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芒 王娟 | 毛澤東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韶山影響論析

/一、開啟新徵程：回家鄉韶山領導農民運動

如果說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農民革命，那麼韶山就是毛澤東領導新型農民革命的“試驗田”，也堪比醫治病入膏肓的苦難中國的“試驗藥”，是毛澤東以新的視野找尋中國革命主力軍和新陣地的起點所在。

（一）因病回到韶山，“有意要了解我國的鄉村”

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決定了其必然要組織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運動。毛澤東早年也曾以領導罷工等形式組織工人階級開展爭生存、求解放的鬥爭，在城市裡、在工人中尋找中國革命勝利的力量和希望。然而，黨領導的第一次全國工人運動高潮的失敗，促使毛澤東開啟了尋找中國革命力量的新徵程。這個新徵程就是將目光轉向佔中國總人口80%以上的農民群眾，將陣地轉向革命力量集聚而敵人相對薄弱的廣大農村。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毛澤東和譚平山為這次大會起草了《農民問題決議案》，認為廣大農民因所受剝削壓迫加劇而生活愈加困難致起各種反抗，“故我黨第三次大會決議認為有結合小農佃戶及僱工以反抗牽[宰]制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打倒軍閥及貪官汙吏，反抗地痞劣紳，以保護農民之利益而促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必要”。也是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強調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他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此，“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可見，毛澤東此時已把視角轉向農村和農民，初步提出了重視農民、發動和依靠農民的觀點。

但毛澤東的這些看法並未得到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的支持。陳獨秀強調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集中，文化水平低，保守苟安觀念根深蒂固，以致“難以加入革命運動”。這就使黨的三大通過的《農民問題決議案》並未實際執行。毛澤東也因從事黨務工作和致力於國民黨改組等事務一時無法關注農民問題。也由於工作的勞碌和複雜鬥爭，1924年12月，毛澤東不得不暫時休息養病。

1925年1月，黨的四大通過了《對於農民運動之決議案》，闡明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提出重視農民問題。在這一大背景下，“有意要了解我國的鄉村”的毛澤東，為驗證自己的觀點，探索中國革命與農民運動的關係，1925年初乘養病之機，以家鄉為試點，親自領導農民運動。為了發動韶山農民運動，毛澤東經過當時的湘區委，由團省委派賀爾康、湘潭地委派柳季剛等協助工作。這就說明，毛澤東回韶山領導開展農民運動是有思想準備和組織基礎的，而非一時權宜之計。

（二）運用多種形式，發動韶山農民運動

毛澤東通過多種形式，廣泛地向農民開展宣傳教育和思想發動，啟發了韶山農民的思想覺悟和階級覺悟，引導農民組織起來同土豪劣紳開展鬥爭。

聚集群眾宣傳革命。毛澤東回到韶山時正值春節期間。他便在舊居上屋場以打牌為掩護，聚集群眾，宣傳革命道理。他啟發大家，受苦不是命運不好，而是軍閥、地主對他們進行殘酷的剝削壓迫造成的；使農民懂得了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和求得做人的權利，必須起來打倒地主階級；封建軍閥、貪官汙吏是專門為地主階級壓迫剝削農民的；帝國主義是封建軍閥的後臺老闆，要打倒地主階級，必須同時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當時，毛福軒、毛新枚、鍾志申、龐叔侃、李耿侯、羅石泉、毛月秋、毛貽泉、胡春甫等人經常參與以打牌作掩護的活動。在毛澤東的指引下，他們很快成長為韶山地區農運鬥爭的積極分子。毛澤東還利用紅白喜事群眾聚集的機會進行宣傳演說：土豪劣紳只有20%，貧苦農民有80%，為什麼不團結起來打倒土豪劣紳？細人子（小孩）、堂客們也要團結起來。他還舉了一把筷子的比喻，說貧苦農民只有團結起來，開展鬥爭，打倒地主，才有好日子過。但我們不能太急，要慢慢來，好像熱水洗腳一樣，要慢慢放下去才行。

走親訪友深入調研。為深入瞭解韶山農村社會和群眾生產、生活情況，毛澤東利用走親訪友的機會進行調查研究，廣泛接觸農民群眾。訪問親朋好友，既便於瞭解韶山地區農民的基本情況、團結教育他們參加革命，又可通過親朋好友廣泛地接觸瞭解其他群眾。比如毛澤東就曾走訪過其遠房親戚羅石泉家，從日常生活瑣事談及政治形勢，又走訪過大坪棠佳閣外婆家、韶北宋家灣李新民姑母家、韶光的賀家姑母家。另外，毛澤東還經常去楊林鄉賀爾康家，同他交談並一起串門走訪。此外，毛澤東還時常走訪韶山貧苦農民家庭，展開調查研究。後來成為中共韶山特別支部書記的僱農毛福軒家，便是毛澤東經常去的地方。看到毛福軒家生活很苦，毛澤東便常常帶點錢米貼補他家。毛澤東同毛福軒一起，又訪問了許多貧苦農民家，發現和培養了一批農運積極分子。毛澤東經常訪問進步小學教師龐叔侃、李耿侯，老學者毛簡臣、李漱清，以及開明士紳龐坦直等人。通過調查研究，毛澤東深入瞭解到韶山農民的生產、生活及受壓迫情況，寫下了大量調研筆記，為深入掌握中國農村社會階級狀況積累了紮實的一手資料。

創辦夜校培養骨幹。為了擴大宣傳陣地，使更多農民接受革命教育，毛澤東利用公立學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帶創辦農民夜校。該項工作由楊開慧具體負責，龐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協助。至1925年7月，農民夜校發展至20多所，包括毛氏族校、李氏族校、龐氏族校、楊家祠堂等。夜校堅持普及文化教育與宣傳革命道理相結合，講授時事政治、國內外大事、文化課程、珠算課程等。毛澤東常去夜校查看，並提出夜校講課要通俗易懂、由淺入深。農民夜校的創辦，培養了一批農運骨幹，極大地提高了韶山地區農民的思想覺悟，為革命鬥爭打下了堅實的階級基礎。

（三）建立堅強組織，領導韶山農民運動

成立韶山特別支部。為了適應韶山地區的鬥爭需要，毛澤東著手在韶山組建黨支部，以推動韶山農民運動的開展。經過前期宣傳教育和思想發動，毛新枚、鍾志申、龐叔侃、李耿侯等人迅速成長為農運中堅力量。1925年6月中旬，毛澤東同毛福軒介紹毛新枚等人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共韶山支部，以“龐德甫”為黨支部代號，毛福軒為黨支部書記，並在銀田鎮開辦一家書店，作為韶山特別黨支部的秘密聯絡機關。自此，韶山農民運動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共韶山特別支部在領導韶山農民運動中發揮了核心作用，並在戰鬥中不斷成長、壯大。1925年底，支部黨員發展到110餘人，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中共韶山總支委員會，毛福軒任總支書記，李耿侯、毛新枚、鍾志申等為委員，下設7個分支部。1926年初，中共湘潭特別區委員會成立，龐叔侃任書記。到1927年上半年，黨員發展到300餘人。各級農民協會、農民自衛軍和特別法庭等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均由同級黨組織的負責人兼任，廣大黨員成為各種革命組織的骨幹和農運帶頭人。

組織秘密農民協會。韶山秘密農協成立於1925年2—3月間，毛澤東以毛福軒、毛新枚、鍾志申、龐叔侃、李耿侯等為骨幹，組織秘密農協，並通過他們發展會員。秘密農協活動的地點大都在山衝角落的農民家裡，其組織不拘形式，只注重開展實際鬥爭和訓練工作。參加農協的除農民外，還有一些進步知識分子、農村手工業工人、小商人等。農協組織的負責人大多是農民夜校的進步教員。毛澤東經常召集秘密農協骨幹開會，講述土豪劣紳如何壓迫、剝削農民，農民應當怎樣向土豪劣紳開展鬥爭等。在毛澤東的指導下，農民協會由下而上地組織，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秘密到公開地發展。至1925年10月，韶山地區已建立20多個鄉村農協組織，會員達千餘人。

組建公開的雪恥會。五卅慘案發生後，湖南長沙成立“青滬慘案湖南雪恥會”，其後湘潭、衡陽、衡山等地紛紛成立雪恥分會。消息傳到韶山後，毛澤東同毛福軒、鍾志申等以“打倒列強，洗雪國恥”為口號，以秘密農協為核心，先後在韶山一帶建立20多個鄉雪恥會，作為公開的群眾性革命組織，開展反帝愛國鬥爭。1925年7月10日，在鄉雪恥會的基礎上，成立了湘潭西二區上七都雪恥會。不久，又成立了湘潭西二區下七都雪恥會。毛澤東親自參加這兩個雪恥會的成立大會並在會上講話，號召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從政治上、經濟上打擊英國、日本帝國主義。雪恥會的成立，助推了韶山地區農民運動的開展和反帝反封建鬥爭的發展。

發展國民黨組織。此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為更好地開展農民運動，毛澤東還利用發展國民黨組織來壯大革命統一戰線，先後發展鍾志申、李耿侯、郭運泉、周嘯泉等當地先進分子和進步士紳加入國民黨。1925年7月初，毛澤東在韶山建立了國民黨第七區黨部，並任常務委員，由郭運泉、周嘯泉、鍾志申、李耿侯負責組織和宣傳工作，下設20多個區分部。將國民黨組織也建成韶山農民運動的領導機構之一，為農民運動的開展提供了便利條件，打開了韶山農運工作的新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韶山農民運動的發展。

（四）開展有力鬥爭，推動韶山農民運動

“平糶阻禁”。1925年夏，韶山大旱，正是青黃不接之時，地主豪紳卻乘機囤積居奇，抬高谷價，一升米由60文漲到160文，而且還不賣給本地，反而偷運到湘潭等地牟取暴利。8月，毛澤東組織農民展開“平糶阻禁”穀米鬥爭。他召集黨支部和農協骨幹開會研究，決定採取“先禮後兵”策略，發動農民，開展“平糶阻禁”鬥爭。他指示鍾志申、龐叔侃先與土豪劣紳團防局長成胥生交涉制止穀米外運，遭到成胥生拒絕。成胥生還把糧食偷運至銀田鎮準備外運。毛澤東指示毛福軒、毛新枚等率領農民數百人連夜前去阻撓，最終迫使成胥生同意將穀米以平價糶給本地農民，其他地主更不敢不糶。“平糶阻禁”鬥爭取得重大勝利。此後平糶、減糶形成制度，地主被迫年年平糶、減糶，直到解放。這一斗爭緊張激烈，顯示出動員起來的農民的強大威力。

鎮壓惡霸。根據毛澤東打擊土豪劣紳、打倒封建地主特權的相關指示，中共韶山特別支部還領導農民鎮壓了團防局長湯峻巖、公審了大惡霸地主張茂卿。湯峻巖是韶山一帶的大惡霸，曾迫害無辜窮人50多人，活埋4人，在韶山地區臭名昭著。為鎮壓湯峻巖，中共韶山特別支部派農民自衛隊將偷偷逃往寧鄉的湯峻巖連夜抓回。農民群眾從四面八方會集到銀田寺街上，高呼“剷除大惡霸湯峻巖!”“槍決湯屠夫!”“血債要用血來還!”等口號。經過群眾控訴，湯峻巖被處以死刑。張茂卿是湘潭有名的“保產黨”頭子，一貫壓榨農民。當韶山農民運動風起雲湧之時，他悄悄溜到韶山一帶進行間諜活動，企圖發展“保產黨”，破壞農民運動。農民自衛隊員把他抓起來，召開萬人公審大會。群眾紛紛控訴其罪行並強烈要求鎮壓。特別區委接受群眾意見，判處張茂卿死刑。會後，1萬多農民舉行火炬遊行，慶祝勝利。這些勝利大大激發了農民鬥志、捍衛了農民權益、打倒了鄉村地主特權。

奪教育權。1925年7月，毛澤東領導中共韶山特別支部成員進行了改組教委會和學委會的鬥爭。毛澤東指示採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利用趙恆惕明文頒佈的教育法令，團結廣大進步教師，通過合法形式改選教育會和學委會，奪回教育權。7月30日，西二區公私學校教育會會員大會在郭氏祠堂召開，毛澤東出席大會。中共韶山特別支部成員向到會群眾揭露、批判了上七都團防局長成胥生親信唐默齋、郭伯生等貪汙學款、剋扣工資、破壞農運等不法行為，通過鬥爭改組兩會，推選郭耿光、龐坦直、龐叔侃、李耿侯等人為兩會執行委員，十多個學校負責人也得以改選，由進步教師擔任，奪回了教育權。此後，學校成為農會等農民運動組織和活動的重要場所，為發展和推動農民運動創造了有利條件。

/二、總結新認知：將韶山農民運動經驗運用於指導中國農民運動

至1925年8月底，毛澤東領導的韶山農民運動產生了轟動效應。湖南軍閥趙恆惕派兵抓捕他。在湘潭、韶山黨組織和群眾的幫助下，毛澤東得以安全離開韶山，經由長沙到廣州。韶山的半年曆練，使毛澤東對中國農民問題的認識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正如毛澤東離開韶山時所說的，“在家當平民百姓，當了兩百多天了，到廣州去講課，有東西講了”。這體現出他通過領導韶山農民運動，對農民問題的認識已發生根本性變化、對開展農民運動已胸有成竹。

（一）重心轉變：“現在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

眾所周知，1925年前，毛澤東曾致力於工人運動和黨務工作且卓有成效，受到陳獨秀的公開誇讚“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而自1925年起，他就注重研究農民問題了。促使毛澤東轉而注重研究農民問題的，正是1925年他在韶山開展農民運動的經歷。1925年11月，離開韶山來到廣州僅兩個月的毛澤東在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時，關於“學業”和“事業”兩欄，明確填寫“做過半年農民運動”“現在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這表明，在韶山領導農民運動已促使毛澤東對農民問題的關注從韶山廣及全中國。即把韶山作為一個認識樣本，像解剖麻雀一樣，通過韶山農民狀況開始研究中國農民問題，開始注意從理論上探討中國農民與農村社會問題，思考農民運動與中國革命的內在聯繫，以此探討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方向。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發表即印證了這一點。

當毛澤東填表聲明“現在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時，正值他緊張撰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之際。他填表10天后的1925年12月1日，該文即在《革命》第4期上發表。細析該文可見，文章標題雖說“中國社會各階級”，但實際內容更多的是分析中國農村社會各階級的經濟狀況和政治態度。這與中國人口80%以上是農民這一基本國情相吻合，且不少內容都能窺見韶山農民在毛澤東腦中的深刻印象。緊接著，他又於1926年1月在《中國農民》第1期上發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文。可以說，這兩篇文章都是毛澤東通過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特別是韶山階級狀況的長期瞭解，對中國農民運動實踐經驗與理論認識總結的結晶。他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剖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將中國農村的階級關係納入整個社會階級關係中展開考察，以確定中國農村各階級對革命的態度及農村和農民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毛澤東明確強調，農村中的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僱農具有革命性，是無產階級的朋友。顯然，毛澤東此時已經意識到中國農村、農民問題與國民革命存在某種緊密聯繫。從時間節點上來看，毛澤東對中國農村各階級的分析以及在理論層面展露出的對中國農村、農民問題的深刻認識，正是他在韶山從事農民運動之後不久產生的。可見，“在韶山從事農民運動的實踐，無疑為他的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據”。這說明，毛澤東在韶山領導農民運動的實踐給予他關於中國革命基本力量以新認識和新思考。

（二）認知昇華：“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

1926年3月，毛澤東擔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繼續深入推動農民運動的開展和農民問題的研究。任職期間，他親自給學員授課，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地理”3門課程，且十分重視理論教學與社會實踐相結合，指導學員研究中國革命和農民問題，帶領學員開展農村調查研習。此外，為了總結推廣國內外農民運動經驗，指導和促進全國農民運動的發展，毛澤東把蒐集到的國內外有關農運的重要文獻、農講所教員對農民問題的專題研究及農講所學員深入農村的調查材料等彙集起來加以審訂和修改，於1926年9月編輯成《農民問題叢刊》出版，用於指導農運實踐。毛澤東親自為《農民問題叢刊》寫序言，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文章開篇即點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的著名命題，並希望有大批同志下決心去做組織農民的浩大工作。對於該如何去做農民的工作，毛澤東作了生動而深情的描述。他號召農民運動的發動者、組織者去往鄉村，同農民深入和親切接觸，組織、引導農民向土豪劣紳展開鬥爭，引導他們同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加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這些觀點實際上是毛澤東本人一年前在韶山開展農民運動的縮影，甚至可說是其現身說法、經驗總結。

（三）反擊誣衊：“農民運動好得很”

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與農民運動的迅猛發展，土豪劣紳、國民黨右派大肆造謠，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糟得很”“破壞社會秩序”，強烈要求限制、打壓農民運動。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為維持所謂的統一戰線，也對農民運動持嚴厲壓抑、限制態度。

關鍵時刻，已任中共中央農委書記的毛澤東，為了駁斥黨內外關於農民運動的各種汙衊、質疑，回答農民運動究竟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在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進行了為期32天的農民運動考察。而此次他又將湘潭乃至韶山作為考察農民運動的第一站。湘潭是當時湖南全省農運中心，而蓬勃興起的韶山農民運動之火正是毛澤東親手點燃的。在全國農民運動受到責難、質疑之際，毛澤東首先去家鄉開展調查研究，就是“要親眼看看自己在1925年播下的那把‘火’燒得如何，是越燒越旺了，還是熄滅了”，他期盼通過考察收集最令人信服的第一手材料，駁斥一切對農民運動的汙衊和攻擊。

1927年1月4日，毛澤東從長沙出發乘船到達湘潭縣城，在湘潭縣農協召開座談會，瞭解湘潭縣農民運動狀況。5日從縣城步行至銀田鎮考察第一區農民運動情況。6日，毛澤東到韶山特別區所在地清溪寺考察。7日，在毛福軒的陪同下去韶山考察。他在舊居上屋場召開座談會，深入銀田寺白廟、韶山沖毛鑑公祠、毛震公祠等地展開調查。通過考察，毛澤東得到大量第一手資料。如在農會的領導下，農民團結起來鬥土豪劣紳，讓土豪劣紳戴高帽子游行；農民也可以踏上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去滾一滾；鬥垮了土豪劣紳，婦女也可以進祠堂；農民成群結隊到土豪劣紳家吃大鍋飯；等等。這些事例讓毛澤東認識到，農民運動所謂“過火”“過分”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之需要的”。為此，毛澤東強調，“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必須依靠農民政權、建立農民武裝。毛澤東多次在歡迎會、座談會上肯定農民運動，批駁所謂“糟得很”“過火”“幼稚”“痞子運動”等誣衊。毛澤東在韶山講的這些觀點、事例，很多都寫入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成為該篇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的直接素材。

（四）先期探索：“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

繼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1927年5月21日，許克祥部又在長沙發動反革命政變。這時湖南的同志去武漢請示黨中央、毛澤東，毛澤東堅定地指示他們：“山區的人上山，濱湖的人上船，拿起槍桿子進行鬥爭，武裝保衛革命。”“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在隨後召開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進一步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論斷，強調必須建立革命武裝、掌握軍隊。八七會議後，瞿秋白要毛澤東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毛澤東堅定回答：“我不願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交綠林朋友”，就是要去組織和發動廣大農民群眾。其實這是毛澤東自1925年上半年在韶山開展農民運動以來順理成章的認識演變，也是他逐步深化的關於中國革命基本力量、基本方向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號召“上山”“下湖”和“上山結交綠林朋友”，離他撰寫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分別僅隔3個月和5個多月，離秋收起義向井岡山轉兵更僅3個月和1個多月。一種帶質變性質的認識轉變沒有一定的量變積累是不可能產生的。毛澤東領導韶山農民運動的實踐和他對韶山農民偉大力量的考察，實際上就是這種量變積累的重要過程和方面。而他提出“上山”“下湖”和“上山結交綠林朋友”，實際上是對中國革命新道路的一種先期探索。

這樣一來，自1925年上半年韶山農民運動開展至秋收起義前夕，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必須走武裝鬥爭的道路和必須以農民為主力軍的思想演變歷程就逐漸變得清晰。因此，在秋收起義連遭挫折、打長沙原定目標不能實現的形勢下，毛澤東毅然率領部隊走向農村、走向山區，投入農民群眾這革命力量的汪洋大海中去，就成為順理成章之事和題中應有之義了。秋收起義是毛澤東正式尋找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偉大開端。而當我們再回溯思考，就不難發現，毛澤東尋找這條新道路，其源頭當在他所熟悉的韶山。這似乎也可回答為什麼是毛澤東而不是別人，最先找到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正確答案。

/三、走向新道路：毛澤東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歷程應從韶山算起

自領導開展韶山農民運動後，毛澤東的注意力就轉向了農民。他關注農民、研究農民、重視農民、歌頌農民，其關於農民問題的思想得到明顯昇華且產生了重要影響。正如美國學者布蘭特利·沃馬克所言：1925年夏毛澤東在湖南的第一手經驗（即領導韶山農民運動的經驗）後來被證明是他政治思想上的一個分水嶺。他重新熟悉了農村的狀況，成功地組織農民響應各種全國性事件，並感受到軍閥作為地主利益保護者所起的作用——所有這些都為他從根本上重新思考國民革命的目標和動力，提供了實踐基礎。即是說，毛澤東領導韶山農民運動的實踐經歷，使其政治思想開始發生重大轉變。對農民、農村的關注，使毛澤東看到中國革命的新動力和新陣地，為其後來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新道路提供了實踐基礎、認識準備與理論底氣。

（一）韶山農民的痛苦使毛澤東認識到農民需要革命

1951年7月，毛澤東向老同學周世釗回憶自己1912年在湖南圖書館自學看世界地圖時的感覺說：“在韶山、湘潭和長沙見到的，廣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凍受餓，目不識丁，做一世的文盲，還常常被地主、豪紳和貪官汙吏勒索壓迫，被賣被殺。”“我想到這裡，就下定這樣的決心：我將以一生的力量為痛苦的人民服務，將革命事業奮鬥到底。”可見，毛澤東決心要為人民服務的初心，最先當是由年少時就耳聞目睹韶山農民的痛苦而萌發的。韶山民謠“農民頭上三把刀，稅多租重利息高。農民眼前三條路，逃荒討米坐監牢”“韶山沖來衝連衝，十戶人家九戶窮。養女莫嫁韶山沖，紅薯柴棍度一生”，正是這種悲慘生活的生動寫照。在1925年回韶山後的調研中，毛澤東瞭解到韶山農民遭受的苦難日甚一日。他還用算賬的辦法瞭解到，有的農民收入的90%以上都被地主剝削去了，因而在“荒時暴月，向親友乞哀告憐，借得幾鬥幾升，敷衍三日五日。債務叢集，如牛負重。他們是農民中極艱苦者，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毛澤東意識到韶山乃至全國的農村，都存在著嚴重的階級對立情況，地主階級及其他反動派壟斷農村政權，地主對農民的壓迫剝削十分嚴重，農民生活異常艱苦。這樣的狀況使毛澤東切身認識到，中國廣大受苦農民迫切需要一個能使自己翻身解放的偉大革命，他們完全擁護和參加這個革命。

（二）韶山農民的鬥爭使毛澤東認識到農民能夠革命

韶山農民在鬥爭中的表現，使毛澤東看到了農民是中國革命的偉大力量，使他認識到把中國廣大農民發動和組織起來，具有推翻反動統治的巨大力量。半年多時間，韶山農民成立農會，鬥爭土豪劣紳；成立雪恥會，開展反帝愛國鬥爭；團結起來，奪取鄉村教育權；“阻禁平糶”，打擊囤積穀米坑害農民的惡行，堅決鎮壓惡霸。這些韶山農民的鬥爭使毛澤東認識到“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的全國農民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於是在離開韶山後，毛澤東開始從事農民問題研究，並在革命實踐中逐步形成“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的思想。1926年1月，由毛澤東參與修改的《農民運動決議案》提出了“故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是農民革命”的新思想、新論斷。以上這些均揭示了農民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力量所在，占人口絕對優勢的廣大受苦農民必能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

（三）韶山農運的發展使毛澤東認識到掌握武裝的極端重要性

毛澤東在韶山領導農民運動期間，多次以農會為核心，發動農民展開對土豪劣紳的鬥爭，如改組教育會、學委會鬥爭，“平糶阻禁”鬥爭，鎮壓土豪惡霸等，而這些鬥爭取得的勝利，又使毛澤東看到農民武裝的極端重要性。1926年5月，他在與廣州農講所學員交流時便明確提出要建立農民武裝、要“武裝奪取政權”的觀點。毛澤東強調：“搞革命就是刀對刀，槍對槍，要推翻地主武裝——團防局，就必須建立農民自己的武裝，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裡，就會出亂子。”1926年秋，韶山特別區和第一區農民協會在中共韶山特別支部的領導下，組織農民，以梭鏢、鋤頭、扁擔為武器，先後推翻了上、下七都團防局，奪取了敵人的槍支，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區農民自衛隊。至1926年底，韶山有自衛隊1400餘人，梭鏢1000餘支，成為打擊土豪劣紳的新興武裝力量。1927年1月，毛澤東考察韶山，看到韶山“農會會員漫山遍野，梭鏢短棍一呼百應”的聲勢，感到莫大的欣慰，對這種新起的農民武裝極為推崇。他表示，“惟有合群鬥爭，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才有出路”，“幹革命，就要槍對槍、刀對刀地幹”。毛澤東還認為，梭鏢就是很好的戰鬥武器，槍支不夠，可以建立農民自衛隊，繳縣團防局的槍支。可見，通過領導韶山的農民鬥爭，毛澤東已深刻認識到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的極端重要性，為他之後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新道路打下了重要的實踐和認識基礎。

（四）領導韶山農運是毛澤東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源頭和發端

毛澤東在領導韶山農民運動期間形成的對於農民和農村問題的認識，結合對大革命失敗教訓的總結，使他對中國革命關注的重心由城市轉向了農村、由工人階級轉向了農民群眾。正是由於他認定了農民是中國革命新的主力軍，農村是中國革命新的主陣地，所以在秋收起義失利時他能最先避開敵人力量強大的城市，堅定不移地走向農村，依靠農民，開闢農村革命根據地，而不是回過頭來又去打城市。因此，秋收起義失利後，毛澤東能夠迅速開闢革命新道路絕非偶然，與其在韶山領導農民運動、看到農民排山倒海的力量，有著前後相繼、因果緊連的聯繫。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領導韶山農民運動，是毛澤東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源頭和發端，毛澤東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歷程應從韶山算起。

那麼，學界為什麼沒有或很少把毛澤東領導韶山農民運動關於農民問題思想的量變積累，與文家市轉兵的質變飛躍聯繫起來分析？我們覺得重要原因之一是與黨史分期問題密切相關。現在的黨史分期是以“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及大革命失敗為分界線，前者是大革命時期，後者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應該說這種分期本身並無明顯問題，因為二者的革命形勢、革命對象和革命目標完全發生了變化，確實應分為兩個時期。然而正是這種分期，無形中形成了認識上的“楚河漢界”，使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淡化了對它們之間內在聯繫的認識和感知。本文寫作的一個重要目的即是將這兩年多時間毛澤東在農民和農村問題上認識演變的內在聯繫揭示出來。揭示出這種內在的必然聯繫，就更能凸顯韶山在毛澤東探索中國革命新道路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