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Feminism,聽起來是個經過漫長歲月而歷史悠久的詞,或許現在還會有些許的、帶有衝突意義的火藥味。但從這個詞在1837年被髮明至今,甚至沒有超過200年時間,而距離第一部系統闡釋、說明女性權益與揭露社會性別不平等地位的著作,也絕不能與上千年前愛琴文明時就已凸顯其特徵的父權、男權制度相提並論。1792年,被認為“第一位女權主義者”的女性作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了《為女權辯護》一書,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女性在私有財產、受教育權、政治權利等方面遭遇的不平等對待甚至壓迫。不過,在沃斯通克拉夫特之前,還有17世紀時就出現的瑪麗·埃斯泰爾,她創造出英國第一次成體系的、規模化的女性主義抗爭運動,以及與沃斯通克拉夫特同年代的瑪麗·戈茲。她們都為女性主義理論的闡發、群體運動的形成和思想解放,提供了契機與可能。
聽起來一切都美妙極了(在一些人聽來或許是刺耳極了):女性挑戰了既有的權威,反抗了部分或絕大部分束縛其行動的枷鎖,選擇創造新的自由、揮舞起不同於以往的新的旗幟。她們看起來是如此光鮮,她們似乎得到了名聲與所設想的逃出軌道與框架的生活。但實際上,埃斯泰爾的思想仍包含對男性的服從與對女性家庭勞動的贊同,根深蒂固的父權觀念已在她的頭腦中紮根,使其無法絕對與父權制割席;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當時的社交圈內因言論大膽、出格而飽受質疑,被認為是作出了有損女性社會名譽的事情;戈茲創辦了女性俱樂部,後因她在法國大革命中遇害,俱樂部也隨之解散。
女性主義從來都不是容易的、光鮮的、使人得到主流社會認可與榮譽的差事。相反,它總是招致危險與敵意,導致災禍與造成困境。20世紀初,女性主義(Feminism)在譯成中文時曾表達為“女權主義”,後因“權”字展示出的Power(權力)顯得偏激、自大,容易招惹麻煩,後更多人使用“女性主義”這類更加溫和的說辭對女性倡議、表達、訴求加以描述,以免遭致惡意中傷或汙名化的標籤。
事實上,即便修改了對“Feminism”的翻譯,願意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的人仍然不在多數。一方面,女性主義時常是對女性保護、權利呼籲等倡議者的思想總稱,其中又可以細分為自由女性主義者、激進女性主義者、馬克思女性主義者等多種流派,許多人又處於各自不同的階級,例如白人中產階級女性,是男權社會中獲得了較多利益供給的群體,她們的保守主義思想拒絕與激進女性主義者被一同稱呼;而強調平等、解放的馬克思主義者又認為自己的任務實際上是對抗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女性主義不過是其任務的組成部分之一。再加上網絡輿論對女性主義的抨擊與仇恨,讓更多女性主義者選擇犬儒式的、更加修正主義的方式活動,而不是激烈的、反抗的。
於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幾乎所有人都在談女性主義,這個觀念炙手可熱到電影、圖書、文創等不同消費領域都恨不得與之保持密切聯繫,卻鮮少擁有著廣泛影響力的明星、偶像或是公共人物跳出來說:“嘿!我就是個徹頭徹尾的女性主義者”。在這方面,他們/她們表現得更加謹慎、措辭嚴謹,例如“我倡導男女平等”“我們需要同工同酬”,但這並不代表“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
楊笠也沒有直截了當地告訴所有人“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但她做了件所有與女性主義沾邊的人都慎之又慎的事:直白、簡單、粗暴地把男性主導的社會體系揭露出來,用一句“他那麼普通,卻那麼自信”,毫不留情地宣告了一次戰爭——在兩性關係的複雜問題裡,其實最簡單、也最沒有人願意承認的,就是男性群體中普遍存在的地位優越感,這是來自於其背後父權制社會的根本支撐。
她就用一句話,讓一整套父權制的假面土崩瓦解,讓那套優越的性別規則被拉下神壇,讓女性意識到對男性的崇拜竟如此虛假,讓男性看到自己處於性別上位者優勢時的傲慢。這種對男性的揭露又被認為帶有典型的“矮化”特性,這是一套父權社會中用在女性身上屢試不爽的馴化方式:“女人不需要聰明只要能嫁個好人家”“如果工作太累就別做了,找個人照顧你”“科學可不是女人可以輕易嘗試的東西”“相夫教子,就是你一生的幸福”……男性卻尚未品嚐過同樣的性別標籤化與次等化的滋味。要知道,1955年之前,甚至沒有Gender(社會性別)的概念,所有性別均以Sex作為區分,而這類建立在生理性別特徵上的詞彙,必然不會為女性帶來多少好處。
這樣看來,楊笠惹惱了男性集團,因為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的成功、生活的順遂,哪怕只是某種人格上的自信,都或多或少地與背後的父權制度體系有著某種關聯,更沒有男人會像女人那樣從出生開始就被限定、被貶低、被禁止,從而習慣甚至根本無意識於這些信息。同時,她又在讓本身謹慎於偏激、激烈式說辭的女性主義者感到太過於尖銳,讓仍然處在男性集團控制範疇中的女性們因男性的不悅而對其積蓄敵意,讓原本與她同一戰線的女性因擔憂大規模的圍攻而止步不前。
於是她顯得如此獨木難支、孤立無援。因為任何一位試圖為她披上盔甲,為其聲援的人,都被扣上了無數抽象、空洞的“帽子”:挑起性別對立、女拳師、吃女性主義流量、取關了……在看似公開、平等、共享的互聯網社會中,自由、多元的言論正在被壓制,取而代之的,是愈發保守、犬儒、固化的輿論意見,尤其是兩性話題上,敵意與憤怒正不斷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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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has not country
女人沒有Country✶
我們對抗一切✶
@TuTouSuo™️
這句話來自弗吉尼亞·伍爾夫:“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譯為“作為女人,我沒有祖國。”這當然是種隱喻式的說法,“country”代表著某種Social Community,社會共同體,需要歷史、榮譽、史詩故事與具有克里斯馬魅力的英雄人物共同喚醒個體的無意識記憶,使其不需要任何外在連接,便能夠實現身份認同與主體性確認。如果他所涉足的地方,無不使其感到充盈的自我承認與主體價值的欣賞,使其持續不斷地獲得對身份、性別特徵的滿意,那任何位置、任何空間,都可以成為一座“country”,允許他在其中自由生長。
反之,一切將變得艱難無比、分崩離析。
在現代歷史公認的歐洲文明史中,地中海沿岸的愛琴文明是古希臘文化的孕育之地,在那裡,米諾斯王朝、克里特-邁錫尼文明誕生,又用了上千年的時間發展、沿襲,最終時間流淌,歐洲文明的文化遺產在荷馬時代、古典時代、古風時代中得以積累,創造出了輝煌的、令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家們垂涎瞻仰的古希臘黃金時代。
當然,如果想要瀏覽賞析更漫長的歐洲歷史與里程碑式的瞬間,我們怎能忘記茨威格寫下的《人類群星閃耀時》,穆罕默德、拿破崙、斯科特、托爾斯泰、賽勒斯·菲爾德、列寧…14個人類歷史上驚心動魄的、改變世界的故事,14位具有史詩氣質的英雄,他們是文豪、是領袖、是科學家、是音樂家和政治家、是梟雄是戰士,他們留名於歷史,卻從未被時間褪色、削減魅力。
這就是不屬於女性的世界,這就是為什麼伍爾夫發出“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這樣悲壯口號的原因:歷史、公共與家庭教育、社會倫理道德、政治權利、市場就業機會、社會關係…這些與整個社會結構密切相關的組成部分中,在20世紀第一次女性主義革命興起前,它們幾乎未曾向女性合理、充分地敞開過懷抱。反而以具有統治性的男性集團思維,持續馴化著女性意識,使其愚昧、木訥、麻木、卑屈於家庭生活,成為家庭中“看不見的女性”,便成擁護父權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症患者”。
女性主義內部被割裂了,覺醒的女性不僅要對抗來自整個社會的傾倒似的壓力,還要面臨被女性群體排擠、厭惡的艱難窘境。原因不是女性患上的“厭女症”,而是社會結構、性別制度體系的集體“厭女”“仇女”症狀。
沒有任何一個天然具有社會優勢的人(如果有任何人意識不到這個問題,請問問為什麼女性洗手間裡會出現男性兒童小便池)在理解處於劣勢地位的他者時,會產生同情、可憐、愛惜的情感,如同偶像劇中男性角色對女性角色的救贖一般,是上位者對下位者的權力俯視。但當原本處於客體地位的女性強勢要求平等,並指出其享有太多“特權”時,此前和諧的上下位、俯視與被俯視的關係便會立刻瓦解,站在男性立場上,這不是簡單的“對父權社會制度的剖析與透徹認識”,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自我否定”:
我的地位怎麼可能是靠性別紅利獲得的?我本來就應該自信不是嗎? 從小所有人都告訴我要照顧弱勢的女性,怎麼現在不對了?奮鬥目標不就是“家有賢妻事業有成”嗎?“男主外女主內”難道不是常態嗎?為什麼會出錯?
沒有歷史、沒有過去、沒有先驅與英雄偶像的女性,一方面需要尋找自我認同,終其一生理解所謂解放、獨立與自由的內涵,另一方面必須持續不斷地對抗、鬥爭著帶有敵意與威脅的其他對象(享受父權制生活優勢的男性與被馴化為服務該制度的女性)。
瑪麗·安·艾凡思需要用喬治·艾略特的筆名發表作品以避免遭到不公正的評價;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和安妮勃朗特分別以埃利斯、貝爾等男性名稱作為筆名,原因是“女性作者容易遭受偏見;我們注意到,評論家們往往用人格作為武器對我們進行批判,將奉承視作一種獎勵,而不是真切的讚美。”
伊麗莎白·愛森斯坦在《作為變革動因的打字機》中認為,打字機的無差別式印刷剝奪了個人的性別特徵,使寫作從男性壟斷中脫離出來,為女性提供了新的機會。
僅僅是寫作,在一個被現代人看作是如此“無用”的領域,都需要女性隱藏在文字背後,如同幽靈鬼魅般創作,便可知在其他領域,女性希望獲得一席之地將是如何艱難的行為。這是一場望不到頭的戰爭,是一段連“人類群星閃耀時”都不被記錄在冊的女性從開始意識到“不對勁”到如今真正站出來說“我拒絕”“我爭取”“我想要”的漫長曆史,而我們,只不過是這段歷史中,試圖託舉它,使其不至於再次被淹沒、被遺忘的微不足道,但十分重要的角色。
有人說,“楊笠是你們的施暴武器”,對男性的施暴、對男性的汙名。是,或許她是我們的武器,一把在所有人越來越保守、越來越謹小慎微的時代竟然如此大膽擦槍走火、敢說敢講的武器,是以最簡單卻最有效的方式,戳破父權社會的幻象與謊言:
沒有平等,只有高高在上的privilege 。
【附言】
我寫了太多太多太多關於女性主義的文章。今天拿出來全部重讀了一遍,發現自己的觀點正在變得更加充盈、豐實,不是簡單地拿著理論照本宣科並認為女性主義就是簡單的“獨立女性”或“強權女性”,也認清楚更多女性群體內部的危機與對立,女性與男性的基本關係。因為這種複雜、多元的考量,讓我在發表觀點時更加謹慎和仔細,有時候面對矛盾比較突出的問題時,也會選擇犬儒式地對待,甚至拿出大家批評我們的那套邏輯:“好好做你的考研機構別好為人師”。說實話,這次的事件完全可以寫個無性別無關的角度話題,既有流量、真正“蹭”上熱點,還沒有觀點上的爭議,不會因為立場原因、身份性別原因被“扣帽子”或再次面對後臺的“諷刺”。
但我討厭這樣畏縮的自己。也許現在的楊笠魂穿幾年前的自己,她也會想,這句“他那麼普通卻那麼自信”要不要寫在稿子裡,但那時候的她,那時候有稜角、會愛恨、能夠感知到“這世界不對”的她,也許才能夠真正改變點什麼。
抱著這樣的想法,抱著惴惴不安卻又不斷看向幾年前熱血澎湃的自己的目光,我寫下了這篇文章。
也許只有不害怕,只有相信女性的力量足夠團結,我們才能站在一起,對抗一切。
成為武器,但不是施暴,而是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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