

黃燈：對於這種差異，張正敏自己都覺得無法理喻。她跟哥哥說，我跟你都是同一個媽媽生的，爲什麼我這麼勤奮好學，而你那麼懶散墮落？不得不說，這跟天性有一定關係，另外，可能跟男女的自我要求不同有關。

我在大學發現，女孩子往往對自己的要求很高，她們特別用功，只要有一點點機會，都想要抓住。很多男孩子反而表現得無所謂，出現了陰盛陽衰的局面。我想，這可能是應試教育起到了某種強化作用。

應試教育越來越僵化以後，因爲女孩子懂事早，她們的自我管理能力強，所以更早地獲得了學習的成就感，這種成就感會正向激勵她們；相反，男孩子心智發育晚，他們過早地獲得了挫敗感，挫敗感會影響他們的元氣。

當然，這種結論主要來自我對生活的觀察。舉個例子，我兒子在讀小學的時候，有一次跟我說，無論我們怎麼努力，都沒法趕上班裏的某個女生，那個女生在各方面都可以做得很完美。

現在小學的考試，要求學生無比細緻，這種應試教育對人的束縛太大了，需要引起警覺。陰盛陽衰不是一件好事，它會反過來影響女生的選擇。如果男生整體不優秀的話，很多女生就會覺得，不如不談戀愛、不結婚。

新京報：應試教育提供了相對公平的升學機會，卻與素質教育背道而馳，你認爲，兩者之間的矛盾可以調和嗎？如何既保證教育公平，又規避應試教育的各種弊端？

黃燈：我也經常想這個問題，但暫時還沒有答案。高考變也不行，不變也不行。如果取消高考，採取國外的申請制上學，那麼，那些有錢有勢的家庭的孩子，馬上就會佔據所有資源，窮人家的孩子就更加沒有指望。

而應試教育如果不改革，那麼，每個學生和家長都累得要死，做很多沒有意義的訓練。就像是比賽喫鹽一樣，誰喫得多，誰就上更好的學校。這個過程對人的損害是很大的。

教育部肯定也知道應試教育的弊端，但沒有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法。我覺得學生是不怕喫苦的，讓他們累一點也沒關係，但是，要教給他們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我說句不好聽的，有些孩子從小練武術、學廚藝，學十年八載，說不定還成才了，可以憑一門技能立足。而一個高中生出來，卻沒有能夠立足的本領。所以，這個問題真的很複雜，我也想知道答案。

新京報：如果像德國一樣，在更早期就進行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分流，會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嗎？

黃燈：這個辦法在德國可以，但在中國不一定行得通，因爲德國沒有職業歧視，而我們有比較嚴重的職業歧視。如果要實行教育分流，需要把很多關係理順。比如，退休待遇要更平等，公務員、國企員工和普通體力勞動者的養老金要一致。

在德國，一個水電工、泥瓦匠，也可以有體面的收入，他們可以靠手藝養家餬口，也不會覺得低人一等。但在我們這裏，表面上說“勞動光榮”，但實際上在收入和福利上區別對待，體力勞動者活得非常艱難，他們自己可能都覺得低人一等。所以，在中國，實行教育分流很難起作用。

這本《去家訪》，看起來確實是治癒人的，但它敘述了一些基本的事實。那些底層家庭的父母，那麼勤勞，那麼努力，人品那麼好，但是，他們拼盡全力，也只能勉強把孩子送進一所二本大學，而孩子畢業以後，還不一定能找到一份安穩的工作。去學生家走訪，我深切感受到中國普通勞動者太不容易了，活得太累了，他們的付出應該獲得更多回報。

新京報：非虛構作家對自己的寫作對象，往往都有很深的關懷。我記得作家梁鴻曾說，自己靠寫梁莊名利雙收，但是，梁莊人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她爲此深感歉疚和無力。作家袁凌也是如此，他的書桌上曾長時間擺放着一張礦難死者的照片，他沒能幫到那家人，覺得自己對他們有所虧欠，就讓那張照片日夜盯着自己。他採訪過塵肺病人、礦難倖存者、留守兒童，他們都是一些不被看見的底層羣體。我從你的書中也看到這種人文關懷，你對學生有深厚感情，卻對很多事情愛莫能助，你是否也時常被一種無力感包圍？又是如何化解類似的精神困境呢？

黃燈：這其實是非虛構作者面臨的共同的精神困境，我也有，我緩解的方式是做事。我本來沒有刻意去當一個作家，是偶然才轉向了非虛構寫作。在教學和寫作之間，其實我更看重教學。

寫出他們的故事，其實解決不了太多問題，但是，通過一些課堂實踐，我看到一些積極的效果。我希望通過教育改變學生的命運，並盡力幫助學生找到安放身心的途徑，這種明確的“建構性企圖”，是我作爲一個教師的職業本能。

我帶着同事去做一些教學改革，引導學生去重新審視自己的命運，然後讓他們把思考的結果寫出來。通過這樣的訓練，讓學生獲得力量感。因爲我始終和我的寫作對象在一起，更方便給予他們力所能及的幫助，所以，相比於梁鴻和袁凌，我在精神上的困擾會少一些。

新京報：你在課堂上，是如何引導學生進行反思的？

黃燈：就是教他們去觀察那些被視而不見的日常生活，去思考自己跟周圍世界的關係。比如，我在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給學生上課，很多孩子從來沒有審視過自己和深圳是什麼關係。我就跟他們說，你們到深圳來讀書，其實跟深圳有很多深層次的關係，值得你們去思考。

深圳本身就是中國現代轉型的產物，是因爲很多像你們父輩這樣的人來到這裏，才把它慢慢建設起來的。你們跟深圳的關係，就是你們跟時代的關係。

當我這樣跟學生說的時候，他們會覺得豁然開朗，馬上就能理解自己是怎麼長大的，然後馬上就知道如何去寫作了。我認爲，一個人能建立起和時代、和身邊事物的關係，是特別好的一件事情，他會變得特別結實，會感覺生活不是空的，從而獲得一種力量感。

我們教文科的，不能教學生實用的技術，但能夠促使他們養成思考的習慣，讓他們能更客觀地看待自己的成長，這一點非常重要。很多孩子會陷在成見裏，比如因爲家境貧窮，就很自卑。

我就會跟他們說，其實，窮不是你們的錯，也不是你們父母的錯，引導他們看到更大的社會結構性問題。當我這樣跟他們說的時候，他們的內心就會更堅定有力。

新京報：年輕人很容易陷入迷茫和虛無，你的這些啓發，其實是讓他們看到世界的整體面貌，知道歷史是如何演變過來的，這樣他們就能更精準地找到定位。

黃燈：沒錯，其實就是建立人生的座標。我們每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都是有意義的，都有一個確定的位置。我們不是毫無存在感的灰塵，而是一顆實實在在的、可以在大地上着牀的種子，我們要建立生命內在的充盈感和力量感，這個很重要。你別看那些孩子長得牛高馬大，其實他們的內心是懵懵懂懂的，並沒有真正長大。

紀錄片《歸途列車》劇照。

新京報：你在深圳職業技術大學的這些課堂實踐，對學生的改變大嗎？

黃燈：我不能說帶來了很多改變，因爲我教的不是中文系學生，而是上的選修課，這些學生可能來自汽修、助產之類的專業。可能對有的學生來說，我只是他們學習生涯裏的一個過客，但也有一些學生會給我正面反饋，他們會覺得自己被照亮了，生命被激活了。

他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大學的課還可以這樣上。此前，很多人都認爲，文科的課就是“水課”，不認爲課堂上可以討論真正有價值的問題，但是，經歷過這樣的課堂啓發以後，他們覺得自己的主觀能動性被重新喚醒了。讓學生破除“成功學”對自己的禁錮，回到“整體的人”的成長，這恰恰是教育最核心的環節。總體來說，課堂效果還是蠻讓人安慰的。

新京報：《我的二本學生》主要談學校教育，《去家訪》主要談家庭教育，兩者形成互補。你認爲，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分別起什麼作用？

黃燈：家庭教育是最基礎的教育，一個人的性格特徵、思維方式、生活習慣等等，都跟家庭教育緊密相關，這些會伴隨人的終生。根據我的觀察，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孩子，和父母常年陪伴長大的孩子，儘管都有可能考上大學，甚至出現在同一間課堂，但從他們的狀態看，那些缺乏陪伴、獨自成長的留守孩子，性格往往更爲內向、不自信、容易緊張，而那些父母陪伴長大的孩子，性格上則要舒展、自信和從容很多，這就體現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學校教育是對家庭教育的補充，學校會賦予學生一種全新的知識結構，提供許多精神層面的滋養，這些是一般的家庭難以提供的。所以，一個人要想得到更好的發展，就離不開學校教育。

尤其對很多農村孩子來說，家庭教育是很不夠的，學校教育會成爲他們人生中最大的變量。正因如此，雖然現在文憑嚴重貶值，很多人一畢業就失業，但是，對農村孩子來說，讀大學仍然是性價比最高的投資。如果他們不讀大學，就註定生活在社會底層，只能去做那些低收入的、極易被替代的工作。

新京報：在我看來，大學最重要的價值，可能不是學到的具體知識和技能，而是視野的拓展和思維方式的訓練。比如，書裏的張正敏以前很自卑，但受過大學教育以後，她能重新審視自己的家庭和人生，並且去關注與他父母同類羣體的命運，這種反思意識和能力都來自學校教育。

黃燈：是的。張正敏在大學期間徹底接納了自己，擁有了直面真實的勇氣，去和社會偏見對抗。其實，就算是在二本院校，也有很多出身名牌大學的老師，他們的專業修養和人品都很好。

如果不讀大學，他們就沒有機會接觸到這樣的老師，也無法接觸到學術講座和很多前沿資訊。大學是一個巨大的場域，它跟我們柴米油鹽的日常生活保持一定距離，尤其跟農村那種恆常不變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樣的。

當然，現在的大學教育，性價比和以前比，低了不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特別強調大學精神那些“形而上”的層面，對家境不好的孩子來說，其實是有點殘酷的。他們的父母付出艱辛，把孩子送到學校，眼巴巴盼着他們能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但現實情況可能遠不如他們的預期。當學校教育所提供的支撐變少，家庭教育裏面的某些因素就被激活了，它會成爲一種新的資源。家庭教育對孩子品格的錘鍊，就顯得尤爲重要。

比如書裏的羅早亮，他父母從小要求他勤快、做事踏實認真，不能嬌生慣養，這些質樸的價值觀塑造了他的性格。所以，他大學畢業以後，回到家鄉的小學當老師，他內心是安穩而自洽的。

羅早亮和父母。（受訪者提供）

他沒有抱怨，他想的是如何踏實地把學生帶好，把校門口的紅綠燈裝起來，以免學生被車撞到。他能很好地適應社會變化，坦然接受現實的衝擊。當一個人沒有太多其他可能的時候，家庭所給予的最原初的信念和品德，會成爲他們人生最大的支撐。

我也可以講一下自己的例子。我從小跟外婆長大，外婆對我最重要的教導，就是與人爲善。她不懂得什麼“贈人玫瑰，手留餘香”的道理，但她從小教導我不要怕喫虧，能幫助別人就儘量幫，做一個善良的人，不要求回報。

我今年已經50歲了，現在回憶起來，外婆對我的教育真的很有用。哪怕別人佔了我的便宜，我的內心也能特別安定。一個人如果對別人善良，就不會爲了爭奪一點點資源，或者因爲掌握了一點點權力，就去害人。

這些樸素的價值觀，千萬不要以爲沒用，其實它們很有用。尤其像我們在外面生活的時間長了，會面臨各種誘惑，這時候往往就是那些最樸素的價值觀，在幫我們做出選擇。這些價值觀不是來自大學教育，而是來自家庭。

新京報：你曾擔任學院院長，你覺得現在的大學管理制度，需要在哪些方面進行改革？

黃燈：對目前的大學老師來說，最讓人不舒服的是考覈太多，標準太僵化。各級部門對大學的考覈無窮無盡，高校領導都要疲於奔命，像本科評估、專業設置、專業評估、學位點爭取等等，這些考覈最終都落到每個老師頭上。而老師還要做課題、寫論文、評職稱、評優秀教師，我親眼目睹，這些事情把青年老師的活力和熱情都耗光了，讓他們非常勞累。

新京報：在疲於奔命的情況下，老師願意在學生身上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就要大打折扣了。

黃燈：那是當然，他們心情不愉快。有一年，我到西北一所學院講學，校領導問：如何才能提高老師上課的積極性？我直接說：“你們對老師好，老師就會對學生好。你們不折騰老師，老師就不會折騰學生。”

學校要讓老師心情愉悅，他們纔會心甘情願地多幹活。但現實情況是，老師們經常被各個部門折騰來、折騰去，甚至一些涉及老師核心利益的政策，諸如評職稱的條件、論文認定的標準總是人爲地變來變去，把老師搞得疲憊不堪。

我算是比較幸運，比較早就評完了教授。這一方面是因爲我畢業比較早，2005年就博士畢業了，那時候博士還不太多；另一方面，我本身科研能力也不差，而且我很早就意識到，在大學裏面，要想得到更多自由，最好的方式是不受職稱約束。事實上，我的非虛構寫作，就是在評完職稱之後纔開始的。

其實，我在大學裏面算是一個另類。我對很多事情的理解，包括對自己的定位，都跟很多老師不太一樣。我不太在乎外界的評價，很少去填那些表格，除非是很簡單的、不會折騰我的東西。如果我發現一樣東西對我損耗太大的話，我就會放棄，哪怕它的利益很誘人。我寧願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所以，我才能對學生那麼有熱情。

新京報：你在書裏說，“在課堂上，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的炎症，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藥、抗生素、激素，到大學時代，終於結下了漠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惡果。學生內心的疲憊和大學時代的嚴苛壓力，成爲他們精神生活的底色。”爲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黃燈：原因就是他們在中小學階段被“雞”得太狠了，整個基礎教育過程讓孩子很不快樂。有一次，我問兒子，他們班有沒有特別喜歡讀書的？他說：“媽媽，我跟你說真話，發自內心喜歡讀書的，沒有幾個。”其實，客觀而言，我兒子所念的學校一直還比較寬鬆和人性化，但學生還是能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

學校存在大量無意義的競爭，比如，片面強調分數，按成績劃分重點班和普通班，在班級內部對學生進行分層，等等。對孩子過早、過細地分層，絕不是一件好事，它對所有孩子（包括那些成績好的孩子）都是一種損耗。因爲分層就是在給學生貼標籤，那些沒有被分到高層的孩子，會感覺自己被歧視，從而形成自卑心理，甚至因此放棄學習。

電影《我本是高山》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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