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鵬 | 他們不再是孩子了：關於“新失業群體”現狀的社會學報告
呂鵬，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經濟與科技社會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爲政商關係、企業家成長與傳承、社會分層與流動、互聯網平臺治理與技術應用、企業社會責任與創新。主要出版物有《親密關係的轉變：增長聯盟的誕生、破裂與修復》《尋找座頭鯨：中國企業是如何進行社會創新的》《社會分層理論》，譯著有《無須資本家打造資本主義》《誰統治美國》等。
近些年來在關於下崗失業問題的研究中形成的一個思維定勢是，人們所說的失業下崗往往針對的僅是國有企業的失業下崗人員，至多將原來集體企業的失業下崗人員包括在內。但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中，還存在另外一個數目龐大的失業羣體，這個羣體至今很少受到人們的關注，他們就是在本文中我們稱之爲“新失業羣體”的這麼一批人。對於他們，我們既缺少一個經驗層面上的全面描述，更沒有在政策層面上對他們進行充分的討論，至於理論層面的梳理，就更是鳳毛麟角了。本研究試圖爲改變這一現狀做一個初步的嘗試，不過，首先，我們必須闡明我們所使用的概念及意義。
一、“新失業羣體”研究：概念與意義
作爲一個便於操作的工作定義，本研究中所說的“新失業羣體”，指的是那些在調查期內，初中、高中甚至更低學歷畢業或肄業後處於失業狀態的、沒有國有或集體企業工作經歷的、擁有城鎮戶籍的年輕人。這一概念本身，有兩個顯在的關鍵詞。一是“新”，二是“失業”。“新”有兩個內在的規定性，首先從年齡的角度出發，指的是“年輕”的意思；其次從“經歷”的角度出發，把國有或集體企業工作經歷排除在外，以與那些由國有或集體企業失業下崗人員構成的“老失業羣體”相區別。本文中所定義的失業，指的是在勞動年齡內有勞動能力和勞動意願的人，在調查期內不能通過合法勞動以獲得相應收入的狀態；出於實際操作的需要，我們假定，只要在調查期內，處於這種狀態的人，而不論其以前或今後是否能夠擺脫這一狀態，都被我們納入這一範疇。
雖然依據現有的資料我們得不到關於這個羣體總體規模的確切數據,但至少可以得出兩個基本判斷：（一）在一些地方，“新失業羣體”的絕對人數已經超過了國有或集體企業失業下崗人員的人數，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長之中。以長春市爲例，2004年6月的統計數字顯示，該市9個區已有3個區“城鎮新成長勞動力”的人數超過“就業轉失業人員”，而其他6個區中兩者的差距也在逐年縮小；另有數據顯示，2001年我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1100萬人，實際新增勞動力800萬人；2002年我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1400萬人，實際新增勞動力1000萬人。在這些新增的勞動力中，實現就業的比率只在40-50%之間，這就意味着有相當一部分人要處於“待業狀態”，加入到這個“新失業羣體”中去。這也就意味着，（二）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羣體將會成爲我國失業羣體的主要組成部分，但現在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對他們的關注程度顯然還不夠。
必須說明的是，“新失業羣體”是一個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概念，因爲我們還不能找到一個業已存在的政府概念或學術術語與我們對“新失業羣體”的界定完全吻合。當然，這一概念與當下政府話語系統中的若干概念之間存在着微妙的關係，其中最爲接近的是“新生勞動力”和“城鎮新成長勞動力”。但是，不僅後兩個概念本身各不相同，且它們與“新失業羣體”也並不完全相同。我們所界定的“新失業羣體”應該是“城鎮新成長勞動力”這一概念的子集，或者換句話說，在寬泛的意義上，他們是“城鎮新成長勞動力”中的失業人羣。
什麼是“新生勞動力”? 雖然我們至今也沒有發現關於這一概念的政府界定，但可以得出兩個基本判斷：一是這一概念主要是從年齡和就業經歷這兩個角度提出的，亦即必須同時滿足年輕（至於這個年齡段的政府規定究竟是多少，我們不得而知）和沒有國有或集體企業工作經歷這兩個條件，而不管這一勞動力羣體中的成員本身就業與否。這一點從國家對“失業人員”的界定中也可以看出來：“失業人員”包括就業轉失業的人員和新生勞動力中未實現就業的人員——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 ①“新生勞動力”這個概念本身是沒有對就業狀態的內在規定的，而“新失業羣體”則包含有這一勞動者處於失業狀態的內在規定；②不管勞動者年齡有多小，如果他有國有或集體企業工作經歷後轉爲失業，同樣應該歸屬於“就業轉失業人員”的範疇而不屬“新生勞動力”範疇（政府用“下崗失業青年”這樣一個概念來指稱他們）。二是在政府的話語裏“新生勞動力”在很多場合被化約爲初、高中畢業後未能繼續升學的年輕人。具體地說，它包括兩部分人，一是城鎮未能繼續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二是農村未能繼續升學並準備從事非農產業工作或進城務工的初、高中畢業生。而在“新生勞動力”這一概念的基礎上再加上一個戶籍的限制，就構成了“城鎮新成長勞動力”這一概念，同理，它在很多場合被化約爲城鎮未能繼續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就業與否同樣沒有限定）。在政府的話語中，下崗失業人員、城鎮新成長勞動力、農村富餘勞動力三者的集合，構成了當前我國城市勞動力的總體——農村富餘勞動力中的年輕人（如青年民工）和“城鎮新成長勞動力”一起構成了“新生勞動力”這一概念的外延。
至此，我們在界定“新失業羣體”時之所以把“沒有國有或集體企業工作經歷”這一點作爲一個重要的限定的緣由和邏輯也就十分清楚了：在國家的正式制度中，是否擁有國有或集體企業工作經歷乃是某一個人能否享受到現有針對下崗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政策的一條非常重要的分界線；而本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們把目光投向這些沒有國有或集體企業工作經歷的“新失業羣體”成員的身上，去關注這樣的一個差異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及對未來中國社會發展可能造成的後果。我們並不否認這樣做帶有非常強烈的政策取向，甚至可以說，本研究最終所遵循的，亦是一條“從制度到制度”的路徑，即先由社會保障制度的規定本身引出我們的問題和研究對象，中間會跳出制度規定本身的束縛，去揭示研究對象的實際生活狀況和內心世界，但最後仍會回到社會保障制度本身，討論國家之所以如此這般規定的邏輯及可能出現的問題，並提出政策層面上的建議。
二、“新失業羣體”生成的社會背景：一個隨年齡變化的連續譜系
雖然“新失業羣體”的年齡構成是一個跨度很大的存在，但他們同時也構成了一個“漸變”的譜系：譜系的一端是很快會步入30歲的“準中年人”，他們已經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了多年；譜系的另一端是剛剛步入合法勞動年齡的十六七歲的青年，這既爲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並從中透視中國社會變遷的自然的實驗場，同時也使我們能夠在一種歷時性的對比中洞察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結構變遷中的變化是如何在不同年齡段的年輕人身上打下了不同的烙印的。我們可以得出三個基本結論。
（一）“文革後的孩子們”
構成今日“新失業羣體”之主體的這批人，自出生以來所面對的是一個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的轉型社會，或者換句話說，“以市場爲取向的全面改革”構成了他們最爲重要的一個共同生活背景。如果把他們的父母稱之爲“文革的孩子們”的話，那麼，他們則可以被稱爲“文革後的孩子們”。雖然所謂“漸進式改革”是這場變革的主要特點，但其中部分改革所引發的社會震盪亦不容小覷。一個市場邏輯不斷強化的社會帶給他們的除了經濟領域內的明顯變化外，還帶來了教育、社會福利等諸多領域在政策邏輯上的重大變革。
這些變革通過兩個渠道對“新失業羣體”產生影響，一是直接作用於“新失業羣體”本身，比如他們被拋向市場，喪失制度性的社會福利等，這些我們將在後文論述；二是通過對“新失業羣體”父母的影響對他們產生間接作用。這裏想強調的是，除了考察各個不同的改革措施對今日之“新失業羣體”在成長過程的各個不同時機的影響之外，還非常有必要同時考察一下各個措施對他們父母的生命歷程的影響，因爲後者對“新失業羣體”所引發的影響可能更爲直接和深遠。在“新失業羣體”處於青春期或幼兒期，他們的父母處於三四十歲，正是家裏的“頂樑柱”的時候，一場“打破鐵飯碗”的下崗運動正開始席捲全國，幾乎與此同時“教育產業化”的口號破土而出。必須指出，無論對那些孩子還是他們的父母來說，家庭失去主要經濟來源都是異常嚴重的變故，而其他政策的邏輯（如教育）在同一時間內的市場化， 只能是“雪上加霜”——這種“多米諾骨牌效應”無論對成人還是孩子來說都是災難性的。由此引發的最爲嚴重的後果是，家庭陷入貧困或解體，孩子輟學或提前工作。在我們所調查到的今日成爲“新失業羣體”的這批人中，這樣的情況不勝枚舉：
老竇，下崗後賣苦力爲生，妻子原是小學教師，後來看到工廠效益好，就去了工廠，但是沒想到後來廠子黃了，就失業了，現在別人家做保姆，一週才能回家一次。老竇很少說話，眼神也不靈活，鄰居們說“他啊，都累傻了”。老竇的兒子竇健，1989年出生，在上小學的時候學校給減免一些學費，勉強讀完，初中在鐵路中學讀書，初一的第一個學期上完就再也上不起了，孩子輟學在家，玩，看電視，由於母親不在家，孩子也沒有人管。問起竇健每天的生活，老竇說“早上八九點起牀，喫完飯出去玩，就在大山上玩（其實就是一個垃圾山，也是附近民工的自留地），家裏沒喫的，喫不起，就撿點菜葉子，偷人家種的茄子生喫，要不就偷點玉米燒着喫”。
上面列舉的是最爲普遍的一種情況：家庭經濟受損對正處於成長關鍵階段的孩子的影響。其實，其他社會事件或運動對某些個人的影響亦不能低估，這也成爲我們在考察某一具體的個案時必須首先自覺意識到的。例如，各式各樣的“嚴打”和“掃黑”對某些人來說就是非常重要的生命事件，甚至“非典”也成爲某些個案生意失敗、失業在家的意外因素。所有的這些意在強調，雖然導致每個個案今日處於失業狀態的原因各不相同，甚至非常偶然和個人化，但都可以在社會的大環境中找到不同程度的解釋變量。
（二）“生於80年代的孩子們”
構成今日“新失業羣體”之主體的這批人，業已形成了一套完全不同於其父母以及兄長的“亞文化”，甚至可以說，他們的文化價值觀發生了顛覆性變革，我們可以把他們稱之爲“生於80年代的孩子們”（70年代末出生的孩子給自己的一個稱謂是“少年留在80年代的70年代人”）。誠如一篇語言雖尖刻但視角絕對犀利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樣，他們“拒絕長大並總覺得缺錢”：
有人說：“沒有知識就要有常識；沒有常識就要多看電視”。生於80年代的一代人，伴隨着電視機而長大，他們既不考慮知識，也不在乎常識。獨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更是爲他們確保了富足的成長環境，改變了傳統家庭“兒女多飯盆少”的局面。“兄弟姐妹”這四個字從此僅僅成了字典上的詞彙；“孔融讓梨”的情感讓人再也難以切膚體會。
生於80年代的一代人有着看似特立獨行的品格。他們選擇職業、結交朋友都憑着個人的喜好，並且在心底裏爲這種獨特而自豪。事實上，就業與交友都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很難說這種畫地爲牢式的“獨自選擇”有什麼可自豪的獨特之處。在他們看來，權威和領袖都與己無關；傳統和穩定是可笑的“老土”觀念。於是，他們追求“理想”——一種發端於物質世界的“理想”。
成長太痛苦了，蠟筆小新是他們面對環境永遠的生存方式；幼稚太艱難了，網絡和電視是不可放棄的信息交流的源泉。於是一切的時尚雜誌與電視頻道爲他們營造起了一個一個的既能實現超凡脫俗的人格鏡像，又能保持時尚品味與格調的夢境……他們掉進自足的溫柔陷阱，一邊還迷離地目視着其他代人的世界，高喊着：“真討厭！我的感覺好極了。”（韓少華，2001）
雖然上述的情況並非“新失業羣體”所獨有，而是很多生於80年代的孩子們所共同具有的文化特徵，但這些特徵在“新失業羣體”的身上，尤其是他們的婚姻觀念、性觀念、職業觀念、休閒觀念上表現得更爲明顯。
（三）“小太陽”和“啃老”
構成今日“新失業羣體”之主體的，絕大部分是“獨生子女”，這不僅意味着他們的童年可能是“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小太陽”，而且意味着今天及今後他們要面對的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家庭環境。其中有兩點需要特別予以重視。
1.童年期養尊處優倍受嬌慣，青年期負面效應開始顯現
“小太陽”的地位雖然給他們的童年帶來了許多得天獨厚的條件，但是父母的一味嬌慣在孩子步入勞動年齡後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也不容低估。比較典型的一種情況是，許多人在工作中缺乏基本的勞動技能、經驗以及喫苦耐勞的精神：
去年底，我在x花園當保安，幹了四天就沒幹了。每個班6個小時，冬天太冷了，受不了。12月我在浴池幹了半個月，不好乾，無論是環境還是氛圍都不適應，強挺了半個月，連工資都沒拿，我就沒幹了。緊接着別人介紹我去一個超市賣肉。第一天賣肉吧，一個老太太要絞陷，絞陷要剁皮，我不知道，就把皮一起給絞了，後來老太太找事，吵吵起來。事情過去了之後，師傅倒也沒說我什麼，但怎麼着事情也是因我而起的，心裏也不舒服。後來的幾天我本來以爲自己能熟練，結果接二連三的出岔子，不會割，不會賣，始終學不好，後來就不賣了。後來我親戚給我找了一份工作，就是在藥店當庫管員。每個月能有900多。幹了兩個半月。不過當庫管員責任太大，公司總出岔子，擔不了這個責任，好多老的庫管員都不幹了，我也就不幹了。再加上在那裏搬貨實在太累了，累的手都抬不起來，累都沒什麼，就是責任擔不起。我什麼都幹夠了，我好像做什麼都不合適，不幹了之後就一直在家待到現在。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除了技能培訓不夠等因素外，其童年時的經歷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這一點，在他母親的表述中表現得更爲直接：
這孩子不咋做家務，小時候不讓他做，都挺大了，西瓜籽都不會吐。瓜子也不會嗑，都是大人嗑好了給他。飯也不會做，襪子都不會洗，從小什麼都沒讓他做過。總之別人幹得下來（的事） ，他就幹不下來。
必須引起注意的是，這很可能成爲誘導青少年犯罪的一個重要因素。吉林省女子監獄社教科科長對年輕女犯犯罪原因的分析就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我們的這一觀點：
現在的（年輕人） 都是嬌生慣養出來的，都是父母供着的，想要什麼想穿什麼，說一句，父母就遞到手上了。等到有一天父母供不上了，拿不出錢了，自己啥也不會呀，不知道從哪裏拿錢，那怎麼辦？年輕人聚在一起，也成天尋思這些，沒有錢怎麼辦？年輕人聚在一起，血氣方剛，就乾點什麼偷啊、搶啊的。就這麼走上犯罪的路。你說她們本質有多壞吧，也不是。都是不知道該怎麼正當地賺錢，再加上以前不好好唸書，不知道該怎麼辦，就走上了這條道路。她們的通病都是拈輕怕重，懶。讓她幹這個不幹，那個也不幹。我們也是要改變她們那種懶的毛病。不過有些人也改不過來。進來的時候啥都不會，出去的時候還是啥都不會。她還是不知道通過自己的勞動來賺錢，出去以後還是重操舊業。
需要說明的是，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對“獨生子女”存有任何偏見。事實上，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在社會化發展上不存在顯著差別（但“懶惰”是獨生子女青少年在性格及行爲特徵方面明顯不及非獨生子女的弱點），被目前一些研究所描繪的大多數“屬於獨生子女的”特徵、現象和問題，實際上是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與中國社會巨大變革一起成長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體特徵、普遍現象和共同問題。這也正是我們要花這麼多筆墨在這一章裏討論一個“與他們共同成長的中國社會”的演變歷程的原因所在。
電影《熱辣滾燙》中，故事伊始，年近三十的女主角躺在家中的沙發上，靠啃老度日。[圖源：douban.com]
2.“反哺”能力不足“啃老”現象普遍
一般認爲，獨生子女成家立業後將要面對的是一個“421”的家庭結構，即兩個年輕夫妻要承擔四個老人的養老，同時還需要養育至少一個子女。但在我們的調查中發現，具體到“新失業羣體”，這樣的情況似乎並不多見。更爲常見的幾種情況是：（1）子女需要依靠父母的收入生活，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會選擇住在父母的房子裏，這種現象被稱之爲“啃老”；（2）不依靠父母收入生活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會選擇和父母分居，自己出去與異性或同性合租；（3）很多進入結婚年齡甚至晚婚年齡的青年會選擇同居或不同居的性伴侶，但並不選擇婚姻和子女。我們將在後面涉及“新失業羣體”本人對他們之所以如此的自我解釋，在這裏，針對第一種情況，需要指出的是“啃老”現象在父母退休，子女處於中年階段的家庭中更爲常見，對於我們所調查的“新失業羣體”中的大多數人來說，他們的父母還沒有達到可以領取退休金這樣一個年齡段，更常見的一種情況是，父母在爲生計而奔波操勞（他們事實上就是所謂的“4050 羣體”），孩子在工作上卻“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並向家長索要“零花錢”。從這裏我們除了可以看到兩代人不同的生命歷程在這樣一個轉型社會中發生了怎樣的一個戲劇性的“錯位”之外，還可以聯想到一個問題，在這些父母步入老年，沒有退休金的情況下，他們的家庭會朝什麼方向發展？他們的孩子——也就是“新失業羣體”——會“回過頭來”承擔養老的義務嗎？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新失業羣體”是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獨特羣體。他們與1980年代初所出現的“待業青年”現象的相同點，僅僅限於出現了一大批處於失業狀態的年輕人這一表面現象上。因爲今天我們所討論的“新失業羣體”與當初的“待業青年”已經不是同一類的羣體，因爲“新失業羣體”與當初的“待業青年”的家庭環境已經發生根本變化，更重要的是因爲我們這個社會業已發生的重大變遷，使得我們已不能再採用當時的辦法來解決青年人的失業問題。這些都成爲我們在文章的最後一部分將要探討的制度設計的重要背景。
三、“新失業羣體”的“工作生活”：自身的體驗和觀察者的解釋
上一部分的分析提示我們，近三十年來經濟、文化和家庭領域的重大變革，塑造了一個與過去的“失業青年”或“社會閒散人員”有着完全不同的行動邏輯的“新失業羣體”。我們可以把這些變革看作他們今日處於失業狀態的社會結構性因素，這些因素與他們生命週期中的各個不同重要時機相關聯，從而構成了影響他們整個生命歷程的重大事件或社會背景。然而，真正要使這些社會結構性因素發揮作用，還必須有一個“新失業羣體”自身對這些因素進行感知和體驗，並把它們內化爲自身行動的“慣習”的複雜過程。所以下面我們就需要直面他們的內心世界，考察上述的結構性因素是怎樣顯現在個人的感知之中的。我們粗略地將他們的日常生活劃分爲“工作生活”和“非工作生活”兩類，前者關涉的是與工作、就業、失業、收入有關的部分，後者則關注除此之外的其他領域。
在想象中，對“新失業羣體”而言“失業”似乎應是他們一個最爲重要的共同“經歷”或“體驗”。然而在實際調查中我們卻發現，與屬於他們父輩的“老失業羣體”能夠滔滔不絕地講述自己在工廠或單位的工作經歷及情緒激動地描述自己下崗失業後的心路歷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除非反覆追問“新失業羣體”中的大多數被訪者對他們的求職或工作經歷的回憶要麼輕描淡寫，要麼認爲並無任何刻骨銘心之處可言，甚至“失業”一詞用在他們身上他們都會覺得並不合適（“我都沒有就業過，我失什麼業啊？”）。之所以這樣，除了他們對就業失業的理解與我們的定義有所不同、年紀尚輕閱歷有限等因素之外，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於他們的“工作生活”有着與“老失業羣體”完全不同的特徵。其中有兩點尤其重要：
（一） 就業與失業之間的轉換頻繁而又脆弱——“準失業”狀態
我們所接觸到的很多“新失業羣體”，儘管在調查期內處於失業狀態，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在此之前沒有工作，更不意味着他今後也將處於這一狀態，對他們而言“今天工作，明天失業，後天又工作了”這一表述可能最爲貼切地描繪出了他們的“勞動狀態”：
初中畢業以後有三年時間吧，斷斷續續地打零工。在深圳呆了一年，在朋友的一個旅店裏當領班，後來那飯店兌出去了，我喜歡深圳但是能力又不行，在那地方掙700跟在家是一樣的，在外面還操心，就回來了。呆了一段時間，就去我姨那學車，學了一個多月，能上道了，考了票子。後來給人家開車拉液化氣罐，後來不幹了，太累。後來待著，然後又換……反正這個剛有點眉目就不幹了，幹膩了，就換下一個。這樣換來換去有六七個吧。
過去我們描繪某個個體的勞動狀態時，要麼是失業，要麼是就業，但通過對“新失業羣體”的研究我們發現，在就業與失業的“二分法”之外，可能還存在着另一種我們在這裏命名爲“準失業”的狀態。“準失業”意在強調被訪者在就業失業轉換上的頻繁脆弱以及由此造成的其本人對自身勞動狀態的模糊認知（例如一個被訪者不知道自己究竟屬於失業還是就業）。這是一個值得繼續挖掘的新領域。
對“新失業羣體”而言，他們之所以會輕易地放棄一份工作的最重要的主觀原因，在於他們認爲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不掙錢”，而他們之所以能這樣的客觀條件之一在於，他們一般從事的工作進入和退出的“門檻”比較低。以我們在長春市所調查的個案爲例，大多數被訪者的月收入是300-400元，而他們對自己收入的期待一般是每月1000-2000元，這樣纔夠花銷，否則覺得“缺錢”。
我是初中畢業，畢業以後在飯店打過工，但是不太好乾，一個是飯店人雜，再一個就是萬一趕上顧客脾氣不好，還得看人家臉色，我就不幹了。後來到一傢俬人的衛生紙廠子幹活，一共也就20多人，也沒簽合同，當初說能掙多一點，到時候就變樣了，找各種藉口就不給開那麼多。但是，咱們打工不就是爲了掙錢嘛，一個月三百塊錢太少了，就不幹了唄。
其實，在一部分“新失業羣體”的內心世界中，出去找份工作，更多的可能不是出於“養家餬口”這樣的生存目的，而是出於輿論的壓力，或者僅僅是爲了擺脫無聊的生活，或者兼而有之——否則的話，我們很難想象一個爲了生存的人會那麼輕易地放棄工作的機會——一旦工作出現不如意的時候，年輕人獨特的個性，亦使得他們不能夠“忍受”工作場所中的挫折和摩擦：就很容易地會選擇放棄：
我不喜歡工作。因爲工作掙得太少。要是幹我也自己幹，我不給別人打工，現在在外邊給人打工挺不容易的，人家一不高興還得說你，一個月就一千塊錢，我覺得爲了這一千塊錢不值得這樣。我以前也幹過，我在黑水路、南湖那邊幹過牀子，賣點女孩用的東西，頭卡什麼的，一天最多能掙50元。後來不幹了，太累。我就這麼在家待著有一年多了。
而對他們而言，失業期間的生活似乎可以用“閒適”來形容，年輕是他們最大的“資本”，以至於他們可以慷慨地“消費”自己的青春年華：
昨天9點起牀，喫飯。然後看電視，看的體育頻道，看了一場球賽。這不就中午了嗎？中午喫午飯，再看看電視，看看電視劇，胡亂看看。下午2：00-3：00去大壩溜達溜達，看看那裏的老頭老太太放風箏，挺有意思的。3點回來了就看看電視，看看體育節目，綜藝節目。就到晚上該喫飯了。喫完飯看看電視，到了9點就睡覺了。每天都差不多。
這樣“新失業羣體”與“老失業羣體”對待“失業”之所以會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反應的原因也應該非常清楚了。對“老失業羣體”而言，工作與下崗失業是兩個有着巨大反差的不同體驗，這種反差不僅是經濟上的受損，更是一種尊嚴感的喪失，在“訴苦”文化的影響下，他們更善於表達諸如“自己損失了什麼”這樣的話題，而“新失業羣體”並沒有這樣的體驗，對他們而言，一方面，就業與失業之間的轉換實在是太頻繁了，再加之他們還沒有真正體會到生活的壓力，或者說工作的目的不是爲了生存，所以對“失業”的心態比較平和；另一方面，他們對工作的理解和認識較之他們的父輩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他們不僅能夠接受臨時性的勞動關係，而且自身對一份工作的期許也比較靈活：
現在的我們，和父母那一輩絕對是不一樣了。誰找工作還指望能在那個單位幹一輩子啊？大家都是看如果能有更好的，就換唄！除非是你太熱愛這個工作了，願意幹一輩子。
（二） 儘管處於失業狀態，但並不意味着他們沒有收入
“新失業羣體”中最“老實本分”的“好孩子”的典型類型是：他或她“待在家裏”，日出遊戲，日落歸家，除非需要特別的消費，他們的每日花銷並不多。父母是他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但是，那些不再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新失業羣體”們（比如出去租房子同居的），他們的收入從何而來？諸如房租、伙食、水電這樣的日常生活必須支出，他們是如何應對的？
首先，不否認會有這樣的現象存在：雖然不和父母一起居住，但仍然向父母索要“零花錢”，“逃離”原有家庭的原因僅僅在於“圖熱鬧”“省心煩”“混社會”或者“求刺激”。一個被訪者這樣解釋租他家房子的兩對同居青年，這兩對青年共同生活在一個屋子裏：
他們都是和我一起長大的，因爲熱鬧就搬到這裏來了，因爲他們都有女朋友了嘛，跟父母住家裏也不方便，舌頭哪有不碰牙的，所以就住我這了。我也就是象徵性的收點房租而已，平時我們總在一起的。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對他們來說，父母已經無力支付他們長期的索要和逐漸增加的消費。對大部分“新失業羣體”而言，我們也基本上可以排除他們通過以前的工作而存有積蓄的可能：
（工作的時候） 每個月一千多元夠花嗎？
這玩意沒啥夠的，一千不夠，一萬也不夠哇。（女友接過話茬說）還不好意思說呢，平時打麻將輸點，自己再買點衣服褲子啥的，都花了。
於是，一種“依附”關係進入我們的視野。這種關係的典型表現就是“全職同居女友”或“全職老婆”：
我結婚兩年了，老公是個出租車司機。工資不穩定，有時候一千，有時候不到，說不準。我現在沒有收入，主要就是靠他。我們掙的錢也不攢，都花了！掙的多多花，掙的少少花……平時，白天他下班回來我就跟他在家待着，他掙錢都交給我，我管柴米油鹽什麼的……我就想做全職太太！也沒想過生孩子的事。
由此引發的一個新問題是，這些“全職同居女友”或“全職老婆”的“另一半”如果恰恰也是“新失業羣體”，他們又是從哪裏獲得收入的呢？ 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同居和逍遙不可兼得”，他的“失業”只能被視爲一種短暫的休息或者奔向下一份工作的過渡。除了合法的工作之外“涉黑”或者“涉灰”成爲一些人的主要收入來源：
你沒有收入，怎麼生活？
哎，我說沒有收入，不是說一分錢沒有，要是那樣，天天喝西北風啊。只是不穩定罷了。今天這掙點，明天那掙點。有時候一個月沒收入，有時候一下能掙2000多，那就出去瀟灑一下。比如說昨天上午，我就替我老大的老婆給檢察院送去了10萬，看看能不能再少整幾年。那我能不從中得點嗎？明天我還得去趟哈爾濱，替哥們“擺事”。砍人也能掙錢，只是長春的價位太低，不如北京。哎，對了，你以後要是想砍誰，就來找我，你出錢，要砍誰，砍到什麼程度，或者是隻擺擺隊型，嚇唬嚇唬他，都給你弄得服服帖帖的。
甚至還可以更玄：
我們的適應能力特別強，你隨便把我扔在哪，我都能生活下去。就比如現在，我們同時出去，10分鐘後回來，我就能拿一、兩千回來，你卻兩手空空。我不偷不搶，這就是能力。
可惜的是，我們實在是沒有足夠的想象力來重構他們在社會的縫隙中摳錢的詳細過程。不過至此我們可以總結出“新失業羣體”在失業時獲得收入的三種類型——儘管是一種不完全的歸納——“啃老”“依附”或“半依附”、“黑色”或“灰色”收入。但是，他們的消費水平和這些收入類型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對應關係，而是與他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心理密切相關：“啃老”的人可能只能維持簡單消費，也有可能過得很“浪費”；“全職女友”一方面會爲柴米油鹽犯愁，一方面可能也不排斥適當的奢侈；有“黑色”或“灰色”收入的人的消費則和他們的收入一樣是個“黑箱”。我們現在還無法在收入和消費之間進行一種列聯表式的分析，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認的：作爲年輕人，他們基本上是沒有儲蓄的一代。收入的絕大部分都被用於消費（生存或生活），這對未來的社會保障來說無疑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最後，關於“新失業羣體”的工作生活，我們形成的一個預測性判斷是，如果說造成某個具體的個人處於失業狀態的原因目前還可以更多地從“個體主觀性因素”中去進行歸因的話，那麼隨着他們步入中年，造成他們失業的結構性因素將表現得越來越明顯。這一總判斷建立在兩個分判斷的基礎之上：第一，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中國社會業已成爲一個與1980年代截然不同的社會，一個斷裂的社會正在生成，它的特徵之一就是一個社會地位再生產的邏輯已經開始顯現。只有掌握儘可能多的資本才能在社會結構中佔據較優的位置，而“新失業羣體”中的大部分人，恰恰是資本數量和結構最差的人，他們既沒有充足的資金積累，創業無望（經濟資本）；又沒有多少可利用的關係網，投靠無門（社會資本），更沒有掌握市場所需要的專業技術或學歷（文化資本），他們只能選擇底層社會所提供的就業崗位。第二，即使是獲取這些崗位的當下優勢（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年輕）他們也會逐漸消失，他們大多數人從事的是第三產業中帶有“喫青春飯”色彩的職業——甚至簡單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都不是他們就業的主流——隨着年齡的增長，新的職業機會將越來越不會提供給他們，舊的職業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可以便捷地進入退出，他們的生存空間將逐漸壓縮，他們的生存環境將更加惡劣。
四、“新失業羣體”的“非工作生活”
我們選擇三個角度來討論“新失業羣體”的“非工作生活”。
（一） 社會地位與流動：未來中國底層社會的主體
從客觀的指標來看，如果我們說“新失業羣體”屬於社會的底層，並不會引起太大的爭議。而且無論他們處於就業還是失業狀態，無論他們是有收入還是沒收入，他們都是掙扎或遊走在社會底層的一批人，他們的悲歡離合、酸甜苦辣也始終脫離不了底層社會的生活旋律。正如我們在前文所述的那樣，囿於自身所掌握的各類資本的欠缺，以及整個社會發展的趨勢，他們脫離這個底層社會向上流動的願望隨着年齡的增長也將越來越不可能，他們將成爲未來中國底層社會的主角。
這裏我們想在客觀的指標之外，強調“新失業羣體”本人對他們這種社會地位和社會流動的感知和體驗。歷史告訴我們，即使在一個社會各羣體經濟地位或社會福利相差較大的社會中，人們仍然可能獲得一種心理上的“平等感”；但在今天的社會中“新失業羣體”中的大多數人已經“自覺地”把自己歸入社會底層，脆弱的生活鏈條和疲憊的心理感受是他們的共同特徵。一個極端的說法是：
我跟你們（調查者） 的差距太大了，這都說不出來。你們吧是鳥兒在飛，我們吧就是那溝裏的蒼蠅，誰都煩我們，煩就煩唄，那能怎麼的？這世界誰能把誰怎麼樣了？我只能管自己，我還能管別人怎麼想？蒼蠅就蒼蠅，我就想當蒼蠅。
在這樣的自我認知之外“剝削感”和“壓迫感”是普遍存在的。“新失業羣體”的“剝削感”與屬於他們父輩的“老失業羣體”的“剝奪感”不同，不是基於失業前後地位的差距而更多地是來自於“工作生活”中的遭遇和經歷，比如很多被訪者所提到的在工廠勞作時企業主的“剝削”與“欺詐”；而“壓迫感”則來自於“非工作生活”中的經歷：
我恨這個社會！我覺得這個社會不應該再壓制着我們。
社會怎麼壓制着你們了呢？
（長時間沉默） 其實我一直想做個商人，但你現在什麼都沒有。做什麼都有前科（該被訪者曾有勞改的經歷） ，都受限制。我的想法其實挺大的，但我現在只能做對我有利益的事情……他們上層玩的是腦子，我們玩的是身體。我是想變好的。
以這裏個案爲引子，我們把關注點轉到他們對社會流動的認知上來。作爲年輕人，向上流動作爲一個“夢”並沒有完全消失，但現實生活中的經歷和諸多結構性的限制又常常讓他們感到這是個“白日夢”。有的人選擇了無奈地面對生活，有的人則寄希望於“一夜暴富”式的博彩。在這當中，一個特別值得指出的現象是，儘管年紀輕輕，但更多的“新失業羣體”已經不再去“想”向上流動的問題，他們不奢望自己能夠成爲一個諸如企業家、白領那樣的“成功人士”，對他們來說，更重要的是如何維持一個“正常人的基本需求”。這甚至已經體現在他們對自己子女的期望上：
孩子現在是她奶管。現在上小學。不聽話，很不聽話。不聽話的時候就打。現在打也打不聽。那也就沒辦法。她要願意唸書就讓她念。賣血也讓她念。要是不願意唸書，就不讓她唸了，她不是那塊料也念不好。女孩吧，以後嫁個有錢人就得了。有文憑當然好，沒有文憑的也能嫁個好人，是不是？
這樣的一個心態無論對於未來社會保障制度微觀上的設計，還是未來中國社會宏觀上的結構演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這裏，我們還可以窺見一個制度化的社會分層機制是如何在個體的心理層面產生影響，從而內化爲個體的心理認同的。其實這樣的一個過程早在“新失業羣體”還處於學生時代的時候就已經萌芽，比如各類所謂重點中學、重點大學、“快慢班”、“實驗班”這樣的層級劃分就已經預設了他們的“分層意識”與“可能生活”（“上重點高中就是爲了上大學，不上重點高中就是爲了趕緊找個工作”），我們現在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在制度和心理兩個層面來改善我們的分層和流動機制，使我們的社會更好地運轉起來。
（二） 社會關係與“圈子”：一個碎片化的脆弱網絡
如果像我們在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樣“新失業羣體”在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以及政治資本上都處於明顯的劣勢，那麼他們究竟能夠依靠誰？又是從哪裏獲得支持的呢？如果“新失業羣體”如我們所描述的那樣感受到“剝削”和“壓迫”的存在，那麼他們爲什麼不反抗呢？……這些問題都可以從他們的社會“圈子”中找到部分的答案。
關於“新失業羣體”，人們的一個常見的想象是，他們可以通過血緣關係獲得幫助。但事實上，處於失業狀態的他們很少從這種關係中獲得實質性的幫助（換句話說，如果能獲得幫助，他們可能也就不會失業了），這既有客觀上的限制（“大家都是窮親戚”），也有主觀上的排斥（“不願意到親戚的店裏幹活，很多東西說不清，還不如給別人打工來得爽快。”）——後者體現了我們這個社會日益冷淡的血緣關係和日益強化的利益關係。
既然血緣關係已經淡薄，社會關係的重要性就會相應上升，甚至成爲他們最重要的社會支持網。每個“新失業羣體”都有自己的一個社交“圈子”，這些“圈子”的特徵各不相同。但下列三個共性還是具有普遍意義的：
1.他們的“圈子”在社會地位、生活經歷、生活方式上具有較強的同質性，且這種社會關係中的身份複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
你既然想變好，爲什麼還和胖子這種（自稱敗類的）人來往呢？
（短暫的沉默）你和別人交往，除了看別人是什麼樣的人，還得看看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是吧？！我自己就這X樣，還能和什麼樣的人交往呢? 我去找人家，人家能甩（東北方言，理睬的意思）我嗎？胖子說我們是社會的“敗類”，他也許是，可我不是。但我只能和這種人混在一起。
2.“圈子”中的社會關係又可繼續分爲“核心”和“非核心”兩類。只有極少數人可以相互進入“核心”，更多的則是一種類似於“浮萍”的關係。
你們平日裏是不是經常粘在一起？
我們平時都各忙各的，有事的時候才聚在一起。其實你說我們這種人吧，朋友一大堆，走在馬路上隨便遇上一個人都認識，但大家都是點頭之交。真正的知心朋友沒幾個，特別是有的人，表面上和你笑着說話，背後可能還會捅你一刀，這種人最陰險。
3.在這種現象背後的，是一種普遍的不信任，這一點既影響了他們行動模式的選擇，也對諸如婚姻、求職、經商這樣的經歷產生重大影響。
在這個社會上混，靠的就是朋友多。但不是說所有的朋友都靠得住。真正你有難的時候，沒有幾個能待在身邊。連親戚，老婆都不能信。真正信得過的只有這些比較好的朋友。其他的人跟我說話，我都要在頭腦中考慮一下，過一下濾，想象它是不是騙我的……其他朋友說多了都是假的，只有在金錢上能流動的纔是真的。
於是，一種碎片化的社會關係網絡進入了我們的視野。這個網絡不是一個建立在充分整合基礎上的共同體，而是每個人以個體的形式面對每個人的鬆散結合，它脆弱到有時候甚至只能以金錢來維持。“新失業羣體”從這個網絡當中獲得的，可能是滿足日常情感訴求的對象，可能是維持日常生存需求的信息，甚至還會有最樸素的社會援助，但他們不會從中形成集體反抗的力量，至多隻能是一種“弱者的武器”式的零星應對。
（三） 情感價值與家庭預期：及時行樂與社會責任之間的模糊邊界
婚姻是人類社會非常重要的一項制度設計，通過婚姻，新的家庭得以誕生，人類社會得以延續。在中國，“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仍然是整個社會對青年男女的人生軌跡的最爲基本和不容質疑的要求。“新失業羣體”中的許多數人已經進入“談婚論嫁”的年齡，然而，我們的調查發現，與整個社會對他們的期許不同，大多數“新失業羣體”在泛婚姻問題上的現狀是：同居的多，結婚的少。
準備時候結婚啊？
這事嘛，怎麼說呢，現在同居其實也很正常是吧，至於結婚嘛，至少得等到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纔行，還得找個真正值得託付一生的人。我和他生活了兩年，感覺還是有很多不適合的地方。不過也說不定哪天頭腦一熱，就嫁給他了（笑）。我們還年輕，還沒到安定的時候。
這一現象與媒體所報道的所謂白領階層中的“單身族”“丁克族”有着根本的不同，後者選擇單身的原因主要是價值層面的“叛逆”、事業上的追求或者生活圈子的狹小，而“新失業羣體”之所以不結婚，首先還是因爲經濟層面的因素。通俗地說，作爲一種制度設計的婚姻，已經不單純是兩個人的感情問題，而是一件牽涉到家族利益、經濟利益的羣體事件；雖然最後的結果可能仍然是“門當戶對”式的社會地位的再生產，但許多家庭依然希望在這一過程中謀求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女方，表現得更爲明顯，這些都無疑增加了結婚的“成本”。
然而“結不起婚”僅僅是“新失業羣體”不結婚的一個客觀原因，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爲他們壓根兒就“不想結婚”。“不想結婚”的原因很多，有的是逃避社會責任，有的是圖個瀟灑自由，還有的，則對現代婚姻抱有深深的“恐懼”：
現在我也不相信什麼愛情了，婚姻了……我不是不想結，結婚沒有意思啊。結婚能有什麼意思？兩個人就能白頭到老嗎？我以前有個女朋友，她跟了我8 年，後來還是跟別人跑了。結婚能有什麼意思。你有錢的時候能跟你在一起，沒錢的時候就沒有了。
但是，婚姻可以抵制，性的需要卻不能抗拒。於是，同居，成了正當青壯年的他們的“最優選擇”——婚姻，可能真的是他們沒有認真去考慮過的一件事情：
我們也沒想過結婚，你說啥都沒有結啥婚呢！我們倆在一起也不討論這個問題，結婚的事放到27歲以後再說。我們倆都比較現實，實打實的，該咋地就咋地，別玩虛的，扯那個沒用。
客觀地說，僅僅從生活方式來看，“同居”同“婚姻”並無太大的區別——都必須有人承擔最起碼的日常生活的支出；而我們也不排除有人通過同居最終走向婚姻的可能。所以選擇同居的青年，往往也是選擇了一種增加自身社會責任的方式，他們當中必須得有一個人有收入來源；他們逃避的，可能僅僅是社會和家庭附加給婚姻的沉重負擔。完全逃避社會責任的方式就是隻進行婚前性行爲。必須指出的一點是，對有的男性被訪者來說，性交易已經成爲他們生活中最爲“正常”的組成部分之一。請注意，諸如明目張膽的去“嫖娼”和洗浴桑拿這樣的“涉性的行爲”，不僅是爲了滿足他們的生理衝動和排遣無聊的生活，而且也成爲他們進行“公共交際”和“人情往來”的重要場所和主要方式之一。而對有的年輕女性來說，涉足“性產業”成了她們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當然，不是所有的“新失業羣體”都是這樣的。在我們的調查中，也有很多年輕的夫妻。常見的一種模式是，男的在外掙錢養家，女的在家做家務或帶孩子，即所謂的“全職媽媽”或“全職太太”。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她們已經不在我們所界定的“新失業羣體”的範疇之內，但通過對她們的訪談可以得知，這種所謂的“男女分工”其實在更多的情況下是一種出於維持基本家庭生活而被迫採取的策略或選擇——完全可以想見，對於一個爲生計奔波的男性而言，妻子如果也出去工作，家庭可能就會“名存實亡”或者解體。對這樣一種家庭分工和結構會對夫妻雙方的生命歷程，乃至整個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還需要做進一步的探討。現在幾乎可以肯定的兩點是，第一，對有孩子的家庭而言，孩子已經成爲這些父母生命中最爲重要的部分，對孩子的關注甚至超過自己，可目前的各種制度性因素對貧困家庭的孩子的成長並不有利，如何制定出“面向下一代的政策”成爲當前一個緊迫的問題。第二，對這些家庭而言，即使夫妻中的一方有收入，但他們的經濟狀況仍然脆弱，必需消費品的價格上漲可能會成爲壓垮這些收入僅夠維持日常開支的家庭的“最後一根稻草”。
五、“新失業羣體”的未來：面向下一代的發展
作爲對上文的一個簡單小結，我們發現，無論在“工作生活”中，還是在“非工作生活”裏“新失業羣體”面對的都是一個其他失業羣體不曾面對的“制度真空”的環境。他們不像“老失業羣體”那樣有着一整套的關於勞動和社會保障的制度和機構（如單位、社會保險機構等）作爲支撐，也不像1980年代初的失業青年那樣可以通過諸如頂替、招工等制度設計重新就業。這種“制度真空”是一個在學校到市場的轉折點上發生的“制度抽離”的後果：如果說在學校時他們還可以在一個教育制度的框架內尋求支持的話，那麼一旦步入社會、進入市場，他們就不得不以零碎的個體形式面對市場和社會、完全通過自身及家庭的“神通”才能維持基本的生存。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這就需要我們去反思國家的制度設計及其實際運行。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討論國家針對“新失業羣體”的制度設計，很大程度上是在討論國家針對“新生勞動力”，尤其是“城鎮新增勞動力”的制度設計。其實，政府已經認識到了“新生勞動力”這一問題的存在，並將其界定爲現階段我國就業的主要矛盾的三大表現之一，但他們的就業問題與下崗失業職工再就業相比，顯然處於一個次要的位置。之所以如此，在我們看來，乃是建立在下列三項基本假設的基礎上的：
第一，我國的就業矛盾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重點。1980年代初的重點是大量回城知青和城鎮新成長勞動力的就業，這一問題業已通過“廣開門路，搞活經濟”，尤其是大力興辦集體企業的形式得到相應的解決。進入1990年代以後，就業轉失業的問題開始顯現，就業壓力開始集中到一批長期失業者的身上，同時，國有企業富餘人員的問題也相對突出。目前國家出臺的一系列政策主要針對的就是這個羣體。至於“新生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則相對顯得不那麼緊迫。
第二，與“新生勞動力”相比，就業轉失業人員處於更爲不利的地位，其中“4050”人員屬於“大齡困難就業對象”，因此有關方面爲其提供更爲特殊的照顧。一位受訪的基層官員的觀點即很有代表性：
從國家角度來講，新成長這批人遠不及就業轉失業這些人嚴重，就業轉失業的人一方面爲國家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可能是一個家庭的頂樑柱，但是新成長勞動力往往在家庭中只是一個附屬作用，他們還有家庭保障，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比不上就業轉失業那批人大，所以國家的重點自然要放在就業轉失業的人員身上，畢竟他們背後牽扯的是一個家庭……另外，初高中甚至大學生的素質肯定要比老的失業人員強。只要你不挑不揀，找個工作還是不成問題的。現在國家還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比較多，就業吸納能力比較強，尤其對於這些初高中畢業生來說。
另外，在政府看來，將政策的重點放在就業轉失業人員上，也是延續“三條保障線”政策的需要。總之，政府對“老中青”三代人的政策，用最簡潔的話概括，就是“保老、扶中、促青”。
第三，“新生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可以通過教育和市場兩個場域來解決（至少是緩解），所以國家也就將“新生勞動力”就業政策的重點，放在了教育和市場兩個環節上。前者表現在國家關於加強職業教育和培訓、實行勞動預備制度的政策上（大學擴招其實也應該包括進來），後者則表現在針對“新生勞動力”的就業，政府基本上採取鼓勵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的措施上，其實質，就是把他們拋向市場。
我們當然不是要對上述的三點假設進行全盤的質疑，相反，我們認爲前面所涉及的政府關於當前就業矛盾和特徵的分析是準確的，主要的政策方針是必要和正確的。然而，現在的問題是，不僅上述的假設在多大程度能夠成立本身就需要反思和質疑，而且新的情況正在或將要發生，所以在一些重要的細節問題上，似乎還有進一步推敲和研究的必要。
首先，我們所定義的“新失業羣體”，或政府所定義的“城鎮新增勞動力”，是否真的在就業市場上佔據優勢？至少從我們有限的個案顯示，他們的優勢並不明顯，甚至處於更加不利的位置。例如，國家對“老失業羣體”的再就業有着種種的政策傾斜和優惠措施，如減免稅費、小額貸款等，而這些政策和優惠“新失業羣體”統統不能享受（而與“新失業羣體”無論在年齡、生活境遇等都相差不大的“下崗失業青年”卻可以憑藉國有或集體企業工作經歷享受這些政策優惠）。再比如，現在市場上更多的就業崗位屬於技術工人，尤其是熟練技術工人更受青睞，而“新失業羣體”往往缺乏相應的專業勞動技能和勞動經驗，他們只能選擇門檻較低同時也是勞動力市場最不規範的“第三產業”就業，不僅就業的環境最爲脆弱，而且基本沒有任何的保障。這一狀況隨着他們年齡的增大會更加惡化，他們在未來的就業市場上明顯處於劣勢。
其次，他們的就業問題在多大程度上能像政府所設計的那樣通過教育和市場兩個場域來解決值得質疑。現在的一個現實是，勞動預備制度在實踐中的運行其實已經破產。而“市場主義”在某種程度上也遭遇到了困境。將“新失業羣體”完全推向市場，由市場來決定他們就業或失業與否，必然導致的一個後果就是強者越強，弱者越弱，顯然，這時就需要一個公共機構來發揮調節和平衡作用。可在“市場主義”思想的指導下，目前針對“新失業羣體”不僅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負責，而且對勞動力市場的監管力度也不夠，更沒有專門的政策法規。
2023年重慶市招聘會上的衆多求職者。[圖源：boxun.com]
最後，更重要的是，一些新的情況正在或將要發生。（1）中國未來失業人員的主體或結構將發生重要變化。隨着“老失業羣體”的年齡逐漸增大和退出勞動力隊伍，我國的失業人口將由現在的以“就業轉失業人員”爲主，轉爲以現在的“新成長勞動力”爲主。這不僅涉及一個政策的銜接問題，更有可能引發社會保障制度的重大變革。（2）“城鎮新增勞動力”在數量不斷增加的同時，在年齡上也即將步入生命週期中最重要的階段，如結婚、生子、父母衰老甚至過世，他們的負擔會更加沉重。在七、八年前甚至十幾年前，當這個羣體最初的成員剛剛跨入“待業人員”行列的時候，許多人只有十五六歲或十七八歲。對於他們來說，家裏並不特別指望他們的收入，父母的收入大體可以維持他們的基本生活。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啃老”的條件正在發生變化。對於他們來說，真正的生活纔剛剛開始，未來的路該如何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未知數。
當然，對具體制度設計的討論並非本研究的目的，也非本文的篇幅所能涵蓋。作爲針對“新失業羣體”的宏大研究的第一步，本研究想強調的是“新失業羣體”的未來保障模式的設計與選擇，不僅僅是個勞動和社會保障問題，更是一個思維模式和發展戰略的問題。本研究通過對“新失業羣體”日常生活狀況、家庭狀況、行爲模式及內心世界的揭示所試圖證明的是，不僅那些諸如“國家不管市場管，市場不管家庭管”“新成長勞動力的就業是他們自己的觀念問題而不是社會問題”“新失業羣體對社會穩定關係不大”的觀念是錯誤和危險的，而且目前整個國家的制度設計中對“新失業羣體”的漠視態度，或者說囿於智慧匱乏而採取的“逃避”策略，都是掩耳盜鈴式的消極應對。爲此，在整個社會發展戰略的考慮上，應更加強調“面向下一代的發展”，切實改善下一代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條件。現有的模式是把所有資源優勢全部向“老失業羣體”，尤其是向年齡偏大的困難羣體傾斜，而“新失業羣體”卻面對一種“制度真空”的尷尬。可如果擺在人們面前的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他們自己勉強獲得一種非正式的再就業機會，而他們的孩子處於失業狀態；另一種是他們仍然處於失業狀態，但他們的孩子有就業機會。人們會做什麼樣的選擇，應當是不言自明的。我們強調一種面向下一代的發展戰略，就是要強調將“眼前的緊迫性問題”放在適當的位置，立足長遠，形成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以及造就下一代的適應和發展能力。
〇本文原載於《社會》2005年第4期，爲閱讀及排版便利，本文刪去了註釋與參考文獻，敬請有需要的讀者參考原文。
〇封面圖爲紀錄片《三和人才市場：中國日結百元的青年們》劇照。[圖源：Youtube.com]
〇編輯 / 排版：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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