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邢夢妮
編輯 | 肖文傑
“眾所周知，中國只有一座城市，那就是上海。”這是流傳在展演愛好者圈子裡的一句玩笑話，意思是許多海外的展覽和演出來華都會首選上海。對朱寅和他的同行來說，這句玩笑離事實不遠。疫情之後，海外藝人來華演出迅速恢復，而上海依舊是他們的首選城市——僅2025年前兩個月，就已經有超過40組藝人已經或確定本年度將在上海演出。朱寅供職的萬代南夢宮上海文化中心（以下簡稱“萬代南夢宮”）擁有可以容納500至1000人的展演空間，以承接海外藝人的演出著稱。2024年，萬代南夢宮共有416場演出，接待觀眾17萬人，其中海外演出佔7成，這個數據已經和2019年持平。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以下簡稱“梅奔”）是上海標誌性的大型室內演出場地，據不完全統計，2024年，它的主場館承接了至少13場海外藝人的演出，其中大多是首次登上梅奔舞臺。比如日本歌手藤井風，2023年他第一次到中國演出，選擇的是千人左右的劇場，連續兩天爆滿，於是2024年他就來到了主場座位1.8萬個的梅 奔。過去兩年，身居上海的程小夏已經看了10場演唱會，全部是海外藝人的。這個頻率比2019年之前更高，按她的說法，她感覺觀眾、藝人、場館都“憋壞了”。通過小紅書的垂類賬號獲取演出信息、在票務軟件上預約開售提醒、提前填寫購票信息、用最快的手速在票務軟件點擊“立即提交”，是她這兩年逐漸熟練的技能。除了知名藝人，上海演藝市場的一大特點，是能夠容納更多元、更細分的需求，一些乍看十分小眾的藝人，在上海也能找到足夠多的忠實擁 躉。“流行朋克樂隊魔數41最後一次全球巡演，票房完全賣爆，很多人從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都在聽他們，他們是傳奇。”朱寅回顧過去一年讓他印象深刻的演出，“還有美國吉他手Cory Wong，他是一個大家學音樂時必看的大師，現場全是揹著樂器來的觀眾。”流行朋克樂隊魔數41最後一次全球巡演上海站，吸引了許多追隨十餘年的忠實樂迷。還有一場演出的票房讓朱寅意外。2024年11月，日本歌手三浦祐太朗在萬代南夢宮舉辦了他在上海的首場演唱會。朱寅原本對這場演出的票房沒抱太大希望，因為三浦祐太朗作為歌手並不算知名，結果門票依然售罄，現場來了許多年長觀眾——三浦祐太朗的母親是他們年輕時的偶像山口百惠。此外，音樂劇演員的演唱會、偶像或聲優的見面會等也成了小規模演出的主力形 式。日本歌手三浦祐太朗在上海的演出爆滿讓場地方意外，現場觀眾有很多是他的母親山口百惠的粉絲。在古典音樂經紀行業工作的顧超一定程度上也認同朱寅的觀點：疫情後的音樂行業，不僅恢復了活力，甚至在某些領域還迎來了更強勁的需求和熱度。從2023年開始，他能感受到，樂迷更期待看到人氣高、知名度大的藝術家，也更渴望到現場參與。那段時間，很多知名的古典音樂家開始頻繁造訪上海，而疫情後第一批來訪的藝術家，常常會票房爆炸。“那些頂級、知名度最高的藝術家，儘管票價昂貴，依然供不應求，銷售火爆，比如劉曉禹、郎朗和王羽佳。”顧超回憶道。上海演出行業通過多年的積累，已經形成一定的服務標準。在美國、日本等成熟市場，演出的場地方僅提供場地，燈光、音響、舞臺等專業服務往往由第三方公司提供，尤其是一些知名藝人，都有自己穩定的技術夥伴。但他們來華演出的時候往往團隊規模較小，這些專業服務就需要在本地尋找。朱寅認為一些成熟演出場地的優勢就在於，場地方能夠一次性提供所有專業配套服務。比如萬代南夢宮除了有自己的燈光音響團隊，還可以提供銷售定價建議、志願者招募等服務，甚至把空調費、加班費、LED屏幕等費用打包算入租賃費中，不額外收費。這種全包的服務模式對於剛進入中國的海外藝人來說格外有吸引力。相較於其他城市，上海在演出形式上也會多一些更靈活的選擇。最近，顧超公司代理的藝術家在Blue Note Shanghai爵士音樂俱樂部表演。儘管座位有限，經濟收益不如音樂廳大，但藝術家們並不介意從小場地開始，演出的氛圍讓他們愉悅，也為將來進入大音樂廳打下了基礎。這背後的一條暗線是上海演出場地的長期積累，僅以古典音樂為例：1998年，上海大劇院開業；2004年，中國第一家音樂廳——上海音樂廳完成保護性遷移後重新開放；2005年，東方藝術中心正式運營；2014年，上海交響音樂廳開幕；2025年4月，黃浦江畔的西岸大劇院也將開幕。“這幾個事件其實就是上海躋身一流藝術演出城市的幾個關鍵步驟。2010年世博會也是個關鍵點，當時的場館被改建成了梅奔。”顧超說。此外，單個場地的運營和產能也增強了，這主要體現在工作日演出頻次增加。過去，為了保障票房，絕大多數演出都會選擇租用週末的時段。但在過去幾年，許多小場地開始嘗試成本更低的工作日演出，結果發現票也未必賣不出去。“如果連上海都不敢做（工作日演出），那其他城市就更不敢做了。”朱寅說。運營能力也體現在服務消費者的細節之上。越來越多的從業者已經意識到周邊對於吸引忠誠觀眾的重要性，而場地方要做的是把周邊商品的服務做好。比如近兩年，有的場地開始為觀眾提供橡皮筋，這樣他們在購買了海報之後就能捲起來攜帶，不易折壞；下雨天有些場地方甚至會提供海報桶。林嘉怡在海外和國內都有觀演經驗，在她的印象裡，同一個藝人的首次中國演出，規格一般比他們在本國的巡演要小。但相較之下，中國的演出會有一些額外的福利，比如籤售、合影等，只要購買的是含福利的票檔就可參與，無需額外抽選或付費。對於藝人來說，到中國演出也意味著與不同的觀演文化或者說習慣的碰撞。在日本等市場，現場演出一般禁止觀眾攝影攝像（這種行為被稱為“盜攝”），這樣的規定通常會被帶到海外巡演中。而如今，有的演出者已經開始嘗試適應當地習慣，他們知道在中國很多觀眾習慣舉著手機看演唱會，而觀眾拍攝的演出片段在社交網絡上的傳播，對增加自己的曝光度未必沒好處。2025年2月16日，日本當紅音樂組合YOASOBI在梅奔結束了兩天的巡演，全場演出開放攝影攝像，主唱ikura在演出後還把觀眾拍攝的一張演出照片發到了自己的社交賬號上。2025年2月16日，日本音樂組合YOASOBI在上海梅賽德斯-奔馳文化中心舉辦了亞洲巡演上海站的演出。YOASOBI在現場和上海觀眾互動。（攝影：小紅書用戶@鹹魚橘某人）有的時候，藝術家的好感來自一些演出以外的城市細節。“比如說很晚結束演出，藝術家可以找到地方吃夜宵。還有就是酒店的服務水準，藝術家很多時間除了演出就是在酒店裡待著，所以酒店也會影響他們對於這個城市的認知。”顧超 說。火熱的上海市場，可能是海外藝人在華髮展的一個起點。比起疫情前，現在海外藝人有了更多再次來到中國的理由。過去，有的海外藝人可能會覺得到中國演出的“性價比”不算高，因為這裡的唱片市場有限，一場演唱會並不能帶動額外的商業回報，按朱寅的說法，很多海外藝人來中國“只是為了回饋粉絲”。但現在，他們能得到更多商業機 會。音樂節是其中的一個關鍵詞。過去兩年，音樂節在中國各個城市開花，對海外藝人來說，在上海的演出可以印證自己的號召力，之後就有可能頻繁接到中國音樂節的邀約。摩登天空副總裁沈玥曾告訴《第一財經》雜誌，2023年，草莓音樂節首次開拓了10座三四線城市。範凱是獨立音樂和青年文化廠牌“聲廠”的主理人。這個廠牌的主場在西安，2021年年底，範凱和王文鑫一起策劃了“100萬幀”——在陝西大劇院戲劇廳舉辦樂隊現場演出。後來，他們又策劃了“噪點音樂節”，在全中國的樂迷中打響了名氣。2023年年初，聲廠主辦了英國搖滾樂隊Black Midi的中國巡演，第一站就放在萬代南夢宮上海文化中心。“總的來說，大多數演出我們把第一站放在上海，肯定還是基於市場的考慮。”範凱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這樣不僅是在票房上面會有比較穩的保證，而且能夠給後面的演出帶來一些口碑發酵。”Schnellertollermeier就是一個例子。這支名字拗口的瑞士小眾搖滾樂隊，憑藉強悍的現場表演技術，從上海巡到北京，觀眾人數一場比一場多。“因為他們在網上都沒有幾首歌，一開始買票的人不多，但在上海演完之後，所有去的人就真的都在網上瘋狂發現場和感想，北京就有很多人當天才買票。”範凱說，最後在西安收尾時門票賣得更好——這種情況非常罕見。聲廠尤其關注海外新人，2024年9月參加第三屆噪點音樂節的藝人有7成來自海外。盧佳靈是位於上海和東京的音樂廠牌Luuv Label的主理人。這個廠牌主要關注J-POP、J- Rock、City pop、Dream pop等現代音樂流派，2017年開始把海外的歌手、樂隊引入中國表演，70%的業務是主辦演出，30%是數字發行、音樂製作、商務拓展。今年，盧佳靈計劃做滿100場海外藝人的演出。對於類似的中小型演出策劃和運營公司來說，城市往往直接關係到收入。很多音樂人來中國是想嘗試開拓市場，但如果比較小眾，未必能立刻有收穫，所以在哪裡演出都影響不大。但盧佳靈也承認，上海確實能多賣一些票，什麼流派都有受眾。Luuv Label簽下的許多音樂人並不是金字塔尖的那群人，一場演出的規模通常在300到500人。“來中國演出不僅能積累一定的履歷，甚至上海、廣東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旅遊目的地。”他說。小眾樂隊在中國獲得高人氣之後，往往會收到場地方一個不約而同的建議：先別漲價。“這是一個需要呵護的社群，雖然願意為自己心愛的小眾樂隊付費買票觀演，但他們也並非對價格不敏感。而且對於那些剛開始踏入livehouse看演出的初期支持者而言，需要慢慢培養觀演習慣，門票定價是否合理公平很重要。”朱寅說。顧超感覺中國古典樂演出的觀眾還很年輕，但這群人也開始將主要收入投入到真正感興趣的領域。他認為未來頭部市場會更加集中，同時細分市場也會更為明顯，他擔憂這樣的趨勢會帶來風險。“當觀眾的關注度越來越集中在頭部內容上，包容性就會下降。如果他們只關注大牌，就不太願意去嘗試新興事物。以前可能會抱著試一試的心態，花個80塊、50塊嘗試一些新內容，但現在，試新意願可能會降低。”很多從業者估計都會得出與顧超相近的結論。聲廠的範凱很感激《樂隊的夏天》這類節目讓更多人瞭解到獨立音樂，但他認為，獲益更多的還是那些本來就有名氣的樂隊。事實上，為了保障收入，很多主辦方也只會選擇能帶來人流和票房的大樂隊，小樂隊的生存越來越難。18至30歲的觀眾是演出市場的基本盤。像林嘉怡和程小夏這樣從大學接觸演出，逐步養成觀演習慣的年輕觀眾不在少數。隨著年齡增長，他們的消費力也有所增長，而同時增長的，是對演出體驗細節的重視。隨著跨國的互動日趨正常，本土的觀眾除了嚮往頂尖藝人的演出，也會要求更完整、極致的觀演體驗。有的時候，這種體驗需要場地和監管者給予更大的自由度。在程小夏的印象中，疫情之後，一些大型室內場地非明文地限制觀眾現場站立、攜帶熒光棒等應援物——但在搖滾、電音、偶像團體等氣氛熱烈的演出中，這些其實是常態。程小夏參加了YOASOBI此次上海巡演的第一天演出，當天的觀眾按照場地方要求全程坐著觀演；但第二天的演出，全場觀眾從第一首歌開始起立歡呼，ikura在社交平臺上傳的那張由觀眾拍攝的照片，背景也是全體起立、揮舞熒光棒的觀眾。“中國市場其實有很多提升空間。這並不意味著你需要大規模的改變，而是要把細節服務做好，提升大家對場館的忠誠感和體驗感。一旦做好這些，客戶自然會被留住。”朱寅說。2025年年初，上海市文化和旅遊局副局長張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正在接洽泰勒·斯威夫特團隊，“至於最後能不能成行，我們感到還要看市場，看我們上海這座城市的吸引力。但是我們樂觀地感到，可能今年會有希望。”2024年，斯威夫特的“時代巡迴”全球演唱會總票房突破20億美元。在整個社會的商業信心逐漸修復的過程中，文化演出這樣“非必需品”的價值被再次重視——它是撬動消費和提升人氣的最直接方式之一。一些頂尖藝人的演出甚至會成為城市的文化名片乃至地位的象徵。同時，這種“非必需”市場也更需要耐心。當長期積累的行業能力和厚積薄發的市場需求結合在一起，驚喜就會自然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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