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是士，吳用是遊民——三國與水滸謀士對比

  • 2024-05-09 09:43
  • 風塵講歷史
▲左諸葛亮，右吳用
諸葛亮和吳用，分別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中最經典的謀士形象，兩人都是讀書人，都是“軍師”，因此常被人們拿來對比。
但有人覺得，他倆根本沒任何可比性：
·讀書品味上：諸葛亮讀的是治國平天下之書，未出茅廬，就已名動天下；吳用讀書則是爲了求取功名，可惜連個秀才也沒考上。
·定力上：諸葛亮出山之前，天下大亂，羣雄並起，但他沒有選擇走捷徑，去投靠某個已稱雄一方的諸侯，而是靜候“潛力股”劉備三顧茅廬；而吳用卻爲了一筆橫財，劫取生辰綱，鋌而走險，最後落草爲寇。
·認知上：諸葛亮未出茅廬，《隆中對》已定天下三分；吳用卻對北宋以及當時的天下大勢，沒有任何戰略層面的認識。
·謀略上：諸葛亮草船借箭、空城計、七擒孟獲，早已被奉爲中國式謀略教科書級別的案例；吳用智取生辰綱、拱火林沖火併王倫，賺取盧俊義、秦明，用的全都是小聰明、鬼點子、黑手段。
·品德上：諸葛亮在劉備死後，依然鞠躬盡瘁，輔佐平庸的劉禪，被奉爲“忠君愛國”“清正廉潔”的榜樣；而吳用在宋江上梁山後，很快就拋棄晁蓋，站隊宋江。
·成就上：諸葛亮大治川蜀、開疆雲南，《出師表》更成千古名篇，文治武功，無一不是讀書人的天花板；吳用雖然混成梁山實際意義上的“二號人物”，但並沒有帶領梁山兄弟走出一條光明大道，最後連自己性命也搭進去，“梁山軍師吳用”也因此成了一個貶義詞——無用。
總之，諸葛亮和吳用，同爲四大名著裏讀書人出身的軍師，但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這種比較雖然淺層，但也直觀，好處是能快速抓住人物的優劣，缺陷就是沒有深入的分析，也沒有闡釋出兩個相似的角色，爲何表現如此不同。
三國與水滸，諸葛亮和吳用，一直是文學、評書、影視劇的大熱門，幾乎人人都耳熟能詳，但是我們很少看到能從中國歷史文化基因的深度來比較、思考這一現象，進而幫助我們把精彩、鮮活的故事，昇華爲對歷史與現實有深刻洞察的作品。
比如：
水滸中都是些“殺人越貨”的勾當，這樣的作品如何成爲了中國小說藝術的巔峯作？
諸葛亮高風亮節，其他人物也多塑造他們忠厚仁義的正面價值，這與水滸截然相反的精神面貌，到底誰代表了中國文化？
又如：
水滸中嚴重不符合道德價值觀（不僅不符合當下，也不符合古代）的情節，我們到底該怎樣理解？
當下很多家長要求將《水滸》章節從學生課本中刪除，是對塑造正確價值觀的要求，還是曲解了這部經典？
對於文學藝術作品，很多的爭議、不解，其實都源於對現實的不解。三國與水滸作爲兩部以歷史爲依託的小說，背後深埋的是中國歷史的邏輯，很多人不解經典，只是對歷史現實的陌生。
然而，卻鮮有人有能力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認真探討這一現象。直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歷史學家王學泰先生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的出版。
王學泰告訴我們，中國文化有兩個面向，有大雅之堂的士文化，也有底層社會的遊民文化，而主導中國歷史的，不僅是士，還有龐大的遊民羣體。
諸葛亮被塑造成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完美人設，甚至達到了“神”的級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在他身上都被體現的淋漓盡致。
這種儒家思想主導的“士文化”，在《三國演義》成書的明朝初年，已經非常成熟了。但是，“士文化”無法解釋吳用以及《水滸傳》。
吳用既不是士大夫，也不是農民，王學泰給吳用和大部分的梁山好漢起了一個準確而又形象的名稱：“遊民”。這一羣體的處事風格和心理特質，就是典型的“遊民文化”。
用遊民視角看水滸，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了。明白了水滸中爲何全是殺人越貨，但卻是藝術經典；明白了施耐庵對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的深刻洞察。也許從這一角度來說，水滸的成就，要遠遠高於三國。
作爲“遊民學”的奠基之人，王學泰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是該領域第一本，也是出版即封神、迄今無人超越的唯一一本。
歷史學家張鳴說：《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有兩個非常大的貢獻：第一，它揭示了我們的社會中，還有我們的革命中，一些遊民的痕跡。第二，從遊民文化的高度，研究民間通俗文化和遊民知識分子問題。因此，讀本書後就會明白，吳用與諸葛亮之間巨大差別的原因所在：
諸葛亮祖上是琅琊望族，他的父親也是一位官員；他能“躬耕於南陽”，有自己的財產和土地；他結交的也都是有學之士，不說“談笑有鴻儒”，至少“往來無白丁”。總而言之，他的起點要比吳用高太多，所以纔可以隱居臥龍崗待價而沽。
▲臥龍崗
相反，吳用的生存狀況則要困苦得多，他完全是平民出身，靠着在鄉野山村做私塾先生艱難求生，結交的基本都是文盲，甚至還有流氓，生活從來沒有着落。用王學泰的說法，他們本質上都是“遊民”。
遊民與平民百姓不同，他們不從事農業生產，也沒有固定的居所，沒有穩定的職業和收入，常常在溫飽線上掙扎；他們不相信未來，不相信原則，只相信利益，往往會以暴烈的手段求取“翻身”的機會，哪怕是落草爲寇，甚至是造反，他們也願意豁出一條命。
這就是吳用不同於諸葛亮，李逵不同於張飛、宋江不同於劉備的原因，也是他們之間差距的關鍵，因爲遊民文化只能是“官文化”“士文化”的陪襯，甚至犧牲品，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無數次的農民起義，絕大部分都最終失敗的根本原因（如李自成、洪秀全）。相反，成功的改朝換代，大部分都是豪強或軍閥與士大夫的組合（如劉秀、楊堅、袁世凱）。
曾任周總理外交祕書的李慎之高度評價王學泰的《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這項工作無異乎發現另一箇中國，它蘊藏着中國兩三千年歷史所謂一治一亂的謎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還指向中國未來歷史走向的謎底。”
讀懂中國的三個維度——歷史、文化、社會，“遊民”都是一個繞不開的詞。先知書店誠薦本書，長按下圖，識別圖中的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可一併選購王學泰作品集和中國歷史的四股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