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母親意象的崩解

當一個新生兒出生時，伴隨著第一聲啼哭，人類的第一個任務就開始了，這就是尋找自己的母親。我們會幻想這個母親擁有一切完美的品質：能夠滿足我們所有的需要，給與我們所有的快樂，免除所有的痛苦，並且能為我們所有的情感承擔責任。我們會想象，偉大的母親把我們帶到人世間來時，她內心充滿了對我們的愛意，她已經準備好了一切我們所需要的條件，瞭解我們一切的想法與感受，並且心甘情願的為我們提供照顧。而這樣我們就可以在被保護的環境中安然入眠，不必有任何的思考。

然而這個幻想並不會持續很久。孩子很快會發現，這個完美的母親常常是不在場的。然後孩子就會被暴露在挫折，焦慮，失望和痛苦當中。這給孩子製造了巨大的困惑。在這種困惑中，思考開始誕生。孩子想要知道如何才能把完美的母親重新創造和召喚出來。孩子會因此開始嘗試兩種解決方案。

第一種解決方案，嘗試發展更復雜的傳遞信號的能力。孩子開始使用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對外發送信號，並且開始從啼哭轉變為多種不同的假哭，再從假哭發展到咿呀學語。他學會了使用更高級的語言形式來更具體的表達自己的需求，以幫助母親準確的找到自己。

第二種解決方案，開始發展在內部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就是內化痛苦的來源。孩子會認為父母是全知全能的，所以父母一定是正確的。為了得到更多的愛，他會努力讓自己符合父母的規則與要求。於是孩子產生了一種本能的認識，我之所以感到挫折與失望，是因為我提出的要求是不合理的。痛苦是源自於我提出的不合理要求。為了保存完美的母親意象，他最終選擇了自我犧牲，把攻擊指向自身。這是孩子對母親的無條件的愛與包容，以換來繼續得到來自完美母親的愛。這個過程中的自我剋制和自我壓抑，使得孩子形成一種懂事與討好的假自體人格。

每個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都會混合的使用這兩種解決方案，目的都是保全完美母親的意象能夠繼續存在。孩子會根據父母的對自己訴求的反應，來判斷自己應該選擇用語言表達，還是選擇在內心自我抑制，儘量避免感到持續的挫折。在這個過程中，一部分的需要和感受被壓抑到了無意識當中。

而當這兩種解決方案都不能維持的時候。孩子會陷入既不能向外依賴父母，又不能內部自行解決問題的雙重困境。這會讓孩子陷入崩潰與混亂的狀態，因為完美的母親無法被創造和召喚出來，讓孩子感到強烈的失望與挫折，同時無法承受的劇烈自我攻擊，會讓孩子感到自體也處於崩潰當中。所以伴隨著完美母親意象的崩解，孩子的自體也同時面臨崩解。孩子會進入一種混亂且無法溝通的狀態，常常伴隨著哭泣，焦慮發作，暴怒或者精神退縮。這種狀態一般不會持續很長時間，但如果孩子在早年常常陷入崩潰的狀態，通常會成為日後人格與社會功能障礙的基礎。

影響孩子維持完美母親意象的因素，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後天因素。後天因素涉及到家庭成員的組成，父母的養育能力和人格水平，家庭生活狀態及意外的生活事件。先天因素涉及到孩子的敏感程度，需求高低，語言能力發展，以及容忍能力。這些因素大都已經有了比較充分的討論，這裡就不展開了。但孩子的先天容忍能力是一項極易被忽略的能力。這種能力會非常顯著的呈現在一些有過嚴重的創傷經歷，但是成年後又表現出相對不錯的功能水平的來訪者身上。他們常常有著強大的將挫折自我歸因的能力，從而保護了完美母親意象。他們常常在衝突中表現出忍讓，迴避，退縮，討好，以避免關係因為衝突而受到破壞。他們的內在體驗可能受到全部或者部分的抑制。一些來訪者會報告說自己的父母是非常好的父母。這通常預示著為了保護父母的形象，一些嚴重創傷的經歷被來訪者吸收到了自體當中。另一些來訪者則會感到非常矛盾，他們內在的體驗充滿了委屈和痛苦，但同時他們感受到劇烈的羞恥和內疚。

對過去痛苦體驗的抑制，在分析中被視為是一種缺陷之前，通常應當先將其視為適應能力。這是極易被忽略的能力。是這種自我抑制能力，使得孩子在經歷了創傷經歷後，沒有持久的陷入崩潰，還能把自己重新組織起來，讓自己被視為懂事和成熟的孩子，從而可以獲得父母多一些的愛與認可。

事實上孩子不僅會抑制自己的需要，還會試圖幫助父母解決他們的問題。對於有較高容忍能力的孩子，他們會在父母看起來情緒低落的時候，試圖通過討好取悅父母來重新激活父母的活力。他們努力保護和保存父母的活力，會將此視為自己的任務和責任。如果父母不能在自己的努力下重新露出笑容並且恢復功能，孩子會認為是自己的失敗和錯誤，並且陷入進一步的自責。孩子會希望自己有能力去把情緒低落的父母修復成為完整和富有活力的父母，並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到自己的價值感與成就感。事實上我認為相當數量的同行包括我自己，想要成為諮詢師去治療他人的核心的無意識動機之一，就是希望自己具有修復父母的能力。而在幻想中，修復父母的同時，我們也是為了修復自己。而這個幻想的高潮就是，我們渴望父母在我們的努力下重新被激活，露出了溫暖的笑容，重新煥發出生機，然後父母的目光看向我們，對我們說：真的是辛苦你了，很抱歉讓你等我這麼久，現在該我來照顧你了。

然而這種幻想中的融洽關係也面臨新的挑戰。第一個挑戰是在孩子6-8歲的階段。隨著孩子逐漸內化和接受規則，他會開始注重規則所代表的現實意義。比如闖紅燈是不對的，那如果看到有人闖紅燈，孩子就會指出這樣做是不對的。他意識到規則不應該只針對我一個人，而是應該作用於所有人。孩子開始在意規則的公平性。他會開始提問說為什麼我要很早就關掉電視上床睡覺，而你可以繼續玩手機很晚才睡之類的問題。同時孩子會開始質疑為什麼你能給我制定規則，但我不能給你制定規則。為什麼我要因為犯錯而受到懲罰，但你不用因為犯錯而受到懲罰。

所以孩子對父母原本的無條件認同受到了心智能力發展所帶來的挑戰。他希望看到父母是公正與公平的。一部分的規則父母需要溫和的解釋，孩子的規則和父母的規則是不完全一致的，比如上床睡覺的時間，但是等你長大以後，你就可以自己制定上床睡覺的時間。這使得孩子可以抱有希望的去容忍作為孩子受到的不平等對待。另一部分規則則應當是普適的。如果父母要求孩子犯了錯誤要對別人道歉，但是父母自己則拒絕在犯錯的時候對孩子道歉，會使得孩子質疑規則的公平性。所以在父母監督孩子的同時，父母也在接受孩子的監督。而公平性幫助孩子更好的內化規則和秩序感。

所以在這時，孩子對父母的渴望不僅僅可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同時會希望父母在道德上是完美無瑕的。這意味著孩子開始可以接受父母是不完美的，會犯錯的，但是孩子希望父母在面對自己犯錯的問題上採取公正和品德高尚的方式去處理，比如道歉，彌補，賠償等。孩子希望父母能夠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從而避免讓孩子感到是他自己出了問題。這意味著父母不必是完美的，但應當是理想化的。如果父母不能維護孩子對公平規則的嚮往，孩子就會幻想父母應當受到懲罰，而這種懲罰幻想會製造極大的焦慮。這將挑戰孩子的容忍力，並且讓孩子面臨感到理想化的父母意象崩解的危機，並且感到自己的自體感和自尊也面臨崩潰。

進一步的挑戰出現在孩子10歲以後。孩子開始進一步的質疑父母。孩子不僅僅會質疑父母的規則要求是不是公平公正的，並且會質疑它們是不是合理的。孩子開始嘗試根據自己在學校的互動來重新判斷事物的合理性。對合理性的懷疑會在根基上動搖孩子先前對父母的無條件的認同與接納。孩子會開始在腦海中提出一些本質的問題：父母是不是真的如他們所宣稱的那樣愛我？父母說為我好的時候是不是真的為我好？父母是不是並非總是如我想象的那樣無私的愛我，而相反有時是非常自私的？當父母說我們做這個事情都是為了你的時候，孩子會開始質疑，你們真的是為了我嗎？還是你們在隱藏自己自私的目的？

這些疑問會在孩子腦海中逐漸擴大到對父母的徹底懷疑。父母是不是並非充滿智慧和掌握真理的，相反有時是愚鈍，愚昧，無知和自以為是的。父母是不是並非總是善良，公正和品德高尚的，相反有時是雙標，惡毒，自私，卑鄙和邪惡的。父母是不是並非總是勇敢，堅毅和保護的，相反有時是怯懦，退縮，無助，弱小和不知所措的。這些質疑會強烈的震撼孩子的內心，並且動搖父母在孩子心中長久以來的完美與理想化的形象。而這種質疑的強烈程度會使得孩子幾乎無法與父母在語言上進行溝通。即便孩子試圖提出這樣的質疑，父母通常也完全沒有做好準備去回應。最終孩子被迫獨自面對理想化父母意象崩解的危機。

孩子對此通常有四種解決方案。第一種仍然是持續的自我抑制。因為害怕自己對父母品質最根本的質疑是對父母的背叛，進而恐懼會因此失去父母對自己的愛，甚至是遭到最嚴厲的懲罰，因此會深深的抑制，譴責和隱藏自己的想法，孩子掙扎於衝突情感之中，一方面是父母的侷限帶來的衝擊，另一方面是渴望繼續得到來自父母的愛與認可。他會懷疑，也許是自己才是那個自私，卑劣，怯懦和愚蠢的人，並且試圖保護父母的理想化形象。

如果這個策略能夠持續起效，孩子會在成長中變得內向，自卑，自我懷疑，社交困難。他會對自己產生強烈的苛責和貶低，內心充滿內疚與羞恥，對外則是怯懦與自卑。而在社交中會變得過於緊張和討好，難以處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容易陷入抑鬱和失去生活意義的空洞感之中。這成為了強迫型人格的基礎

然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這種自我抑制的策略已經無法持續起效。尤其是在進入青春期之後，孩子對父母的質疑達到高峰。通常孩子已經無法用自我犧牲，自我懷疑和自我攻擊來否認對父母的質疑。在自我抑制的策略徹底瓦解之時，他會被強烈的失望感所淹沒，並引發強烈叛逆情緒。孩子不再認同和理想化父母，並且拒絕接受父母的意見和要求。孩子內心不再把父母視為真理和權威的代言人。這種劇烈的失望感讓孩子心中的理想化父母意象瀕臨崩解，由此所產生的劇烈痛苦可能讓孩子感到他自己也很糟糕。

第二種方案就是向外尋找另一個理想化的客體來代替父母。這可以是偶像，明星，體育運動員，可以是同學，老師，戀人。也可以是電腦，手機，平板，甚至可以是一種理論，一個學科，一個願望。理想化客體幾乎可以是任何人和事，只要他能讓人感到喜悅和滿足。如果理想化客體越能穩定的存在，越能和孩子之間保持穩定的連接，越能帶來強烈的喜悅和滿足，就越能促使孩子的自體感到穩定和富有活力。但是如果有一天理想化客體退出了視野，或者失去了理想化的品質，如球隊輸掉比賽，明星爆出醜聞，和老師分道揚鑣，鑽研的學科被證明不成立等狀況時，會瞬間讓人感到回到極度脆弱的狀態。直到與一個新的理想化客體的關係得以建立，自體才能重新穩定下來。這成為癔症型人格和邊緣型人格的基礎。

在青春期時父母常常被體驗為孩子與理想化客體之間連接的阻礙。這常常使得孩子與父母之間的關係劍拔弩張。只有當孩子感到父母並不是自己與理想化客體之間的阻礙，甚至是在幫助自己和理想化客體之間更穩定的連接時，孩子與父母的關係才有可能緩和。

第三種解決方案，即讓自己成為理想化客體，這樣自己就可以相當程度上否認對其他的人的需要和依賴。其動機是對理想化客體的嫉妒和取而代之的願望。這一願望的預期是讓自己成為理想化客體本身，這樣自己就會被別人所需要，而不是去需要別人。為了維持自己是理想化客體本身的印象，一個人需要證明自己的獨特性和優越性，並且持續的維持這一點。這常常使他變得極具競爭性和攻擊性，並且顯得傲慢和充滿優越感。他熱衷於展示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通過和其他人比較，彰顯自己的優越。這種優越帶給他無與倫比的自信和活力。更進一步的話他就會需要成為被眾人崇拜和敬仰的大師，從而反覆確認自己就是理想化客體本身，而這種確認使得其人格穩定並免於崩潰。然而如果有一天，他感到自己的優越性和獨特性受到了挑戰，其自體感就會變得極其脆弱和不穩定，甚至是表現出被稱為自戀性暴怒的攻擊性。而一旦自己不再成為被人崇拜和敬仰的理想化的大師，他會立刻感到自己失去了理想化客體，從而陷入崩解的危機中。而這成為了自戀型人格的基礎。

第四種解決方案是最成熟的方式，源自於對理想化客體的解構，並獲取心智化的能力。即一個人認識到所有的客體都有其缺陷與侷限，並且能夠整合的看待每個人和事都是好與壞的一種組合。在獲取這種整合的認識的同時，他也會認識到，自己也是能力和侷限的一種組合。所以對自體的感覺也將整合。如果一個人能獲得第四種解決方案的補充，那在前三種解決方案都失效時，他不會那麼容易陷入崩潰。第四種解決方案讓人在失去理想化客體時可以有效的處理隨之而來的失望和挫折感，從而可以以成熟的方式恢復其自體感。而精神分析就是通往第四種解決方案的一種途徑。我會在稍後將詳細論述這個過程。

當一個嬰兒呱呱墜地之時，父母的生活方式也隨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整個家庭的生活節奏都以照顧嬰兒的需要為中心展開。這個轉變本身對父母的自戀構成了重大挑戰，也就是父母多大程度上準備好了放棄一部分自己的需要，去滿足嬰兒的需要。與嬰兒的幻想不同的是，父母常常沒有嬰兒所希望的那樣準備充分和心甘情願。事實上新生兒家庭的父母常常因為生活方式突然的劇變而感到內心十分衝突。尤其是對於那些自己的早年經歷中充滿被剝奪和匱乏體驗的父母。他們很容易感到照顧另一個人讓自己感到精神消耗和筋疲力盡，並且很難毫無道德衝突的承認自己感到嬰兒的出現剝削了自己生活的享樂，但也很難徹底否認這一點。父母通常靠著原初母性灌注，對嬰兒的愛與責任感，以及家庭成員之間的互相支持，去儘量完成作為父母應盡的職責。但是有些時候父母內心都會有拋棄孩子，回到之前以自己為中心的生活的念頭。而這會進一步的讓父母感到筋疲力盡.

接下來父母開始面臨第二種自戀的挑戰，是孩子對父母無條件的包容。儘管孩子總是希望父母對自己具有無條件的包容，並且在親子關係中父母作為照顧者總是付出更多的一方。但事實是孩子對父母的包容可能是父母一生中最接近被無條件的包容的體驗。因為孩子在10歲之前通常不具有質疑父母的能力，並且處於對父母的絕對依賴的狀態，孩子會儘可能的保持對父母的理想化並且試圖得到父母的愛和認同。所以儘管父母不一定做得到無條件的愛和包容孩子，但孩子總是會無條件的愛著和包容著父母。這對於在早年經歷中缺乏被愛和被包容體驗的父母構成一種致命的自戀誘惑。父母會感到自己在孩子面前就像神一樣至高無上和充滿權威性，而且如果忽略掉責任感和道德感的話可以近乎於為所欲為。也就是說實際上無論父母對孩子做了怎樣過分的事情，到了第二天早上孩子醒來以後，還是會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去愛著父母，甚至會試圖討好和修復父母。對於自戀極其匱乏的父母會無法抵禦孩子炙熱情感的誘惑，會將孩子視為自己的完美母親意象的代替，讓孩子用愛包容自己。這些誘惑可以表現為多種不同的形式。

第一種形式的自戀誘惑中，孩子出生後，父母早年經歷過的那些被剝削的和匱乏的創傷體驗會被喚醒，其中被壓抑的怨恨也會被喚醒。這些怨恨會轉移到被視為理想化客體的孩子身上。所以父母會感到自己的匱乏都是因為孩子所導致的。而孩子成了父母對自己父母怨恨的代替品。這時父母容易在孩子犯錯或不聽話時，爆發出無法控制的暴怒發洩到孩子身上。而孩子會容忍這些怨恨並繼續愛著父母。儘管這會讓父母感到內疚，但又非常興奮，並且到了下一次還是無法剋制衝動。而孩子會因此變得脆弱，自卑，充滿怨恨或者極其抑鬱。

在第二種形式的自戀誘惑中，父母因為努力行使父母的職責而感到筋疲力盡，這讓父母感受到強烈的被剝削和虛弱感。父母可能會無意識地將這種虛弱感和無力感直接的暴露在孩子面前。這會引發孩子的強烈不安，並且開始嘗試取悅和重新激活父母。在這種愛和包容的誘惑下父母會持續以虛弱無力的形式出現在孩子面前，吸引孩子來繼續用愛澆灌自己。此時父母沒有力量來成為孩子的理想化客體，而相反孩子成為了父母的完美母親意象的替身，填補了父母早年經歷中的匱乏和被剝奪感。而孩子會感到修復和安撫父母是自己的任務和責任，並對父母表現出的脆弱深感內疚。

在第三種形式的自戀誘惑中，父母會期望孩子的優秀和成功可以填補父母的匱乏。父母會開始激娃並且要求孩子必須要變得非常優秀，並且在競爭中取得優勝。任何形式的失敗都會激發父母自戀受損的體驗，甚至是自戀暴怒。父母將孩子視為自己的理想化自體，代替自己去取得榮耀和成就，讓父母感到自己也成為了最優秀和最成功的父母。而孩子感受到的是自己得到的愛和認同都是有條件的，而且是非常高的條件。如果自己一旦達不到條件，就會因為自己非常糟糕而被理想化的父母所拋棄。孩子最終往往會呈現一種矛盾的現象就是即便自己最終是非常優秀的，他們仍然因為始終無法感到和理想化客體之間穩定的連接而不能感到自信。

在第四種形式的自戀誘惑中，父母會無意識的反覆貶低孩子的表現和自尊，並且以此作為操控孩子的手段。父母無法忍受看到孩子為自己感到驕傲和自豪，這會激發父母內在的匱乏感所帶來的怨恨和嫉妒。父母也無法忍受孩子有獨立的想法和願望，這讓父母感到自己的權威性受到了挑戰。在無意識中，父母希望通過打壓孩子，讓孩子依附和崇拜自己，在思想上成為自己的延續。在與孩子自戀的無意識競爭中，父母能輕易勝出，證明自己比孩子更聰明，更能幹，更美麗，更有力量。從而逼迫孩子感到自慚形穢，並且對父母產生強烈的理想化情感。孩子會因此不得不絕望的抓住和討好父母，接受自己的糟糕和差勁。這帶給父母一種無意識的自戀滿足，從而讓自己成為了理想化客體本身，而孩子則是證明自己是理想化客體的證據。孩子成為了那些糟糕品質的載體，從而保護了父母的自戀。最終結果是孩子始終無法面對自己對於父母的質疑和挑戰，成為了長不大的孩子，或者因為試圖挑戰和質疑父母，從而和父母關係陷入決裂。但即便如此孩子仍然很難在成年後的生活中恢復自信以及面對生活的挑戰。

這些自戀誘惑意味著，即便我們在現實中可能是謙遜和包容的人，但是仍然可能在為人父母的過程中，被誘發出強烈的自戀表現。這最終都會導致孩子的自體感中是被剝奪和匱乏的。也就是說因為父母在無意識中無法將自己的自戀匱乏放在一邊，然後去全然的關注孩子的自戀訴求，使得孩子最終重複了父母早年經歷的體驗，讓孩子感到自己是不被關注的。因為孩子對父母的理想化和認同被用於填補父母的自戀匱乏，使得孩子的內在最終呈現出同樣的匱乏。這就是創傷的代際傳遞的一種形式。

這意味著在當代中國，即便物質匱乏所帶來的創傷已經成為了歷史，但是過去一代人甚至是過去100多年來中國歷史中的創傷性事件所帶來的創傷體驗，仍然在以這樣的形式在年輕一代的人中繼續傳遞。因為物質的充實並不意味著精神上的充實，所以物質充實但是精神匱乏的各種現象層出不窮。包括嚴重的消費主義，炫富經濟，對明星的追逐，對大師的崇拜。也包括現在年輕人對於躺平和內卷之間的爭論，以及對生活和未來的空洞和迷茫感。

父母面臨第三種自戀的挑戰是，父母會非常容易因為自己孩子所生活的時代所擁有的的物質和精神條件遠超自己小時候所擁有的，而無意識的不可自拔的開始對孩子感到嫉妒。這是一種父母非常難以談論但是卻相當普遍存在的情感。因為社會時代的快速進步，兩代人之間的生活已經發生了劇變。這使得父母非常容易感到巨大的落差。並且開始無意識地陷入想要給孩子更好的生活更多的愛，和想要摧毀孩子所擁有的幸福生活，之間的劇烈衝突情感。這常常使父母表現出矛盾的態度。這表現為父母一方面會盡力給孩子提供物質和情感支持，同時又無意識的想要破壞孩子所獲得的物質和情感。比如很多父母會盡力給孩子提供最好的飲食和生活條件，同時告訴孩子應該把你送到物質匱乏的地區去接受歷練。或者一些父母會給孩子提供情感支持，但同時認為孩子因為被溺愛而過於嬌氣和軟弱。還有一些父母會反覆向孩子強調你現在擁有的這些東西，父母小時候都是想都不敢想的。這些矛盾的態度很容易讓孩子為自己所擁有的物質和情感感到愧疚，並且感到自己不配得到自己所擁有的東西。

當代的中國父母面臨的第四種自戀的挑戰，就是孩子在青春期前後開始的對父母的強烈質疑和叛逆精神。隨著物質的豐富，教育的推廣以及互聯網信息的普及，當代父母面臨孩子的質疑和叛逆的程度也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這使得現在做父母的難度也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隨著物質的豐富帶來的精神上的解放，以及當代教育中對於心智能力和反思能力的訓練，加上信息獲取途徑和內容的多樣化，現在的孩子越來越強烈的感到自己很難保持對父母的認同和自我抑制，這造成了強烈的代溝問題，隨著孩子迅速增加的獨立思考和見解，父母的權威性在孩子面前迅速地瓦解。這導致了孩子青春期的起始時間不斷提前，以及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和獨立精神愈加強烈。父母需要迅速的面臨自己的權威性受到孩子不斷挑戰和質疑的威脅，這常常讓父母感到陌生，因為當代父母與子女關係中面臨的挑戰，和父母早年與自己父母的關係模式已經大為不同。如果父母無法忍受自己的權威性被孩子所挑戰，就會試圖鎮壓孩子來恢復自己對孩子的掌控感。但這隻會加劇孩子的反抗和親子矛盾。這種對抗如果不能得到控制，常常會影響孩子在學校的學習和社會功能。

所以如果父母因為早年經歷的創傷，被剝奪感和匱乏感，使得父母難以應對這一系列自戀上的挑戰，會導致孩子同樣感到自己是創傷的，被剝奪的和匱乏。這在他長大之後，最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孩子因為意識或無意識中對父母的強烈怨恨，控訴和不認同，使得孩子難以成為父母並養育自己的孩子。他會陷入一種強烈的衝突情感，就是自己要求父母做到，但父母沒有做到的那些事情，他會意識到如果自己成為父母，其實自己也很難做到。因為一個內心感到創傷，被剝奪和匱乏的人，是很難克服這一系列的自戀挑戰，為自己的孩子的自戀需要無私的付出的。換句話說，孩子會感到如果自己想要做到自己對父母要求的那樣的理想化的父母，那自己就會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再次感到強烈的被剝奪和匱乏的情感。很多人甚至會在孩子出生後激發自己早年被剝奪的創傷體驗。而如果自己做不到對父母的理想化的要求，那自己對父母的控訴，指責和怨恨就會同樣作用在自己身上，變成對自己的懲罰。

這種劇烈的衝突情感就是現在的年輕人普遍缺乏做父母的勇氣的原因之一。這是當代中國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的原因之一。年輕人希望在豐富的物質生活中填補自己內在的匱乏，而不是去面對養育孩子所必須要面臨的一系列嚴酷挑戰。現在的年輕人普遍感到自己與父母之間缺乏融洽的關係和良好的互動。他們難以體驗到親情所帶來的愉悅。他們也無法感受到花費時間和金錢養育自己的孩子會比花錢滿足自己的需要更有價值。年輕人會認為我不願意再把另一個生命帶到世界上然後承受和我一樣的痛苦。他們認為如果有了孩子，那父母和孩子都將是痛苦的，並且是互相憎恨的，恰如自己和自己父母的關係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很難覺得把用於享樂的時間和金錢拿來養育孩子是對自己人生的豐富，也很難感到孩子是給自己人生的禮物，並且能給自己人生帶來更深刻的快樂。但是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的存在豐富了父母的人生，自己的出生是給父母的禮物，自己是世界上最被珍視的寶貝，而自己給父母帶來了最為深刻的快樂。孩子會困惑於你們選擇生下我，為什麼沒有準備好給我所有的滿足，反而還怨恨是我剝奪了你們的人生。在這個時代養育孩子的價值被全社會所低估了，而孩子成為了被嫌棄的累贅。於是創傷就會在代際之間繼續傳遞。所以在我們這個時代，低自尊的人格問題成為了主導的問題。

而作為對當下親子問題的應激性反應，當代社會開啟了對原生家庭的過度反思。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裡，各種對原生家庭的譴責，批判和攻擊的觀點不斷製造出暢銷書和網絡知名大V。這一方面推動了父母對孩子養育方式的改進，但是另一方面產生了將一切痛苦怪罪到父母和原生家庭的浪潮。而這事實上進一步的推高了成為父母的門檻。因為批判父母固然是很容易的，但是成為父母卻變得更難了。實際上很多人無意識中認同只要你永遠都不成為父母，你就永遠可以以孩子和受害者的身份去控訴你的父母。而無法放棄這一部分享樂自然就無法面對成為父母的挑戰。長不大的孩子最終成為這個時代越來越多人的選擇。

與此相同的是，當代的婚姻關係也面臨同樣的挑戰。每一個內在極度匱乏的人都渴望自己的伴侶就是那個理想化的客體，而通過伴侶，自己人生所有的苦難都將一掃而空，所有的問題都能得到解決，並且童話般的幸福將會降臨在自己身上。這導致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婚姻伴侶產生不切實際的要求和期待，並且有時夫妻雙方會在婚姻中爭奪做孩子的權力，要求對方扮演自己理想化的父母來滿足自己的情感需要。最終夫妻越來越傾向於把痛苦，挫折和不滿歸因於是對方不夠好，並且幻想這個世界上的某個角落存在一個可以解救自己的理想化的人。這種過高預期導致當代人對婚姻的容忍度越來越低。同時離婚率也開始逐年升高。

這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方式。但是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國人對心理健康服務的需求越來越高，而精神分析也正是在這個環境下，在中國開始快速的發展。

當來訪者鼓起勇氣，第一次踏進諮詢師的辦公室時，他所面對的是在他想象中充滿人生智慧但又令人感到不安的人類心理專家。來訪者內心湧起的尊敬，懇切，畏懼，不安，都來自於他對心理諮詢師這個角色的理想化的想象，並且想要確認眼前的這個人是不是如自己所想象的一樣睿智，深沉，鎮定，溫柔，富有力量。移情在來訪者見到諮詢師之前就已經發生了。來訪者因為生活中無法解決的困境而陷入危機，他已經嘗試過動用自己身邊所有可以動用的資源，但都沒有成功。所以他需要引入一個新的理想化客體。他非常渴望眼前的專家能夠為自己指點迷津，讓自己的人生重新擁有希望。來訪者在一段理想化移情中，希望能夠與諮詢師建立關係，來讓他的自體也感到穩定，從而能夠有力量應對人生的挑戰。

而會讓來訪者感到擔心的因素，包括擔心諮詢師看起來不像自己想象中可靠和穩定，而是顯得慌亂和不安，擔心諮詢師對自己不是溫和和包容的，而是顯露出了對自己的評判和嘲笑，以及擔心諮詢師拒絕幫助自己，而那會讓自己感到因為自己太過糟糕而被理想化的客體所拋棄。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在諮詢開始之時，來訪者會感到與理想化客體重新建立連接的喜悅與安全感，同時也會伴隨著一些隱隱的不安。

所以一段好的諮詢，通常從來訪者對諮詢師強烈的理想化開始。這是一段以來訪者早年經歷中和理想化母親在一起的美好體驗為模板的正性移情，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工作聯盟。來訪者早年經歷中曾經面對過的困難也同時被激活了。這些困難表現為，來訪者擔心諮詢師會濫用自己作為權威和理想化客體所擁有的的權力，並沒有把這些力量用於幫助我，而是非常自私的使用這些力量去滿足諮詢師自己的自戀需要，從而對處於弱勢位置的來訪者進行剝削和掠奪，並且擔心諮詢師會對這一切加以粉飾，從而在道德上佔據制高點，壓制來訪者可能的抗議和質疑。這種景象重現了來訪者早年體驗中與父母關係的困境，使來訪者擔心自己同樣會因為對諮詢師的信任和依賴，致使自己再度無法拒絕和反抗，任由自己被諮詢師剝削和掠奪。

在這種擔憂的驅使下，來訪者會在諮詢中對諮詢師小心的觀察和測試。來訪者想要搞清楚自己是否真的處於這段關係的中心位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是否真的被置於足夠重要的位置，以及諮詢師是否在以某種不明顯的卑劣手段對自己進行盜竊和詐騙。這些懷疑一方面是由來訪者早年經歷中的創傷，匱乏和困境為模板的負性移情，另一方面也是一種相對健康的自我功能。畢竟在現實中對一個看似權威的人的盲目信任有時候確實是會導致危險和利益受損。但是在來訪者心中，信任和懷疑同時存在，又難以整合。來訪者會非常擔心自己對權威的懷疑會阻礙自己從權威那裡接受教誨和智慧，甚至會破壞自己與權威之間的關係，那時諮詢師就會表現得像來訪者在小時候嘗試質疑父母時一樣，因為自戀受到挑戰而變得脆弱，甚至是出現暴怒。所以來訪者會因為自己對諮詢師的懷疑而變得矛盾和不知所措。來訪者會像小時候一樣，為了保護諮詢關係而對這些懷疑進行自我抑制，但同時會產生焦慮，困惑，阻抗以及自由聯想中的沉默。

對來訪者的進一步挑戰發生在來訪者開始對諮詢開始感到失望之時。可以想象的是，來訪者終究會對諮詢感到一些失望。可能是感到諮詢師沒有理解自己，可能是發現諮詢師忘記了自己說過的事情，可能是因為諮詢師遲到或者缺席了一些會談，可能是因為感到諮詢師不夠溫暖和包容，也有可能是對諮詢時間的嚴格限制感到挫折。總之失望是遲早會發生的。這些失望和來訪者的懷疑碰撞在一起，讓來訪者進退兩難。來訪者擔心談論這些感受會傷害諮詢師，所以會自我抑制並將這些想法排除出意識之外。但是這些失望會讓來訪者懷疑諮詢師並不是那個理想化的客體，這對來訪者而言是個非常可怕的結論，這意味著這段諮詢是沒有希望的。在另一方面來訪者又擔心諮詢師作為理想化的客體對自己是沒有興趣的，疏遠的，甚至是排斥的。並且如果自己談論了自己的失望，就會遭致懲罰或者拋棄。來訪者感到自己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和諮詢師決裂去尋找其他的希望，要麼屈服於諮詢師並且繼續自我壓抑。這兩個選擇都是極端的和分裂的，而諮詢則是為了向來訪者展示其他的可能性。

一部分來訪者會因為無法在這樣的困境中看到希望而決定離開諮詢。而另一部分來訪者會決定繼續進行這場冒險並且嘗試和諮詢師一起找到出路。讓他們能夠留下的除了那些在諮詢中體驗到被理解和被包容的美好時刻之外，還取決於來訪者內心的勇氣，力量，堅毅，以及容忍力，使得他們能夠不斷回到諮詢中來，並且試圖糾正和喚醒諮詢師，並希望諮詢師能夠理解自己的痛苦和煎熬。這恰如孩子在幻想中試圖喚醒並修復父母的努力。諮詢師需要認識到的是，對於來訪者每一次來到諮詢室中，內心都在經歷著對諮詢師的信任，希望與懷疑和失望之間的衝突和煎熬。諮詢師不應將來訪者每次能夠按照約定的時間來到諮詢視為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相反應該視為來訪者付出了相當的努力，並且忍耐了巨大的煎熬後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我總是對那些能夠和我進入長程諮詢並且堅持下來的來訪者所具有的勇氣和決心所打動。畢竟諮詢的希望有時在來訪者眼中可能相當的虛無縹緲，甚至可能只是來訪者內心勇氣和希望在諮詢師身上的投射。而那些失望和懷疑常常令人感到更加真實。

就像孩子總是會無條件的包容母親一樣。在一段持續的諮詢關係中，來訪者對諮詢師的包容也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來訪者非常不願意看見的是，諮詢師濫用了自己對諮詢師的包容，去滿足諮詢師自己的自戀，而忽略了來訪者。這就是諮詢師所面臨的自戀挑戰。所以我們應該警惕，來訪者對我們的依賴和信任，以及賦予我們的權力，很容易被體驗為對我們自戀的誘惑。對於那些對自己臨床工作缺乏信心的新手諮詢師而言，非常容易陷入一種自戀幻想，就是把來訪者能夠持續的諮詢過高地視為對自己能力和信心的肯定，就會很容易忽略對來訪者而言這種堅持背後所具有的困難和忍耐。這就像是自戀匱乏的父母會無意識的從孩子那裡奪取愛和成就感一樣，諮詢師也會面臨沉溺於被來訪者所愛所包容的好的感覺中，而失去了諮詢師的功能。所以在諮詢師的漫長的訓練過程中，我們逐漸學會了對自己的自戀保持覺察和警惕，並且儘量將它們放到諮詢工作的一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將注意力轉向尋找來訪者內心對於諮詢無法言說的衝突和困難所流露出的那一點點蛛絲馬跡。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諮詢師的任務主要是以下兩點。第一幫助來訪者感到足夠的安全，使得來訪者感到自己所持有的那些失望和懷疑不會破壞諮詢關係，也不會讓來訪者失去諮詢師的理解和抱持。諮詢師通過來訪者的言語和阻抗感受到來訪者的顧慮，並且諮詢師通過表現出想要修復諮詢關係的努力，讓來訪者感到自己仍然是處於諮詢關係的中心位置，並且來訪者不是唯一一個在意諮詢關係的人。第二幫助來訪者感到他不必再一個人惴惴不安的獨自持有這些失望和懷疑，而是可以將它們帶入到關係中來。而這一舉動不會像他想象的那樣損害了諮詢師的自戀，引發諮詢師的敵意，而是能夠被出乎意料的溫和的接納。這種接納讓來訪者在渡過了最初的惶恐之後，第一次感到他的質疑被視為一個有價值的東西所重視，而這讓來訪者感到自己作為一個整體被諮詢師所接納，而不僅僅是隻接納自己表現得好的那一面。

這意味著諮詢師儘管在諮詢中被移情投射為一個權威，但諮詢師內心具有足夠的謙遜和真誠。這使得諮詢師準備好去面對，那些對於父母而言及其困難的自戀挑戰。諮詢師在被來訪者理想化和包容的時候，諮詢師能夠從自戀誘惑中脫身出來，並且帶著一種整合的眼光看待來訪者和自己。也就是說，來訪者對諮詢師的愛背後也具有恨，恰如諮詢師並沒有那麼完美，也一定具有侷限和不足。同樣來訪者對諮詢師的恨背後也有著愛，因為來訪者之所以會對諮詢師感到失望和抱怨，是因為他們希望諮詢中有更多緊密的連接，深刻的理解，溫柔的抱持和深情的共情。來訪者在諮詢中有過一些好的感覺，這讓來訪者想要得到更多。而當來訪者沒有得到更多時，就會感到失望和抱怨。所以在來訪者能夠整合的看待諮詢師之前，需要諮詢師先能夠整合的看待來訪者和自己。

諮詢師能夠與來訪者完成這一段重要的工作的前提，是諮詢師所具有的的個人分析，系統訓練，以及臨床工作經驗。個人分析幫助諮詢師理解自己的從業動機中包含的自戀需要，從而把這些自戀需要和自己的臨床工作加以分割，並且在個人分析裡去處理這些情感。同時個人分析幫助諮詢師能夠具有整合的看待他人和自己的能力，從而認識到自己的侷限和不足。這使得諮詢師能夠接受自己不是完美的母親，從而可以容納來訪者的質疑和失望，而不會引發諮詢師自己的自戀創傷。系統訓練幫助諮詢師在一個團體的浸泡式的學習中提升自己的職業認同感，過往的臨床經驗積累也會提升我們的職業勝任力和自信。這使得我們不需要從和來訪者當下的工作中去獲取自信。所以我們可以在面對來訪者的質疑和失望時不必動搖我們作為諮詢師最基本的底氣。使得我們可以更開放的面對當下正在進行的臨床工作。

臨床工作教給我們的是，來訪者之所以願意暫時賦予我們對他們的影響力和權力，是因為來訪者希望我們能妥善的使用這些力量來幫助來訪者重新建構內在的秩序。而不是用來攻擊，貶低，羞辱，剝削來訪者。不然來訪者會使用他們的最終權力，去收回這些暫時賦予諮詢師的力量。這個過程就是諮詢的脫落。而這些行駛與我們提前結束諮詢的權力的來訪者，是在對我們之前所採用的的諮詢技術的棒喝。這個過程激發了我們內心強烈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同時逼迫我們反思之前所採用的臨床技術是否像我們一廂情願所認為的那樣的有效。這種效果常常在我們內心持續多年，成為我們不斷學習和提高業務能力的動力。

而那些還沒有和我們結束諮詢的來訪者，也不是因為我們具有妙手生化的魔力。我們也許做對了一些事情，但肯定也做錯了一些事情。而正是因為來訪者內心具有的勇氣，耐心和堅持，使得他們可以在漫長的分析中獲得相應的回報。所以無論我們如何精進自己的人格和業務能力，我們需要認識到自己終究是有著深刻的侷限，並且我們的來訪者們常常在諸多能力上具有遠超我們的天賦和潛力。而來訪者對我們的侷限和不足的認識通常深刻且直接，有時甚至遠超我們的分析師。所以在我們去做來訪者的鏡子的同時，來訪者也在做我們的鏡子。

我們應當認識到，在諮詢中，諮詢師和來訪者之間對諮詢師的侷限和不足的討論，是諮詢的固有組成部分，並且也常常是諮詢過程最具有治療意義的一部分。因為我們在給來訪者展示一種在現實中稀缺且寶貴的能力，即如何坦誠地面對自己的侷限。而這種謙遜讓來訪者自我抑制中的質疑得到了確認，主體性得到了釋放，並且賦予了來訪者可以超越我們而不必過於內疚的權力。而來訪者在一段安全的關係中探索諮詢師的侷限，這讓來訪者感到和諮詢師的關係變得真正的親近和安全，並幫助來訪者獲取以整合的方式看待他人的能力，來訪者也可以使用這種能力整合的看待自己。並且來訪者對我們的質疑和攻擊得到容納時，來訪者會發現諮詢師可以自行修復自己的損傷，並且展現一種不帶自戀的底氣和自信。這讓來訪者不必擔心自己會殺死客體或者需要討好或修復客體，從而讓來訪者感到他可以內化一個穩固而又整合的客體，從而構建一個穩固的自體。

所以精神分析的臨床工作在本質上是一個悖論。諮詢師最初擁有理想化客體的權威身份，似乎擁有巨大的權力和影響力。而諮詢師通過謹慎的使用這些力量，將自己的自戀需要放在諮詢邊界之外，從而將自戀的空間出讓給來訪者，使來訪者成為諮詢關係的中心。在這個過程中諮詢師賦予來訪者和諮詢師同等的權力和力量，逐漸把力量和權力還給來訪者。來訪者使用這些力量去體驗諮詢關係，並且在諮詢師的容納下，獲取一種整合的視角。最終諮詢師逐漸把來訪者暫時存放在諮詢師這裡的力量，權力和希望還給來訪者，來訪者最終內化這些力量，建構了更穩固更成熟和有力量的的內在結構。

最終客體和自體的侷限所激發的強烈情感在得到理解和容納後開始變得平和，內在被抑制的質疑和衝突情感也不再變得過於困擾。這使得來訪者擁有了心智化的能力，可以整合的看待一段關係，容納自己內在複雜的感受。來訪者可以重新審視與父母的關係。來訪者之前的容忍意味著孩子因為自己對父母絕對的依賴而不得不自我抑制對父母的質疑和抗議，這個過程會產生大量的委屈，悲傷，痛苦，脆弱與匱乏的情感，以及不能被當做整體而被愛的絕望。而無條件的愛，就是指當你憤怒，指責，抱怨，怨恨時，當你表現出最不討人喜歡的一面時，你仍然是被愛著的這樣一種願望。而當來訪者通過分析可以用整體的眼光去看待和父母的關係之後，他對待父母的態度也會鬆弛下來。他認識到自己是比父母更成熟，更智慧，更強大，更有力量的人。他有更多的資源和能力去超越他的父母，而他終於突破了父母的侷限帶給他的侷限。他認識到父母確實做錯了一些事情，但也做對了一些事情，即便可能做對的事情不多，但那些做錯的事情對他的影響越來越小。他可以不再害怕自己小時候的複雜感受，並且認識到自己現在已經不是絕望的依賴父母的孩子，而是可以從一個有力量的成年人的角度去體諒父母，並理解父母的能力受到了他們所處的時代和眼界的侷限。而這意味著與父母關係的和解。

精神分析在中國的繁榮，意味著當代的中國選擇了精神分析。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中國過去歷史中，幾代人經歷過的創傷和苦難，在年輕一代人之中的代際傳遞，使得在這個物質逐漸富裕的時期，凸顯出了人們精神世界的匱乏和對完美母親意象的追尋。而當代年輕人所獲取的教育，眼界和信息，使得人們不再滿足於父母對待自己的方式，也不願意對自己的孩子重複同樣的方式。人們渴望心智化的能力，從而能更整合的看待父母與子女的關係。而這樣年輕人才能與自己的父母和解，並且把自己從必須要成為完美的父母的衝突情感中解放出來，接納自己的不完美。而我相信這正是精神分析在當代中國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