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 DNA 搜索，是破案工具，還是會成為新型“連坐”？
＊本文只能在《好奇心日報》發佈，即使我們允許了也不許轉載＊
去年夏天，皇后區一位年輕女性在慢跑中被害。現在，這個案件的線索全部中斷了。
關於潛在嫌疑人的線索沒有任何進展。懸賞金額已經漲到了 28 萬美元以上，但是沒有任何效果。30 歲的慢跑者卡林娜·韋特拉諾（Karina Vetrano）雙手、喉嚨和手機上的陌生人 DNA 樣本與國家罪犯數據庫中的所有樣本都不匹配。
不過當局表示，如果州政府官員批准“家族搜索”，使調查人員能夠在罪犯數據庫中尋找該犯人可能的親屬，那麼被複原的 DNA 可能會成為解決案件的關鍵。
這項過去 10 年在美國至少使用了十幾次的技術代表了法醫科學領域的最新進展。雖然毛髮顯微測試和咬痕匹配等方法近年來受到了質疑，但 DNA 檢測仍然是法醫調查的一項基本內容，用於發現嫌疑人、為蒙冤之人證明清白。
家族搜索允許調查人員用更加寬泛的參數搜索罪犯數據庫，以發現犯罪嫌疑人可能的近親。執法官員表示，數據庫匹配與其說是證據，不如說是線索；在允許家族搜索的州里，這種匹配在一些重大犯罪案件的解決中發揮了作用。
不過，這種方法引發了一些複雜的道德問題，這些問題從 DNA 技術被引入那天起就一直伴隨著它。隨著民間 DNA 收集行為的增多，人們越來越擔心這種技術會遭到濫用，尤其是遭到政府機構的濫用。
包括紐約市法醫辦公室在內的一些實驗室的問題表明，DNA 證據無法徹底擺脫人為錯誤。2013 年的一份報告考察了該法醫辦公室處理的 800 多起強姦案件，發現其中幾十起案件對 DNA 證據進行了錯誤處理。
警方表示，韋特拉諾遭到了性侵犯，並被罪犯勒死。由於案件遲遲沒有進展，皇后區檢察官理查德·A·布朗（Richard A. Brown）呼籲進行家族搜索。
布朗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警察局已經用盡了所有線索。他們找到我們說：‘我們還能做什麼？’”
布朗和他的兩個副手埃裡克·羅森鮑姆（Eric Rosenbaum）和羅伯特·J·馬斯特斯（Robert J. Masters）表示，之所以韋特拉諾女士的案件很適合使用家族搜索，部分原因在於案件中的 DNA 很有可能來自行兇者。
“這是一起陌生人強姦案件。在執法歷史中，很少有更加令人恐怖的案件類型，”馬斯特斯說。
政府成立了一個由 14 名成員組成的紐約州法醫科學委員會，用於制定法醫實驗室標準。該委員會及其七人 DNA 子委員會將在下月召開會議，討論是否批准這項技術。
2002 年，英國最先使用了家族 DNA 搜索，並且第一次將這項技術應用到了判決之中。2008 年，加州成了美國第一個批准這項檢測的州。一年後，科羅拉多加入到了這個行列。目前，這項技術已經在其他至少八個州得到了應用。
皇后區檢察官理查德·A·布朗支持使用家族 DNA 搜索。不過專家表示，這項技術的憲法意義還沒有在法庭上得到檢驗。Hilary Swift/《紐約時報》
加州司法部女發言人表示，該州在七項案件中使用了家族搜索。其中一項案件被稱為洛杉磯“殘酷睡客”案。一名殺手連續迫害軟弱的女性，並在幾十年時間裡逍遙法外。後來，調查人員發現了犯罪現場 DNA 與殺手兒子的匹配關係，後者的 DNA 被保存在一個犯罪數據庫中。
這項檢測的早期支持者、丹佛前檢察官米切爾·R·莫里西（Mitchell R. Morrissey）表示：“你的社區裡有一個連環殺手或強姦犯——你是按兵不動、等待他進入你的數據庫呢，還是採取某種行動？”
在紐約，通過議會授權這項檢測的努力幾年前以失敗告終。人們提出了妥協方案：允許當局使用常規調查中自動生成的部分 DNA 匹配。事實證明，這個方案不起作用。
不過，韋特拉諾女士的案件——加上她的父親菲利普（Philip）的公開請求及其與警察局和民選官員的私下合作——重新激活了要求批准家族搜索的聲音。
這項技術的批評者表示，不管它能否取得成功，這項技術都會使 DNA 數據庫的使用範圍超出最初設想的界限。他們認為，這種做法將允許人們搜查那些恰好與犯罪分子有關的人。他們表示，考慮到罪犯數據庫的組成，家族搜索將對黑人和西裔產生不成比例的影響。
馬里蘭州公設辯護人辦公室法醫部門首席代理人斯蒂芬·默瑟（Stephen Mercer）表示：“這會創建一個在很大程度上由種族和階級定義的嫌疑人數據庫。這與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存在根本衝突。”考慮到這些問題，馬里蘭州在 2008 年禁止了這項技術。
哥倫比亞特區也禁止了這類搜索。
家族 DNA 提供的線索也曾導致了一些錯誤。新奧爾良一位電影製作人被告知，根據他父親數年前在教會主辦的家譜項目中提供的 DNA 樣本，他成了愛達荷州一起謀殺案的嫌疑人。收集這些 DNA 的非盈利組織將數據庫賣給了 Ancestry.com，後者被法院要求向警方提供他的身份。
這位製作人根據法庭命令提供了自己的 DNA。經過檢測，他獲得了清白。
Ancestry.com 發言人布蘭登·博爾曼（Brandon Borrman）表示，從那時起，該公司不再公開這個數據庫，並且沒有收到執法官員提出的關於 Ancestry 成員健康或遺傳信息的任何請求。該發言人還表示，公司將只在法律要求的情況下接受這種請求。
這項技術的支持者表示，電影製作人的案件還有另外一種處理方式；潛在嫌疑人的 DNA 樣本可以通過被丟棄的易拉罐等方式秘密獲取。
不過在一些情況下，這不是一種很方便的選項。堪薩斯州威奇托市追蹤“BTK”連環殺手的調查人員強迫一家醫院提供嫌疑人女兒的 DNA 樣本，因為她最近剛剛接受了巴氏檢查。根據這份樣本，警方獲得了嫌疑人丹尼斯·雷德（Dennis Rader）的逮捕證。後來，在承認犯下 10 起一級謀殺案以後，雷德被判超過 170 年監禁。
紐約大學法律教授埃琳·E·墨菲（Erin E. Murphy）表示，家族搜索的法律意義（即其是否受到禁止不合理搜查的第四修正案或者第 14 修正案平等保護條款的限制）還沒有在法庭上得到檢驗。
墨菲表示，執法官員支持家族檢測所依據的邏輯同樣支持其他政府數據庫的檢測，這些數據庫可能包括軍隊成員、法醫人員以及刑事被害人的 DNA 資源。不過，這種檢測很可能會面對更加廣泛的反對聲音。
作為《細胞之內：法醫 DNA 分析的陰暗面》（Inside the Cell: The Dark Side of Forensic DNA）的作者，墨菲教授表示：“家族搜索只是針對這些辯論的迂迴戰術。你不應該因為自己與某個違反法律的人有關而被剝奪一部分公民權利。”
皇后區檢察官布朗先生的發言人表示，關於政府是否將會搜索其他數據庫的問題，現在還不是回答的時機。
如果 DNA 子委員會和紐約州法醫委員會在 2 月 10 日的會議之後投票批准家族搜索，將會有一個 45 天的公眾意見徵集期。
法律援助協會和紐約公民自由聯盟已向委員會提交備忘錄，質疑這種方法的合憲性以及委員會參與該問題的權力。
紐約州各地的許多執法官員表示，同解決某些極為困難的案件的可能性相比，在公民自由方面的任何折衷都是微不足道的。支持這項技術的奧農達加縣檢察官威廉·J·菲茨帕特里克（William J. Fitzpatrick）表示：“侵犯隱私正是執法部門的工作，我們這樣做是合法的，是有授權和法庭命令的。”
作為紐約州法醫委員會成員，菲茨帕特里克將這種方法與告密者提供的信息進行了比較。“你告訴我，如果我有一條科學證據證明行兇者的兒子在監獄裡——哪一條線索更好呢？”
在紐約市，警察局長詹姆斯·P·奧尼爾（James P. O’Neill）以及布魯克林、布朗克斯、曼哈頓和斯塔滕島的檢察官都支持批准這種方法。
韋特拉諾先生承認，這種檢測可能無法找到殺害他女兒的兇手，但他表示，他將繼續倡導這種方法。“如果我不製造一些聲勢，這個問題將無人過問。我就是那個吱吱作響的車輪，我將永遠不會停止，”韋特拉諾說。
翻譯 熊貓譯社 劉清山
題圖來自 Wikimedia Commons
© 2016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