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欠的債，現在還沒有還清！

作者：葉辛

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鄉知青通過各種途徑大規模回城，一時間形成一股大潮，這對知青個人、農村、城市乃至整個社會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尤有迴響。我也曾是到貴州插隊的一名上海知青，由於寫作《蹉跎歲月》、《孽債》等知青小說，接觸和採訪了大量的下鄉知青，對知青回城的整個過程比較熟悉。下面，我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與所見所聞、所思所想，與大家一起來回顧這段歷史。

要講知青回城，就得先說一下知青是怎麼到農村去的。

1968年12月21日晚上，新聞廣播中播出毛主席號召：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他們高中、初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農村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要歡迎他們去。”

第二天，全國所有的報紙都發表了毛主席這段最新最高指示。當時有一些青年熱血沸騰，十分積極，咬破了手指，寫了血書，表示堅決響應毛主席號召，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從種種渠道感覺到了城鄉差別很大，不是很想去。

實事求是地說，那個時代，尋找各種理由不去農村的，還是少數。我的態度既不十分積極也沒有推脫，我和大多數人一樣——隨大流，這是我內心深處真實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鄉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到貴州農村去插隊的，當時去插隊的情景現在還歷歷在目。

那是一個乍暖還寒的日子，天還是蠻涼的，我記得坐上火車時，外面還穿着一件棉襖。方去。我們是一腔熱情去接受再教育，覺得應該在農村廣闊的天地裏大有作爲。

那時我們年輕，非常虔誠，也很狂熱，當然現在看來也有點盲目。“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好兒女志在四方”，這是我們當時的口號，現在我腦海中還回響着當時的這些聲音。

除了豪邁，我的聲音中還有些許的悲涼，當時我想：到農村去紮根一輩子，我們是不會再回來了。

當時的青年上山下鄉，是分層次的，最差的是到外地農村插隊落戶，國家基本不管，知青參加勞動，拿工分養活自己；第二個層次是到外地的國營農場，每個月32元錢；比外地的國營農場層次更高一點的是軍墾農場，每個月有36元錢生活費，發一件7元錢的軍大衣。

這在當時很有誘惑力，這些數字都是歷史的記憶，很珍貴；第四個層次是到上海市郊的農場，比如崇明、奉賢、蘆潮港、東海、大豐，儘管勞動也很艱苦，月工資只有24元錢，但是離上海近，回家很方便；還有一個層次叫自行投親插隊。

整個20世紀，移民來上海最多的是江蘇人和浙江人，只要原籍有親戚收留，知青就可以過去，在上海111萬知青中有5.1萬人到江蘇去插隊，還有3.2萬人到浙江去插隊。

從現代大都市上海來到偏遠、閉塞、貧窮的貴州，路程很遙遠，一路上我們的熱情在疲勞打擊下慢慢地冷卻了。我們坐火車到一個小型城市貴定下車，在那裏鋪稻草直接在地上睡了一晚，這對我來說還是生平第一次。第二天我們坐着卡車，顛簸了整整一天，纔到達修文縣久長那個插隊的地方。

疲勞倒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真正踏進山區、踏進山寨，面臨和我們的想象完全不一樣的農村時，內心的巨大落差。當我們到達修文縣久長時，一些知青，尤其是女知青，不願意下卡車，她們就在卡車上跺着腳叫：我們是聽毛主席話來的，是來建設新農村的，怎麼跑到這些寸草不生的山區來了。現實從一開始就殘酷地顛覆了我們以前的一切美好想法。

當時我們6個年輕人插隊落戶的地方是砂鍋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住的泥牆茅草屋。那個茅草屋從外面看就很陰暗潮溼，沒有窗戶，門是用牛屎敷的。但是生活還得繼續下去，走進茅草屋，我們開始了插隊落戶的生活。生活關、勞動關、和貧下中農結合的思想關，命運早就爲我們安排了種種的障礙，除了克服，我們別無選擇。

▲葉辛插隊的地方：貴州省修文縣砂鍋寨

初到貴州，我是用城市人的眼光來看這裏的一切，山鄉是閉塞的、遙遠的、僻靜的，山鄉里風土人情和我們不一樣，他們天天在莊稼地裏刨糧食，指望老天爺風調雨順，把這樣的日子一天天過下去。然而當10年下鄉結束，我要回歸都市時，我已經和很多農民一樣了。

10年中，我們是身在農村，心向都市。我們想家，想知道家裏的事情，想知道城市裏不一樣的事情。當時唯一的渠道就是給家裏寫信，我們一起有6個人，每個人的來信都能激起我們的興趣。信裏總是會有一些上海的情況：夏天了，天氣多麼酷熱；冬天了，上海今年怎麼冷呀，甚至黃埔劇場前的流氓行爲也會提一筆。都市是跟這些知青的心聯繫在一起的。

到了農村插隊幾年後，無論是當初寫了血書積極要去的知青，還是很無奈地被動員而去的知青，他們共同的心願是上調，是回到都市。是因爲他們不聽毛主席的話嗎？不是，是因爲他們感受到如果不回去，天天勞動，不能養活自己。我插隊的那個砂鍋寨，是方圓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從早幹到黑，要爬山涉水、挑糞、挑灰、耙田、犁田、進煤洞挖煤，一天的收入還不到6毛錢。

我身邊有一個革命的典型大隊，叫白窯大隊，每天的收入只有8分錢，是有名的“郵票隊”。爲什麼叫“郵票隊”呢?因爲“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所有的郵票都是8分錢。在插隊後期，我們所有知青的共同心願，就是我們要活下去完成一個人該完成的事——談戀愛找對象。

這10年我回上海探親3次，當時國家規定知青一輩子只能探親2次，我爲什麼有3次呢?實際上我這3次都不是用知青探親的錢，而是出版社要我改稿子回去的。一旦回到都市，我會感覺到上海的馬路特別潔淨，上海的陽光特別燦爛，上海的人民廣場特別寬闊和親切。

我想所有知青的心情和我都是一樣的，他們思念城市，特別是在農村的生活不能養活自己時，更加思念都市，更加思念迴歸。知青上山下鄉問題之所以得到解決，這和1700萬知青的心願是有關係的。

後來，思想慢慢鬆動，知青開始以各種方式迴歸城市。1973年，李慶霖給毛主席寫信，反映知青下鄉中的諸多問題。毛主席作了指示：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雖然這僅僅是一句話，但是已經認識到知青問題將來要釀成社會問題。

其實，1975年貴州省已開始解決到貴州的10600個上海知青的出路問題。當時，你可以去讀6大中專，即地區的師範、林校、衛校、財校、農校、水電學校，去讀一到兩年，到時候把你分到縣裏或者是地區部門，很多知青就是通過上6大中專學校解決問題的。

我當初是在耕讀小學教書，師範院校來招生，有三大招生優待政策：優待知青，優待上海知青，特別優待上海知青中當了民辦教師的人。我的條件都符合，但我沒有報名。安順師範的教導主任很奇怪，他說你的條件都符合，你的文化程度我們也不考覈了，只要你報名，我們就收。但因爲我當時在小學教書，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寫小說，所以我留下來了。

後來，政策進一步放寬。當時黨和國家的政策是：留在農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兩條具體政策的限制：已婚知青不能回城，另外國家安排過的，上過6大中專的，無論是安排你在地方公社，鄉里的農配站，還是縣城的農機廠，或是某某山鄉小學，只要國家給你一份工作，給你工資，算是國家給你解決了，你就不能回來了。

根據政策，知青可以通過多種途徑迴歸城市，主要有這樣幾種情況：一是考取大學，我有個朋友在當時考取了上海師範大學，讀完書後留校任教，從助教做起，一直做到教授;二是在外地參軍，轉業後回上海；其他大量的普通知青，只要戶口還沒有離開農村，只要還沒有結婚，只要沒有在當地安排過工作，都可以迴歸。

1978年、1979年，每個區知青辦門口都排着長隊，大量知青還都在農村，下鄉已經七八年了，都在辦手續想把戶口遷回來。實事求是地說，只是把戶口遷回來，不落實工作。

我只舉一個我妹妹的例子，1973年，毛主席對李慶霖的信作出“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的批示之後，政策變得人性化了。獨生子女、革命烈士子女、革命傷殘軍人子女可以回來，還有父母有多子女卻沒有一個在身邊的，有一個子女可以回來，我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妹妹又都去插隊了，她是根據這個政策回上海的。

雖然國家有了明確的政策，但知青回上海很不容易。1978年、1979年上海最緊張的是什麼?就是住房，如果你把戶口遷回來，走進這個家庭，你就有幾平方米的權利。知青回來就免不了和家庭其他成員產生利益衝突，家裏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各有各的想法。

因此，當時法院經常有這樣的案子，當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讓上戶口，父母怎樣協調都不行，必須寫保證書——在長大之後，不要房子，才讓戶口進來。我的情況和大多數知青不同。第一次考取大學回歸城市的機會我放棄了，同樣第二次考取大學的機會我也沒有要。

當時復旦大學到貴州招生，只要190分，我當時已經出了3本書，招生的老師認識我，跟我說只要你寫1篇作文，我們給你把分打得高高的，其他5門分數加起來你還不用達到90分。

我婉辭了他們的好意，當時我正在寫《蹉跎歲月》，我知道只有在我自己能掌握時間的環境裏，我才能寫完這部小說。《蹉跎歲月》完成後，貴州省作家協會把我招去，我就這樣離開了農村。

1990年，因爲領導關心，我回歸上海。當時貴州也想挽留我，省裏專門派了兩個幹部來上海看望我母親，說貴州的文化發展、文學創作需要我在那裏工作，我母親從來沒看過這麼大的幹部來家裏，就說你們實在需要我也沒辦法，你們就留着吧。

後來我獲知領導曾有這樣的表示：如果本人堅決要走，也不要硬卡。再加上我母親確實年事已高，我便再次爭取，終於調回上海。

我調回來時(吳)邦國同志是市委管組織工作的副書記，局級幹部進來一定要經過他審批。邦國同志對我說，你調回來了，不要把我當成書記，我們是朋友，你有事情直接來找我。實事求是地說，我是1700萬知青中運氣比較好的。

我們這一代知青，大部分人千方百計迴歸了城裏，雖然有一些回城後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是大部分回來的知青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有很多困頓、不解，遇到了許多問題和困難。

十年動亂，給國家造成的災難是全國性的，上海也不例外。“文化大革命”結束，這麼多人湧回上海，都安排工作很有難度，只能分期分批地由居委會來安排，好一點的由街道工廠來安排。我們上海目前有一些區長、副區長，有一些廳局級幹部，是知青出身，他們就是從居委會、街道一步一步走上來的。

也有一部分國營廠礦，比如造船廠、鋼鐵廠，安置了一部分知青，能夠進到這樣工廠工作的知青，那是最好的，好的國營大廠一個月可以拿46元錢。但是實事求是地說，儘管出了一些幹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的知青還是在普普通通的勞動崗位上。

前幾年我插隊的修文縣縣長到上海，要我找20個曾經在修文縣插隊的知青，一起聚聚，座談一下。我選了各個層次的知青，有當教授的，也有普通職工，有下崗的，也有回來找不到工作的。

座談後要喫飯時，有兩個知青說今天的菜很好，貴州的茅臺很香，但是抱歉我們不能喫了，我們要去上班了。我就奇怪，已到喫晚飯時間還上什麼班？原來他們中一個是酒店保安，晚上飯店生意好，車子多，很忙；還有一個在機關值夜班，幫人家看門。

還有一次我因爲工作關係到一家賓館，迎面遇到一個當年女知青，她抱了很多換洗下來的被單、枕套什麼的，她本想回避我，但迎面走來想回避也來不及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打了一個招呼。

我問她做什麼，她跟我說回來之後沒有找到工作，沒有什麼文化，只能做這個。我問她每個月收入多少？她說也就是500到700元。

《孽債》

我有一個從小一起長大的很要好的朋友，我在《孽債1》、《孽債2》中都寫到他。他從延邊插隊回來，因爲媽媽在電影院工作，回城後頂替媽媽在電影院管理冷氣設備，他管得很好。

讀書的時候同學們就形容他：除了暖水瓶的膽壞了不能修以外，他什麼都能修。錄音機壞了他能修，電視機壞了他能修，一個桌子腿壞了，家長說扔出去吧，他說不要扔，一個下午就修好了。

就是這樣一個聰明的人，現在下崗了。年前我們知青聚會，我問他在做什麼？他說電影院不景氣，他下崗了。現在管理空調，一個月1500元，他已經很滿足了。我說太不像話了，這個老總我認識，我去跟他說。

他說你千萬不要說，這個工作很不好找的。我這個年齡，人家看到我就說：老伯伯，你怎麼還來找工作，你叫你孩子來找吧。他再能幹人家不要他，這就是我們這一代知青的困境。

留下的知青的命運也很坎坷，雖然當地政府比較照顧，但是由於各種原因，大部分人生活並不盡如人意。前兩年北京一個報告文學作家跑到延安，專門訪問了目前還留在延安的知青，寫了一份報告，我看了都觸目驚心。

留在延安的，受到延安各級政府關照的，從事的幾乎就是兩個職業：一個是看大門，還有一個是燒鍋爐，爲什麼？

知青無非是當時的初中生、高中生，在當今講究學歷的時代，他們毫無競爭力，只能去燒鍋爐、看大門。

當年，1700萬知青從中國的大城市、中型城市湧進廣闊的農村，真是波瀾壯闊。用今天的話來說，它是掀動了社會，觸及了很多很多家庭。

千千萬萬的人一擁而下，客觀上產生了很多問題，比如生活問題、住房問題、喫飯問題、收入問題、青年人的戀愛問題。很多人都把這些問題提出來，問題出在哪裏呢?問題出在一轟而下。事實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

從1955年開始，我們黨和國家爲了安置讀了初中、高中沒有找到工作的青年人，就提倡過上山下鄉。在1955—1965年這10年當中，整整下去了100萬人，總的來說還是比較有效的安置，所謂安置就是說喫飯有保證、住房有保證、你的未來有保證。不是說這10年上山下鄉一點問題也沒有，但是相對來說比較有序。

“文化大革命”這10年中知青一擁而下，產生的問題就多了，就像毛主席自己所說的，“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李慶霖給毛主席寫信，他當時寫了很多實際問題，他兒子理髮沒有錢，每次回到家裏來狼吞虎嚥地喫飯，因爲他在鄉下喫不飽飯，還有嚴重的開後門現象，當時的確暴露了很多問題。

我們這代人中出現了知青作家羣，出了幾個全國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們這代人中幾乎沒有出優秀的化學家、物理學家、醫學家，爲什麼？

作家在生活當中有了感受，對我們中華語言有了領悟，找到了適合個性的表達方式，就可以成爲作家。但是優秀的科學家不同，自然科學的很多東西必須要循序漸進。從這樣一個意義來說，這是一段蹉跎歲月。

十年動亂給中國帶來了很大戕害，蹉跎歲月給整整一代人也造成很大的戕害，有很多沒有還清的債，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孽債》這本書和這部電視劇，有更爲深層的意義。

我總說7個字，叫“歲月蹉跎志猶存”。在這一代人中，不是沒有有志向的人，他們力爭要爲國家、爲民族做出一些貢獻，“志”還是存在的。

回憶這段難忘的歲月，對我個人來說，第一，在上山下鄉10年7個月的日子裏，我思考了我們這一代知青的命運，我們經歷了三個思想階段：

最早比較虔誠、比較狂熱、比較盲目；到了農村這個比較嚴酷的現實中，產生了困惑，無所適從，想離開；最後開始覺醒，想真正從鄉間小路上一步步走出來。

第二，10年7個月的插隊生活教會我用農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這是我人生經歷中最大的一筆財富。正是在這些日子裏，我思考了上山下鄉知青這一代人的命運，瞭解到中國農民的生活是怎樣的，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們沒有更多的需求，希望有一頓飽飯喫，希望在天寒地凍時有一件棉衣禦寒。我覺得這段經歷對我來說非常珍貴，影響了我的世界觀、價值觀。

第三，因爲經歷過上山下鄉，我由衷地感覺到，我們改革開放這30年來，中國人開始聰明起來，開始靈活起來，開始選擇了一條比較正確的道路。改革開放這30年來，中國不是沒有風雨，不是沒有波瀾，但是緊緊抓住了以經濟建設爲中心。

中國人在追趕世界的步伐，要發展經濟，要使13億人口的日子過得好起來，沒有解決溫飽的解決溫飽，解決了溫飽的要奔小康，進入了小康的日子。

我們現在要建設和諧生活，要讓每一箇中國人過上體面的生活，所以我覺得這30年是中華民族，或者說是我經歷的60年中最好的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