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胡友平
看了一整天關於胡女士的文章，但下筆的時候還是會忘記她的名字，究竟是叫胡友平，還是胡平友呢？因爲這個名字太普通了，就跟她的長相一樣。
蘇州公安披露的頭像裏，胡女士穿着一件高領紅色毛衣，一件黑色外套，髮型也沒有什麼出挑之處，貌似只是挑染了一些黃色，不施粉黛，可能是在冬天拍的，兩側的臉頰被凍得有些微紅。
我猜想，這可能是她身份證上的照片，或者是在日本人學校工作的證件照，這麼重要的照片，她連一件像樣的襯衫都沒穿，也許是因爲太忙，沒來得及穿，也許是根本就沒有。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她的日常生活：簡樸。
正是這樣一個穿得簡樸長得簡樸工作也很簡樸的中年女性，在6月24日的下午，在蘇州塔園路新地中心公交站臺，用身體作人肉盾牌，擋住了持刀者的去路，保護了一車的日本孩子。
很多人說她是英雄，我一開始也是這麼覺得的，的確跟那個只會欺負婦幼的懦夫一比，胡女士一下子就顯得特別偉岸。但今天我忽然發現，她其實只是做了一個普通人應該做的事而已。
什麼意識形態，會不會付出生命的代價，在那個緊急關頭，她應該壓根不會去想，有人拿着一把刀，衝上校車，她作爲校車引導員，可能還是一位母親，擋住車門，不讓歹徒上車行兇，這是她的職責所在，也是作爲一位母親一個人的本能反應。
五年前，當一位叫李文亮的醫生將武漢有疑似非典的消息發到微信羣裏的時候，那應該也只是他的本能反應，絕對不會想到幾個月後他會成爲人人都在緬懷至今還有在他的微博下留言悼念的英雄吧。
之所以胡女士和李醫生這樣的人被擁戴爲英雄，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們做的事情在我們這個魑魅魍魎橫行的社會里太罕見太稀缺了。擁戴他們爲英雄，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擁戴黑暗裏的火種。
其實要不是蘇州政府追認胡女士爲見義勇爲模範，擁戴本身也是要冒很大的風險的。在胡女士生死未卜之際，網上已經有人說她是漢奸了，說你爲什麼要保護日本人。昨天不少人寫文章要求公開她的名字，但也有人不建議公開，因爲一旦公開，她的家人肯定會被人肉被網暴。
這兩天我一直處於一種巨大的悲痛當中，既爲胡女士感到悲痛，也爲未來的前景感到悲痛。胡女士被追認爲見義勇爲模範了，犯罪嫌疑人被刑拘了。然後呢？這一切就會過去了嗎？那些“鋤奸隊”的賬號就會被封殺嗎？反日反美的情緒就會煙消雲散嗎？類似的悲劇就不再上演了嗎？
悲痛背後其實是深深的恐懼，恐懼自己變成下一個胡女士。胡女士出事的塔園路新地中心公交站臺離我以前經常出沒的淮海街很近，只有500多米。疫情期間，我經常會騎車去淮海街跟朋友小聚，一般先是喫點臺灣料理，然後再找個居酒屋喝一杯，接着再找個喫拉麪的地方醒酒。
淮海街是蘇州的一條日式風情街，不僅是日本人的聚集地，也是全國遊客到蘇州一般必去的打卡地。也就是說要是我那天也在淮海街，是很有可能面臨跟胡女士一樣的危險的。假如那個歹徒沒有等來裝滿日本孩子的校車，又不想空手而歸，轉到淮海人隨機殺人，這不是沒有可能。
事實上，據日本媒體報道，早在今年4月，就有人在淮海街對日本人行過兇，幸運的是，這個人日本人只是受了點輕傷。但當時並沒有看到任何報道和官方聲明。這多少也可以理解，蘇州是日資企業在中國投資的重鎮，如果披露了估計引發一些日本人的不安，對投資環境肯定會帶來影響。
可現在回頭去看，假如這起事件在當時能對外公開，胡女士要是也看到了，會不會之後在護送日本孩子的過程中就會提高警覺，哪怕還是會遇到這個歹徒，但應變會更快，可能會受傷，但可能不至於丟了性命。假如兩年前淮海街沒有發生穿和服女子被警方抓捕事件，或者哪怕抓了人但事後的處理上更加好一些更加堅定地站在受害者這一邊，胡女士會不會……
我說不定在某次去淮海街的時候也曾經跟胡女士擦肩而過過，她那天也許剛剛護送完最後一個日本孩子回家，騎着電瓶車穿過淮海街，沿路買了點滷煮回到幾公里外的出租屋內，跟她先生和孩子一邊喫飯一邊看電視。
李醫生最喜歡看的是慶餘年，不知道胡女士最喜歡看的是什麼。看到一篇文章，裏頭說，多希望胡女士不要做什麼英雄，多希望她走完這普通而平凡的一生。是啊，她才50出頭，那麼年輕，沒準還是家裏的頂樑柱。
以前總覺得要做人上人，要混出點名堂，要衣錦還鄉，現在發現，做一個普通的人過完普通而平凡的一生，其實都很難，沒準，接下來會越來越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