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G限費之後，還會有醫生為你的生命冒險嗎？
我一個朋友的朋友，才39歲，被查出腸癌肝轉移。按照治療規劃，醫生要先給她進行化療，以控制腫瘤的進展，爭取手術機會。後面的手術需要分兩次，第一次切除腸道里的病竈，第二次手術切除肝臟的轉移竈。
得了惡性腫瘤，已經是足夠令人絕望的事情了，何況還是在患者那麼年輕的時候。可更讓人絕望的是，她第一階段的化療進行得異常艱難，藥物選擇也很有限，因爲她對各種藥物都不敏感。好在，在經歷了相當於別人兩倍長的治療時間後，她終於達到了做第一次手術的指徵，隨後把腸道里的病竈切除了。
這一階段的勝利，對家屬和患者都是很大的鼓勵，他們的求生欲特別強，決定做第二次手術博一下，切除肝裏的轉移竈。
可是，就在這時，醫生爲難地通知家屬：由於你花費了比別人更長的治療時間，消耗了更多的醫療資源，按照DRG的算法，分配給你的費用馬上就要見底了。恐怕，我們要請你換一家醫院治療了……
患者家屬一下傻眼了，他們連忙哀求醫生：有沒有可能跳過現在的藥物治療，直接進行第二次手術？
她的醫生是一個四十出頭的中年大夫，正處於一個腫瘤醫生最好的成長期。這個男大夫沉吟了半響，撥通了另一家醫院的電話，說了幾句後就掛掉了，轉頭對患者的丈夫說：“抱歉，我真的不敢冒險了。如果你愛人現在進行手術，費用我們是兜住了，可她現在的身體狀況還不達標，萬一術後康復不好怎麼辦？那時候她佔着牀，還會消耗更多的醫療費用。我已經跟我的朋友聯繫過，他在另一家醫院當醫生，他的科室還有不少治療額度，現在麻煩你轉下院，我的朋友會繼續爲你愛人治療。”
是的，在DRG的限費控制下，患者在A醫院的治療額度超出了，就需要轉到額度相對充裕的B醫院，重新開始治療。可要知道，醫生手裏的一顆沙，就是患者頭上的一座山，何況這裏牽連的，是生死攸關的癌症患者啊！
後來，這個患者真的去了第二家醫院，治療了一陣後，進行了二次手術。本來手術很成功，但沒有想到的是，兩週後病情又復發了，而且這次癌細胞處於一種完全瘋狂的分裂狀態。醫生束手無策，幾天之後這個患者就去世了。
患者離開的那天，據說她的丈夫哭得像一個孩子。他也不知道，如果第一個醫生願意冒險給妻子做二次手術，那麼她生命的時長會不會有所改變。他也不知道，如果妻子早一點接受第一次手術，趁科室的可分配額度還沒見底的時候能趕快行動，是不是就不用轉院了，就算最終的結局仍然是離開，但最少她可以少受一點罪。
可是，在生命的此消彼長面前，真的沒有如果啊！離開的那個人，是腫瘤患者，也是兩個女孩的母親、一對風燭殘年的老人的女兒。聽說，患者去世後，她的第一個醫生給家屬發了好多條微信，言語中盡是不捨與愧疚。也許，他的確盡力了，但面對苛刻的醫療限費，與她一起並肩作戰過的醫生真的是心不甘，真的是意難平啊！
就算醫生能承擔手術風險，
也未必能承擔限費風險
人類醫學之所以能不斷進步，就是因爲有一羣優秀的醫生在不停地冒險，反覆試探着身體和生理的邊界。沒有冒險精神，非洲裔美國人Viven
Thomas不會去挑戰世界上第一例心臟外科手術；沒有冒險精神，英國細菌學教授Alexander
Fleming也不會培養出青黴素，並將它用在實驗受體身上。
可冷靜下來想一想，在醫學範疇內，所謂冒險，到底冒的是誰的險？醫生的，患者的，還是醫保支付體系的？患者是在拿生命去對賭，那麼醫生呢？醫生在風險面前是否壓上了同樣的賭注？那麼，醫保支付呢？醫保支付在生命的風險面前，爲什麼會變成一臺精明的計算器，嚴格地計算着自己需要承擔的成本費用？而不是，患者能不能被救活？
當然，風險指數和醫患決定也有很大關係。如果是一場預後較好的甲狀腺癌手術，假設有5%的死亡風險，估計醫生、患者都不能接受，但要是一場腦疝手術，就算是50%的風險，也是能被接受的。
可想想看，到底是什麼，讓今天的醫生畏手畏腳，在幫助患者做決定時變得猶豫不決了呢？
答案很簡單：是醫保的限費方式，也是醫生需要賭上家庭前途、子女未來的經濟代價。
要知道，一旦醫生冒險做了手術，一旦患者不能得到有效的康復，那麼更長的治療時間、更高的治療費用，意味着本科室的DRG費用有可能超標。
費用超標了怎麼辦？醫生需要自掏腰包，補上患者的醫療費用差額。在這樣沉重的負擔下，請問又有哪個醫生，願意去爲患者冒險治療呢？
在什麼情況下，
你能遇到願意承擔風險的好醫生？
我有個朋友的母親，同樣是腸癌肝轉移，而且發現時，已經是晚期了。
我的朋友帶着母親跑遍了各大醫院，進行了兩輪化療，後來因爲腸梗阻，又住進了全國最好的醫院的國際部。再後來，這家醫院的醫生也無能爲力了，不停地暗示我朋友：是時候轉到安寧病房了。
那時候，朋友的母親已經有點意識模糊了，但偶爾清醒時，她會拉着兒子的手說：“寶貝幫個忙，現在媽不想走。”
可是患者的肝轉移已經很嚴重了，幾經輾轉，我朋友得知，目前來說，要想活下去，只有人工肝治療有可能改善肝功能。後來，我想到了一家知名的肝病專科醫院，儘管我知道朋友的母親已經治癒希望渺茫了，但還是咬緊牙關撥通了醫院主任的電話。
在見到主任面前，我反覆地叮囑朋友：“一定一定要說明，你是有能力自費給你媽看病的，聽到沒有？你媽媽的病情很嚴重，說不定這就是最後一站了，住多久還說不定。你可千萬別給主任壓力，要知道人家科室也是有限費指標的。”
我的朋友滿口答應，面對主任時，他一再表示，自己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但不管怎麼說，他還想繼續博一下。最後他懇求醫生，能夠爲自己的母親冒一次險，收治她住院，爲她爭取最後一點生存的機會。
朋友的母親從發現腫瘤到今天，才經歷了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太快了，真的是太快了。有時候，醫生需要治癒的不光是患者，還有家屬。時間是最好的治療，時間可以讓家屬爲了希望忍受更多的痛苦，而很多情況下，痛苦能推動人類逐漸沒有那麼痛苦地接納死亡。
這家專科醫院的主任是個很優雅很堅定的女人，她聽完了我朋友的講述之後，深吸了一口氣，下定決心地站起來：“好，我們就試試，我沒有足夠的把握，但咱們一起爲你媽媽爭取一次。現在我給你開住院證，明天來醫院，先調理身體各項指標，等合格了我們再開始第一波人工肝治療。”
我的朋友自然感激不盡，走出醫院大門他對我說：“能碰到一個願意爲這麼重的病人承擔風險的大夫，與有榮焉，與有幸焉啊。”
想想看，爲什麼有的患者就能遇到這樣不屈不撓的大夫，有的患者，就沒有這樣的幸運了呢？一方面，這和大夫本身的性格、專業成熟度有很大關係，但是另一方面，在今天的醫療環境下，這還和患者的支付方式息息相關。
如果你是一個完全醫保支付的患者，那麼就算碰到最心懷慈悲的公立醫院大夫，他也會小心地計算一下醫療成本。如果患者的預後很差，或者有可能出現突發情況不得不延長住院時間，那麼對於醫生而言，更要衡量一下風險成本了。
可是，如果這個患者像我朋友一樣，從踏入醫院大門的那一刻起，就選擇自費支付，或者是商業醫療保險支付，那麼這就意味着，這一筆醫療費用的花銷，並不佔用科室的DRG額度，這也會變相促使醫生放開手腳，大膽收治。
從廣義上來說，醫生如果一味地強調風險、節儉前行，那麼今天我們不會有心臟手術，也不會有青黴素，因爲醫學根本不會進步。如果每個醫生都不敢冒險，最終受損的一定是患者。一方面，患者需要認可風險，這是醫生敢爲你付出的勇氣，另一方面，醫生還要想方設法地降低風險，因爲這是患者給予你的信任和底氣。
直到現在，我朋友的母親還在醫院裏住着，我也不知道她還能堅持多久。但我相信，如果她知道自己的兒子，還有一個素昧平生的醫生，能夠爲自己的生命付出那麼大的堅持和風險的時候，不管她身在何方，都會心懷感激的。
多希望，從今往後，我遇到的每一個患者，都能夠擁有爲生命承擔風險的資本。在如今越來越嚴格的DRG限費中，但願每個人都能擺脫醫保支付的束縛，爲自己、爲親人，爭取最大程度的生命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