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20世紀傑出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當代英語國家哲學界的主要人物。他對政治哲學、決策論、和知識論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最知名的著作是在1974年撰寫的《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一書，當中他以自由意志主義的觀點出發，反駁了約翰·羅爾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義論》。

新觀點的生產者

因早年的一本著作而聞名，實在是件讓人坐立不安的事。在別人眼裏，我是位“政治哲學家”，可我自己卻從不這麼認爲。我的大部分寫作和精力都集中在其他問題上。

《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簡稱《無政府》）是一本無心之作。1971—1972年間，我整個人泡在毗鄰斯坦福大學的行爲科學高級研究中心，計劃從事自由意志方面的研究。雖然我很看重社會學與政治哲學，但那不是我的主要興趣所在。進行了幾個月，我在自由意志問題上毫無進展。12月初，斯坦福大學的一個學生社團邀請我去做演講，我提出了關於國家如何從（個人主義）無政府中誕生的幾點看法。這些看法似乎還略有價值，1月初，當我將它們形諸文字後，剛好收到劍橋大學出版社寄來的羅爾斯的《正義論》。我對此書期待已久，之前曾拜讀過手稿，並和羅爾斯進行過廣泛的切磋。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使我在自由正義的框架內進一步發展了正義的權利理論。《正義論》的出版激發我將權利理論及對羅爾斯此書的批評寫下來，這與我最近一次和他的討論已有相當大的出入。到2月底，我完成了三篇論文：《論原初狀態》《論分配正義》與《論烏托邦》。《論烏托邦》是我在美國哲學協會某次會議上的發言，也因此受到斯坦福大學的邀請。這三篇文章有內在的關聯，稍作整合和材料補充，似乎就能成一本書。我在斯坦福大學的訪問期截至6月，因此，我不願再回到那個駕馭不了的自由意志問題，轉而開始集中精力來完成這本書的寫作。

羅爾斯與諾齊克

關於《無政府》的批評可謂卷帙浩繁，我不曾密切關注過，也沒做出任何回應。我不想把生命耗費在寫《無政府之續篇》《無政府續篇之回顧》之類的文章上。還有其他的哲學問題等着我去思考：知識問題、自我問題、爲什麼存在是有而不是無的問題，當然，還有自由意志問題。而且，我相信，回應和細讀這些批評並不能使我與書中的觀點有效地保持距離。這是我的天性使然，我總是喜歡竭力維護那些備受攻擊的觀點，維護攻擊本身，而且，如果我總是以一副維護的姿態來思考這些批評，那我又如何得知我的觀點受到誤解了呢？

對於我其他文章的批評，我也不做任何回應。我想說的是，我對人類智慧所能做的貢獻，不是去闡釋或維護自己先前的觀點，而是提出新的觀點。怡悅我，激發我的，是去思考新的問題，提出新的看法，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我知道，有些哲學家執着於某一領域或某個課題，見解深刻，我從他們身上獲益良多，但那不是我的志向。

哲學的核心任務

哲學家尋找結構，來說明事物是如何被關聯並建構起來的。在簡單的問題中發現複雜性，又從複雜的問題中挖掘簡單性。哲學家對事物的理解是結構性的，其方法是清晰的思想和邏輯推理。

當西方哲學剛剛起步之時，是蘇格拉底使批判性思維成爲一項追求明晰、講究方法的活動。對某些重要概念的定義，對行動原則的表述，以及理性本身的方法，他希望一切都能得到自覺的、清晰的、批評的認識。

《蘇格拉底之死》雅克-路易·大衛，1787年

蘇格拉底以其智勇和明晰的思想，澤被後代無數哲學家，他身上所體現的哲學家應有的鮮活形象，也激勵着他們。中世紀的思想家對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之深廣頂禮膜拜，稱他爲“哲學家”。不過，如果“哲學家”是一個特指名詞，我想到的是蘇格拉底。關於蘇格拉底這位見解深刻、思路清晰的思想家，在某些核心問題上，學院中人有不同的看法。當蘇格拉底說他不知道自己問題的答案時，他是什麼意思？他的批判性討論方法的前提條件是什麼？他說要昇華那些與他相沖突的靈魂，用心又何在？

有時候，一個問題激發我去分析一個概念；有時候，一個核心觀點又引出一個令人費解的新問題；有時候，這些彼此關聯的問題又相互交疊，形成一條更長的推理鏈。

哲學的核心任務之一，是提煉出準則、規範和原則，並證明其合理性，幫助我們面對一大堆雜亂無章的可能性，面對不同的行動可能、信仰可能和存在方式。

站在結構的肩膀上

《論蘭德式論證》是我在獨立思考社會哲學問題和資本主義的道德基礎時的一個副產品。論述奎因的那篇《經驗、理論和語言》卻不是我獨立思考語言哲學問題的成果，它產生於對奎因本人的觀點的思考。完成之後，我重讀了一遍，讓我大爲喫驚的是，除了幾個我自己的觀點和對一些新問題（譬如爲什麼皮埃爾·迪昂的觀點久盛不衰？）的討論外，我發現，獨立思考一個問題與圍繞別人的觀點思考存在巨大的差異。當你沿着別人的理論路徑接近一個問題時，你的視野、你的發現，都受到那個人結構問題的模式的限制。你是在他的“問題意識”中來思考的。

《霧海上的旅人》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1818年

心理學家研究過一個現象，叫作“定位與調整”（anchoring and adjustment）。舉例來說，讓一個實驗對象通過估計與基準點的偏離程度來估計某個人的身高。比如說，基準點是五英尺，如果他認爲此人有五英尺七英寸高，就說“加七英寸”。有趣的是，報出來的估計身高會因基準點的不同而不同。從理論上說，基準點不會造成差異。如果基準點換成六英尺，而不是五英尺，那麼，實際身高爲五英尺七英寸的人會被估計爲六英尺“減五英寸”。任何指定的身高都能通過與這兩個基準點的偏離程度得到相同的定位。但是，判斷同一個人的身高，以五英尺爲基準點的一組估計值比以六英尺爲基準點的那組估計值要少。似乎基準點對估計產生了地球引力般的吸引，將估計值向基準點牽引。

我覺得，當你借別人的思想來接近某個問題時，情況也大致如此。即使當你的結論發生偏離，也會“像受到地球引力一樣”被拉向別人的觀點。但我的意思不是說，我之所以拒絕對歷史人物做廣泛評論，是爲了避免陷入他們的思想模式。

我只是沒有衝動這樣做，當然，蘇格拉底是個例外。

我不是在某位哲學家的思想框架內進行思考的，但我的思想行囊中（除了當代哲學家普遍使用的數學邏輯工具外），還裝備了各種智性結構。決策論（以及將效用理論、博弈論和社會選擇理論聯繫起來的材料）是我經常思考、使用、修正、發展的一個結構。還有進化論、微觀經濟論和歸納邏輯。我發現這些智性結構很迷人、很可愛，我希望在其他領域中搜索到已經成熟的結構，看看能否發現哲學的用武之地，激發靈感，提出一個類似的哲學結構。

哲學作爲生活方式

在普林斯頓大學，師生們對解釋的普遍興趣爲思想交流營造了一種非常能激發靈感的氛圍。在哥倫比亞學院，當賴特·米爾斯（Wright Mills）的《權力精英》於1950年代末剛剛出版的時候，不論研究的是什麼問題，每個學生都必須清楚自己對書中提出的美國社會的統治精英做何看待。1970年代，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成爲流行許多高校的學術經典，之後，社會學也熱門了一段時間。有時候我問學生，有沒有哪本非小說類的嚴肅著作是他們的所有（或幾乎所有）朋友都讀過或想讀的。在過去的50年裏，我得到的答案都是“沒有”。我不知道爲什麼現在沒有一個學術觀點、沒有一本學術著作能引起學生們的興趣來討論——是電影取代書本成爲學生關注的普遍焦點了嗎？——這對學生而言，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對老師而言也是如此，他們不能再理所當然地認爲學生對最新的觀點充滿熱情）。

哲學家追求的是智性理解，但哲學以及推動哲學發展的動力卻不完全是智性的。

哲學的樂趣是無窮無盡的，哲學的世界是無邊的，都能被哲學地思考。但哲學家內心深處的動機，卻是去說明和理解事物的根本。我們的信仰、倫理原則、推理與證明的標準是以什麼作爲依據？精神、物質、身份同一性、因果關係、知識、自由意志、真理和意識的本質又是什麼？如何將這一切匯聚在一起，融合成爲一個有意義的整體？還有什麼比這些更值得思考的問題？還有什麼比思考這些問題更崇高的？亞里士多德說過，這是人類最崇高的事業。

《雅典學院》拉斐爾，1509-1511年

哲學不僅是思想，也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被思想所充滿、所改變的生活方式。

所謂“哲學地生存”，人們通常的意思是面對挫折要心平氣和，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保持平衡心態，坦然面對不幸與災難。當我因哲學的智性方法和洞見而激動不已，進入這一領域的時候，顯然沒有養成這樣一種態度的慾望。

1994年年底，我因胃癌動了一次大手術，之後是幾個月的化療和放射性治療，整個過程伴隨着可怕的統計數據（我覺得都不是最重要的參數，不管怎麼樣，難道這不是我需要知道的個人概率傾向嗎？）我發現，即使在我採取最有力的步驟以避免最可能的事情發生時，我也毫無抱怨，毫不消沉。我已經活了55歲，比人類歷史上大部分人長命多了。（我想申明一下，我在麻醉7小時後醒過來對醫生說：“我不要再動手術了，我的胃沒了。”這不算抱怨。）

在我餘生中，我沒有任何強烈慾望要改變我的生活。我沒有跑到大溪地羣島旅遊的衝動，也不想成爲歌劇演員、賽車手或院長。我只想一如既往地熱愛我的妻子和孩子，其樂融融地和他們在一起，只想一如既往地做我平常做的那些事情：思考、教書、寫作。我現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它們做得更好、更快。要平心靜氣地接受我現在的處境並不難，但對那些我所深愛的人來說，這場危險卻會導致草木皆兵的戰爭。

尼采曾要求：你應如此活着，一如你願意這樣的生命可以永恆地重複。這似乎有點苛求。然而哲學確實構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值得從一而終的生活方式。一如蘇格拉底最初向我們示範的那樣。

本文出處：《蘇格拉底的困惑》

文章採編：韓瀟

排版：初堯

審覈：說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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