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處除三害」爆火，藏了多少閹割
這樣的成績，對於一部春節檔後的冷淡期，上映幾乎零宣傳的臺灣小成本製作來說，無異於已經大獲全勝。大家紛紛感嘆，好久沒在大銀幕上看到一部真正值回票價的電影，因為劇本，因為全員演技線上。
甚至因為前期點映反應過於炸裂，影片緊急回爐進行了特殊處理，將靈脩堂屠殺戲替換成視覺衝擊力更小的版本。“拍成這樣不也照樣上映嗎？大陸導演拍不出來就別怪審查了吧。”Sir之前的文章已經說過，也就算正常，比起導演前作《復仇者之死》已經收斂了。
只是和以往國產片比算尺度大，放到世界舞臺上沒有多稀奇。
豆瓣評分一度竄到8.4，目前已經回落到8.1，目測還會略微下降一點，迴歸到理性水平。
Sir不否認這的確是一部讓人眼前一亮的復仇爽片，但大家對它一致的讚譽，更多的是來自於同行襯托。
既然尺度不大，也不算超高水平，那麼大陸導演能不能複製一部《周處》呢？
《周處》的尺度之所以能夠出現在銀幕上，歸根結底是因為它的背景在臺灣，我們看片的時候不會直接和現實聯絡起來，預設為只是一個泡泡裡的虛像。
但片中的情節一旦本土化，需要落地成為一個大陸版的故事。
這也是為什麼國產片早就發展出了一個“東南亞宇宙”，將黑幫、腐敗、毒品、器官買賣的故事，全都搬運到了泰國等地。但今天讓我們無法拍出《周處》的恐怕已經不是尺度限制。
“雖然鬼怪、韓國式的政治驚悚片、船戲、黑社會……都不能拍，但別的還可以拍啊，不拍大尺度你們就不會拍電影了嗎？”
人家的限制那麼多，光拍兒童片就能拍出大師級的《小鞋子》《白氣球》《何處是我朋友的家》。這真的能證明無論多麼嚴苛的尺度都不阻礙電影的發展麼。如果你熟知的伊朗電影都停留在20多年前，或許正可以解釋——那蓬勃的創作力，是如何被禁錮在狹小的兒童片範疇裡，直至乾涸殆盡的。
當然，伊朗近年來也有優秀的電影，不是被封了，就是導演入獄了。
其實國產片導演不是沒有探索過尺度，乃至常常突破尺度。張元的《東宮西宮》、賈樟柯的《站臺》、婁燁的《蘇州河》，王超的《安陽嬰兒》等一系列未能透過稽核，卻透過“盜版”開始流傳著。從2004年《世界》由“地下”轉為“地上”的賈樟柯，幾年後的《天註定》又轉回去了。電影《八佰》因為技術原因，取消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放映。
不可否認，《一秒鐘》《八佰》等片處理完“技術問題”後，都登上了大銀幕。這是否代表了，大陸導演可以不顧尺度地拍，有什麼地方拍過火了按照要求改改就好？
打個比方說，網上大家經常討論，為什麼家境好的孩子，敢於去冒險、去gap year世界旅行、去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夢想。
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往往趨向於循規蹈矩，只能選擇最安全保守的路徑呢？因為有家庭託底，你可以有很多次機會，夢想沒有實現大不了換個別的。
它可以先盡情做自己，反正在臺灣市場也可以收回成本，能不能在大陸上映只是一道附加題，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就好。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是會選擇冒險、在高壓線邊緣試探，還是會選擇保持安全距離、退避三舍？
不要以為《周處》順利上映，類似的電影就可以遍地開花。哪怕有這個成功先例，Sir也可以確定，下次有個和《周處》一樣的劇本，我們的導演依然會繞著走。甚至沒有人告訴你什麼東西不能拍，你也已經學會了自我刪減。婁燁在《浮城謎事》上映前41天還在接到刪改通知，歷經17天的交涉，一個鏡頭不改，同時他也放棄了導演署名權。因為暴力的程度變了，事件的性質、人物的內心就完全不同了。我想表達的所有何態度都在影片當中已經非常清楚的呈現了
我們清楚那些標準，所以，對一些棘手的故事，我們根本不拍，否則，一切都可能是竹籃打水。
已經從一開始就拒絕了某一類故事，拒絕了自我最真實的表達。導演拍的故事，不是初心，而是刨除了“雷區”後的結果。我們的電影，不是原生態的樣子，它的長勢全都是限制和修剪的體現。
我們觀眾，看到的電影，也是在全世界廣闊的視野中，遮蔽了特定內容後剩下來的。是把自我放到第一位，而不是將自我蜷縮在審查、擔憂、忌諱背後的電影。
我們太久沒見過鮮明，沒見過怪異，沒見過坦率，沒見過肆意，沒見過昂揚，沒見過無憂無慮的淡然。禁忌來自官方，來自民間，甚至，來自每個創作者都逃不開的“輿論假想敵”。
去年《燃冬》導演，來自馬來西亞的陳哲藝在採訪裡說，有一件讓他覺得“可愛”的事情，是工作人員常常會問：“導演這個能拍嗎？你確定這個能拍嗎？”在《年會不能停！》的拍攝現場裡，白客特地問導演：“咱們這個諷刺職場的，這沒有危險嗎”？
今年最不像春節檔的一部電影——《紅毯先生》也是想走諷刺喜劇路線。它的質感最像電影，但內容的尷尬，就像電影裡那句臺詞——溫吞水泡中藥，出不來味兒。諷刺明星隱婚，暗指劉德華，可這我們早在十幾年前就在八卦週刊裡知道；諷刺明星為了能領獎而專門拍“大棉襖”農民題材；諷刺演員努力不如動物保護.......
在接下來的資方與明星的打鬥裡，導演更是躲得遠遠的。
可明明甯浩當年《瘋狂的賽車》同樣可以有臺灣黑幫、販賣白粉以及冷鏈凍屍體——
今天的《紅毯先生》，也符合了甯浩在這個時代下的“維穩”的基本面。
“現在對他來說，創作和寫東西最大的出發點不是想能不能拍，而是透過寫東西想明白一個事是怎麼回事，是他認知世界的途徑。”這句話聽起來非常高大上，但，連一個自由創作的機會都沒有了。這種自我稽核，讓我們觀眾面對無比期待的好片，卻倍感苦悶無力。甚至有時候，Sir時常也會陷入這種自我審查之中，“這麼寫，會不會......”可Sir也相信，我們還有一直站在這，堅持自我表達的導演。我們不缺一擊即中的導演與劇本，我們也不缺好的作者與作品。甚至，我們還能在那些稽核沒有觸及的地方，在縫隙裡，找到自由創作的喜悅。就如《狂飆》的導演徐紀周所說，正派的劇情後面有11個部門稽核，反派則可以自由發揮。所以，我們有了這樣的“真實”的高啟強，與“符號化”的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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