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婆羅門”：中西部縣城經濟存量有限，二代繼承人優勢明顯
核心要點：
1. “縣城婆羅門”是大衆對縣城內掌握特殊資源和利益羣體的標籤化理解，一些縣城精英的關係圈裏，有醫院院長、學校校長、政府領導等熟人關係，他們之間的人情來往和利益交換已經日常化了。在經濟存量有限的縣城裏，精英的優勢就再明顯不過了。2. “縣城婆羅門”的出現，反映了長期以來縣城的資源體量和配置規則，無法適應當前縣城的功能定位。從客觀上來講，這種現象並不是導致縣城經濟利益分配不均的原因，而是一個結果的體現，縣城還需要長時間的過渡和轉型。3. 很多大城市白領雖然羨慕，但也並不會輕易選擇回到縣城，因爲他們回到縣城反而沒有了優勢，並且他們長期適應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社會交往規則，與小縣城熟人關係、人情交往的規範存在一定的張力。所以，有一些返鄉的大城市白領明顯表現出不適應。“縣城婆羅門”是網絡上的一個熱門詞，形容的是縣城存在這樣一個羣體，他們依靠家族力量進入機關或者國有壟斷行業，積累了豐富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又在代際之間進行傳遞。和“縣城婆羅門”相關的詞還有“公務員經濟”和“小鎮貴婦”，形容的都是縣域經濟生活和社會交往狀態。爲什麼這些詞會流行？背後深層次的原因是什麼？對縣域社會的發展是好是壞？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雒珊長期關注縣域經濟和縣城發展。“縣城婆羅門”這個話題是大衆對縣城內掌握特殊資源和利益的羣體的標籤化理解，代表了近些年一些互聯網現象引發的社會情緒。在大衆的視角里，這一羣體主要是指縣城內實際上壟斷資源並且便於進行二代繼承的羣體，一是包括體制內的醫師公羣體，二是包括銀行、菸草、高速，帶有壟斷性質的行業，三是包括縣城其他私營行業頭部商人羣體。我們在中西部縣城調研時發現，縣城裏的確存在一部分精英更容易佔有縣城不同領域的優勢資源，不僅是自己所處的行業，其他領域的優勢資源也能通過各種關係的交換獲得。比如在縣城做生意的頭部商人，他們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各種優勢在長期的縣城生活中不斷疊加和強化，就形成了對縣域優勢資源的壟斷。這類商人在縣城經營多年，已經建立起了強大的社會關係網，連政府部門也難免有着親戚關係、熟人關係。這種頭部商人通常還有政治參與的身份，他們的市場利益就比較依賴與地方政府的互動和社會關係的運作，這種行業內的資源和優勢也方便繼承給子代。不過，通過我們的調研和觀察發現，實際上，無論是縣城體制內還是商人精英，他們的子代並不是都留在了縣城直接繼承他們的資源，也並不一定選擇與他們一樣的行業，大部分還是獲得了高學歷進入大城市成爲職業精英。比如某縣委局長的兒子實際上在上海現在的科技大廠企業，一政府部門幹部的女兒進入了北京的互聯網企業，其他行業精英的子女大多數都在一二線城市。在我看來，“縣城婆羅門”是一種標籤化和情緒化的表達，反映出大衆對這一現象的社會情緒，但背後可能忽視了對中西部縣域經濟性質和社會運行特徵的理解。實際上，這種現象的確存在，但普遍性和嚴重性還有待評估。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但在區域上發展不平衡。大多數中西部縣城還是農業縣，工業基礎薄弱，農業生產以及延伸出來的商業和服務業纔是縣域經濟類型。與東部發達地區相比，中西部經濟體量有限，市場資源和機會有限，所以部分縣城精英依靠地方政府和社會關係的運作形成的資源壟斷現象就比較凸顯。某種程度上，這種現象意味着縣城的經濟和社會運行自有一套地方性的規則，與現代意義上的公開透明的規則存在一定的矛盾。這種現象與婆羅門的種姓制度差別還是很大，也不是個體利己行爲，而是由中西部縣城經濟發展程度和社會結構決定的。比如在縣城裏，人們很容易結成熟人關係，人情往來比較密集，往往主要依靠熟人關係和人情互動來滿足獲取經濟利益和社會生活的需求。一些縣城精英的關係圈裏，有醫院院長、學校校長、政府領導等熟人關係，他們之間的人情來往和利益交換已經日常化了。在經濟存量有限的縣城裏，精英的優勢就再明顯不過了。和“縣城婆羅門”相關的概念還有“公務員經濟”和“小鎮貴婦”。“公務員經濟”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西部縣城經濟的特徵，實際上就是指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縣城市場體量有限，缺少支柱產業，依靠地方政府體制內人員擴張帶動縣域就業和經濟消費的現象。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在缺乏支柱產業的中西部縣城，地方政府就是最大的投資主體。在最近幾年的縣域城鎮化建設中，地方政府就扮演了依賴轉移支付、借債、土地運作等方式進行縣城建設，並帶動縣城經濟“發展”的角色，而縣城內升級的商業和服務業也主要依靠體制內羣體消費，直接拉高了縣城消費層次。“小鎮貴婦”主要是指依靠縣城家庭財富和資源積累，回到縣城享受有房有車有穩定工作和家庭的高質量生活的女性羣體。這一羣體在大城市和縣城老家的選擇中，退出了大城市高壓的競賽跑道，回到家鄉縣城享受有錢有閒有品位的生活。在不同地區，“小鎮貴婦”的指向有所區別。發達地區包括了企業家子女和體制內二代們，中西部地區的確主要來源於縣城少數的上層家庭，不過經過縣城商業的升級和互聯網平臺的影響，這種“小鎮貴婦”的生活消費風氣一定程度上開始影響一些進城農民家庭的女性消費。總體上來說，這三個概念都是對縣域經濟和社會某一特徵的反映。過去人們的視野聚焦在大城市，近些年隨着縣域城鎮化的發展和返鄉潮的興起，縣域經濟和社會的一些現象引發了人們的關注，從縣城走出的大城市白領、回到縣城的二代們、進城的農民家庭們實際上在經濟機會來源、生活狀況以及心態上存在明顯的對比，這些在網絡上流行起來的概念實際上反映了當前縣域經濟和社會轉型過程中一些比較突出的矛盾現象。“縣城婆羅門”很難用好壞來評價，它是長期以來縣域經濟發展階段和社會運行規則下的客觀現象。在歷史上，地方社會精英階層的優勢地位也是明顯的，但地方社會秩序的維護往往也是依賴這些精英。只是從今天的時代背景下，縣城要發揮城鄉要素流通的紐帶作用，要實現以縣城爲載體的新型城鎮化，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進城農民家庭也要在縣城內生活，享受公共服務。這些目標的推進就必然涉及對縣域經濟發揮的功能進行調整，關於縣城的資源壟斷現象一定程度上不利於縣域經濟發展、人才的返鄉流動以及進城農民家庭的融入。比如從中西部的縣城來看，地方政府近些年雖然花費了較大成本，建立產業集聚區積極承接東部產業轉移，但這些少部分轉移過來的製造業對帶動縣域經濟發展和解決就業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同時，商業和服務業領域的市場機會也很有限，在這些領域中，縣城的精英羣體已經佔領了大部分傳統行業的位置，各種新興品牌下沉到縣城，門檻也相當高，對大部分返鄉創業羣體具有一定的排斥性。返鄉創業羣體基本上只能在低門檻同質化的新興行業裏內卷，比如奶茶店、網紅小喫、甜品店或者互聯網行業。這意味着，中西部縣城很難承擔起經濟發展、人才流動和階層躍升的功能，但作爲城鄉經濟的紐帶、帶動鄉村振興，以及爲進城農民羣體提供低成本的公共服務纔是當前階段縣城需要優化的功能。“縣城婆羅門”的出現，反映了長期以來縣城的資源體量和配置規則，無法適應當前對縣城的功能定位。從客觀上來講，這種現象並不是導致縣城經濟利益分配不均的原因，而是一個結果的體現，縣城還需要長時間的過渡和轉型。當然，地方政府調整公共資源投入的方向以及優化信息公開和資源分配製度，有利於減少這類現象的發生，以及弱化這類現象的消極後果。實際上，經過中國幾十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不同區域和城市層級之間已經在各個層面產生了巨大的差距，包括經濟發展、公共服務、文化價值等方面。大城市白領和縣城二代們自然呈現出不一樣的生活狀態，大城市白領通常憑藉個人能力在發達的市場中心獲得了比較優質的市場機會，收入明顯高於小縣城，但競爭壓力大，生活節奏快，通常沒有父代的支持也承擔不起在大城市買房的成本。而有父代資源作爲支持的縣城二代們，生活安逸穩定，壓力比較小，但縣城在職業發展、社會交往、休閒娛樂、公共服務等方面仍然存在着限制。很多大城市白領雖然羨慕，也並不會輕易選擇回到縣城，因爲他們回到縣城反而沒有了優勢。並且，他們長期適應了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社會交往規則，與小縣城熟人關係、人情交往的規範存在一定的張力。所以，有一些返鄉的大城市白領明顯表現出不適應。這兩種生活狀態某種程度上代表了現代城市流動社會和傳統鄉土社會的不同邏輯，大城市代表着充分湧流的機會，但也要面臨着高壓和競爭。小縣城代表着安逸穩定，但也意味着存在一定的封閉性。當前，這種差異化的經濟水平和生活狀態，仍然會長期存在，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分層逐漸進入低速階段，大多數年輕人雖然會羨慕和躺平，但也都結合職業規劃、家庭目標和生活價值做出了最理性的選擇。不得不說，今天年輕人相對公平的發展機會仍然在大城市，大城市和縣城服務的人羣和目標存在很大差別，中西部的縣城還不能等同於城市。在以縣城爲載體的新型城鎮化目標中，中西部縣城必須要強化其統籌優化縣域公共服務的功能，提高縣鄉村公共服務的水平，保證公共資源的投入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避免公共資源成爲少數羣體的私人利益。（本文已收入騰訊新聞“陌生的鄉土”專題，點擊閱讀原文可以查看更多精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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