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為這個“草臺班子”，伊朗在18年前就已經投降了（伊朗篇第二集）
作者：觀雨者
顧問：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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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集：這個國家被世人誤解了四十多年，卻敢把英美兩國當狗遛
阿拉伯國家要團結，不團結的話帝國主義就會欺負你們。
--毛澤東 1965年
趁你病要你命
1979年的伊拉克，薩達姆總統的心很煩。
這是因爲隔壁的伊朗搞出了伊斯蘭革命，在一夜之間變了天。
那麼伊朗鬧革命跟伊拉克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我們從陣營博弈的角度來看，就會發現：
伊朗革命的結果是國內佔多數的什葉派羣體推翻了佔少數的世俗派羣體的統治。
巧了，薩達姆在伊拉克也屬於少數派（遜尼派）；更巧的是，在伊拉克佔多數的也是和伊朗一樣的什葉派。
這種少數派統治多數派的現象是中東地區的一大特色，它的形成並非偶然，而是西方殖民者長期佈局的結果。
比如說薩達姆在上臺前就得到過美國的很多幫助。
殖民者刻意安排這種政治格局的目的很明顯：
讓當地的執政者難以獲得民衆支持，從而不得不依靠西方的幫助來維持統治。
不過風險嘛，就是這個執政者隨時會因爲缺乏支持而翻車。
現在薩達姆就面臨這樣的問題，他非常擔心國內的什葉派民衆會照着伊朗“有樣學樣”，而伊朗領袖霍梅尼也確實有“輸出革命”的想法。
面對如此大的隱患，作爲政治強人的薩達姆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再加上兩國本來就有領土爭端，開戰的選項越看越合理。
而更重要的是，伊朗擁有大量的石油資源和關鍵的地理位置，如果能一戰控制這裏，那以後整個中東都要唯薩達姆馬首是瞻了。
站在這個角度上看，伊朗革命對於伊拉克而言也不完全是風險，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個機會。
因爲此時剛剛經歷革命的伊朗新政權立足還未穩，狀態非常虛弱，這正是“趁他病要他命”的天賜良機。
於是在1980年9月，伊拉克大軍壓境，二戰後中東地區最大規模的戰爭就此爆發，史稱兩伊戰爭。
一旁的美國人看到這個情況後，心裏可太高興了，因爲他們剛剛在伊朗革命中被霍梅尼擺了一道。
這位“老態龍鍾”的宗教學者本來說好了革命後就把政權讓給親美派，結果回去反手就奪了權，然後還把所有西方勢力都驅逐出了伊朗。
美國人惱羞成怒也是正常的。
不過除了惱羞成怒外，美國人也確實有消滅伊朗新政權的現實動機。
按照他們之前在中東的戰略佈局：
“外來戶”以色列是一個楔子，用來給中東各國施壓；
沙特和伊朗這兩個“本地人”則是支柱，用來保證中東的資源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來配置。
也就是說沙特和伊朗共同組成了美國在中東的“帝國雙壁”。
結果霍梅尼的反水導致伊朗與美國分道揚鑣，“帝國雙壁”慘變“帝國獨輪車”。
波斯人啊，一身反骨，實在是不能留了。
再加上薩達姆本來就是自己的小兄弟，所以西方陣營在兩伊戰爭期間就全面倒向了伊拉克。
而對於伊朗來說，這場戰爭的爆發就無異於是晴天霹靂了。
他們當時所處的外部環境是這樣的：
因爲在革命後驅趕了西方勢力，所以西方支持伊拉克；
同時又因爲在奪權時打壓了國內的左翼力量，所以蘇聯也支持伊拉克。
在冷戰時期同時得到美蘇兩大陣營的“照顧”，這潑天的“福分”真的是很難消受。
不過最大的問題還是發生在內部。
伊朗革命並不是像我們國家歷史上的革命那樣：革命力量從零開始建立起一支軍隊，然後消滅所有的反動勢力並建立新生國家。
他們的革命主要是以街頭政治的模式進行的：全社會反對巴列維的人一通上街，革命就完成了。
這個模式的好處在於代價很小，不僅不用付出太多的流血犧牲，而且還保留了很多現成的機構和資源，不耽誤大家在革命後繼續上班。
但壞處也很大，那就是留下了很多隱患。
尤其是那個現成的軍隊。
一上臺就擁有一隻現成的軍隊難道不是好事嗎？
別忘了，這支軍隊是由巴列維王朝建立的。之前在1953年推翻民選的摩薩臺政府，把實權“還”給國王的就是他們。
所以這支軍隊對革命理唸的認同是很難指望的，跟新政府的顆粒度也大概率是對不齊的，不在背後捅刀子就不錯了。
事實上當時奪取政權的伊斯蘭共和黨，就有大量的高級官員被各路反對派暗殺。
有些捷徑，註定沒法走。
對於一場革命來說，不管革命的內容是什麼，要想保住革命成果，就必須打造出一支絕對忠誠於革命的軍隊。
所以霍梅尼就在原先爲了保衛他而組建的“500人團”的基礎上，建立了伊朗的革命軍，即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
這支軍隊並非伊朗正規軍的下屬，而是與正規軍平行存在，他們也擁有海陸空三軍的編制。
兩者在工作中的最大區別就是正規軍聽命於政府，革命衛隊則聽命於最高領袖。
組建這支軍隊，最開始只是爲了給革命力量加個保險，對原先的正規軍起到一個制衡的作用。
誰知道他們前腳才組建完畢，後腳就要和正規軍一起奔赴國戰的戰場了。
在戰爭初期，進攻的伊拉克軍隊一度佔據了主動，不過伊朗人在頂住了伊拉克的三板斧後，也逐漸適應了戰場節奏。
他們在1982年穩住了陣腳並開始反攻，隨後戰爭就進入了長期拉鋸的狀態。
曠日持久的戰火把雙方的軍火庫燒了個精光，以至於他們不得不一起跑去中國大量進口廉價的裝備來填補戰場消耗。
據估算，整個兩伊戰爭期間，中國向兩國出口的軍火總額達到了四五十億美元的水平，甚至超過了中國當時的外匯儲備總額。
這在客觀上挽救了當時大量因裁軍而瀕臨破產的中國軍工廠，同時還促進了中國軍工產業的技術升級，爲日後中國軍工的崛起保留了希望。
當年的中國坦克生產線，據說一邊是伊朗訂單，另一邊是伊拉克訂單：
最終兩國一直打到了1988年，實在看不下去的聯合國在這一年親自下場調停，總算是給這場戰爭畫上了句號。
撕裂的波斯人
對於伊朗新政權來說，兩伊戰爭可以算得上是一場立國之戰。
那麼立住了嗎？
立住了，但又沒完全立住。
說他立住了，是因爲如果站在抵抗侵略的角度上看，伊朗確實是打贏了。
這個勝利極大的增強了伊朗國內的凝聚力，提升了革命政府的威望，也很好的鍛鍊了新成立的革命衛隊，讓他們積累了大量的寶貴經驗。
說他沒完全立住，是因爲伊拉克這個對手多少有些成色不足。
該國雖然有點家底且獲得了衆多國家的支持，但終究不是一個一流強國，跟伊朗在世界上最大的敵人美國比，還差得遠。
而面對這麼一個非一流對手，伊朗愣是鏖戰了8年才勉強獲勝，這就好比“我國苦戰八年險勝印度”的感覺，實在沒什麼說服力。
但這就是伊朗當時的現實水平。
所以戰爭結束後的伊朗難免會產生這樣的焦慮：
如果下次來的不是伊拉克，而是更強的以色列，甚至是最終BOSS美國怎麼辦？
很快啊，伊拉克就親自給大家做了個示範。
因戰爭欠下一屁股外債的伊拉克，在戰爭結束後發現自己根本還不起錢。
而其中最大的那個債主，是身邊的科威特。
薩達姆端詳了一下這個和藹可親的債主，他的人口僅爲伊拉克的十分之一，面積不到二十分之一，軍隊更是隻有幾千人。
於是薩達姆靈機一動，想到了一種特殊的化債方式：
抄了債主的家！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大軍殺入科威特，不到一天就拿下了該國首都。薩達姆隨即宣佈科威特是伊拉克的第19個省。
這種“抄家式化債”有兩個好處：
一是自己欠這個債主的錢就不用還了，
二是還能順便用債主家的錢把欠其他人的錢給還了。
完美！
不過我不建議大家學習。
經常行走江湖的朋友都知道，這個世界雖然是個叢林，但有些江湖規矩總還是要講的，尤其是對於廣大的非五常國家而言。
薩達姆的這個行爲多少有點突破流氓的底線了。
於是以美國爲首的多國部隊就在聯合國的授權下於1991年對伊拉克進行了打擊，史稱海灣戰爭。
伊拉克最終在這場戰爭中落敗，這個結果本身沒什麼可奇怪的，但它的過程卻震驚了所有人。
多國部隊僅用42天就解決了伊拉克的百萬大軍，陣亡比更是達到了驚人的1:100（多國部隊陣亡223人，伊拉克軍陣亡25000餘人）。
不知道的還以爲多國部隊是來打獵的。
這種一邊倒的戰局對當時的世界產生了三個影響：
西方陣營覺得自己穩了，先進武器解決一切問題的時代已經到來。
非西方陣營的國家大多覺得以後沒有抵抗的必要了，該跪就跪吧。
少數堅持獨立自主的國家則不得不開始奮起直追。
但奮起直追這個事，也是要講基礎的。
基礎足夠紮實的國家或許能夠追上，基礎薄弱的就很難了。
而伊朗就屬於基礎薄弱的國家，他們幾乎看不到自身綜合國力追上西方主要國家的希望。
那麼能不能找個大腿來抱呢？
不是不能，而是沒有。
當時的蘇聯已經解體，俄羅斯和一衆小弟正在泥菩薩過河，他們在西方面前跪得比從前的伊朗還乾脆。
於是好不容易纔掙脫殖民鎖鏈的伊朗，卻驚訝的發現其他人都在自覺的把鎖鏈往自己手上捆。
一種“不趕趟”的孤獨感從四面八方向自己奔湧而來。
而且他們之前的革命本來也不夠徹底，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其內部就出現了非常複雜的立場分歧：
在巴列維時期住貧民窟的底層民衆肯定不願回到那個貴族買辦橫行的時代。同時新政權下穩步提升的溫飽、醫療、教育和基建水平也基本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可。
但人們不可能只滿足於溫飽，大家都想過更好的生活，所以人們也不希望長期和西方處於緊張的關係中。
不過即使產生了和西方緩和關係的想法，伊朗人也無法完全信任西方。因爲之前西方國家通過巴列維王朝盤剝伊朗，以及支持伊拉克攻打伊朗的記憶還沒有散去。
然而在警惕西方的同時，伊朗人又看不到自己獲勝的希望，難免對“西方會放過自己”抱有幻想。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一個非常擰巴的伊朗：
一方面他們的最高領袖長期高舉反美大旗，另一方面他們的總統選舉又經常選出親西方的人選。
比如說從1989年到2005年，整整16年，伊朗的總統都是親西方的溫和派代表（拉夫桑賈尼和哈塔米）。
其內部之撕裂可見一斑。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革命衛隊並沒有受到政治活動的影響。
不管國內政壇怎麼鬧騰，他們都在心無旁騖的做着自己的本職工作：備戰。
這也爲伊朗保留了最後的博弈籌碼。
格局打開
兩伊戰爭之後，革命衛隊往時局動盪的伊朗東南部地區克爾曼省派遣了一個新的指揮官，負責領導當地革命衛隊的工作。
這裏的動盪局勢跟毒品貿易有着很大的關係。
伊朗東南部地區毗鄰阿富汗，當時有大量阿富汗種植的鴉片從這裏轉運至土耳其和歐洲，滋生出了很多販毒集團和武裝割據勢力。
面對新來的革命衛隊指揮官，裝備精良的毒販並沒有太過在意，他們隨時準備給這個“新人”帶去一點武裝毒販的震撼。
結果他們等來的，是轟炸機。
這個新來的指揮官給毒販們帶來了一點常規戰爭的震撼，他正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卡西姆.蘇萊曼尼。
早在1979年伊朗革命爆發時，20歲出頭的農民工蘇萊曼尼就毅然投身了革命，成爲了保衛霍梅尼的“500人團”的一員。
這支部隊升級爲革命衛隊後，他自然也就成爲了革命衛隊最早的成員之一，並在一年後的兩伊戰爭中踏上了爲國征戰的疆場。
不得不說有些人天生就是爲戰爭而生的。
蘇萊曼尼在參加革命前並沒有經過專業的軍事訓練，但一到了戰場上就展現出了驚人的勇氣和作戰天賦，很快便立下赫赫戰功並一路晉升到了師級指揮官。
不過他也因爲遭到化學武器的攻擊而身負重傷，留下了終身的後遺症。
蘇萊曼尼在克爾曼省上任後，不僅掃清了毒販勢力和各類割據武裝，還大幅改善了當地民衆的生活，實現了伊朗東南部地區的穩定。
這個成績確實非常優秀，於是他就在1998年左右被晉升爲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
這裏有必要說明一下的是，所謂的“聖城旅”並不是一個旅，他比較準確的翻譯應該叫“聖城軍團”，目前的成員數量大致在2萬左右。
該部隊起源於革命衛隊的情報部隊“900號部門”，在兩伊戰爭結束後成爲了獨立軍種。
他們的主要任務可以理解爲“打入伊朗敵國的內部去搞破壞”。
具體來說就是在各國扶持親伊朗的武裝，同時攻擊敵對國家境內的一些設施和目標。
很顯然，四面受敵的伊朗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削弱敵對國家對自己的壓力。同時讓那些親伊朗的武裝成爲自己和外部威脅之間的“緩衝墊”。
但老實說，效果一般。伊朗所面臨的外部壓力並沒有因爲聖城旅的工作而得到顯著緩解。
這是因爲該戰略存在着兩個問題：
你整天暗搓搓的去攻擊別國的設施，並不會真正削弱別國的實力，只會招來更大的仇恨。
你抱着讓別人當“緩衝墊”的想法去扶持別人，很難獲得真正的支持。因爲大家都不是傻子，接受你的幫助不等於樂意給你當炮灰。
說到底，沒有哪個阿拉伯人會對保衛波斯人感興趣。
如果一個部門的工作對組織的整體戰略沒有幫助，那麼無論他的KPI有多高，也逃脫不了被邊緣化的命運。
而要扭轉頹勢，就必須轉變觀念。
怎麼個轉變法呢？
在這個問題上，蘇萊曼尼有着他獨特的優勢：
他受教育的程度不高。
出身貧農的蘇萊曼尼早早就被迫輟學打工，沒受到過什麼精英思想的薰陶，也沒研究過什麼宗教方面的知識。
他最熟悉的，就是貧民窟裏的一磚一瓦。
所以在他看來，無論是什麼血統和教派，天底下的窮人其實都差不多，都是需要幫助的對象。
另外，如果站在國家戰略的角度上看，他還需要考慮這麼一個問題：
伊朗真正的敵人是這些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嗎？
當然不是。
這些國家的執政者不過都是些西方殖民者的代理人，你就算把他們打敗了又能怎麼樣呢？
殖民者隨時可以再提拔一個新的代理人上來。
所以要讓伊朗獲得真正的安全，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殖民者趕出中東。
說到底，保衛伊朗的關鍵並不在“保衛伊朗”這四個字上，而在“解放中東”這四個字上。
格局打開的蘇萊曼尼在上任後就對聖城旅的發展戰略做出了重大調整。
從這以後，聖城旅的工作重點就不再是“在各國搞破壞”，而是變成了“團結各國的反帝反殖力量”。
這樣一來，伊朗就和各國的基層民衆有了共同利益，從根本上降低了周邊國家對自己的威脅。
用教員的話說，這就叫“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現在很多人會把中東地區的親伊朗勢力看成是伊朗的代理人，實際上伊朗模式跟西方的代理人模式有着本質的區別。
蘇萊曼尼並不追求控制這些親伊朗勢力，也不會去和他們爭奪資源和功勞，甚至都不圖他們的回報。
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提供幫助，於是就有越來越多的阿拉伯人團結在了這個波斯人的周圍。
這裏面固然有蘇萊曼尼自身高風亮節的因素，但本質上還是因爲大家都有着反抗西方殖民者的共同訴求。
所以盟友的成功就等於自己的成功。
而又因爲聖城旅不追求控制盟友，所以也就不用去刻意挑選聽話的合作伙伴，這樣就更容易吸引來真正有能力的猛人。
所以我們會發現，現實中伊朗的盟友總是比西方的代理人能打得多。
那麼伊朗具體是怎麼幫助這些盟友的呢？
主要有三點：一是打錢，二是關鍵時候出兵援助，三是傳授“建隊經驗”。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點，畢竟這些抵抗組織並非伊朗的附屬，今後的道路還是要靠他們自己去走的。
不過伊朗自己走出新手村的時間也不是很長，他們有什麼經驗呢？
很顯然，美國人在海灣戰爭中展現出來的那種高科技打法伊朗肯定是玩不來的，不過他們用低端武器打持久戰的經驗還是很豐富的。
畢竟是在低端局裏跟伊拉克結結實實的鏖戰過八年。
而且別看這些經驗比較“低端”，等今天我們見識過俄烏戰爭、巴以衝突以及紅海危機後再回過頭來看，會發現它們不僅一點也不過時，甚至還很有前瞻性。
這裏面最關鍵的內容並不是某個具體的戰術打法，而是怎麼讓一個國家或組織在沒有援助的情況下，能夠堅持長期作戰而不崩盤。
長期抗戰的奧祕
現代社會在進行長期戰爭時需要面對一個巨大的問題：普通人經不起折騰。
俗話說久病牀前無孝子，這句話對久戰中的現代國家也是一樣的。
如果你的仗打得太久，長期影響了人們的正常生活，那麼無論這場戰爭的意義有多大，人們都很難繼續支持你，更別提還有各路反賊整天拆臺了。
當年伊朗在兩伊戰爭期間就碰到了這個問題：打着打着，老百姓扛不住了。
怎麼辦呢？
唯一的辦法就是最大限度的降低戰爭對國民日常生活的影響。
這要怎麼做到呢？
伊朗革命衛隊摸索出來的解決方案是這樣的：
在人員方面，避免全國性的總動員，主要以少數精銳組成的職業軍人來進行作戰。
在經濟方面，儘量減少國民經濟部門對戰爭的資源投入。最好能讓前線部隊自己解決經濟問題，做到自負盈虧。
總結起來就是要求軍隊精兵簡政，扛米打工。
這樣的方案正規軍肯定是不幹的。雖然保家衛國是軍人的天職，但你總不能“既讓馬兒跑又讓馬兒不喫草”吧？
但革命衛隊就不同了，他們由革命力量親手組建，在保衛革命成果方面有着極高的主觀能動性。
所以他們就真的去想辦法自負盈虧了。
於是伊朗就出現了一種在中東地區從未出現的經濟模式：抵抗型經濟。
在這個模式裏，革命衛隊擁有自己的產業，可以自己賺錢，賺了錢後就把錢投入戰場，完成了一個戰爭經濟的內循環。
這在大多數正常國家看來是不可理喻的，這不就是“軍閥”嗎？萬一哪天造反了怎麼辦？
不是沒有這種可能，但伊朗沒得選。他不這麼做就堅持不下去，堅持不下去就要亡國。
如果這個世界上有什麼道理是相通的，那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雖然這個模式確實會對社會經濟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但總比傳統戰爭模式下那種全國總動員的影響要小得多。
可以說自負盈虧的革命衛隊就像是一道防火牆，把戰爭和普通人隔離開了。於是伊朗就可以比較從容的堅持長期作戰。
這套“戰爭內循環”的經驗對於中東地區的抵抗組織來說非常受用。
親伊朗武裝在革命衛隊的幫助下，紛紛打造出了自己的營收渠道，然後“以商養戰”，迅速壯大。
那麼這套模式是不是就無懈可擊了呢？
如果只需要應對中東地區的內部博弈，基本上是夠了。但別忘了，這裏的真正玩家，一直都是域外大國。
所以無論你在中東內部玩得有多溜，發展得有多好，最終還是要面對那個終極問題：
如果美國來了怎麼辦？
當年海灣戰爭只打了42天就塵埃落定，在絕對的力量面前，一切技巧都是浮雲。
所以伊朗雖然一直在按自己的經驗積極備戰，但同時也在儘量避免招惹美國。
也就是說伊朗是既反美又不想和美國爲敵。
這矛盾嗎？這不矛盾。
伊朗反美反的是美國對自己的侵略和威脅。
如果美國不威脅自己，他其實是一天也不想和美國對抗的，就連革命衛隊也是如此。
蘇萊曼尼領導的聖城旅在“911事件”後，甚至還幫助美軍在阿富汗打擊過塔利班。
伊朗人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希望美國能夠像對待普通國家那樣平等的對待他們。
但沒辦法，對於美國來說，中東地區不允許有這麼獨立自主（一身反骨）的地區大國存在。
所以無論伊朗人怎麼努力，美國人留給他們的選項永遠都只有兩個：
要麼當狗，要麼去死。
2002年1月，總統小布什把伊朗和伊拉克列爲了“邪惡軸心”，還有一個是朝鮮。
這是打算借反恐的“東風”把這幾個刺頭一勺燴了。
於是獨立發展了20多年的伊朗終究還是上了美國的頭號通緝名單，和自己的死對頭伊拉克蹲進了同一條戰壕，面面相覷。
一年後，伊拉克就再次演示了一把什麼叫做“被美軍速推”。
美國於2003年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爲由再次對其落下屠刀。
這一次的伊拉克更加沒有還手之力，他們唯一做出的有效抵抗就是向世人證明了“他們大概率是沒有什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
然而這並沒有什麼用，薩達姆在年底就被抓了。
此後伊拉克就陷入了國內外各路力量大混戰的狀態中。親伊朗的民兵組織雖然也加入了這場大混戰，但他們一直都不敢對美軍出手。
沒辦法，實在是沒有一戰之力。
到2006年的時候，伊拉克的各路勢力基本上都已經被美軍蕩平，這個國家離徹底成爲美國的附庸只剩一步之遙。
此時的伊朗打開地圖，局面是這樣的：
東邊的阿富汗已經被美軍控制（自己還幫過忙），西邊的伊拉克馬上就要被美軍控制。
兩路並進了屬於是，命運的喉嚨已然被掐得死死的。
這是伊朗地緣政治格局最差的時候，他們很緊張，但毫無辦法。
我們作爲中國人，經常會豪氣的嘲諷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而我們之所以有這樣的自信，是因爲我們的前輩真的把他們都揍趴下過。
但伊朗沒有這樣的歷史，所以也就不可能有這樣的自信。
在巨大的外部壓力下，投降是一個一直襬在他們桌面上的選項。
現實世界成王敗寇，革命衛隊雖然爲抵抗事業做出過巨大的努力，但只要你拿不出打敗美國的辦法，就不要怪大家辜負你的努力去選擇投降。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美軍即將徹底征服伊拉克的2006年，另一邊的以色列又大舉對黎巴嫩發起了進攻。
以軍的目標是剿滅南黎巴嫩地區的反以武裝：黎巴嫩真主黨。
一邊是數次橫掃阿拉伯世界的中東小霸王，另一邊是長期躲在山溝裏的草臺班子，這場戰爭的結局看起來毫無懸念。
中東老哥的觸底反彈
當時的情況是阿富汗完了、伊拉克完了、伊朗被圍了、黎巴嫩眼瞅着也要完了。從中亞到地中海，這整條線上的抵抗力量基本上都要在這一年裏全部交代了。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這是中東原住民的至暗時刻。
中東老哥們此時除了無奈的等待以色列在黎巴嫩砍瓜切菜的新聞外，已經沒有什麼能做的了。
結果黎巴嫩戰爭開戰僅1個多月後，4萬餘名用現代裝備武裝到牙齒的以色列軍隊，就被山溝裏那個當時規模僅1000餘人的真主黨武裝打得丟盔棄甲，倉皇撤離，至今也沒敢再越雷池半步。
這個戰果堪稱神蹟，周圍的所有人都驚掉了下巴，包括伊朗人。
說起來，黎巴嫩真主黨其實還是伊朗的學生。
早在1982年的時候，以色列就趁黎巴嫩內戰之際對其發起過入侵，史稱第五次中東戰爭。
以色列雖然在這場戰爭中輕鬆獲勝，但也親手催生出了自己一生的夢魘：黎巴嫩真主黨。
該黨派主要由在戰爭中流離失所的南黎巴嫩難民組成，他們訴求就是趕走以色列侵略者。
由於這些難民大多數都是什葉派居民，所以伊朗就伸出了援手，由革命衛隊派出了專門的隊伍去幫助他們進行軍事訓練。
當然了，伊朗自己也不是什麼高手，他只不過是比真主黨早走出新手村幾天而已。他們當時所謂的經驗其實也都是些常規的軍事知識。
在這些常規知識的指導下，真主黨差點團滅。
不得不承認，新手村級別的經驗交流是應付不了真正的大BOSS的。
不過好在真主黨及時聯繫“場外指導”給自己開了個小竈。
一開始，他們只是爲了學習在山區和岩石地帶挖隧道的方法而去請教了遠在東方的“專業人士”：
朝鮮。
很顯然，他們最終學到的遠不止於此。
真主黨領導人甚至給自己安了一箇中東地區非常少見的頭銜：“總書記”。
東亞匹配機制的強度遠非中東所能比擬，這裏不僅集結了全球密度最高的軍事力量，也一直承受着來自世界第一強國的極限施壓，堪稱叢林世界裏的修羅場。
這種修羅場孕育出來的經驗，足以爲新手村的中東老哥們打開新世界的大門。
在這些經驗的指導下，黎巴嫩真主黨堅持了長達18年的艱苦抗戰，終於在2000年將以軍趕走，光復了絕大部分國土。
不過外界對於這個結果的理解只是停留在“以軍沒有盡全力”上，包括以色列自己也是這麼認爲的，直到2006年黎巴嫩戰爭爆發。
這場戰爭的顛覆式結局讓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起這個山區裏的“草臺班子”來。
真主黨在經濟上確實有伊朗革命衛隊那種抵抗型經濟的模樣，不過他們在此基礎上又更進了一步，建立了抵抗型社會。
具體來說就是真主黨不僅經營着自己的產業，還承擔起了整個南黎巴嫩包括醫療、教育、基建、衛生等等在內的所有社會服務工作。
而伊朗人打給他們的軍費，也有很多被他們拿去建設民生工程了。
經過真主黨的長期努力，地處偏遠山區的南黎巴嫩的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水平，甚至比黎巴嫩政府治下的北黎巴嫩還要高。
而南黎人民爲了保住自己來之不易的生活，自然就會積極的參與到真主黨領導的抗戰事業中。
所以一旦發生戰爭，當地社會就會形成全民皆兵之勢。
總結起來，真主黨的這個抵抗型社會是這樣的：
在政治上堅持軍民一體，通過幫助民衆來獲得民衆的擁護。人們在享受到了真主黨提供的社會服務後，就會自願的支持真主黨。
在經濟上把大量的軍費投入到民生工程的建設中，民衆的生活水平提高後又自發的反哺軍事鬥爭。
而真主黨能夠在實戰中以弱勝強的關鍵，是他們組織結構的革新。
他們建立起來的，是一個去中心化的組織。
西方軍隊在海灣戰爭之後，最擅長的戰術就是通過精確打擊的方式來摧毀敵軍的指揮中樞，以此癱瘓敵軍。
但這一招對真主黨沒用，因爲真主黨壓根就沒有指揮中樞。
真主黨把有限的軍事資源全部分配到了一線人員的手中，並給予基層單位充分的自由決策權，要求他們根據實際情況各自爲戰。
這種去中心化的結構不僅提升了真主黨作戰的不可預測性，而且還大幅增強了他們自身的反脆弱性。
就算敵軍對真主黨高層進行了“斬首”，也不會影響整個真主黨的正常運轉。
在這種去中心化的體系中，最高領導人並不管理具體事務，他只是一個英雄的形象。
你如果消滅了他，他就會變成一個永垂不朽的英雄形象。
另外真主黨在每個村莊都派駐有黨代表，建立有黨組織。
這些黨員在平時和村民共同生活，互相幫助，在戰時就組織起村民進行抵抗，配合正規軍的戰鬥。
所以雖然表面上看真主黨是用一千人奇蹟般的打敗了以軍的幾萬人，但實際上以軍在戰場上真正面對的，是200萬南黎巴嫩人民。
最終真主黨成功讓中東地區見識到了什麼叫“抵抗型社會”，什麼叫“人民戰爭”，什麼叫“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
而這一仗不僅保住了黎巴嫩，也挽救了迷茫中的伊朗人：
我們和美國的差距再大，能有南黎巴嫩山溝裏的真主黨和以色列的差距大麼？他們都能贏，我們又有什麼好怕的呢？
值得一提的是，蘇萊曼尼和納斯魯拉兩人“輩分”平級，年齡相仿，私交一直都很好。
在整個黎巴嫩戰爭期間，作爲真主黨第二任總書記納斯魯拉好友和聖城旅指揮官的蘇萊曼尼，就一直待在黎巴嫩，親身經歷了整場戰爭。
2007年，跟正規軍爭了20多年國防資源的伊朗革命衛隊突然主動把大量重武器讓給了正規軍。
他們之所以突然這麼做並不是破罐破摔了，而是悟了：
以伊朗的國力，如果按常規思路發展，永遠不會是美國和以色列的對手。
要以弱勝強，就只能向自己曾經的學生真主黨學習，打一場屬於中東人自己的戰爭。
於是革命衛隊在2007年正式宣佈，仿效黎巴嫩真主黨進行全面的軍事改革。
而蘇萊曼尼也開始了一項覆蓋整個中東的全新計劃。
西方殖民者的喪鐘，就此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