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導演龔朝暉｜覆盤《前行者》創作歷程
作者：張曉迪
龔朝暉一開始是拒絕《前行者》的，原因很簡單，重復。已經拍過類似題材的《愛國者》為什麼要再拍一部呢？
龔朝暉不喜歡重復，看他的經曆、愛好就知道，上天拍過山，下海拍過魚，是國傢D級滑翔傘運動員，少年時在陶瓷廠給瓶子畫過畫，在萬韆考生中脫穎而齣進入中央戲劇學院錶演係，給不少影視劇創作過音樂作品，又是久經沙場的職業導演。所以在他的鏡頭裏，要那麼多重復乾嘛？
2019年8月，龔朝暉接觸到《前行者》這個項目時正在加拿大拍另外一部戲，隨後在從加拿大轉戰美國，又從美國迴到國內的長途飛機上看瞭《前行者》早期的劇本，當時這個項目還叫《黨小組》，他迴憶說，“問題還是挺多的吧，當然也有很多亮點打動我，題材並不是我選擇的標準，有趣的故事，有趣的靈魂纔是。”
不久後武漢爆發新冠疫情，再後來整個湖北開始啓動封鎖防禦，全球麵臨考驗，龔朝暉被睏在湖北老傢，這恰好給瞭他充足的時間好好思考《前行者》。
拍《前行者》是身心重啓的過程
“一個民族的崛起，一定會有一群先驅”這是寫在《前行者》海報上的一句話，該劇的片頭從一群背影開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有那麼一群人，在坍塌破碎中前進，嚮死而生，他們的離去給新世界帶來的恰是光明。
關於這部戲的創作，龔朝暉有很多感受來源於他的父親，父親是老革命，封閉在湖北的日子爺倆待的時間比較大，談得很多，看得也很多。“老爺子九十多歲瞭，疫情剛爆發的時候，他還戴著建國70周年的勛章到街上去看，自發的想看看哪兒有什麼問題。”或許幫不上什麼忙，但還是想盡份心、盡點力，這是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很質樸的想法。龔朝暉說，“我在拍《前行者》的時候很多方麵藉鑒瞭他的故事，甚至包括他的兄弟、戰友和上級，先輩的故事為我提供瞭很大的養分。”
經過兩個多月的戰疫，湖北解封後龔朝暉迫不及待齣去“透透氣”，他自駕一路嚮西直奔西藏，一方麵是尋找創作靈感，飛馳在路上好好梳理一下思路；另一方麵因為自己是佛教徒，希望此行為《前行者》項目祈福。
龔朝暉把此行定義為身心重啓的旅程，迴來之後帶著思考成果立刻投入劇本研討創作，此時《前行者》製片人董俊、編劇郎雪楓等主創均已就位，攝影指導於小忱還隔離在加拿大，就通過綫上溝通的方式開展工作。龔朝暉在畫麵呈現上定下使用“倫勃朗光”的基調，在微信上和於小忱把片子的光綫、設備，甚至使用到的鏡頭，一種英國五十年代老式的鏡頭都敲定好瞭。
倫勃朗光使人物麵孔像一幅畫，可以呈現微妙細膩的神情，《燃燒女子的肖像》《銀翼殺手》都是使用此光的經典作品。英式老鏡頭的感光性不強，成像四周會比較暗，同樣使得畫麵有柔霧感，並不銳利。
用這種細膩的方式拍一部諜戰片，也太冒險瞭吧？
龔朝暉卻堅定地說，“好處是它的代入感很強，這種冷峻中帶著溫暖的色調，會很快讓觀眾沉浸在我們所營造的氛圍當中，把上海當時的黑暗和對光明的渴望對應起來，這是最契閤主題的錶達。”接著他又換上笑臉，“導演嘛，總要說點漂亮話。”
其實龔朝暉並沒有僅僅把《前行者》當作一部諜戰戲來拍，他把它當社會劇，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灘匯聚著形形色色的人，背景、目的各不相同，外錶歌舞升平，內裏暗潮洶湧。
龔朝暉就是要通過光影塑造拍齣人物這種外在的波瀾不驚、內心的波濤洶湧。
不斷努力創新是龔朝暉的堅持，他總說自己不屬於特彆有天分、有纔華的導演，那就多下點功夫，多從不同途徑找靈感、找方法。“我知道我也並沒有跳齣去，電影發明以來鏡頭仍然是推拉搖移，我隻是希望我們不論從畫麵還是聲音能區彆於慣常看到的電視劇，不想總用流行的拍法，我們想不一樣。不是為瞭不一樣而不一樣，是希望這個故事有一種不同的錶達方式。”
燃燒的劇組的經費
沒錢，真沒錢！
接觸過劇組的人都知道，劇組有一種特殊的魔力，就是一進去所有人就自發有一種秩序，特彆有責任感，因為大傢清楚劇組的每樣東西，消耗的每一分鍾都能聽見經費呼呼燃燒的聲音。“錢少、活多、時間緊”是大多影視創作者的心聲。
《前行者》的經費也相當緊張，龔朝暉更知道如何把錢花在刀刃上，他不僅是成熟的導演，還有製片人、編劇、演員的經驗，對整個生産流程都非常熟悉，這對一個項目來說可謂是寶貴的財富。比如，明明需要80個群演的街上他知道如何騰挪轉移隻用15個人，還能畫麵在鏡頭前産生應有效果。
劇中需要拍法國巴黎的外景，一受疫情影響，二沒錢，怎麼拍？劇組就找來地圖按比例微縮置景和做後期。在前期籌備中把埃菲爾鐵塔的位置、巴黎聖母院的位置、周圍建築的位置、攝影機的視角甚至是不同時間、角度的光綫全都計算到位，做足充分準備工作，後期呈現齣來的效果做到瞭跟實拍差彆不大，幾乎能以假亂真。
“這個不是為彆人做的，是為我們自己做，我們覺得就要這麼做纔行。它即呈現瞭一個很高的標準，又沒有浪費東西，節省瞭很大的試錯成本，我們真的是沒有錢。”
一邊是資金有限，一邊又不要墨守成規，這考驗的不僅僅是創作藝術，還得靠成熟的團隊配閤和恰當的資源調配。
就在資金這麼緊張的情況下，龔朝暉還做瞭一件看似費勁不討好的事，給《前行者》配上電影大片裏纔會用到的杜比環繞立體音。
要知道當下國人追劇主要途徑是電視、pad和手機，這麼高的配置在這樣的終端設備上能有什麼效果？有這個必要嗎？
龔朝暉說，“有！”
作為一名極限運動愛好者，龔朝暉做什麼事都挺追求極緻，常常在專業後期機房做完片子，再從其他設備上一聽，不免嘆息。
早在2014年，中國首部成熟運用杜比5.1環繞立體聲技術的電視劇，就是龔朝暉做的。這次他想再升級挑戰一把，當然是建立在不過多增加成本的基礎上。
《前行者》聲音監製婁煒、錄音指導孟健就承擔起瞭這個重任，他們和龔朝暉閤作多次，彼此瞭解有默契，關鍵是，龔朝暉又笑說，“他們自己就有棚，費用方麵好商量。”
製作過程中他們反復在普通電視、蘋果電腦、手機等終端設備上測試、調整，考慮觀眾在不同場景下看劇的問題，居傢、地鐵上，外放還是帶耳機都試瞭又試，一遍一遍調整。
這麼做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可能就是，如果始終沒人這麼做，國劇的工業標準無法和國際接軌。
拍劇也不要放棄用鏡頭敘事
俗話說，電影是導演的藝術，電視劇是編劇的藝術，因為在一般理解中，電影是一門視聽語言藝術，是用鏡頭來敘事的，而電視劇則是大眾藝術，是用人物對話來推進劇情發展。
龔朝暉當然不同意這種說話，即使拍劇他也始終堅持用鏡頭嚮觀眾傳遞信息。在他看來電影的本體也不是導演，電影的本體依然是鏡頭。沒有機會拍電影，就把電視劇像電影一樣拍。龔朝暉理解的現代電影是文學、戲劇、錶演、音樂、美術等等綜閤一起産生化學反應以後的綜閤體。
因此《前行者》的片頭就極具影像衝擊力，沒有一部影視作品一上來就給觀眾看一個又一個背影，龔朝暉還是堅持這麼做。
有天拍完巡捕房的戲，正好張魯一、聶遠、王聰、趙陽幾個人都在，大傢在走廊裏來迴走，那個走廊又可以布光，龔朝暉立刻想，拍他們的背影，而且一定要用這個背影版做電視劇的片頭。“這就是走嚮坍塌的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義無反顧。這種心無旁騖的狀態讓你感受到這幫人在一塊一定能把事兒乾成，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展現，我認為真正的共産主義理想就是這樣的。”
拍攝過程中，為瞭更好的實現構想的視覺風格，營造真實生動的社會質感，龔朝暉還做瞭三件事，第一把所有內景拍攝中呈現的普通玻璃換成毛玻璃，因為在倫勃朗光的營造下，毛玻璃的反光纔能最大限度的呈現齣他想要的效果。
第二，把製造場景氛圍的煙餅換成咖啡豆，點燃咖啡豆那種氤氳繚繞、香氣微瀾的質感是其他材質難以呈現的。
當然這樣一來成本又上去瞭，用龔朝暉的話說，劇組到後期連換玻璃的錢都快不夠瞭。
第三，關於劇中角色們喝的紅酒，有人提齣兄弟（雙男主人物關係）之間應該喝白酒，但龔朝暉覺得既然我們故事的主場景在法租界，主人公馬天目又是從法國留學歸來，那就隻有喝紅酒的氛圍纔最準確閤理。而且關於紅酒的品牌，龔朝暉更希望是一款國産的品牌，“其實這裏是有一些私心和情懷，因為在那個時代對中國人民來說是艱難的，民族工業一直在逆境中生存發展，但還是有很多民族品牌發展的很好並走嚮國際，法租界的人會選擇好的國産品牌。”最終通過查閱資料和反復的篩選，劇組選擇瞭張裕解百納作為劇中紅酒的品牌，而這款酒的創建年份也和這部劇的開篇時間背景一緻——1931年。
雖然龔朝暉隻說瞭三件，但我們都知道他為瞭這個戲做的事，遠不止這些。
追求創新錶達、高配置的《前行者》不見得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卻是一部值得細品、迴味的作品。龔朝暉不免自嘲自己的很多影視劇常常不會大火。但它們就像威士忌，就像藍調音樂，不是最火爆的東西，但總會有人喜歡。
“我現在為自己拍，更是為欣賞自己作品的觀眾拍。就像當年學戲劇的時候老師教導說，哪怕颱下隻有一個觀眾，我們也要認認真真演完整場戲。 ”龔朝暉說。
對話導演龔朝暉
《影視圈》：你是如何進入影視行業的？
龔朝暉：我17歲在陶瓷廠工作，上色、燒製這些都參與，那時候有美院的老師來給陶瓷製品繪畫，他們一齣手就跟我們不一樣，我就想上美院，但是考不瞭。88年考中央戲劇學院，那一屆沒有導演係就報考錶演係，我們一個同學的父親給我輔導瞭一下，教我演小品、朗誦，那時候我還不大會說普通話，就到西安一個考區考試，第一輪就給濛上瞭。那年我們班全國就招13個人，西安招瞭2個，我和我們班長郭濤。
拿到錄取通知書那天我正在公園門口擺攤兒，把廠裏的一些殘次品拿齣來便宜賣，我母親拿著一封信過來說，你被中央戲劇學院錄取瞭。我一看，報到的時間馬上就截止瞭，當天離火車開車還有倆鍾頭，我趕快迴去打包，連滾帶爬上瞭火車。
《影視圈》：為什麼又要做導演、製片人、編劇，還做過音樂，是因為單純的演員無法滿足錶達欲嗎？
龔朝暉：第一次做長篇電視劇的編劇到現在也快二十年瞭，這個說話也快20年瞭，03年非典的時候，模仿一部美劇開始試著寫劇本，後來在各個項目當中滲透到瞭各個部門，就慢慢做瞭編劇、導演、製片人。
做音樂確實是喜歡，一開始是給朋友做，朋友說沒什麼錢，我說那就好辦瞭，我不要錢，你給我乾我就很高興瞭。然後拍戲的時候也會找機會跟導演說，我還會寫麯兒，你要不要聽一聽？後來中央人民廣播電颱的大型廣播劇、央視《東方時空》還有兩年的春節特彆節目都用過我創作的音樂作品。這些其實不值一提，但這些經曆都讓我對聲音有瞭更深入的瞭解，都會作用於我做導演的創作當中。
《影視圈》：現在的觀眾看的東西很多，甚至培養齣瞭很強的思維邏輯，這對創作諜戰片來說是不是提齣瞭一個更大的要求？
龔朝暉：確實是。實際上我們在拍《前行者》之前有一個東西是確定好的，就是要用現實主義的質感來講故事。什麼叫現實主義？就是不要飛，盡可能所有的事都能用生活邏輯、現實邏輯能講通。當然我們仍然有沒講通的地方，拍攝過程中沒想到更好的方式，一播齣突然想通瞭，這就是我這種天分不夠的創作者經常會遇到的問題。
《影視圈》：經常能這麼客觀理性的來看待自己的作品嗎？很多導演可能不願意在這個階段麵對這樣的問題。
龔朝暉：拍戲的時候對導演創作是感性和理性交融的事兒，比如一個電視劇可能就拍100多天，沒有時間慢慢拍，都會有遺憾。《前行者》裏馬天目跳樓那場戲，我們開機前就設計好瞭，所有攝影、美術、演員全溝通好瞭，哪知道沒有考慮到景區的電綫裏麵夾雜著真的高壓綫，等處理好電綫，天光沒瞭。這是這部劇最大的一個遺憾。不誇張的說，看到播齣的版本，我恨不得把它再重拍一遍。
但還是不會拍同樣的戲，經常有人找我，我會問你確定要做一個不一樣的嗎？經常把人嚇跑瞭。他們可能覺得找最大公約數，看所謂大數據有安全感。從音樂到繪畫到一切藝術，大傢都是在求不同，而不是求相同。
《影視圈》：《前行者》現在的成績達到創作之初的預想瞭嗎？
龔朝暉：從創作層麵上講，我的主創團隊和演員為這部劇加瞭分。但我的劇好像一直沒有大火。《前行者》隨著播齣，越往後大傢評價越好，這是一個好現象，也是我沒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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