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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早在1942年1月1日，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就已經首度試探史迪威赴遠東工作的意願。但是由於陸軍部長史汀生當時對史迪威印象不佳，因此挑選了莊穆（General Drum）。等到莊穆任命觸礁後，軍部又曾經考慮過另外三位將領，但均無結果。馬歇爾於是說服史汀生部長再給史迪威一次機會。

1、史迪威的“面試”

史汀生在1月14日面談時，對史迪威印象大為改善，並且告訴史迪威說，中國會接受一位美國軍人去指揮中國軍隊。當史汀生問起史迪威對這份工作的意願時，史迪威的答覆是：“我會接受政府的派遣，去任何的地方。”不用說，史汀生對這個回答完全滿意。

從軍人角度來看，史迪威毫無疑問給了一個完全正確的回答，特別重要的是這個回答恰得其時。因為就在一天之前，莊穆表示了不願意貿然去中國，以致讓史汀生大感“失望”。莊穆花費了十多天的潛心研究和深思熟慮（包括會議、討論、研究和寫報告)所形成的結論，卻被自己不識時務的立場徹底摧毀了新職的機會。

相對之下，史迪威只花了30分鐘和史汀生聊天，就得到後者熱心支持。正如史汀生事後對這次會面的生動描述一樣，在半小時之內，史迪威向他報告了有關中國軍隊能夠英勇作戰的親身經歷，內容遠比他以前接到過的任何報告都要樂觀，令他振奮不已。更讓史汀生感到鼓舞的是，史迪威向他保證，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並不在美國而是在中國。史迪威還說，史汀生對華政策成功與否的最關鍵因素，是蔣介石是否願意把中國軍隊指揮權交給美國人行使；若蔣介石能夠做到這一點，那麼中國的前景就非常樂觀。這番話讓史汀生確信，他已經找到了一位得力的人選。

由於史汀生對華政策的基調歷來是“少付出，多回收”的投資作風，因此史迪威就變成了讓史汀生政策得以實現的最佳人選。

1942年1月16日，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召見史迪威長談。他明確告知史迪威，今後在中國的任務是協調各方，理順關係，維持緬甸路的通暢，“團結不同的派系，抓住兵權，讓中國人努力幹事。金錢不成問題”。

史迪威聽後，躊躇滿志，認為自己只要能夠掌握中國兵權，就可以做出一番大事業。

至於蔣介石最關注的職務——聯軍參謀長——史迪威的態度則是漫不經心。在他看來，只要能夠獲得兵權，他也不介意付出必要的代價，那就是屈就蔣介石任命為聯軍參謀長。為了獎賞史迪威的合作態度，馬歇爾決定推薦晉升他為陸軍中將。

2、史迪威的優缺點

還有兩個因素，對於史迪威將軍(1883年生)在中國的工作非常重要。一個是他對中國人民和語言的瞭解，另一個是他和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深厚的公誼私情。

關於第一個因素，史迪威在1942年之前曾經三度派駐中國，前後約十年之久。根據史迪威夫人的說法，史迪威在這些年裡，對中國人的心理獲得了深刻了解。也就是這個中國經驗，使他被譽為美國陸軍中最瞭解中國的專家。

就第二個因素而言，史迪威先前在中國及後來在美國班寧堡的步兵學校與馬歇爾數度共事，兩家配偶與子女也建立密切友情。就是因為這層關係，在1942~1944的三年中，每當中國和美國政府之間因史迪威而發生矛盾時，雙方官員都會把這個關係當成是重要考慮因素。

珍珠港事變發生當日，史迪威少將的職務是第三軍團指揮官，總部設在加州蒙特利城。事變發生後的第一個月，美國盛傳日本人可能會從西海岸打進美國本土，史迪威最操勞的工作就是防止這個謠言成為事實。在此期間，他也曾經短暫地被考慮為帶領美軍赴北非作戰的指揮官，但因為這項任務一直未能定案，因此他的任命也從未落實。

後來美國軍方想給中國人一個印象，宣稱史迪威是為了幫助中國人，才放棄到北非出任戰地指揮官的機會，這是言過其實，只不過想借此增加中國人對史迪威的感恩之情罷了。

仔細檢視史迪威1942年到中國之前的軍人生涯，有以下幾個引人注意之處。

首先，他毫無疑問是美國陸軍軍官中最瞭解中國當代軍事事務的人。當然，美國海軍和陸戰隊也各自有它們的中國專家，對中國事務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在中日開戰之前，史迪威已經嶄露了他的能力。他能和中國士兵打成一片，所以蒐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有關地方軍隊（山西）的情報。

中日開戰後，他又到各地訪問，和中國指揮官談話，與德國及蘇聯顧問保持接觸，建立和日本人互通消息的渠道，還對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活動（平型關）予以關注，並給予頗為正面的評價。他對戰爭作了大量筆記，製作地圖，還針對日本在華的部隊情況寫成若干報告。總的來說，他所做的是一位典型的駐外武官的份內工作，而他向華盛頓軍部提出的情報，也漸漸使他被視為美國陸軍裡最瞭解中國軍情的權威。

然而史迪威在盛名之下也有他的弱點。軍部的上司便曾經數度申斥他的報告寫得糟糕，認為他的某些活動缺乏周詳考慮，他的金錢花費太過浪費。軍部給他最大的侮辱，莫過於把一份美國海軍陸戰隊卡爾遜上尉寫的報告交給他，並建議他用來作為今後寫報告的模板，以提高寫作水平。更有甚者，軍部後來還指令他，在未得到軍部上司確切批示之前，不得離開任所或展開新活動。

還有一個原因讓史迪威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工作期間的日子過得不愉快，那就是他和同事間的關係極差。史迪威經常對這些同事的動機疑神疑鬼，又鄙視他們的工作成績，認為他們全都是庸才。因此史迪威幾乎永遠採用尖酸刻薄的語調形容他的同僚。他的私人文檔在這個年代所留下的記錄，對他後來在戰時和中國同僚間發生的摩擦，等於作了一個伏筆。

第二，比起中國政府以前(1920~1930年代)的外國顧問們，史迪威缺乏顯赫資歷，官階也不夠高。他在1942年以前從無實戰經歷，他所指揮過的部隊最大不超過一個美國陸軍軍團，而且還不是第一線作戰部隊。而蔣介石與許多中國將領，他們已經先後和日本人、共產黨及各類軍閥交過手，也閱歷過優秀的外國軍事專家。

所以，史迪威是否具有卓越的軍事領導才能，並非只憑美國人隨便吹噓就算數，還必須經過中國人親自驗證才能過關。

第三，從中國角度著眼，史迪威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戰區獲得這麼崇高的職位，關鍵在於他是美國人，如此而已。中國人還記得，1942年以前蘇聯即使提供中國大量軍援，也從來沒有要求中國政府交出指揮權。但是美國人的作風恰巧相反；他們還沒有運送物資援助，就急不及待地先要求兵權。

美國人在索取中國兵權的過程中，隱隱約約地透露了一個信息，那就是由美國軍官指揮中國軍隊肯定會比由中國軍官指揮更為有效。但是當史迪威無法在短期內清楚證明這一點時，美國人不願意檢討自己原來的設想是否考慮欠周，就只好反過來挑剔中國人的冥頑不靈了（比如，蔣介石的不合作態度）。

第四，蔣介石向美國讓出指揮權一事，完全違反他本人過去的一貫做法。雖然這種讓步透露了他對美國的善意和信賴，但是也為自己增添了許多壓力。因為他必須向國內的政軍夥伴、部屬甚至政敵們提供一個有力的說詞，為什麼中國軍隊需要由外國人來指揮。

特別是在一個全力動員民族主義去抵抗日本的大環境之下，中國政府在指揮權問題上所必須面對的風險和指責，只能讓它感到進退兩難。

3、對中國的態度

史迪威在得知蔣介石已同意他的任命後，立即在華盛頓展開一連串與有關人士的會商，為新職務作出準備。他首先拜訪史汀生，史汀生給了他一個“像父輩一樣的談話”，樂觀預測他的任務將讓他大展鴻圖，並且答應盡個人一切努力來幫史迪威達成任務。

史迪威接著和馬歇爾會談，表示除指揮權之外，還需要掌控租借法案物資的全權，並要求承諾裝備30箇中國師，在緬甸通路萬一淪陷而必須對華進行空中補給時，也要求對陳納德空軍可以全權指揮。

馬歇爾籠統答應儘量支持史迪威，但是特別指出美國將不會派遣地面部隊赴華作戰。在史汀生和馬歇爾之外，史迪威還想得到羅斯福的指示，並於2月9日安排晉見。但是他只得到20分鐘會面時間，而羅斯福所說盡是一些不著邊際的空話。

史迪威繼之拜會羅斯福顧問霍普金斯，霍普金斯基本重彈美國陸軍領袖的老調，那就是他肯定史迪威會得到指揮權：“其實，即便蔣介石把全中國的軍隊都交給你指揮，也不會令我驚訝。”

從這些會談內容可以看出，馬歇爾和羅斯福交給史迪威的任務，和原來蔣介石所設想者，可謂相去甚遠。才不過幾天前，美國向中國拋出誘餌，表示要派遣軍隊赴中國或緬甸作戰，而此時卻被馬歇爾靜悄悄地收回去了。相反地，他們對史迪威派赴中國的指示是，盡其所能而為，但是美國政府並未承諾給他完成任務所必需的資源。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史迪威開始籌劃他的新使命。

首先，他給自己下定最重要的任務是抓指揮權。其實，最早動腦筋想拿到中國在緬甸軍隊指揮權的是史汀生部長。他在沒有和中國政府進行任何磋商的情況下，就一廂情願地以為中國必定會順從他的想法。

事實上，美國政府一旦開始考慮派送一位高級軍官赴華時，幾乎所有的領袖們（包括總統、霍普金斯、摩根韜、史汀生和馬歇爾)都不約而同地認為，中國人必定會心甘情願地把政府軍指揮權雙手奉交給這位美國軍官。

史迪威最初還將信將疑，但他很快就把兵權當成是他中國使命中的核心部分。與此同時，他也接受馬歇爾的看法，認為只要中國能夠更有效地運用本國資源，就幾乎可以完全滿足抗戰的需要。換句話說，中國並不需要大量美援。

這種對指揮權的一往情深和全神貫注，使得史迪威幾乎沒有動機去深思與他職責攸關的其他事務。爭取指揮權變成美國軍方在華工作的最高優先。其他一切任務均將以此為依歸，而且可以從緩計議。至於所謂的“聯軍參謀長”一職，則早被置諸腦後了。

根據史迪威的信念，只要中國人能夠服從他的命令，他就有辦法解除緬甸的困境。

至於史迪威本人對中國的態度，則是微妙而又古怪。

1937年12月中旬，史迪威想赴上海前線訪問，向中國軍政部提出申請，但遭到拒絕。這可能讓他感到不受尊敬。更糟糕的是，他因此而受到華盛頓軍部責怪，認為他工作不力。等到1938年3月3日，史迪威終於得到中國政府批准訪問前線時，淞滬會戰早已結束。有了這些對國民政府的舊怨，還可能包括一些目前我們尚不知道的其他原因，史迪威再度來中國時的心態可能相當不平衡。

此時他不再是一個卑微的上校，而是一位美國三星中將，並且還是中國最強大盟友的最高軍事代表。面對著同樣那一批中國將領，史迪威心中的反感自然而然地會對他以後所推行的軍事改革發生重大影響。

在純粹個人層次上，史迪威對兩位他此後必須經常打交道的中國領袖，也懷有極為負面的看法。這兩個人分別是宋子文和蔣介石。史迪威在和宋子文初次見面時，便認定宋子文“陰險狡猾”。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對蔣介石的態度，因為他從1942年2月已經開始用“花生米”(peanut)的綽號來表示對蔣介石的鄙視。

從此以後，史迪威還發明瞭一連串的綽號，用以發洩他對蔣介石的敵意。史迪威此時對蔣介石還表達了一個令人納悶的評價：“他基本上是一個農民，身上帶著他那個階級所有的劣根性。”

就憑史迪威把蔣介石看成是典型的“農民”一事，就可以想象他這個獨樹一幟的觀點，讓他對中國事務的判斷會如何的離譜。而他對他必須合作的中國夥伴們如此隨意的侮辱，又不難預測到他日後新工作為何難以展開。

4、自我感覺良好的蔣介石

與史迪威態度恰恰相反的是，中國領袖們熱烈歡迎史迪威的任職。宋子文在呈給蔣介石的報告中，附了一份他自己對史迪威充滿讚美的評價。他保證史迪威對中國感情真摯，為人忠厚，具軍人性格，與馬格魯德之類喜歡玩弄政治把戲者完全不同。在宋子文心目中，“此人系美陸軍中公認的最優秀將才”。蔣介石接到這些讚美之後，立即致電美國政府，對史迪威任命表示歡迎。

同樣重要的是，宋子文也忠實地傳達了馬歇爾對史迪威的高度評價。宋子文也一股腦地接受了馬歇爾並不誠實的說詞，即史迪威認為中國的情況緊急，需要他的才能，所以毅然放棄了本來已經內定的北非遠征軍司令職務，接受到中國的任命。

宋子文在報告中提到馬歇爾和史迪威的特殊友誼，這當然更讓蔣介石有理由熱誠歡迎史迪威來華。鑑於中國對美外交和美國對華外交愈來愈有受個人因素影響的趨勢，因此選出一個適當的代表，已經變成是促進中美同盟關係成功的先決條件。難怪，宋子文信心十足地預言，史迪威肯定會對中國作出重大貢獻。與此同時，居里（羅斯福總統的行政助理）也另有一電給宋美齡，表示史迪威會是美國軍方一個優秀的代表。

所有以上事實都顯示，中國領袖們最初對史迪威任命的消息，一致而且毫無保留地表示了友善和熱誠，因為美國政府給了他們各種理由去相信史迪威是最佳人選。在此，也可以附帶提一句的是，即使史迪威當時已有“中國通”的號稱，但是卻被宋子文和蔣介石看成是一個優點而不是一個缺點。在兩人來往電文中，看不出任何跡象表示他們對此事有些微保留或不安。

就在前不久，他們還曾經向美方表達過，希望未來的聯軍參謀長不必是“中國通”。可是在熱烈歡迎史迪威的樂觀氣氛籠罩之下，他們顯然已經忘記了自己所說過的話，而且也將會為此付出代價。

史迪威在1942年3月6日向蔣介石報到時，他在口頭上敘述他在中國的職務包括以下幾項：

（1）奉命指揮在中國、緬甸及印度之美國軍隊；（2）奉命監督及管理一切美國對中國國防之援助；（3）代表美國政府出席軍事會議；（4）倘衛佛爾將軍仍為西南太平洋戰區之總司令，奉命擔任鈞座與衛佛爾將軍間之聯絡員；（5）管理、維持並改進滇緬公路，並敦促英方不斷改進在緬甸境內之該路。（6）此外，奉命指揮在印度境內之美國空軍，無論其活動範圍在印緬境內或印緬境外。

史迪威一字未提中國政府最關心的問題，那就是聯軍參謀長一職。對此，蔣介石當即警覺並要求史迪威予以澄清。此時，史迪威才補充承認他也是蔣介石中國戰區的聯軍參謀長，並直接聽命於蔣介石。但是蔣介石仍不放心，再度要求史迪威進一步澄清他的身份和職權。直等到蔣介石充分肯定他果真從美國政府那裡得到他所要求的人選以後，才放心正式宣佈（3月6日)史迪威為他的聯軍參謀長。

但是，史迪威怎麼可能會忘記說出他被中國人請到中國戰區的最主要原因呢？

對於這個疑問，最簡單無辜的答案可能是：

史迪威有一長串的職務需要逐一列舉，一不小心就忘記了包括聯軍參謀長這一個職務。另外一個可能是，史迪威的這個省略並非疏忽而根本是故意，因為他很正確地反映了美國官方的想法和他本人的心態。如果美國真的從來就沒有把蔣介石邀請當一回事的話，那麼他就寧願讓這個職務不聲不響地消失掉。只有在蔣介石再三追問之下，他才不得不承認這個職務確實存在。

對蔣介石來說，除了聯軍參謀長一事讓他擔心了一陣子之外，他和史迪威的首度會晤，其實還讓他聽到了不少令他振奮的消息。

首先，羅斯福向他保證，當前的戰爭是一場世界大戰，因此美國不會以德國為優先而忽略日本，同時美國也會向中國提供足夠援助來進行抗戰。

其次，史迪威告訴蔣介石，他已經向馬歇爾提出軍援器材清單。其中包括加強空軍、裝備30個陸軍師的一切必需武器，另外還會派遣運輸、通訊、醫藥、炮兵、裝甲兵等各方面專家來和中國軍隊合作。

史迪威宣稱馬歇爾在原則上已經批准了這些建議，一旦物資有著落，將立即向中國運送。這樣的信息當然讓蔣介石非常高興，因為這些援助正是他長期以來希望美國人能夠提供的。

但會談也產生了幾個不偷快的問題。一個是他告知蔣介石，美國無法實現派遣三個陸軍師到中國的承諾。另一個是史迪威迫不及待地要求中國，馬上交出在緬甸中國軍隊的指揮權。儘管這個舉動讓蔣介石大感不快，但是後者還是耐住性子，沒有馬上對史迪威的狂妄和無禮表露不滿。

即便如此，蔣介石還是決定把史迪威儘快派赴緬甸前線。為此，他花了兩整天時間(3月9~10日)幫助史迪威瞭解中國在緬甸的部隊，和他使用這些部隊時應該注意的事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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