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訪者/鄒鋒 採訪者/朱尚熹 （《雕塑》雜誌主編）
朱尚熹（以下簡稱：朱）：前不久看到您的雕塑創作《重整行裝》，給我的印象深刻，其塑造和人物的刻畫都很講究，看來您對這件作品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請介紹一下您對該作品的立意構思，比如題材、主題與藝術表現等方面的大致想法。鄒鋒（以下簡稱：鄒）：這件作品創作準備的時間比較長。大約是紀念建軍95週年前的一年多時間裏，那段時間我一直在尋找和建軍有關的創作素材，在查閱黨史文獻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了兩次古田會議。以1929年毛主席主持的古田會議爲主題的藝術作品很多，但是，表現2014年的新時期古田會議的藝術作品還比較少，尤其是關於兩次古田會議的內在聯繫和歷史價值的挖掘更少，這也觸動我進一步地展開研究。確定了藝術表現的歷史範圍，那麼如何深入來提煉和挖掘兩次古田會議的內涵和價值，如何能把藝術創作通過具體的形象和雕塑語言來表現，這是一個需要反覆琢磨和實踐的過程。在深入的探究中，我發現從1929年到2014年兩次古田會議，雖然跨越了近一個世紀的時光，但是，其目標是高度一致的，兩次古田會議標誌着新型人民軍隊在黨的絕對領導下，成爲了中國獨立自主的保障。從藝術教育的角度來說，我認爲古田會議精神首先是紅色基因的傳承，同時也是優良傳統的跨時空傳遞，其精神價值是永不過時的。“重整新裝”最終被確定爲創作的主題，而作品所包含的精神價值，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伴隨着作品塑造的不斷完善，在創作和研究過程中逐漸被釐清和凸顯出來的。這件作品是以寫實的藝術手法來表現一位穿越歷史時空的老紅軍爲年輕軍人“重整軍裝”的雕塑形式，塑造“再度整裝待發”的瞬間來表達2014年新時代的古田會議對1929年古田會議的歷史尋根溯源，旨在研究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軍隊的重大問題的會議內涵。於是，雕塑作品《重整行裝》外在的形式語言和內在的人物精神如何統一是這件創作的難點。作爲紀念性具象雕塑，對不同時代的“軍裝”刻畫和人物內在的“精神”表現與傳達都是至關重要的。“軍裝是一種精神、文化和信仰的延伸”，凝結與固化軍魂，並外化于軍人身上。經過多次反覆構思與塑造之後，作品嚐試塑造了身着不同時代和不同質地軍裝的兩代軍人形象，雕塑中的老紅軍面帶殷殷重託的關愛，用滄桑有力的大手幫助年輕的軍人整理軍裝，細心地爲他扣好衣領的紐扣；而年輕的軍人，鄭重地向這位老紅軍致以軍禮，莊嚴的表情、筆直的身軀顯示出“請黨放心、強國有我”的蓬勃朝氣。“重整行裝”既塑造出革命軍人的軍魂，又展示出兩代軍人間代代傳承的優良傳統；既體現出“傳承”的意義，更顯示重新再度出發的創新精神。朱：這件作品通過一種具有高度概括和象徵的手法，精心選用典型情節來突出作品中的主題思想，將兩次會議的精神和意義跨時空地聯繫在了一起。期待您對《重整行裝》最後深入完成的成果！近年來，您一直關注主題性雕塑創作，尤其是紅色主題的雕塑創作，並投入了較大的創作熱情，創作了不少作品。能否談談您對於主題性雕塑創作的學術思考？包括您自己認爲最理想的作品有哪些關於這些作品的創作經驗。鄒：近年來，我陸續參與了多個大型主題雕塑創作項目：爲抗美援朝紀念館新館創作主題浮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同胞紀念館創作浮雕《衆志成城》、爲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創作《井岡山精神》《雷鋒精神》《大慶精神》《改革前夜》《抗疫精神》等雕塑作品，這些作品大多數都是博物館中革命歷史敘事的組成部分。把握了歷史敘事，才能更好地把握主題性創作。創作經驗的積累，大都是從問題研究和解決開始的。藝術創作永遠是一個通過實踐將認識逐步提升的過程，所以這幾年我確實有些改變。我認爲與以往不同的是，過去我們在做革命歷史題材雕塑創作的時候，主要是通過具體的人物塑造來再現歷史記憶，彰顯革命理想，在突顯人物的崇高精神和偉大品格的同時，使作品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但是，當主題雕塑進入革命博物館、黨史館、紀念館等特定場所，意味着它們對創作本身提出了更多方面的要求，尤其是在文獻和圖像研究的基礎上，還需要做進一步的形象甄別和考證，如果只是憑感覺或者只是個人的想象，在選擇創作素材和選取人物形象的時候就會鬧笑話，難以還原特定歷史的真實面貌。落實到雕塑創作上，就要做好創作前期的準備工作，並從文獻研究、題材選擇、構圖、造型、空間、材料等層面進行深入探索，從而實現形式和內容高度統一的藝術表達。
朱：您說得很對，博物館是一種特殊的場域，並不是我們常見的雕塑展示場所。在一個圖文和展示物件如此豐富的空間裏，如何將紀念性雕塑植入而不顯得孤立和唐突，對雕塑創作提出了挑戰，這觸及到了一個新的學術問題，那就是在博物館場域裏如何進行紀念性雕塑創作，並與其它展品相得益彰。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樣的創作具有場域與裝置的意義，您的創作實踐值得欽佩。接着我想問的問題是您在創作的同時，也在學院的領導崗位從事學術引領和教學管理工作，對學院師生的思政工作有許多責任和擔當，請問您作爲一個有雕塑專業背景的領導是如何平衡崗位工作與自己專業之間的關係的？思政話題與主題性雕塑創作是否有聯繫？如果有，那是如何聯繫在一起的？鄒：大學裏優良的人文傳統是滋養學科專業和陶冶師生情操的重要力量。在學院66年的發展歷程中，先後形成了來自央美、浙美、魯美等高水平藝術院校的張大生、顏世俊、張雲薇、楊戈等老一輩教師團隊；現在擁有包括李惠東、李富軍、趙建磊等一批優秀青年學者在內的教學團隊，經過幾代人接續奮鬥，不僅打下紮實的學科專業基礎，更是形成了傳幫帶的優良傳統。我一直認爲學科專業建設靠的是團隊，我也相信集體的力量，它幫助我有效地平衡了工作和專業創作之間的關係。創作是一門學問，而管理也是一門學問，兩者之間也存在很多共性。主題性雕塑創作教學本身就是一種教育策略，它是課程思政的重要路徑，因爲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作爲豐富的紅色基因庫，在主題性雕塑創作過程中，查閱圖片和文字資料，實地調研和訪談，不僅從專業角度推敲了作品的每個細節，更通過對歷史人物和歷史場景的客觀還原，以研究的態度使黨史學習得以更好地進行，也讓紅色文化得以在繼承中創新。
十年過去了，我至今還記得“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團結協作、無私奉獻”這16個字的紅旗渠精神。通過創作紅旗渠紀念館的主題雕塑，一方面通過帶着學生深入生活，進行實地調研，對紅旗渠的歷史價值和精神內涵有了更加精準的認識；另一方面，這些在創作實踐中積累的優秀案例，能夠更好地幫助學生在思想道德和價值觀念上實現提高與昇華；同時，只有理解和深刻體會英雄背後的黨史，才能進一步將這種感悟和心得潛移默化地融入日常生活，用這些精神影響和帶動教學，啓發和鼓舞學生的創作，指導和引領學生在不斷的求索中完善自我。朱：從創作技法的層面講，主題性創作需要高超的技巧來實現宏大的主題敘事和典型人物的塑造。在您的雕塑創作中，您將塑造語言發揮得遊刃有餘，雕塑造型語言運用得熟練而老道，作品很有感染力，請談談雕塑專業功底與主題性雕塑創作的關係。鄒：我認爲，在藝術創作中，作者的綜合素養和藝術品位往往比專業功底更重要，因爲這是一項創新性的工作，而不是技能層面的比較，雕塑藝術的發展需要更多具備跨學科知識的拓荒者。改革開放以來，主題性藝術工程得到蓬勃發展，產生了一大批優秀藝術作品。但是，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立意淺薄、主題單一和形象單調的不良現象；同時，很多主題性創作既缺乏深入生活，也缺少學術研究；既沒有時代氣息，也忽視地方特色，停留在主觀臆想之中。因此，我們豐厚的歷史文化和差異化的地方資源，還有待於被充分挖掘和利用於藝術創作中。
我在參與服務國家的藝術實踐中，也不斷地思考如何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時代背景下構建中國式當代雕塑的學術體系，如何發展和建立起具有本民族獨特性的雕塑造型語言和審美價值體系，這些問題對每一個藝術教育工作者而言都是最急迫的任務，也是最有意義的探索。從油畫領域的“民族化”，到雕塑領域的中國風，我們的藝術創新總是站在前輩思考的基礎上開展的，只有明確本土雕塑語言的獨特性，才能給世界雕塑語言的多樣性、多元化做出應有的貢獻。站在歷史和時代的高度，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中華美學精神彰顯正大氣象，藝術創作才能“以文立心、以文鑄魂”。所以，在雕塑創作中，向傳統和經典學習，向老一輩雕塑家學習，把握民族雕塑語言，汲取現實主義營養，賦予作品莊重之美與靈動之美，在深入研究前人的基礎上再進行創新，才能使雕塑作品充滿家國情懷和文化底蘊。朱：從雕塑的教育教學層面講，每所學院都在根據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制定教學方針。您具有老浙江美院（中國美院）雕塑教育的背景，請談一下國美雕塑教育體系對您之後雕塑創作的影響，國美雕塑教育的特點以及與北京雕塑生態的區別。從國美走出來之後，您的雕塑創作思維有哪些變化，如果有的話，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
鄒：1986年開始，我在浙江美院雕塑系開始系統的專業學習，那個時候全國美術院校都是以蘇聯和法國雕塑教育模式爲藍本，從解剖、頭像、胸像、人體、創作、材料等專業課程不斷遞進，這種理論化系統化的雕塑教學模式深刻的影響了包括我在內的大量雕塑家。轉眼離開母校30多年了，在這幾十年的時間裏，每所高校都在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規格的需求變化不斷修訂培養方案，在回看不同高校的畢業創作的時候，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不同的大學之間。雕塑藝術教學的聚焦點和關注點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變化。這種變化一是反映在東西方文化思想和科技成果對雕塑教學結構的重塑；二是反映在雕塑家們對中國雕塑傳統集體溯源的現象，以及迴歸本土和民族化雕塑藝術的自覺意識不斷提升。我認爲，在新的歷史時期，立足浩瀚的民族藝術資源，以國際化的視野，走向更加多元化的創作表達是中國雕塑藝術發展的必然趨勢。
近十年，我連續參加了“曾竹韶雕塑藝術獎學金”的評審和全國高校畢業生優秀雕塑作品展等相關活動，清晰地看到來自全國高校雕塑作品在藝術觀念、材料語言和表現手段方面的巨大變化，也看到了各個院校之間充滿生機的創作教學和青年學生飽含激情的創作表達。朱：在行政管理、創作和教學之外，我發現您的興趣和社會接觸面很廣闊，請談談您對雕塑專業發展和跨學科建設方面的高見。鄒：我對跨界融合發展的認識主要是來源於我的實際工作。大家都知道，北京工業大學是一個以工科爲主的多科型綜合性大學。在這裏除了藝術學科之外，還有非常豐富的工科和理科的專業資源， “藝工融合”爲藝術學科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給養和支撐，也帶來一些推動學科發展的創新探索。在雕塑界，過去是計算機輔助設計、新材料和新工藝在影響着雕塑創作的方式和手段；而現在人工智能、ChatGPT、3D打印、數字化等各種新技術一直不斷改變着雕塑藝術的創作方式和思維方式，跨界融合與學科交叉研究正在成爲藝術界難以迴避的熱門話題。
從歷史的維度看，引入科學的方法來豐富藝術的表現手段，通過跨學科跨專業來實現雕塑藝術的創新是必然的路徑，交叉借鑑一定是新的發展趨勢。跨界與融合雖然可以開闊眼界，拓展創新思路，但是，也要慎重地看待如何開展跨界融合的問題。特別是在制定和調整培養方案的過程中，我們也注意到不同專業之間學理不同、基礎不同，研究方法也各不相同，有些看似相近的專業，卻有着本質的差別。而這其中的差別，就是在提示我們應當按照各自學科特點對標建設，不能混爲一談。因此，在跨學科的探索過程中，我們既要尊重學科間的邊界，也要尋找學科間可以交融的邊緣地帶，從而逐漸突破原有的邊界，而這些“邊緣地帶”就是不同學科之間的關聯性。
當下，跨界與融合主要表現在研究過程中的自我組合和團隊間的分工合作，體現在不同學科間的協同攻關意識。從實際效果來看，這種跨學科的聯合，可以把藝術學科的造型和審美、設計和創新與工科的交互設計、系統設計等緊密結合起來，這些不同特質的專業內容的融合，有效促進了藝術創新，“藝術+科學”使藝術作品更加符合更廣大羣衆的審美需求。
朱：在跨學科思維的基礎之上，我們的雕塑創作的面貌有了新的進展。請結合具體的作品談談您對中國主題性雕塑創作現狀的看法。與上一輩雕塑家相比，當代的主題性雕塑創作的狀況如何，有那些成就，有那些憂慮？鄒：中國的主題性雕塑創作經過一代又一代雕塑工作者的傳承和發展，在中華民族歷史進程中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誕生了人民英雄紀念碑主題浮雕、農展館組雕、黨史館羣雕等一大批人民羣衆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建國75年來，國家的物質生活水平和文化多樣性空前發展，當代觀衆已遠離困難的歷史時期和艱難的戰爭年代，也因此缺乏對艱苦歲月的切身感受。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身處高度媒介化和國際化的社交網絡環境中，主題性雕塑如果只是停留在以立體圖像複述歷史圖片的淺層表達，則難以觸動觀衆情感，與觀者產生互動和共鳴；其次，若是對新時代內涵缺乏鮮活的語言表達，也無法承載和傳遞主題性雕塑的內涵和意義。當下主題性雕塑創作普遍性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對主題和內容的提煉還不夠，二是對內涵深度的挖掘也還不夠，三是對時代體驗的感受也還不夠。這些因素也直接導致了一些主題性雕塑創作同質化和程式化的問題，只有解決好存在的上述問題，主題性雕塑創作才能夠獲得更大的提升空間。鄒鋒《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位於抗美援朝紀念館-兩翼浮雕主題性雕塑與時代和社會環境緊密相連，新時代主題雕塑創作要深刻地反映時代精神和民族文化，就需要發掘能夠表達新時代之“新”內涵的雕塑語言。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動實踐也爲我們藝術創作提供了“脫貧攻堅”“全面小康”“綠水青山”“美麗鄉村”“美好生活”等一系列嶄新的創作主題。主題性雕塑創作應當與時俱進，守正創新，聚焦國家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更深層次、更加全面地展示新時代所取得的區域協同、鄉村振興、科技強國等輝煌成就。近年來，一大批雕塑創作者在探索傳統文化創新方面做出了很多富於創造性和成效的藝術探索。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藝術院校和專業機構圍繞紅色主題創作了很多優秀作品。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主題雕塑，包括大型黨旗雕塑《旗幟》與《信仰》《偉業》《攻堅》《追夢》四組大型雕塑。作品通過莊重、巍然的氣勢和風格，再現了中國共產黨爲人民謀幸福，爲民族謀復興的百年奮鬥歷程，爲新時代主題雕塑藝術創作樹立了標杆和典範，也引發了我們對新時代語境下主題性雕塑創作與教學的一些新思考。朱：只有在對媒介深入思考和對主題背景的深入發掘和研究之後，才能產生優秀的作品。最後想請您談談在主題性雕塑創作方面，您自己有怎樣的規劃與建議？鄒：我的基本想法就是，主題性雕塑創作還是要多從中華優秀傳統中汲取養分，不斷豐富創作內容，探索新的藝術形式與表達方式。同時，也需要與時俱進，深入研究，拓展講好中國故事的方法和手段。
鄒鋒
祖籍安徽，1968年生，1986年考入浙江美術學院雕塑系，先後獲得浙江美術學院文學學士學位和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學專業碩士學位。
現任北京工業大學藝術設計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聯文藝創作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理事、中國工藝美術協會理事等。《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委，《雕塑》雜誌編委，北京市博物館展陳設計與空間實現重點實驗室主任。
曾主持北京2022年冬奧會冬殘奧會休戰壁畫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70週年部分主題彩車設計、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公共藝術設計、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主題雕塑《井岡山會師》，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公共藝術項目《衆志成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新聞發佈廳公共藝術項目《山水相連同源共流》，以及紅旗渠紀念館（新館）雕塑羣等三十多項公共藝術項目設計。作品曾分別獲中國美術家協會、建設部全國城市雕塑委員會及省部級“金獎”和“優秀獎”等獎項。
曾在《中國高等教育》《藝術設計研究》《文藝研究》《裝飾》《雕塑》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二十餘篇，在《美術》《新美術》等刊物發表作品數十幅，作品被《中國美術六十年》《中國雕塑五十年》《二十世紀中國城市雕塑》《中國雕塑年鑑》收錄；同時作爲跨學科專家還長期擔任國家級、省部級各類藝術基金和項目的評審工作。曾獲得首都勞動獎章、北京教育系統“教書育人先鋒”、北京市模範集體等獎勵。
本文節選自《雕塑》雜誌2024年第2期 [封面藝術家]（更多詳情請關注《雕塑》雜誌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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