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總會適應每週只上四天班

文｜荊欣雨

編輯｜裘海棠

來源｜穀雨實驗室-騰訊新聞（guyu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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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變少了，人更幸福了

今年6月，70家英國公司的3300名員工參與了一場「四天工作制」實驗。有銀行和軟體公司，也有房地產和護膚品公司，就連東海岸一家專賣炸魚和薯條的餐廳也加入其中。實驗內容很簡單：80%的工作時間，同樣的工資。

你可能會說，每週工作四天，沒有這樣的好事。但工作模式本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1879年，英國雜誌Notes and Queries上出現了一個全新的英文單詞：week-end，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週末。不管這個詞語現在聽起來多麼稀鬆平常，請像「996」和「大小周」第一次出現在你認知裡那樣去感受它的「橫空出世」。雜誌寫道：在斯塔福德郡，如果一個人週六下午離開家，隨後整個週六晚和週日都和他的朋友在一起，那麼他就正在度週末。（He is said to be spending his week-end.)

這個人沒有具體的名字，但他見證了歷史。起初，工人們被獲准週日放假去教堂——主要是因為老闆們週日要去教堂。結果，疲憊令人們在夜晚投奔酒精，導致週一上午大規模的曠工。隨著工會的興起，老闆進一步妥協，週六下午放假，狂歡提前。1926年，福特汽車的創始人在自家工廠確立了五天工作制：每天8小時，每週工作5天。1938年，五天工作制被寫入美國法律，之後逐步流行開來。自蒸汽機將人類帶進技術革命起，歷史上第一次，工人們無需每天都在空氣如鉛般沉重的工廠裡工作，而是每週獲得了兩天閒暇。

現在，如「週末」一般具有顛覆性的新工作模式似乎正在開啟，而這也許是兩年多疫情留下的為數不多的好東西，在這期間，大部分人都體驗過居家辦公。Meta、亞馬遜、谷歌等大型網際網路公司至今仍沒有要求員工永久性地回到辦公室；愛彼迎則支援員工「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工作」，「這是世界前進的方向」；攜程今年3月宣佈正式實行「3+2」混合工作制，即三天在公司，兩天居家，半年後，效果顯著，他們堅定地表示這項政策會繼續。

至於英國的那項「四天工作制」實驗，其動機正如組織者，同時也是非盈利組織「全球四天工作制」的CEO Jeo O'Conor所說，「疫情讓越來越多的公司意識到，新的核心競爭力是生活質量。而更少的工作時間和更專注的工作正是方法。」

目前，參與了調查問卷的41家公司裡：

46%的公司說「生產效率沒變」，

34%的公司說「生產效率輕微提高」，

15%的公司說「生產效率顯著提高」，

86%的公司表示實驗結束後，「非常有可能」或「有可能」繼續實行四天工作制。

在曼徹斯特，來自中國的KT剛剛入職新工作一個月，當月她工作了16天，每週只工作四天。可別小瞧她在每週多出來的8小時裡做的事：起得晚了一點，趁著人少去看房子，穿上漂亮的吊帶裙和朋友們享受價格比周末更低廉的酒，和父母打個電話。如果她在週五休假，那麼她則擁有一個小長假，用來擁抱土耳其的陽光和沙灘。她和一百年前英國的工人一樣，都在見證著歷史。

倫敦的動畫導演CC擁有這種奢侈一年多了，加上省下的通勤時間，一年裡她的閒暇多了五六百個小時。她用這些時間和丈夫一起玩主機遊戲，在《最終幻想》裡，他們攜手一次次地拯救了即將陷落的世界；在《致命預感》裡，他們化身調查小鎮兇殺案的FBI探員；在《艾爾登法環》巨大的地圖裡，他們只是無所事事地遊蕩，就感到快樂。

結束了上述消遣，回到工作中後，KT和CC都堅定地表示，她們的工作效率更高了。三年前，我曾在996的討論熱潮中看見一句話，「當勞動從一種負擔變成一種快樂，我們就不再是一個『社畜』，我們就真正成了人。」這句話出自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副教授王行坤，多年來，他一直在各種學術論文和採訪中號召人們「反思工作的意義」。他的頭像是一位正在休息的工人嗅向一束花朵，「工人也應該享受閒暇，享受玫瑰花。」

在他看來，「四天工作制」的積極結果並不稀奇，企業家們樂於嘗試也合情合理。原因很簡單：老闆的天性是獲得更多員工的剩餘價值，擺在面前有兩種方法，一，延長勞動時間 ，「這個方式比較傻，或者（說）比較蠢，你可能會讓員工更加低效」。二，提高生產率，表面上勞動時間減少了，但必要勞動時間也減少了（勞動者為賺得工資需要的勞動時間），剩餘勞動時間（勞動者為企業生產利潤的工作時間）增加，相對剩餘價值也就增加了，所以四天工作制對於企業並沒有什麼損失。

在類似的實驗中，通勤消失了。這個工業革命和城市化帶來的產物令很多人深惡痛絕。今年7月釋出的《全國主要城市通勤時耗監測報告》顯示，全國有超過1000萬的打工人單程通勤在1小時以上，報告稱之為「極端」通勤。假如居住在上海的攜程員工王琳遇上臺風天，頂著雨走一公里去地鐵站，6站後下車再走一公里，帶著溼透了的鞋褲走進辦公室，或是洛杉磯的Ying下班時遇上好萊塢大道的音樂會散場被堵上一個小時，或是倫敦的KT沒能趕上那輛一小時一班的火車去公司，一個不小心，她們就極端了。

《南方人物週刊》曾報道過一位每天通勤6個小時的上海女性。早上6點，她和數百號人一起等公交，然後坐26站地鐵，最後是一趟7分鐘的班車和5分鐘的步行，8點57分，她坐在座位上，精疲力盡地準備開始工作。對她來說，每天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只剩下10個小時，包括睡覺和吃飯。只需要八年左右，一萬小時定律就能讓她成為一位精於通勤的打工人。幸好，一年後，她放棄了這份工作。

居家辦公後，早晨變得相對輕鬆了。自從去年8月參與了攜程「3+2混合辦公」試驗，每週三和週五，王琳可以省下平時通勤的時間，多睡一個小時，隨便洗一把臉，不必化妝，換一件舒適的衣服，用新買的咖啡機和早餐機給自己做一份早餐。用完早餐稍作休息，再坐在桌子前，精力充沛地開始當天的工作。

可以居家辦公也是洛杉磯的Ying七月份選擇跳槽新公司的原因。新公司在五百多公里外的矽谷，她至今還沒去過。過去每天下班，她像一位訓練有素的特工，開啟地圖，精心選擇一條避開堵塞、好萊塢活動和火災的路線，只是為了儘早到家。她與洛杉磯的堵車搏鬥了十年，頻頻失敗。感謝居家辦公，她終於得以退出這場戰鬥，她把車給賣了。

不止是通勤，我和十幾位工作模式在這兩年裡發生改變的人們聊天，記錄了他們生活裡一些微小的肌理改變：

眉筆、粉底液購買頻率驟降；但又希望買一些在家裡可以用的東西，於是香水購買頻率上升；皮膚變更好了；脫髮更少了。

不必費心參與辦公室閒聊了，「我可以遠端地討厭著同事們了。」

車賣了，換了大房子。換房會更少考慮離公司的距離了（為環保做了貢獻）。

午覺可以在床上睡1個小時了（過去是桌子上趴20分鐘）。

午飯吃得更有尊嚴了，而不是烹飪水平飄忽不定的食堂。

貓和主人更親了。女兒的成績提高了。

最終，所有這些改變被電話那端的人總結為，「更幸福了。」

博弈

蘋果深度學習團隊的負責人Ian Goodfellow（非常特別的姓氏）今年7月6日宣佈離開蘋果，加入谷歌AI團隊，在圈內引起了不小的波瀾，有人戲稱這是自「梅西轉會巴黎聖日耳曼以來最大的訊息」。大佬跳槽，背後必有權力鬥爭。錯了，根據彭博社的報道，大佬離開蘋果是因為不想回辦公室上班。居家辦公兩年後，蘋果在今年春天要求員工逐步增加回到辦公室的時間，直到每週三天。Goodfellow本人在離職前給員工的信裡說，我強烈相信，對我的團隊來說，靈活辦公是最好的政策。

一位科技記者稱，放走Goodfellow是蘋果做過最愚蠢的事，「竟然還是因為居家辦公，這種情節AI都寫不出來。就好像喬丹離隊是因為就毛巾該如何疊無法和隊伍達成一致。」

但事實就是如此。在家上班就是如此之重要。不只是我們普通人這麼想，哪怕是能對行業做出頂級貢獻的大佬，也想在家做出頂級貢獻。幾天後，在《時代週刊》的百人論壇上，庫克打了個圓場，表示公司還在摸索「辦公室和遠端辦公」兩種模式該如何結合，以損失一位高層為代價，蘋果推遲了該輪返回辦公室的要求。

以上是第一回合。

八月份，第二回合開始，一封內部信出現在蘋果員工的郵箱裡，上面赫然寫著，「當面合作對我們的文化至關重要」，並再次提出要在9月5號前實現「回到辦公室」。

隨後，一個名為「Apple Together」的員工組織發表了一封有3184人簽名的請願信，信中，他們列舉了不該「回到辦公室」的六個理由：我們用線上軟體交流也可以碰撞出火花；相比之下，我們的工作更需要獨自的深入思考；居家辦公提供的是真正的靈活；通勤是萬惡之源；居家辦公可以提高公司職工的多樣性；我們的產品是為了讓使用者更好地遠端辦公，如果我們都不居家辦公，怎麼說服使用者？

結尾，他們向老闆發出「指令」：史蒂夫曾說過，僱傭一群聰明的人，然後指導他們該怎麼幹活是不明智的。我們僱傭聰明的人，他們告訴我們該做什麼。現在，我們這些聰明的人告訴你該做什麼：別管我們，別制定「一刀切」的政策，讓我們決定怎樣工作最有利，讓我們做好此生最好的工作。

以上是第二回合，勝負不明。

不少CEO站在庫克這邊。高盛CEO David Solomon認為居家辦公是一次「跑偏」，很快就要被消滅。特斯拉CEO Elon Musk最近則宣佈，他期待可以很快在辦公室看到員工們，至於那些不接受的，會被預設為已經辭職了。

相比之下，愛彼迎的CEO Brian Chesky倡導的「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工作」倒有點鶴立雞群了。王行坤覺得，儘管馬克思早就為老闆們指了明路——員工更幸福，活才幹得更好，但真理要跟「老闆想要對員工獲得掌控感」的慾望抗衡，誰勝誰負實在難說。

他反覆地提到「時間自主性」，即員工對自己的工作有更好的掌控力，是提高生產率的關鍵一環。他指出，現在的工作，也就是人們早九晚五（或996）去辦公室工作，是現代僱傭關係強加給員工的，「小農社會即使你被地主僱傭，你也有很大自主性的。你在田裡面幹活，基本上你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有了工廠，有了工廠制度，老闆對工人的監管是很系統化的增強，他對你時間上的、行為方式上，甚至是穿衣方式（的管控）。（到了現代）辦公室是一個權力空間，你的各個方面都要符合它的行為規範。」

美國人還在激烈辯論，大洋彼岸的歐洲人早已擁抱了居家辦公，並且往前邁了一步，「四天工作才是我們的未來」。新制度正式實施的那天，KT公司的老闆向員工傳送了一則影片，「跟大家說，我們發現大家工作效率都很高，4天也是足夠的，所以我們很高興地宣佈，這個4天是永久性的——你就能感受到公司的氛圍，大家就很快樂。」

劉倫管理著美國加州一家二十多人的、已經實現了永久性居家辦公的律所。與她通話時，由於回國探親，她住在廣西北海的父母家裡，這並不影響她在大洋彼岸的工作。律師行業自有其居家辦公的優勢。「它是一個技術性非常強的工作，並不依靠頭腦風暴和開會來獲得靈感。」劉倫說。大環境的支援也至關重要，加州法院疫情開始後被迫進行線上開庭，「現在雖然說是自願，但據我所知，南加幾乎沒有人去現場開庭。我的感覺是，這個（線上的）趨勢已經回不去了。」

她和身邊的一位僱主朋友都發現，在現在的加州，「如果沒有居家辦公的支援，你根本就招不著人，你的公司是沒有競爭力的。」

在國內，攜程倒是有一位堅定的董事長梁建章（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人口學家）。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二十二屆年會的演講中，他曾提到和蘋果員工視角完全不同的居家辦公的好處：有利於緩解大城市高房價和交通擁堵等社會問題；有利於環境保護；可能一些小城市也會受益；有利於全球化的加速；有利於女性職業發展和提升生育率。

攜程集團人才成長中心的負責人曹潔仍然記得十年前，公司就曾有過大膽嘗試，「不得不說James（梁建章）的腦洞真的很大，他想，呼叫中心的員工能不能在家接電話？當時攜程非常重視推動科學管理，於是我們和斯坦福大學的教授一起合作，在酒店和機票部門徵集了願意來參加實驗的員工，用科學管理的方式來驗證結果。實驗需要隨機抽樣，我們做了一個抽籤儀式，在小球裡隨機抽單雙號，來決定實驗和對照組。實驗過程中，斯坦福的教授專門飛過來給每個員工做訪談，用定量和定性的方式進行全面的分析，實驗結束後，資料顯示結果是實驗組績效提升了13%，流失率下降50%。整個實驗我挺震撼的。你會發現我們從頭到尾都是用了一個非常科學、嚴謹的態度在做這個事。」

去年8月，實驗性的基因重啟，且擴散到全公司。員工李俊和王琳同時收到了公司即將進行「3+2混合辦公」實驗的通知。正如王行坤所說，當你對居家辦公或者四天工作制抱有懷疑時，很簡單，「你只能試了，有一個詞叫在做中學。」攜程倒是踐行了這點。他們仍然有對照組和實驗組、來自斯坦福教授的指導，以及大量的調查問卷。

兩位員工，同時也是管理者都很盡職地表達了他們看見郵件時的顧慮，作為一名支援著千人部門的HR，李俊在電話裡丟擲了一系列疑問：「工作效率能不能得到保證？我的團隊又需要服務不同層級的leader，我怎麼樣確保在家辦公能夠順利地進行？溝通怎麼去保障？會議怎麼組織？」他很坦誠地說，他不太相信當一個人在家的時候仍然可以保持一個同樣的生產力和效率。

很多反對或者懷疑混合辦公的人，後來打破了這種想法。曹潔告訴我，實驗初期，反對者大都是部門主管甚至更高層級的管理者。他們也是後來支援率變化最大的一個群體。一方面是推行過後的各種資料統計和員工採訪，大家意識到對效率和管理的影響是可控的，員工的反饋更多是正面積極的。而今年3月上海的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過強制性的全員居家辦公改變了大家對這種辦公方式的認知。

擔憂歸擔憂，李俊還是第一時間報名參加，成為了混合辦公的實驗組。王琳也是如此，先表達擔憂，最後表示，通勤實在是太讓她痛苦了。正如人們向我抱怨了居家辦公的種種壞處，例如「很容易久坐，對身體不好」、「家務變多了」、「辦公室的免費水果沒了」、「孩子總哭鬧」，但最終的結論仍然是，他們還是願意居家辦公。

只要幹完活，人就不必在工位上假裝忙碌

企業主一次次地想要員工回到辦公室，也無非是出於一種刻板印象：沒了辦公室的束縛，沒了上級的監視，人會出於惰性，並不想努力工作。

不努力工作，也就是摸魚。我的訪談物件們告訴我，他們在兩種情況下會摸魚：「太早做完所有事情，就會被分配更多事情，於是只好慢點做完。」另一種是做不那麼有創造力，甚至是「狗屁工作」的時候，比如，回覆各種郵件。

再來看居家辦公時發生了什麼：只要幹完活，人就不必在工位上假裝忙碌，而是擁有了真正的、屬於自己的閒暇時間，因此人們的全部目標就是儘快把工作做完。摸魚大大減少。人們幹活的速度甚至快到每週工作四天依然可以把活做完。

過去，KT每天有五六十封郵件要處理，而對待這項工作最常用的態度是拖延。實行四天工作制後，如果她週三要休息，那麼「放假前把一切搞定」的心態會敦促著她週二處理完堆積的郵件。當看著郵箱裡的待處理一個個被打上對勾時，她有一種「自己沒有在浪費時間」的成就感，她奪回了自主性，幸福感也急劇上升。

倫敦的CC經歷過一次在家摸魚的慘痛後果。那是在四天工作制剛實行的幾周，「我覺得好爽，這個星期我什麼都不幹了，我全拖到下個星期幹。結果發現不行，我哭著抹著鼻子在那邊趕。就像暑假沒有做作業，最後在趕的感覺……有了教訓，我才發現天啊，不能這樣，這不是暑假作業，這會影響我發工資的，萬一被開了呢？後來我會保證東西能夠儘早做完，不是按時，是儘早。」

作為一家科技公司的動畫導演，CC過去在辦公室的很多時間都用來等待領導的反饋。每週上班五天時，她都會把等反饋的時間用來摸魚。實行四天工作制，且在經歷了上面那次慘痛的教訓後，她決定要把工作儘早完成，才能開啟和丈夫的遊戲時間，於是她向老闆提出，可以兩個專案一起做（過去她的老闆竟然沒有想到過要這樣），「效率就提高了。」她驕傲地說。

聰明的公司會想辦法賦予員工自主性。最近，KT公司釋出了一項倡議，鼓勵員工提出他們覺得沒有意義的一些辦事程式，一旦公司採納，就會努力簡化甚至自動化這道程式，「然後把這些時間去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攜程的混合辦公制還敦促著員工們更好地規劃自己的工作。剛開始週三居家辦公時，李俊有點不適應，畢竟作為HR，在公司大量的工作是與人當面溝通。因為混合辦公，他會把需要面對面的溝通安排在去公司的日子，家裡的時間則留給那些更需要專注性的工作。

CC在居家辦公和公司實行四天工作制的一年多時間裡，自學了3D技術。她自稱新技術做出來的產品給公司帶來了新的客戶，得到了大老闆的表揚。我問她，以前在辦公室不能學嗎？她說，公司有監控，不太敢學。

哪怕是為了工作也不行？「因為你不知道會不會對工作有幫助，萬一學了用不到呢？你還耽誤了那麼多工作時間，老闆肯定接受不了。」

王琳說，週三和週五居家的兩天，相較於溝通工作，她會更願意做一些需要安靜思考的工作，比如把自己從眼下客觀的產品需求中抽離出來，去思考未來的規劃。這種工作不能直接帶來產出，卻非常重要，「在家辦公讓我處於一個相對不被打擾且放鬆的環境中，思路會更清晰，創造力也就提高了。」

開會是企業運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如今在開會這件事上，位於大洋兩岸的王琳和Ying都獲得了一種對於「開會」的自主性。王琳是產品經理，線下會議中比較難理解的部分，大家可以面對面溝通解答；而線上會議，限於網路、裝置等客觀條件，群體討論還是比較困難。這就需要大家比之前做更多的事前準備工作，思考得更細緻，準備更多的材料，來確保別人理解自己的表達。因此，「開會」這件事本身更有效率了。

Ying發現，當她的一天會議撞車時，由於線上會議有錄影回放的功能，她就可以翹掉那些與她關聯不太大的會，專心做好手頭的事，等閒下來時如果有需要再看回放。以及那些時間連續的會，再也不會遲到了。她掌控了「開會」。

當然，一定有人在居家辦公的情況下變得效率低下。一傢俬營公司不可能完全靠員工的自主性運轉，再開明的公司還是會使用必要的工具以確保員工努力工作。最為常見的辦法是統計員工在辦公軟體上活躍的時間。當你的活躍時間不夠時，一家英國銀行的辦公軟體上會彈出提示。

在劉倫的律所，每位律師要記錄下自己每一項工作所花費的時間，最小的單位是0.1H，也就是六分鐘——律師向客戶按時收費的常見單位。「這是律師的必備技能。」她說。這套線上系統是她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管理員工的基礎。同時，公司給予員工足夠的時間靈活性：女兒要參加鋼琴比賽，自己要看牙醫，接送孩子上學，可以隨時離開，只要每天工作滿8個小時，只要你的每0.1H工作都經得起考究——因為這份記錄也將成為向客戶收費的依據。在給客戶傳送賬單前，律師們和律所老闆會對每一個0.1H的記錄進行檢查稽核，確認沒有記錄異常。

曹潔發現，實行了一年混合辦公制後，攜程的很多主管都從粗放型變成了精細型。HR團隊透過一系列運營工作，加強了對主管和員工在目標管理和任務追蹤上的支援，提醒主管與員工密切溝通，追蹤員工的階段性產出。公司也開發了很多遠端工具和績效管理的工具來保障員工的效率。

週三和週五居家辦公後，王琳發現其他三天的通勤也沒有那麼痛苦了，「好像週二也挺愉快，心理上也比較輕鬆」。偶爾在週三和週五去公司，人少了，還有機會吃那些平時排長隊的小店。而當一個人長時間、持續性地居家辦公後，再次通勤將變得無法忍受。有一次，劉倫公司的一位律師問她，現在我要去趟辦公室，這個通勤的時間我是bill給公司還是客戶？我的停車費誰來管？

這個問題讓劉倫哭笑不得。「員工已經忘記了在居家之前，通勤是每個人要承擔和消耗的成本。我想真是舒服太久了（笑），這個還來跟我談，這不是常識嗎？」

在英國，舒服久了的人們更加「過分」。小紅書上一位名為「愛喝茶的糖包包」的使用者在英國工作，她記錄疫情剛開始時，有同事提問：居家辦公的額外電費公司會補貼嗎？她當時心裡很不理解，「居家不是節省了通勤費用和時間嗎？」

後來，她們公司竟然真的開始給電費補貼了，每月30鎊。

人怎樣看待生活和工作的關係

我問過KT和CC，實行四天工作制後，你們一週的工作時間到底是多少？他們的回答都是不足32個小時，CC覺得除非動畫進入到最終渲染階段，否則20個小時完全夠用。人們的工作時間少了這麼多，公司卻照常運轉。一個原因正如之前所說，時間掌控感帶來員工自主性的提高，進而提高生產率，最終導致剩餘價值增加。而最近大火的一本書《毫無意義的工作》或許還能解釋另一部分原因。儘管作者大衛·格雷伯在居家辦公大規模流行之前已經去世，但根據他在書裡對於「狗屁工作」的定義，居家辦公或四天工作的人們做的狗屁工作變少了。

書中，格雷伯根據世界各地人們的來信，把狗屁工作分為五類：

隨從，類似於古代跟著有權勢的人身邊的僕人、逢迎者。

打手：公關、企業律師、進行虛假宣傳的廣告後期製作，讓人購買各種服務的客服......

拼接修補者：解決一些本來沒必要存在的問題的人。例如由於公司擴張，部門之間寫的程式碼並不相容，於是需要招聘新員工來「拼接」。

打勾者：做一些漂亮的表格，實際上是為了掩飾組織毫無作為。

分派者：分派和製造毫無意義的工作。

（注，一個人可能同時做著好幾種狗屁工作。）

想必每個有些工作經驗的人看到上述狗屁工作會立刻開始對號入座。無意義的痛苦感是今天打工人的必修課。為何整個社會都擁抱著狗屁工作？因為要賺錢，這是表面原因。而源頭則是自工業革命時期起，為了讓人們心甘情願地被困在生產線，人們開始大肆歌頌工作，英國散文家卡萊爾曾寫道，「人類透過工作使自身完美......哪怕從事著最平庸的工作。當你開始投入，你的整個靈魂就會立刻安靜下來，進入某種真正的和諧狀態。」而這時，自主的勞動帶來的成就感、意義感、價值感就開始消減了。

最終，格雷伯寫道，「我們整個社會集體做出了決定：讓數百萬人經年累月地假裝忙碌（敲擊各種有的沒的內容到電子表格裡，準備各種奇奇怪怪的思維導圖以備公關會議上進行展示，等等），要比自由自在地織毛衣、遛狗狗、組建樂隊、嘗試新菜、在咖啡館裡爭論政治議題或八卦朋友的狗血出軌劇情來得重要。」

「你光靠想象，如果我從工作5天變成4天，我會怎麼樣？我們就很難想象。如果說真正讓你有了3天週末或者4天週末，你的行為方式或者說思維方式會慢慢變得不一樣。人怎麼樣看待這個自由，人怎麼樣去探索知識，人怎麼樣看待這個生活和工作的關係，那肯定會徹底改變的。我們整個的認知都會改變的。」王行坤說。

我問他，對於仍然被困在辦公室裡的人們來說，可以做的小實踐是在不被老闆發現的情況下，去壓縮自己的工作時間，去感知個人探索的可能性？

他笑了，「就是摸魚啊。」他又強調，「但一定要是積極的摸魚，什麼是積極的呢？第一，關注自我的個人成長；第二，關注和討論公共事務。」

工作模式改變，人卻變得更幸福了。每週三和週五，下班無需再通勤，王琳又省下兩小時時間，「就覺得多幹了好多事情」，她開始跟著女兒學鋼琴，每週兩到三天，每次二三十分鐘，「雖然就是玩票一樣，但感覺自己又可以培養一個興趣愛好了。」

每週三，為了可以和兒子有更多的陪伴，攜程的李俊會早上7點起床工作，下午四點，他會準時出現在幼兒園門口，在含量95%以上的爺爺奶奶大軍中接孩子，兒子指著父親對朋友大喊：「看，我爸來接我！」 回家的路上，父子倆會在公園裡再玩上半個小時。

而對曹潔來說，儘管她更傾向於在公司辦公，但知道自己在週三週五擁有居家辦公的自由和權利，就足以提升幸福感。「如果那天正好我能申請在家辦公，我就申請在家辦公，這對我來講，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當你有選擇的時候，你的幸福感一定是高的。」

CC的午餐不再是辦公室裡難吃的三明治了，裡面沒有真正的肉，只能搭配可樂食用才不那麼難吃，並且還要3.5鎊，她稱之為， 「對精神和肉體的雙重傷害」。現在，她可以自己做想吃的中式炒菜，再泡上一碗速溶的熱湯。只要她想，她甚至可以邊吃螺螄粉邊工作。

難吃的三明治圖源CC

和丈夫打了一年遊戲後，共同開發一款遊戲的念頭自然而然地冒出來。她的丈夫是遊戲引擎開發師，這件事他們早該做了。她給我發來他們製作的遊戲Demo，梳著橙色頭髮的小人四處遊蕩，畫面略顯粗糙，但誰知道呢？也許再有個十幾年，一萬小時定律將使他們開發出下一款3A大作。只要有閒暇，每個人都可以是那位在奧運會女子腳踏車比賽中拿到金牌的——數學家。

（劉倫、KT、CC、Ying、李俊、王琳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