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冷戰結束到現在，我們在經歷歷史的迴歸嗎？

《歷史的迴歸：21世紀的衝突、遷徙和地緣政治》

內容簡介

20 世紀 80 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自由民主可能是“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並導致“歷史的終結”。四分之一個世紀後，本書作者珍妮弗·韋爾什立足國際局勢最新變化，迴應並反駁了福山的這一著名論點。韋爾什指出， 21 世紀的世界並未如福山所預言的一般，成為自由民主的開放世界；戰爭與難民、政治與經濟的國際角力、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公等問題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本書促使讀者重新審視自由民主的歷史，並引導讀者思考以下問題：如果歷史正在迴歸，它具有怎樣的當下特色？人們正如何使用歷史？自由民主是否是歷史的必然產物？我們應如何促進自由民主的發展？

作者簡介

珍妮弗·韋爾什（Jennifer Welsh，1965— ），加拿大研究員、顧問、作家，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她出生於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雷吉納市，在薩斯喀徹溫大學取得文學學士學位，後獲羅德獎學金，赴牛津大學繼續學習國際關係，取得碩士、博士學位。現為歐洲大學學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國際關係學系主任、教授，同時也是牛津大學薩默維爾學院（Somerville College）高級研究員，牛津大學道德、法律與武裝衝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

她是多個組織機構的顧問。 2013 — 2016 年間，她擔任了聯合國秘書長保護責任事務特別顧問。此外，韋爾什也服務於加拿大會議局、麥肯錫諮詢公司、阿斯彭研究所、加拿大政府網站。另著有《天下為家： 21 世紀加拿大的全球化視野》（At Home in the World：Canada’s Global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譯者簡介

魯力，國際關係專業碩士，“政見CNPolitics”團隊觀察員。

書籍摘錄

第一章 歷史的迴歸（節選）

民主在國內外遇到的危機

過去的 10 年中，如果以選舉的真實性、言論自由以及媒體自由的程度來評估，全球範圍內民主國家的數量以及質量都在經歷持續的下降。更令人擔憂的是，根據政治推動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統計，民主作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政府形式，所面臨的挑戰和威脅到達了近 25 年以來的高點。專制政權公開嘲笑民主的價值，並認為民主是缺乏信心和能力的體現。美國政治學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將這一趨勢形容為“民主的衰退”。由於公開的政變或者民主價值和制度的不斷凋零腐敗，世界範圍內民主國家的數量自 10 年前開始下降。現在出現的不僅僅是腐敗和濫用職權，而是通過先進審查技術—感謝科技的發展—實施的政府壓迫，以及通過法律擠壓反對派或公民社會的生存空間。

在“阿拉伯之春”期間，我們看到埃及的民眾大量聚集在開羅的塔希爾廣場（Tahrir Square）上，反對穆巴拉克的專制壓迫政權時，激動得幾乎難以呼吸。但今天，我們看到埃及仍然是一個新聞自由被壓制、政治反對派人物被監禁或被處決的國家。到今天，只有突尼斯—“阿拉伯之春”開始的地方—成功建立了穩固的民主政權。但民主依然脆弱，並不斷遭到攻擊。事實上，記者也已經指出，突尼斯是參加“伊斯蘭國”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與之相似的是， 10 年前，非洲國家因為政治制度改革，轉向多黨制和限制行政機構權力而廣受讚譽。但今天，很多非洲國家的領導人—比如布隆迪和民主剛果—要求推翻憲法中對於總統任期的限制，扼殺任何阻礙他們繼續享有權力的反對力量。

這一系列的發展說明，儘管民主政府—基於自由和民主選舉這一最基本的定義—仍然在世界上佔據主導地位，但是其他兩個組成自由民主的關鍵要素—尊重人權和法治—已經供給不足。 20 年前，作家、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節目主持人法裡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曾經警告“非自由的民主國家”（illiberal democracy）的崛起，這一類型的政府有著大眾支持的合法性，但是對於行政機構濫用權力，或是對侵犯個人權利—特別是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沒有強有力的制衡和約束機制。他總結道，如果只關注政府是如何被選擇出來的（比如說，是否通過投票選出），我們就會忽視一些更為重要的基礎問題，比如政府追求的目標和政策是什麼。“如果民主不能維護自由和法治”，他寫道，結果就是“民主只是一個小小的安慰”。今天，不自由的民主不僅僅踐踏本國公民的民主，還經常直接開展，或是支持相關行動，以威脅其他社會民眾的安全和福祉。

隨著這一頑症不斷髮酵，自由民主也受到更多的擠壓。在很多發達的自由民主國家，對於政治制度的信任程度已經降到歷史性的低點，民粹主義政黨無論是在影響力還是選舉投票上，都在佔據史無前例的優勢。這些政黨已經從國家政治的邊緣地位邁向舞臺中央，這也引發了公眾對於正常看待民族主義和排外言論的大討論。民粹主義政黨——不管是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的法國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海爾特·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的荷蘭自由黨（Freedom Party），還是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的英國獨立黨（Independence Party）——的反移民和反全球化綱領對西方政府及其創立的國際機構的合法性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民粹主義崛起的最新表現是英國全民公投中“脫歐派”的勝利，他們成功獲得了（主要是）英國工人階級投票者的支持，而這些人相信主流政黨和精英官僚階級忽視了他們的關切。右翼民粹主義同樣影響了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典型表現就是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迅速崛起。

民粹主義政客奪取了民主的兩大核心理念。第一個是人民主權。他們都認為，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中，是由人民“當家作主”。但是他們又指出，在官僚化和全球化的進程中，人民被剝奪了統治和決策的權力，並被轉移到所謂的專家和國際組織中的精英手中。今天，每一個民粹主義政客的公開言論中都包括“奪回控制權”。在英國脫歐公投的第二天，奈傑爾·法拉奇宣稱結果是“真正的人民、普通的人民、正派的人民”的勝利。

民粹主義者挾持的另一個民主思想是公正。正如著名的美國政治科學家西德尼·維巴（Sidney Verba）解釋的，民主需要兩種形式的平等。第一種是政治參與平等，或者是他所說的“平等的政治聲音”。要實現這一點，不僅僅要通過普選權的普及，還需要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以及政治結社自由來體現。但是平等的聲音只是平等的一部分，民主同樣需要對公民利益的平等考量。簡而言之，所有的聲音都需要被政府聽到。否則，立法者的決定就不會被視為公正或合法的。民粹主義政客堅持認為，今天的自由民主政體，已經忽視了普通勞動人民的利益，僅僅是滿足那些富有的精英階層的需求。

他們有一點說對了。自從冷戰結束以來，財富的擴散——如果說得稍微客氣一點——很不平等。在過去的 20 年中，儘管中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人口眾多的國家實現崛起，全球範圍內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但每個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卻從 80 年代以來迅速增長。事實上，大多數經合組織國家的貧富差距都達到了近 30 年來的最高點，收入最高者的財產總數佔整個國民收入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到 2014 年年底，經合組織國家中最富有的 10% 的群體的財產是最貧窮群體的 10 倍（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 80 年代這一比例為 7：1 ）。更嚴重的是，金字塔尖的那一部分群體—即所謂的 1% —佔有的財富佔國民收入的比例達到 30 年來從未有過的高點。

如果我們用另外一種替代的評估手段，即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所說的財富不平等（wealth inequality）—即不僅僅是工資差距的不平等，更多的是多年來資本積累引發的不平等—在發達自由民主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甚至更為尖銳。在 1945 年之後的大部分時間裡，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保持樂觀態度，並認為知識和技能的擴散可以防止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但是在很多發達經濟體中，隨著經濟增長的速度降低，就業率和實際工資下降，這也意味著他們提升技能和資格的努力並沒有轉化為在經濟上更好的收益。其結果是，皮凱蒂預測，我們繼承的財產—而非我們通過工作取得的收入—是決定我們生活狀況的決定性因素，這一點很類似 18 和 19 世紀時的情況。機會平等面臨的挑戰，以及社會流動的可能性，都會更為嚴峻。

在國際舞臺上，自由民主的表現—在解決爭端、建立和平和推進人性價值方面—同樣慘淡。我們看到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大量戰爭難民流離失所，針對平民的暴力襲擊又越來越多地重新出現。儘管今天戰爭數量在減少，但是在 2008 — 2014 年間，由於暴力升級，以及對於國際人道主義法基本原則的漠視，各類衝突造成的死亡人數增長了三倍。僅 2014 年這一年，各類衝突造成的死亡人數就達到 100000 人—這也是 20 年來的最高水平。國際人道主義法確立於 1945 年之後，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未來有人發動“全面戰爭”，特別是針對普通平民的戰爭。國際人道主義法包含一系列的限制原則，確保軍事行動時充分考慮到普通人在武裝衝突期間的生活。更具體的是，它要求衝突中的各方鑑別平民（以及學校等平民目標）和軍事目標，確保給予開展人道主義救援的人士保護和通行的便利，並尊重保護醫院設施的地位。

在最近的一系列武裝衝突中，平民遭遇的暴力達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聞所未聞的程度，衝突各方還在相互較勁，看誰更能突破底線。在今天的武裝衝突中，下列事件越來越常見：在人員密集區域使用爆炸性武器，對學校、市場、醫院和醫護人員發動襲擊，針對關鍵民用基礎設施發動襲擊（包括水處理設施），以及拒絕人道主義救援人員攜帶救援補給物資進入平民集中被困地區。平民所遭遇的這些傷害，不是由所謂“戰爭迷霧”導致的不可避免的悲慘後果，而是交戰方刻意選擇的結果—其中一些還得到了西方政府的支持。 2016 年 1 月初，敘利亞邁達亞（Madaya）瘦骨伶仃、飢餓的兒童的照片被媒體披露，讓很多西方國家加大了對敘利亞政府和反政府武裝的施壓力度，推動雙方重新回到談判桌上。但是這些平民的境遇僅僅是冰山一角： 2014 — 2016 年間，敘利亞每天被武裝衝突圍困的民眾數量在 45 萬— 65 萬。

歷史迴歸了，卻又與以往有所不同

過去五年發生的這些現象，不僅僅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前進道路上所遇到的坎坷，以及在這樣的過渡時期所發生的特定案例。事實上，這些現象對於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可持續性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同時也給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提出了困難但很重要的問題。同時，這些現象也給冷戰的結束，以及“歷史的終結”理論所承諾的和平的未來打上了問號。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提醒我們，重新回到過去為建立自由民主制度所經歷的艱苦奮鬥，以及做出這些決定和妥協—不管是在國內層面還是國際層面—以保證能夠有效管控不平等、尊重不同意見、限制戰爭、權力服務於集體利益而非某些狹隘的目標。

在接下來的幾章裡，我會著重介紹21世紀曆史迴歸的幾個不同層面。在下一章《野蠻的迴歸》中，我會分析國家和非國家武裝勢力採取的戰略和戰術，是如何無視現有的國際人道主義法律原則，並將普通平民的生命置於越來越危險的境地。在第三章《大逃亡的迴歸》，我將分析當前史無前例的難民危機的本質，以及展示新的牆是如何在歐洲大陸內外建立起來的。第四章《冷戰的迴歸》，將討論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地緣政治的迴歸，以及他獨特的“主權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是如何通過復甦冷戰的方式挑戰西方。在最後一章《不平等的迴歸》中，我會討論歷史是如何在西方自由民主社會中迴歸。我將指出經濟不平等的大幅增加，以及其對於公正價值的打擊，從各個方面來說，都是對我們持續穩定和繁榮最為嚴峻的威脅。

當我們重新回顧福山關於“歷史的終結”的描述，需要記住的是，福山的觀點並不完全是勝利主義者的論調。有些時候，還帶著一點點的憂鬱和悲傷。在後歷史時代，他認為史詩般的奮鬥塑造了歷史，並在過去的一代人中培育了勇氣和理想主義，最終也將被笨拙的官僚主義和更為複雜的消費主義形式所取代。一旦政治上所有的大問題都得以解決，就像美國曆史學家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指出的，人類看上去就開始類似哲學家弗雷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描述的虛無主義的“最後的人”：“限於自我陶醉中的消費者除了去商城之外，沒有更大的渴望”（或許在很多情況下，是去網上購物）。

然而，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只是這個故事的一個版本。一方面，與社會共存的自由民主核心理念仍然深深地根植於歷史之中。正如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觀察到的，那些似乎已經超越歷史的人沒有能力理解那些“歷史的太陽依然照耀著的國家”的動機，同樣也無法採取反制戰略。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之後，在與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的電話中，據稱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曾經說過，弗拉基米爾·普京“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普京確實是我們這個星球和這個世紀重要的一部分，地緣政治和領土的重塑再次變成了“活生生的”範例。另一方面，正如我所展示的，歷史正在敲自由民主的門—通過不斷擴散的暴力和貧窮的形式—並威脅從內部實施顛覆，所用的手段則是極端的不平等和憤怒的民粹主義政治，西方國家一些城市裡發生的外部勢力刺激的恐怖主義襲擊也是典型案例。

貫穿接下來幾章的主要是三個主題。第一，如果歷史正在迴歸，那麼必然帶著當前的特色。歷史從來不會完完全全地重複自己。所以當“伊斯蘭國”（ISIS）用刀割下敵人的頭顱時，這一行為是中世紀野蠻暴力的迴歸。與此同時，“伊斯蘭國”還利用社交媒體招募“聖戰”分子，並傳播其罪行的照片。當難民和尋求庇護者跋涉數日以抵達邊界，或是乘坐破舊的小船橫跨大海的照片提醒我們歷史上出現的大逃亡時，這些難民們也同樣在用智能手機和社交網絡，準確及時地獲取信息，以躲避邊境管控，或是瞭解目的地的天氣情況。

我的第二個主題，是關於當前如何使用歷史。冷戰的結束使我們加速進入一個全世界的人都在超越其歷史的時代，今天的全球體系卻給那些積極想回到歷史的人提供了便利。

當前活躍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聖戰”分子同樣有著懷舊氣氛，他們想重繪中東地區的地圖，並重建由他們 18 世紀的英雄哈倫·拉希德（Harun al-Rashid）統治的哈里發帝國（他們故意忽視了這個哈里發帝國是以對什葉派和其他宗教少數派的寬容著稱）。在其他地區，比如在印度這樣的被定義為和平的國家，歷史正在為保守派針對現代化的反擊推波助瀾，典型案例就是對少數族裔的仇恨以及對婦女自由的限制。為了保持過去的記憶，今天曆史的使用者們並不直接宣稱他們有什麼或是他們失去了什麼。相反，正如英國小說家和記者阿蒂西·塔西爾（Aatish Taseer）指出的，他們製造出了一些更為激進和更不穩定的事件。

儘管當代西方自由民主的基礎出現了裂痕，很多人仍然堅持認為沒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品，所有潛在的候選政治制度—君主制、法西斯主義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極權主義—的信用都已破產。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真正反對制度的社會，即便是想象另外一種經濟和政治體系，看起來都是不可能的。那些拒絕承認自由，並對他們的政治對手採取暴力手段的人，在口頭上還是經常使用民主一詞。所以儘管“我們還沒有到那”，相關觀點指出，我們需要記住福山的主張最終是關於統一標準規範的，即對於自由民主的渴望會傳染。在觀念層面，他確實可以宣稱勝利。正如他在2014年時所寫的，“俄羅斯和阿亞圖拉的伊朗都對民主理念表示尊敬，即便他們在實踐中踐踏民主制度”。

但是民主這一觀念卻變得靜止和僵化。如果每一代人都不去理解鞏固這一觀念的基礎，民主也很難徹底實現。因此，我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主題，是歷史的迴歸應當提醒我們，我們現在所生活的自由民主社會並不是應得的—同樣需要犧牲、妥協和領導力，作為個人，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以維護這一制度，並促進其發展。

歸根到底，在人類歷史上佔據時間最長的政治形式，是專制而非民主。從過去的經歷中，我們也知道自由是可以被逆轉的。 1848 年——一度被稱為“人民的春天”，自由主義革命席捲意大利、法國、德國和奧地利帝國，把國王和王子們趕出王宮，脅迫他們退出政治。但是革命成果是短暫的，王權發動了迅猛的反革命。革命的失敗是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自由主義運動內部的支離破碎，專制王權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摧毀革命的決心（特別是俄國和普魯士），以及英國和法國的中立態度，即羅伯特·卡根指出的，“更在乎維護大國之間的和平，而非為自由主義同伴們提供支持”。

20 世紀初，當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面臨法西斯主義的挑戰時，也只是少數國家的決心，使得自由民主得到復興。但是自由民主的演進過程，同樣也離不開勇敢的個體所扮演的角色。

通過《新聞週刊》（Newsweek）記者邁克爾·邁耶（Michael Meyer），我們現在知道在 11 月 9 日那天，有兩個人做出的關鍵決定，無意間導致了柏林牆的開放。第一個是民主德國政治局的發言人，他原來要在新聞吹風會上宣佈民主德國的每個公民都被允許持有一本護照。就在晚上7點前，當被記者問到這一決定何時生效時，發言人—之前一直在休假—大吃一驚。他稀裡糊塗地說，“立刻”。這一新聞當時正在被電視媒體現場直播，立即被民主德國民眾（一向從反方向理解政府意圖）理解為政府允許他們離開民主德國。因此他們蜂擁出發，衝到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之間的各個檢查站點。在其中的一個檢查點，“查理”檢查點（Checkpoint Charlie），另一個人—一名民主德國的邊境守衛—做出了第二個至關重要的決定，同樣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當時，他一邊緊張地注視著那些正在向柏林牆檢查站行進的人群，一邊著急聯繫上級試圖獲取行動命令。過了晚上 11 點，數次電話聯繫未果以後，他聳了聳肩，下令“開門”。剩下的，正如他們所說，就是歷史了。

諸如“歷史的終結”這樣的宏大敘事，並沒有很好地評價個人在其中的作用。他們同樣也忽視這樣一些事實，即傾向於認為很多歷史事件是不可預測的，或是不可能預測的（即便是在覆盤時，他們也認為歷史是不可避免的）。柏林牆的倒塌和德國的重新統一就是兩個典型案例。另外一個典型例子，就是羅馬帝國的崩潰。如果我們一直這樣模糊地處理下去，被“我們的模式是最好的”這樣的假設所麻痺，以為當下的這些挑戰或許最終並不會擊潰我們，認為世界上的其他人也會“想要我們所想要的”，那麼我們最終將無法做好準備，以應對未知的衝擊，或是業已顯現的政治制度衰落的信號。

在相對短暫的歷史上，自由民主制度已經克服了很多危機。但是由於西方社會的統治者以及被統治者的自鳴得意，這一應對危機的能力也已經被麻痺。我們在過去的相對成功導致了盲點的出現，並有可能在下一個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將我們帶入更大的政治及經濟混亂之中。歷史回來了，回來復仇。

題圖為電影《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劇照，來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