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那個捅屋瓦的少年

來源：上觀新聞  

東西：那個捅屋瓦的少年

沈軼倫

在罪裏找到了罰，在逃避裏找到了責任，在猜疑中找到了信任，在內疚中找到愛。

嶺南溫度高。在廣西首府南寧，雄壯高大的木棉，焰火般盛熾的鳳凰花、羊蹄甲，和瀑布般噴湧着的三角梅、無憂花，處處展露南國特有的生機盎然。即便身處同樣的季節，當北方地區的人早晚出門還加件外套時，這裏已經是溽暑蒸人，連印象中只在金秋纔開的桂花，在此地街頭也是四季常開不敗。

從廣西民族大學相思湖學院圖書館12樓看下去時，便是以上這番草木蔥蘢的景象。高低錯落的植物，顯示着各種深淺的綠，那些蓬勃而出的枝條，幾乎要淹沒了校園建築的紅屋頂。新聞裏說，正是看中這裏的好生態，就在今年，世界上顏色最紅的鳥類——美洲紅䴉出現在相思湖邊，安下新家。

時間到了這裏，就好像有了自己的獨立節奏。東西說，在廣西，一切生物的熱度和熟度，都像開了倍速。包括故事，總是在這種“火熱、潮溼、易於使物體變質的氣候中發酵，幻想和錯覺像青草蓬勃生長”。這熱度裏，充盈着野氣橫生，孕育着生機勃勃，也蘊藏着東西一路走來的生命密碼。

1982年的夏天，東西——當時還叫田代琳的鄉村少年走出天峨中學考場之後，就剃了一個光亮的頭，這是爲了在山區生活節水，也是爲了回鄉幫父母幹農活時方便。

當他的頭髮漸漸長長的時候，家裏的玉米也全部收進了穀倉，家裏唯一讀過初中的滿姐夫大踏步地跑進家門，取出一張寫有河池師專落款的錄取通知書。

少年跳了起來並且大叫一聲。他記得那個瞬間他不小心割破了手指，猶如紀念一次誕生。從那一刻開始，這個一無所有的孩子一步一步攀登，直到走上中國作家夢想的最高領獎臺。

最新一屆茅盾文學獎揭曉時，東西以他的作品、情感推理長篇小說《迴響》摘下殊榮。這也是廣西作家首次榮膺這一中國文學領域最高榮譽。在授獎辭中，東西的《迴響》，“以富於認識和表現能力的藝術形式，探索當代城市生活的精神狀況。在社會與家庭雙線並進的結構中，抽絲剝繭、洞幽燭微，呈露和整理人心與人性的複雜纏繞。現實與心理、幻覺與真相、困頓與救贖，衝突的對話構成靈魂的戲劇，有力地求證和確認我們生活的基石：真實、理解、愛和正義”。

而東西在領獎時，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是東西，來自廣西”。

這個從廣西山村走出來的男孩，站到了燈光聚焦的位置。他說，寫作“不僅僅是技術問題，它還包括歷練、命運以及由命運刺激而產生的思想，彷彿煲湯，得用文火慢慢地熬。不着急，創作也需要自然地生長”。如榕樹垂下鬚根變成一小片森林，長大起來的他，也成爲扶持後輩的長者。

載譽歸來，在廣西民族大學相思湖學院圖書館的特展書櫃裏，擺滿了東西曆年的著作。這所大學，也自引進作家東西的同年，連續舉辦“相思湖文學大賽”，每屆都吸引了廣西全區三十多所高校參與，歷屆總參賽人數達到十多萬，發掘了衆多優秀的青年創作者。

坐在校園裏，暖風把道路上年輕學子的說笑聲傳遞過來。東西說到一件小事：在他孩提時代，農閒時要幫父親修葺老房子的屋頂。他待在室內，手持竹竿，向上仰望。每看到一點亮光，就捅一捅那裏的屋瓦，待在房頂上的父親就知道哪裏漏光，需要修補。

這個不甘於平凡的少年，以文學爲竹竿，捅開了他生命的限制。

1999年東西在老家的屋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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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軼倫：孕育《迴響》的時間線很長，但真正落筆和您2017年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擔任駐校作家的經歷有關。您在小說後記裏提到，當時在異國他鄉的校園裏，您一邊寫小說的開頭一邊構思。有人說，分開纔是真正愛的開始，在遠離故鄉的地方北望故鄉時，“故鄉”兩個字對您意味着什麼？您又如何向新加坡朋友介紹自己的家鄉呢？

東西：故鄉是一個放大的概念。對於外國來說，中國是我的故鄉；對於廣西來說，雲貴高原邊陲的天峨縣是我的家鄉；相對天峨縣來說，谷裏村就是我的家鄉。村口的大樹，雨後泥濘的土地，冬天金黃的青林，夏天漫山的野花，從地底下蒸騰起的熱氣，風聲、蟲鳴、鳥唱，還有在潮溼的日子，從山底漫上來，像大水一樣淹沒屋頂的山霧，都是我對故鄉的記憶。

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駐校半年的時間裏，和十幾個高級研修班的學員交流，他們來學習中文寫作，我也接觸了許多海外華僑。在交流中，我覺得他們對中國鄉村存在一種想象，這種想象是建立在文本上的，是一種類似於沈從文筆下《邊城》的純美意境。

但對我來說，我真切生活在其間的鄉村，是充滿困難的。你離開它越遠，想到它的時候就覺得它越美，但當你真的置身於這片山水時，除了美之外，你必須直面現實的困境。

沈軼倫：：比如？

東西：首先，是與外部世界的隔絕。在我的少年時代，谷裏村沒有硬化的道路，沒有通水，沒有通電，從我家走到村公所，大概要一個小時，從村公所走到鄉公社，即後來的鄉政府，要兩個多小時，山路非常崎嶇。它是一個極其封閉的地方。這種空間上的原因，總讓我覺得自己是個與世隔絕的人，身處不爲人知的角落，聽不到遠方的消息，也無法傳遞出自己的聲音，所以時常感到孤獨。同時，這種封閉既是地理環境意義上的，也帶來了物質上的極度匱乏。

我的母親告訴我，我的外婆是餓死的，在飢餓時期，村人看見樹林里長着一種鮮豔的蘑菇，就把它採了回來煮食，但這蘑菇有毒，爲了活命，他們必須立刻喝下糞水，嘔吐。小時候我也常常面臨飢餓，所以我會諦聽每一粒糧食落到地上的巨響，會對每一種使我們回到貧窮的行爲產生強烈的恐懼。

沈軼倫：當時您對村外世界的想象，萌發於何處？

東西：我少年時代，已經是“文革”末期，有時會有一些從事宣傳工作的基層幹部和老師到我們村裏來。我清晰記得，他們說着和我們不一樣的話語，穿着雪白的襯衫，那份潔白非常耀眼，代表着一種大山外面的現代文明。

11歲時，爲了去鄉政府看一場電影，我和小夥伴瞞着父母，沒有喫晚飯，來回走了12公里山路。等到電影結束，我們回程時才發現，回家的小路已經完全被漆黑淹沒，路旁的草叢裏傳來野獸的聲響。我們忍飢挨餓，冒着滾下山坡的風險，圖什麼呀？就是爲了去看一場電影，去聽外面的世界說幾句話。

村民都面朝黃土背朝天，我自己在寒暑假都要參與農活，比如鋤地、耘田和收玉米，有時暑假幹完活，身上膀子部位被曬黑到脫皮，回到學校，要再過上個把月纔會慢慢回到原來的膚色。這種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刺激着你，讓你直觀認識到，假如你想未來過得輕鬆一點、想改變現狀，那只有讀書一條出路。

童年，跟母親進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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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軼倫：當時您身邊有這樣靠讀書改變命運的前輩和榜樣嗎？

東西：當時我們村只有我的滿姐夫是讀到初中的，他當了赤腳醫生，是我們家唯一去過廣西首府南寧的人。他經常聽收音機、讀報看新聞，當我讀到初中以後，他開始和我有了深層次的交流，有時我們一起下地勞動時，他會和我說起他的見聞和最近的新聞。他後來成了縣裏防疫站的醫生，是一步步慢慢實現的。我是我們村第一個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人。

沈軼倫：滿姐夫，是最小的姐夫的意思對吧？

東西：是的。我有3個姐姐，母親生我的時候已經46歲了，她很疼我。小的時候，母親不管上山砍柴還是下田插秧，甚至在大雪茫茫的水利工地挖溝的時候，都一直把我背在身上。只有在她背石頭的時候，才把我放到胸前。後來我會走路了，她走到哪裏，就把我帶到哪裏。直到我上小學，她才讓我離開她的視線，就好像捧着一盞燈苗，唯恐我有半點閃失。一次老師家訪，她毫不猶豫把最後一隻母雞殺了來款待老師，就是爲了拜託老師在放學時能監督我們村的孩子安全走過水庫。

村莊並不都是田園牧歌的淳樸，張家、李家的事，彼此的吵架、紛爭，互相之間的欺負、傾軋，真的是一天一個進度，一天一次更新，像電視連續劇一樣，只要你稍微豎起耳朵，不用天線就能收聽。這種高度透明，讓我過早地知道爲人的艱難、人情的險惡。有時母親一邊走一邊向我傾訴，長長的山路上只有我一個聽衆，有時聽着走着我睡着了，稀裏糊塗地走了十幾步，在即將跌倒時一激靈醒來。這種聆聽和傾訴的關係，深刻影響後來我對小說的理解。

沈軼倫：小時候想過有一天會成爲作家嗎？

東西：完全沒有想過，我只是朦朧覺得，我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的父母都不認字，一生喫了許多沒文化的苦，在和人相處時受了很多委屈，所以也逼我用勁地上學。

沈軼倫：作家福克納的名言是：我的像一枚郵票那樣大小的故鄉是值得寫的，而且，即使寫一輩子，我也寫不盡那裏的人和事。所以福克納一生都在書寫“郵票大小”的家鄉奧克斯福小鎮，又將虛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置於廣闊的歷史圖卷中。故鄉於您而言，是怎樣的一枚“郵票”？

東西：福克納也說過，他對故鄉的感情，有時是愛恨交錯。沒有誰能真正離開故鄉，身體上或者心理上，故鄉都塑造了人。對我來說，故鄉的優點缺點、方言和思維方式，都進入了我的血脈，形成了我的性格、我的想象力。但我的文學理想並不起始於故鄉，而是後來上學後慢慢產生的。

有時，對作家來說，故鄉不僅溫暖作家，也用另一種方式刺激作家，正如海明威所說，作家最好的早期訓練是一個不愉快的童年。哥倫比亞曾傷害過加西亞·馬爾克斯，他甚至一度被迫離開祖國；魯迅在老家經歷了家境從小康墜入困頓時鄰里的鄙夷，從而瞭解了世態炎涼；沈從文用那麼優美的筆觸寫家鄉，但在成爲作家之前，他一直渴望離開湘西。故鄉的缺點，有時反而成就作家。

對於一個作家來說，無論走到哪裏，他的寫作都帶着故鄉的印記，不論走多遠，他都在寫自己的童年，有許多東西，他要自己在成長過程中慢慢去修正，把家鄉好的東西保留下來，把缺點慢慢去掉。如果說故鄉是“一枚郵票”，是它把我“投遞”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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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軼倫：您說，小時候春節前夕家裏要灑掃庭院、整修傢俱，您負責的一個工作是幫助父親確認屋瓦的位置。父親爬上屋瓦，您待在屋內，手持竹竿，抬頭看到哪裏有亮光就捅一捅，示意父親要修這裏。這是一個特別有畫面感的意象：一個少年，在昏暗的房間裏，去做那個尋找一絲光亮的人。

東西：我找到的第一絲光亮肯定是考上河池師專那一次。

我在村公所讀附屬初中時，只有政治、語文、數學這些科目，沒有物理，沒有化學，沒有英語，我就憑我的政治、語文、數學的成績考進了我們縣高中，是我們40多個同學裏唯一考進縣中的人。到了縣城之後，我見到了更專業的老師，我看見了物理實驗室、看見了化學實驗室，第一次看見了英語單詞。我的語文老師當時是從深圳下放過來的，數學老師是從桂林來的，他們的教學水平很高，我受益匪淺。

我這纔開始認真讀一些名家作品，比如魯迅的。我記得課本里收了一篇作家碧野寫的《天山行》，那文辭之精緻、華麗，對一箇中學生來說，真是美的享受。那篇文章寫得好，老師也講得好，他分析字裏行間的細節和謀篇佈局的道理，讓我覺得我也應該這樣寫文章。我按這個方法，寫散文，被老師拿到課堂上去唸。

其實我從小學開始就特別喜歡語文課，很多同學都不喜歡語文尤其是作文課，一上課他們就覺得頭痛。而我一上語文課就很高興，我覺得這門課比別的課都有趣。到了高考這一年，我已經看過不少小說了，開始有一點衝動，覺得也許未來我也能試試當作家。

1985年，東西打籃球

沈軼倫：當時最先湧入腦海、最想寫的是什麼？

東西：我想寫父母。爲什麼有這樣的衝動？因爲我心裏有很多委屈，我父母的辛苦、他們的勤勞善良，我都看在眼裏，我有想表達的衝動。我覺得孤獨，我的心因爲渴望產生幻想，同時，來自周邊的肯定也讓我意識到，我對使用文字是有一點天賦的。

沈軼倫：我看到您師專時代的一張照片，很瘦，穿着籃球隊服，神采奕奕，看不出長期伏案的文靜，倒是有一股不服輸的勁頭。

東西：我到現在還打籃球，也一直看球賽。1982年我考上河池師專學中文，當時就立志喫寫作這碗飯，並開始擠出業餘時間，寫小說，寫散文和詩歌，也獲了徵文獎，發表了幾篇。到家鄉中學當語文老師後，我更勤奮地寫，一篇篇一首首往報社副刊投，發表率上升。因爲經常發表文章，我被調到河池地區行政公署辦公室工作，專門爲專題片寫解說詞，再之後被調到河池日報社、廣西日報社擔任副刊編輯，最後我決定找個單位專職寫作。

我熱愛寫作，並認定它能成爲我的一條出路，還有一個非常現實的考慮就是，寫作不需要太多成本，有一支筆、一本稿紙就可以了。相比大城市，山區縣城的資源相對缺少，但在想象力和語言表達能力上大家是平等的，底層的生活和家庭的苦難，有時反而能成爲藝術創作者認識人性的富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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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軼倫：您說，寫作就像爬山，爬過的山越高，你的小說就會越好看，只有這樣你纔會有寫作的動力。您也一直強調，從20世紀90年代成長起來的寫作者是有“創新強迫症”的，如何看待這種內驅力？

東西：那是我們的寫作基因。小說需要有魔力，需要一些非常規的東西，那是一種鬼魅之氣，越是有想象力的小說就越是有魔力，這也是小說區別於報告文學和通訊的地方。

上世紀90年代，電話剛普及時，辦公室裏只有主任的電話機可以打長途。編輯們都千方百計去打，但主任把電話機鎖掉了。一天，有位編輯把她桌上的電話機拿過來，拔掉主任電話機的入線，直接插到她的電話機上打了起來。我頓時驚得目瞪口呆。一個沒有想象力的人只會在電話機的鍵盤上打主意，而一個有想象力的人可以把鎖住的電話機換掉。好的作家必須有把整個電話機換掉的想象力。

沈軼倫：您曾經說過，您寫作的信心來源於，確信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但有無數相同的心理感受。當寫出內心的祕密，纔會使讀者/作者爲之欣喜、悲憤、流汗。

東西：我們的內心就像一個複雜的文件櫃，上層放的是大衆讀物，中層放的是內部參考，下層放的是絕密文件。假若我是一個懶漢，就會停留在頂層，照搬生活，販賣常識，用文字把讀者知道的記錄一遍。但是，一個真正的寫作者會不斷地向下鑽探，直到把底層的祕密翻出來爲止。這好像不是才華，而是勇氣，就像卡夫卡敢把人變成甲蟲，就像納博科夫說文學創作是爲了展示人類想象和創作的魔力。好的作品，就是能把文件櫃一層一層往下翻。

東西中篇《沒有語言的生活》刊載於1996-1《收穫》，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

在寫《沒有語言的生活》時，我把一個盲人父親、聾人兒子和啞巴兒媳放在一個家庭裏，來看看溝通的可行性和艱難。把看不到、聽不到、說不出的困境同時放在一個家裏是需要想象力的。寫完這座“巴別塔”時我才31歲，王蒙老師讀到後非常喜歡，這部作品因此而獲得首屆魯迅文學獎。這次我寫《迴響》的時候，花了很多功夫做刑偵和心理學方面的知識準備。當作家要下筆寫10個人物時，他就得“變成”這10個人，每一個筆下的人物都是作家心靈的切片。人物切片被作家塑形，慢慢也就變成了一個豐滿的人。

沈軼倫：您早期的成名作，常常在閉塞的山村和縣城展開，但到了《迴響》，完全是在探索當代城市生活，而且也完全沒有運用廣西方言。整本書看完，幾乎看不出地域色彩，更側重於在社會與家庭雙線並進的結構中，抽絲剝繭、洞幽燭微，去呈露和整理人心與人性的複雜纏繞。

東西：到城市近30年後，我對鄉土的感覺恐怕已經不像從前那樣準確了。我開始寫城市生活，同時，我文章中的地域性也減少了。在全球化時代，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差異本身也在不斷縮小。我更在意的，是超越地域的人心的共性。《迴響》被改編成電視劇播出後，就有女性觀衆和我交流，覺得她們在婚姻裏焦灼的感受就和我筆下的女主人公是一樣的。也有讀者在讀了我的小說後，決定也去學一點心理學。這說明我寫的人物與讀者產生了共鳴。所以我希望我的創作和時代的變化、現實和心靈保持一種緊密的聯繫。另外我很感謝我一路遇到的導演和製片，他們是中國當代小說最好的讀者。

沈軼倫：2005年開始，您到廣西民族大學傳媒學院帶影視文藝理論與創作方向的研究生。就在引入您的當年，民大舉辦“相思湖文學大賽”，如今，大賽已發展成廣西的一項文學品牌賽事，發掘了很多優秀的青年創作者，您也推薦他們的作品去核心刊物發表。我想到一句話：淋過雨的孩子，如今爲別人撐傘。

東西：廣西的寫作，是一種自然生長的狀態。你們在北上廣生活的壓力固然很大，但大城市的媒體資源和關注度天然就高，發表作品的途徑更多元也更順暢。我們邊緣省份的作者，往往需要慢慢熬。

但這也是好事，速成的容易速朽，野生的生命力更強。

（備註：文中照片由作家東西提供）

簡介：

東西

本名田代琳。1966年生於廣西天峨，現爲廣西民族大學教授，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第四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2005年度小說家”獎、第六屆“花城文學獎·傑出作家”獎、2021年度“中國好書”獎、2021年度人民文學獎長篇小說獎、第五屆施耐庵文學獎、第四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等，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迴響》《篡改的命》《後悔錄》《耳光響亮》，中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等。2023年長篇小說《迴響》榮獲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

沈軼倫

解放日報社記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