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從“洋為中用”到文化理解：世界史學科功能的變與不變
在華夏中心主義和天朝上國觀念的影響下，古代中國的士人不屑於瞭解外部世界，這在明清兩朝表現得尤爲明顯。當歐美列強在19世紀初期紛紛東來叩關的時候，中國人關於朝貢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的知識極爲有限，用當時桐城派文人姚瑩的話說，士大夫階層普遍“驕傲自足，輕慢各種蠻夷，不加考究”。直到鴉片戰爭前後，隨着外患日亟，一些士大夫才意識到“開眼看世界”的重要性，開始收集關於域外的史地知識，出現了一批研究外國，特別是西洋各國的史地著作，包括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魏源編撰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畬纂修的《瀛寰志略》，這是我國外國史研究的肇始。
當時中國知識界收集和整理外國史地知識有兩大目的：一是瞭解“夷情”以便更好地應對“夷患”；二是“師夷長技”，以便最終戰勝夷人。這兩大目標集中體現在魏源的思想中。魏源在談及自己編撰《海國圖志》的緣由時說，“是書何以作？曰：爲以夷攻夷而作，爲以夷款夷而作，爲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在該書第二卷《籌海篇》中又言“欲制夷患，必籌夷情”。魏源眼中的夷人“長技”還只是戰艦、火器、養兵練兵之法，甲午戰爭後則擴大到西方的制度和觀念。
如果用當代的語彙來概括19世紀中期中國人研究外國史的目的，那就是“洋爲中用”和促進跨文化理解。從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隨着民族危機加深，出於變法圖強的需要，借鑑西洋經驗以實現中國富強，即“洋爲中用”，被置於首要的地位。特別是在維新變法時期，歐美和日本的改革經驗成爲當時救世之良方，翻譯和編撰西方和日本歷史著作成爲一時之熱潮。1897年維新派在上海創辦大同譯書局，聲稱“本局首譯各國變法之事，及將變未變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當時，日本人岡本監輔撰寫的《萬國史記》、美國傳教士謝衛樓編譯的《萬國通鑑》、英國傳教士艾約瑟翻譯的《歐洲史略》和李提摩太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等歷史著作都很風行。梁啓超大力推薦西洋史書籍，編寫《西學書目表》，康有爲則撰寫《俄彼得變政記》和《日本變政考》並進獻給光緒帝，都是爲了探尋歐美日各國強盛之道，以爲中國之鏡鑑。
從民國初年開始，中國一些知名大學的歷史系陸續開設了外國史課程，那時還未有世界史這一學科設置，通過一手材料對外國曆史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寥寥無幾，所開設的課程多爲西洋史，少數學校開設了日本史和亞洲史，課本則多以翻譯或編譯爲主。當時講授外國史的目的除了開闊眼界，讓國人瞭解外部世界外，主要是爲了學習外國，特別是西洋各國的經驗。“文明化”和“現代化”是民國曆屆政府追求的目標，“文明化”是以歐美的所謂“文明標準”改造中國的內政和外交，“現代化”則是引進歐美的技術和資金，實現工業化。儘管這一時期有“入歐”、“入美”還是“入俄”之爭，但向西洋學習則是共同的追求，通過研究西洋各國的歷史經驗以實現“洋爲中用”成爲外國史研究的主要目標，而促進跨文化理解則居於次要地位。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加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並很快完成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外國史教學與研究的範圍、功能與使命都發生了改變。西洋史以外的其他國家的歷史，包括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史列入大學課程，外國史涵蓋的範圍擴大，中國的世界史學科體系基本建立。不過，更重要的變化是學科功能的變化，“洋爲中用”顯然不再是研究外國史的主要目的，即使這一目的仍有所保留，這裏的“洋”也不再是西洋(歐美)，而是蘇聯，學習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成爲世界史學科的重要任務。正如研究蘇聯史的知名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陳之驊研究員所言，新中國成立之初，“爲了更多地瞭解蘇聯，更有效地向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學習，全國人民和廣大幹部迫切需要熟悉它的歷史”。在這一背景下，蘇聯史在大學歷史教學中的比重得以大幅度增加，成爲世界史學科新興和最熱門的領域。
實際上，1952年進行高等教育調整之後，世界史學科的主要功能是爲主流意識形態和現實政治需要服務，其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揭露資本主義國家的腐朽性和侵略性、論證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以及支持第三世界的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西洋史課程大幅度削減，在一些高校甚至被取消。雖然在教學中還保留一些西洋史的內容，報刊上也會不時刊登歐美史方面的文章，但主旨都是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國家的腐朽性、垂死性和侵略性。南京大學的王覺非教授在談及1949年後的英國史研究時說：“解放後，封建的、殖民地的思想積垢逐一被滌盪、清洗。反映在英國史研究領域，表現爲歷史觀的重大變化。首先，批判的精神洋溢在差不多所有的有關論著中。有的論著不但對百多年來英國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和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殖民擴張，着力加以批判，而且對英國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也從更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立場，剖露其實質，予以分析。”關於歐美其他國家歷史的研究和教學也大抵如此，重在揭露和批判，而不是學習和借鑑。
這一時期世界史學科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用唯物史觀對舊史觀(資產階級唯心史觀)進行改造以及對人類歷史進行重新書寫。週一良和吳於廑在借鑑蘇聯教科書基礎上主編的多卷本《世界通史》，以階級鬥爭爲主線，重視人民羣衆的歷史作用，按照五種社會形態演進對人類歷史進行分期。該書是運用唯物史觀重新書寫世界歷史的集大成者，其影響延續至今。當時世界史學科討論的主要問題也是歷史唯物主義涉及的重大理論問題，學者的主要工作不是對具體歷史問題進行深入的專題研究，而是用史實爲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或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斷做註腳。根據北京大學馬克垚教授的回憶，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史學科討論的主要問題在古代史領域是“奴隸制的兩個階段論和兩種類型說，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農民起義的歷史作用”；“近代史則是圍繞三條主線”——資產階級革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民族解放運動——進行討論，“如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的性質，明治維新的性質”以及“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問題”。在馬克垚教授看來，這些討論“有點兒放空炮的味道，許多著作史料並不充分”。德國史專家、杭州大學的丁建弘教授在談及這一時期的德國史研究時也指出，當時發表在報刊上的絕大部分文章“是作爲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某些論述的解釋和腳註，或者是一些紀念性的、介紹性的短文，真正屬於科學研究的論文，鳳毛麟角而已”，“文革”十年更是把歷史學完全當成“政治的僕役”，“任意歪曲和構建”。
總之，從1949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間，中國世界史學科雖然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過程，但由於深受政治環境的影響，世界史學科的功能既不是魏源意義上的“洋爲中用”，也不是促進對其他文明與文化的理解，而是服務於主流意識形態和現實政治的需要，特別是配合國內階級鬥爭和國外的革命運動。基於一手材料和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的成果很少，用馬克垚教授的話說，“真正上水平的(成果)不多”。
這一時期世界史學科發展的主要成就是對亞非拉國家歷史的重視。出於理解和支持第三世界國家民族解放運動的需要，一些高校開設了亞非拉國家歷史課程，個別高校歷史學系甚至建立了亞非拉史教研室，爲後來非西方歷史研究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從1978年底開始，中國開啓了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十一屆三中全會將黨和國家的工作從以階級鬥爭爲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並確立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外國史研究的目標和世界史學科的功能也從服務於主流意識形態轉向服務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1979年陳之驊研究員發表《世界史研究與四個現代化》一文，率先提出中國的世界史研究應該更好和更有效地爲現代化建設服務，認爲“總結各個經濟先進國家在不同時期進行的工業革命、科技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可以爲我們提供各種有益的借鑑，有助於我們去思考和解決四化建設中遇到的各種新問題”。北京大學羅榮渠教授則撰文詳細闡述了改革開放形勢下加強世界史研究、提高世界史研究水平的必要性：“首先，我國的四化建設要求全面掌握世界發展的總體趨勢和各個國家的特殊發展趨勢，深入研究和借鑑各國現代化的歷史經驗。其次，世界已聯成一氣並在迅速‘縮小’，各國之間的經濟、政治、文化聯繫日益加強，中國要參與解決世界性的大問題，這就要求提高全民族對世界各國的歷史與現狀的知識水平。”羅榮渠教授實際上提出了新時期中國世界史學科的功能和外國史研究者的任務，就是推動“洋爲中用”和跨文化理解。其中旨在挖掘和借鑑外國曆史經驗的“洋爲中用”是最重要的任務。這大體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外國史研究者的共識，很多知名的世界史學者都有類似的看法。
日本史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萬峯研究員在回顧新中國成立35年來日本史研究的成就時即認爲中國日本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尤其是日本實現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歷史充滿正反兩面的經驗”，“可以爲我們提供借鑑”。萬峯研究員特別強調日本經驗對中國推進現代化的特殊意義：“日本是從明治維新以來通過移植、吸取西方文物制度而創立起頗具東方特色的資本主義文化。日本學習和模仿西方的東西，有其‘創造性’，能做到‘青出於藍’，多有勝歐美一籌者。日本文化的主體，又有歷史上吸收中國文化的源流。因此，日本的歷史經驗比起歐美國家，更有易於我們理解和借鑑的一面。只要我們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貫徹‘洋爲中用’方針，徹底肅清‘左’的思想流毒，又不重蹈‘實用主義史學’的覆轍，那麼我們的日本史研究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定能大有作爲。”錢乘旦教授也有同感，認爲“中國人研究外國曆史，其選題、角度、闡釋、理解等，都會和外國人研究其本國的歷史有很大區別”，應該側重“借鑑功能”，“注重總結外國曆史的經驗教訓，爲中國服務、爲中國現代化服務”。首都師範大學齊世榮教授也強調“我們研究世界史的一個目的就是‘洋爲中用’，吸取外國的歷史經驗，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
大體言之，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晚期，中國外國史研究的使命和世界史學科的功能經過一個輪迴，又回到了原點：一是“開眼看世界”，也就是促進國人對其他文明的理解，推動中國走向世界和融入國際社會；二是借鑑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爲我國的現代化事業服務，也就是“洋爲中用”。而後者最爲重要，其根本原因在於改革開放時期與晚清和民國時期一樣，都面臨向外國，特別是發達國家學習、實現現代化的時代任務。中國作爲後髮型現代化國家，可以發揮現代化理論家所說的“後發優勢”，也就是借鑑先發現代化國家的經驗，吸取其教訓，避免走彎路，在較短的時間並以更低的成本實現現代化。而世界史研究可以發揮提供外國現代化經驗以及讓中國充分利用“後發優勢”的作用。
作爲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先進的國家，美國無疑是現代化經驗的最主要來源國，“洋爲中用”的目標在美國史研究中體現得最爲明顯。李劍鳴教授在總結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美國史研究時曾有這樣的觀察：“改革開放和中美建交還給美國史研究帶來了新的‘現實需要’。經濟建設、政治改革和社會發展被視爲頭等大事，‘現代化’成了舉國上下的急切追求。人們需要了解先行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作爲必要的參照和借鑑；而美國作爲一個現代化程度很高的國家，其迅速發展的歷史經驗，自然引起了廣泛而熱烈的興趣。這種興趣觸發了美國史研究者的激情，他們也熱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來服務於他們所理解的‘現實需要’。”中國美國史研究者所理解的“現實需要”包括中國的民主法治建設、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教育體制的改革、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等等。簡言之，就是美國現代化的經驗。1993年8月，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在山東威海舉辦“美國現代化的歷史經驗”國際學術討論會，會後出版了論文集，“編者說明”中特別提到“美國在不長的時期內很快崛起爲一個現代化的強國”，“美國現代化的歷史經驗，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中國從事美國問題研究的學者，向來對這方面的探討傾注很大心力”。編選論文集的目的就是希望所選文章“有所裨益於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雖然中美兩國存在各種差異，“中國現代化絕無可能照搬美國模式”，但“美國由殖民地成長爲世界現代化強國的經歷，一定能夠給予我們很多的啓示和教訓”。在編者眼中，美國現代化的歷史經驗可以成爲“‘攻’中國現代化之‘玉’的‘他山之石’”。
正因爲“洋爲中用”是改革開放時期中國世界史研究最重要的目標，這一時期外國史研究的重點是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亞非拉國家歷史的研究則受到忽視，甚至出現逐漸衰落的趨勢，一些原本從事亞非拉國家歷史研究的學者也改行從事歐美史研究。例如，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亞非拉史研究力量非常雄厚，並建立了深厚的學術積累，但1979年以後，非洲、拉美以及日本以外的亞洲史研究開始萎縮，直到最近這一局面纔有所改觀。
近幾年來，中國外國史研究和世界史學科正在發生新一輪的悄然變化，就學科功能和範圍而言，以借鑑外國經驗爲宗旨的“洋爲中用”逐漸讓位於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爲目標的跨文化理解，對非西方國家的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這一改變是近年來國內外形勢和國家戰略發生變化的直接結果。
中國世界史學科功能發生變化的最重要背景是中國現代化的成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長期的中高速增長，在2010年後一直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不僅規模巨大，實力雄厚，而且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在官方話語中，中國已經成功地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建立了具有顯著優勢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正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2021年11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爲解決人類重大問題，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成爲推動人類發展進步的重要力量”。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巨大成功帶來的是國人的高度自信，使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經驗對中國的意義大大降低。
與此同時，中美關係乃至整個中西方關係從2018年起開始發生鉅變，此前40年相對友好的關係已經被相互的猜忌、疏遠和對抗所取代。中國網絡空間和民間輿論瀰漫着強烈的對西方的不信任乃至敵視的情緒，正面評價西方社會和肯定西方文明價值的言論經常遭到攻擊。與此同時，經濟騰飛和國力增長在中國民間社會催生了強烈的虛驕和自大心理，“西學源自中國”說、“西方僞史”論大行其道。在很多人眼裏，西方歷史上的所謂“成就”其實都是杜撰出來，根本不值一提，而以美國爲首的當代西方各國已經是中國崛起的阻撓者、中國現代化事業的破壞者、中國安全與統一的威脅者。在這種心態下，向歐美學習不僅被認爲毫無必要，而且極爲有害，在政治上更是錯誤的。
自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歷史與現狀的研究成爲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最重要、最熱門的課題之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發展中國家爲主，研究這些國家的歷史顯然不是爲了借鑑其發展經驗，而是爲了理解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以便更好地推進“一帶一路”項目。正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下，中國近年來興起了區域與國別研究的熱潮，區域國別學在2022年還被列入交叉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這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開展以理解非西方社會和促進第三世界發展爲目標的地區研究和現代化研究異曲同工。
內外形勢和國家戰略的變化對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在很多人的意識中，中國不再需要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至少這樣做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中國未來的目標不再是“與國際接軌”，而是提供中國經驗和中國智慧，甚至是“中爲洋用”。因此，中國人研究外國史的主要目的也不再是“洋爲中用”，而是理解中國的合作者和追隨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中國的競爭者和對手——西方國家。學者們越來越被要求以自己的研究配合國家的政治和外交需要，包括與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進行鬥爭，這一趨勢已經在論文發表和圖書出版中清晰地顯示出來。在歐美史領域，以揭露和批判爲基調的文章越來越受到各類期刊的青睞，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論著發表也越來越容易。
這一變化正在改變中國世界史學科的格局，越來越多外國史研究者不得不適應這一新的形勢，調整自己的研究領域、選題方向和立論基調。特別是年輕學者，在“不發表就走人”爲核心的考評體制的巨大壓力下，越來越主動迎合刊物的發表取向和自覺服務於國家的政治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現代化雖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中國人均收入和人類發展指數與發達國家相比還相差甚遠，教育和科技的總體水平還不高，距在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未來還會遭遇到各種風險和挑戰。在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建設法治國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推動科技創新、健全市場經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等方面，我們仍然需要借鑑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更好地發揮“後發優勢”，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期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
更爲重要的是，中國仍然需要啓蒙。啓蒙運動的核心是發現人的價值，重視個體的尊嚴和權利，崇尚自由和平等，以及用科學和理性去除迷信和盲從，培養個體的批判精神，其實質是人的思想觀念的現代化。沒有觀念的現代化，經濟現代化也難以持久。正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西里爾·布萊克所言，現代化固然體現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變革，但“現代化的心理方面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中國雖然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兩次啓蒙運動，但兩次啓蒙持續的時間都很短，在推動人的觀念現代化方面依然任重而道遠。歐美發達國家不僅是啓蒙運動的發源地，而且自近代以來逐漸在國內治理中將啓蒙思想從理想變爲現實，這一過程對我們無疑仍具有啓發意義。
中國的世界史學者對自己的使命和任務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對世界史學科如何服務於國家需要有更加全面的看法。在當前形勢下，我們仍然需要借鑑發達國家的經驗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思想啓蒙，“洋爲中用”和跨文化理解是中國世界史學科功能的兩翼，任何一翼都不可偏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