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鮮讀！金龍出海的機遇與挑戰

2024-04-26 10:30
北大滙豐PFR

身處全球經濟的大變局中，中國一直以積極的姿態擁抱變化，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理論與實踐並行，經濟發展的高速列車開足馬力。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標誌着中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十餘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雙向投資超3800億美元，其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超2400億美元。即便在中美貿易摩擦、世界疫情等重大危機的影響下，依託“一帶一路”平臺，中國對外投資仍保持較高規模，中國國際話語權在不斷提升，更包容、普惠和有韌性的全球價值鏈正在形成。

在加強與東南亞地區以及其他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上，中國堅持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以大型基建爲代表的合作在東南亞擴散開來，逐步搭建起多元資產交易及服務平臺。中國高鐵在亞洲大陸上馳騁，如同一條“鋼鐵巨龍”穿越衆多山脈和水系，成爲連接世界的橋樑。“志合者，不以山海爲遠”，共享型的投資與合作模式爲合作國家帶來了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在由歐美色彩繪製的世界經濟版圖上，中國的實體經濟正在描繪濃墨重彩的一筆。新形勢下深化對外開放需要立足新的環境，支持中國的優秀企業主動進行跨市場的產業鏈供應鏈配置。

現如今，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與流量均穩居全球前三，我們需要考慮以更大力度鼓勵國內金融機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與其自身風險收益偏好相匹配的優質資產配置。金融體系需要更加靈活地適應中國企業投資海外的新需求，把握中國企業進行產業鏈、供應鏈重新佈局的客觀需要，在加大金融開放力度的同時提升應對風險的能力。

基於以上背景，我們策劃了本期主題：“金龍”出海——全球化重塑下的海外投資，邀請張燕生、陳慶、屠新泉、林雙林、陳真、張信軍、龐溟等一線專家和學者共同探索、研究、解讀這一話題。另外，我們還邀請了諾獎得主托馬斯·薩金特針對人工智能與ChatGPT相關話題展開討論，爲讀者提供發散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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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際環境中經濟安全保障的影響力和破壞力顯著上升，一個相互依存的浪漫時代結束了。影響力主要體現在金融危機後，全球化陷入停滯、全球貿易投資減速、全球供應鏈重塑，造成了發展要安全的戰略、結構和成本的調整。破壞力主要體現在全球地緣政治衝突加劇，美國部分勢力推動技術脫鉤、產業脫鉤、貿易脫鉤的態勢，正在形成對全球化的破壞。中國企業出海正是新形勢下的突圍之路。

中國企業通過新加坡可以更便捷地進入東南亞市場，進而輻射到亞洲、中東乃至非洲地區。近年來，衆多中國企業已經成功在新加坡投資並取得了顯著成果。這些企業的投資領域涵蓋了金融、製造業、服務業等多個領域，並呈現出明顯具有時代特點的新趨勢。

經過多年的經濟和貿易的快速發展，同時得益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投資，東南亞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營商環境也持續改善，這也使得後續的中國企業投資更加便捷，而且投資風險比早年顯著降低。

完善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清單動態管理機制，將清單調整公開化，簡化行政審批流程，爲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賦予更大的主動權。

香港正處於全力拼經濟、謀發展、吸引企業、匯聚人才的階段。香港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製造業佔比高，是經濟韌性的重要來源，特別是在後疫情時代。鑑此，特區政府適時提出再工業化，利用物聯網、人工智能、新材料、智能生產等創新科技，推動高附加值產業鏈落地發展。

未來，我國“走出去”企業應立足科技創新，加碼技術研發，積極努力嵌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的前端環節。根據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按照產業結構由低到高的演變趨勢，逐步將已不具有競爭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低端製造業向東亞和東南亞國家轉移，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升本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和國際分工參與水平。

中國企業應改變傳統視角下海外投資主要遭遇的是東道國政治風險方面挑戰的認識，更多地爲應對新型安全審查和經營合規風險制定預案，做好準備，增加投資透明度，改進 ESG 實踐，加強綠地投資，在價值觀貿易、供應鏈安全、保持企業競爭力之間艱難尋求平衡，儘量降低合規風險。

隨着ESG義務內容的增多、投資環境不斷變化，以及東道國政策不斷調整，國際投資中有關ESG的爭議在近年來受到持續關注。中國投資者在進行國際投資時不僅需要關注項目本身的運營情況，還需要對東道國的法律環境、政策變化及爭議解決等方面有充分的瞭解。

我國外貿結構優化本質上是我國產業升級的外在表現，以新能源汽車爲代表的“新三樣”整合了我國現有產業資源，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爲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

得益於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人民幣跨境結算投資業務的展開，我國投行利用自身在跨境交易方面的優勢，大力發展收益互換和期權等業務。國際業務中，除香港以外收入還相對較少，其他地區業務的貢獻還有待增加；境內外要素整合，創造協同價值的能力還有待提高。

中國高新技術領域的國際競爭和戰略佈局尤爲重要，需要從國家層面進行頂層設計，構建更爲完善的法律和政策體系，以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風險防範能力。對於企業而言，提升法治思維和合規意識同樣是其成功“走出去”的關鍵。企業應主動適應國際法律規則，加強合規管理，構建專業的法律風險防控體系，有效應對國際市場中可能遇到的各種法律風險和挑戰。

企業境外上市執行安全審查制度，境內企業境外發行上市應依法合規經營，完善內部控制制度，規範公司治理和財務、會計行爲，遵守國家保密法律制度，遵守外商投資、網絡安全、數據安全等國家安全法律法規。

以商業生態思維重塑出海投資“全球本土化”實踐，是企業克服水土不服的一道良方和必經之路。更高質量的出海投資需要充分發掘“全球本土化”的內涵，針對當地市場特點，有機組織當地生產要素，融入全球商業生態，以適應更加區域化、扁平化、多元化的全球產業鏈。

目前，不少“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欠下中國鉅額債務，我國對內投資增長也放緩。因此，中國必須調整策略。首先，堅持經濟原則，使各方利益最大化；第二，縮小政府和國有銀行對外貸款，重組債務，避免危機；第三，重視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第四，擴大從債務國的進口，增強其還債能力。

在中國對外投資中，中國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通過國有企業和政府引導基金等方式推動對外投資。根據 2020—2023 年商務部公佈的對外投資公報，近些年我國對外非金融直接投資中，國有資本對外非金融直接投資佔 40% 左右。

隨着中國 - 中亞農業投資貿易合作規模的擴大，與之相配套的農業生產型基礎設施、農產品加工基礎設施以及將農產品向中國回運的交通物流基礎設施的建設需求也將同步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合作將爲中國 - 中亞整體農業合作提供有力支撐。

在全球化重塑的背景下，必須調整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戰略，有效地利用中國 - 東盟自貿區升級版和 RCEP 規則，有計劃地逐步在中國 - 東盟區域內構建以中國企業爲主導的區域價值鏈，將當地企業納入到中資企業的區域產業鏈和供應鏈中，促進中資企業與東盟企業建立密切的前向聯繫和後向聯繫，逐步在區域內構建與以跨國公司爲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平行的、以中資企業爲主導的區域價值鏈或生產網絡，由此打造新型的中國 - 東盟命運共同體微觀經濟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