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政策主要圍繞供給端來展開，從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來看，供給端的政策也在持續發揮支撐作用，今年以來經濟增長改善集中於工業生產的提速，體現出了大規模設備更新改造的政策效果。
在經濟運行的需求端，穩增長的政策則長期作用於固定資產投資，包括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重點領域的產業投資，今年1-5月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同比增長6.68%，約是2019年底的兩倍，2019年底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爲-1.7%，2023年底則由負轉正至4.9%。這些供給端的以及投資端的政策在穩定經濟增長層面發揮了支撐作用，但是，投資擴張所形成的生產能力擴大終究需要與終端的消費需求形成平衡，否則供需失衡的問題不會緩解，反而會不斷積累。
從去年以來的經濟運行來看，需求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問題的確是在加劇的，表現爲價格水平的疲弱和產能利用率的走低，並可能制約後續的投資與生產，有效提振最終消費需求是打破這一矛盾的關鍵。
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低迷，既受到房地產市場持續收縮影響，也與服務消費需求不足息息相關。今年以來，製造業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均保持較高增速水平，1-5月分別同比增長9.6%和6.7%,顯著高於4%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水平，但是民間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則保持低迷。其中，在上年同期基數較低的基礎上，今年前5個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僅同比增長0.1%，房地產開發投資降幅較1-4月擴大0.3個百分點爲-10.1%，如果剔除掉2020年2月的特殊值，當前房地產投資增速已經降至歷史新低。在民間投資的投資結構中，房地產投資佔據了較大的比重，隨着近幾年房地產市場調整，民間投資的增長受到了直接影響。另外一方面，在民營經濟中服務業的佔比也較高，當服務消費需求不足時，服務業企業的收益和投資能力也將受到抑制。雖然2023年以來我們看到服務消費出現了較快的恢復性增長，但是如果與常態增長趨勢線相比，當前食品、衣着等基礎商品消費已經基本恢復至常態，而文化娛樂、交通通信等服務消費依然顯著偏離常態增長趨勢線，我們也看到今年“五一”和“端午”假期的人均旅遊消費支出依然低於2019年。“春江水暖鴨先知”，民間投資的增長情況能夠反映出經濟趨勢的微妙變化。當前民營企業的投資不足不僅是一個經濟現象，更是市場活力欠缺的直接反映，這背後是消費需求不足、市場信心疲軟等深層次問題。但反過來說，如果企業家的信心得到提振、民間投資能夠得到激發，民營製造業與服務業能夠擴大就業、加大創新，那麼就能夠在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信心層面發揮作用，這也是凱恩斯所講的宏觀經濟波動往往來源於企業家的“動物精神”。政策制定者需要對此給予足夠的重視，並採取有效措施改善投資環境，激發民營企業的投資活力。當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邊際改善，主要來源於“假期”錯位的影響，消費改善的可持續性需要進一步觀察。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同比數據顯示出一些積極的信號，較4月回升1.4個百分點至3.7%,依然不足4%，相較2019年8%以上的增速水平差距較大。
如果進一步的分析，當前的邊際增長或主要得益於今年5月份的假期天數較去年多兩天，2023年“五一”假期爲4月29日至5月3日，今年“五一”假期爲5月1日至5月5日。然而，這種由假期錯位帶來的消費增長並不具有可持續性，真正的挑戰仍在於如何激發長期的、由內需驅動的消費增長。
房地產銷售低迷、相關消費仍偏弱，房地產市場面臨巨大的庫存問題。1-5月商品房銷售面積和商品房銷售額同比分別爲-20.3%和-27.9%，降幅較上年底分別擴大11.8個百分點和21.4個百分點。商品房銷售持續低迷對裝飾裝潢、傢俱、家電等與房地產相關聯的消費有着直接的影響。1-5月建築及裝潢材料零售額處於負增長區間，傢俱類商品零售額同比增長僅爲3%。當前中國房地產市場面臨的核心問題也是供需失衡的矛盾，截至今年2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達7.6億平米，庫存面積觸及歷史新高，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積下行至7.4億平米，仍處於歷史高點附近。5月17日新一輪支持房地產的政策出爐，包括擬設立保障性住房再貸款等，但當前來看政策效果依然有限，消化房地產庫存需要一輪長期的過程。然而，一些學者和研究人員仍然建議通過擴大房地產投資來實現GDP增速目標，這一建議顯然既不符合供需均衡理論，也不符合當下顯著供需失衡的現實。消費持續低迷加大了實現3%左右的通脹目標難度。作爲衡量通貨膨脹的關鍵指標，物價水平近兩年的持續低迷狀態也引起了廣泛關注，2023年我國CPI同比增長0.2%,今年1-5月CPI僅同比增長0.1%，PPI則持續負增長。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居民消費價格的預期漲幅在3%左右，我個人認爲，這一提法在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即政策目標從過去長期的“防通脹”轉爲“防通縮”。如果要實現防通縮的目標，僅僅通過舊有的在供給端與投資端發力的政策，將遇到最終消費需求不足的巨大制約，生產的越多、生產的效率越高，價格水平反而可能將會更加低迷，而價格水平低迷則會通過“降低企業利潤率-減少投資和就業-削減消費-價格水平更加低迷”的路徑形成負向循環。從進出口需求來看，內需不足將使得經濟運行更加依賴於外需
當前全球貿易環境正經歷着深刻的變化，安全問題已經成爲影響企業決策的重要因素。儘管中國在產業鏈與供應鏈的完善程度以及成本控制等方面具有比較優勢，但近年來全球範圍內“安全問題”的凸顯對經濟發展和國際貿易構成了新的挑戰。
對於企業而言，可能對於“安全”的考量超越了對於“利益”的衡量，政治與地緣衝突因素在經濟活動中的權重增加。4月份我參加了中美商業領袖圓桌會議，會上美方企業家提出，當政治超越經濟、安全超越利益時，企業和企業家只能服從政治和安全，對於利潤或利益的考慮只能退居其次。
在外貿環境的不確定性加大的情況下，企業適時出海不失爲良策。在逆全球化風險抬升、大國博弈基調不改的背景下，如何利用我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優勢在全球供給博弈中尋找新的出路，減少經濟發展的外部風險領域，需要有一些新的思考。在國內需求不足難以短期緩解的情況下，中國企業和中國經濟將更加依賴於外需，而歐美等經濟體的加徵關稅等貿易限制可能將對國內經濟形成更大的擾動。日本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曾大面積出海，通過企業的海外投資和運營，積累的海外資產規模持續擴大，GNI（國民總收入）不斷上升,過去三十年間日本實際人均GDP年均增長率不足1%，但日本企業依然保持着強勁的每股收益增長率，對於穩定企業發展、穩定日本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我國應加大鼓勵企業“出海”的力度，積極拓展國際市場，既有助於分散國內的經濟風險，也是提升國家整體經濟實力的重要途徑。當然在推動企業出海的過程中，需要對投資目的地進行審慎選擇。對於政治和經濟風險較高的國家，企業應更加小心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與此同時，加強與友好國家尤其是東盟國家的合作，可以爲中國企業提供穩定的投資環境。減10萬億基建、增10萬億消費補貼，是推動經濟重啓正向循環的關鍵。消費與收入密切相關，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收入水平直接影響消費者的購買力，其中不僅包括當前的實際收入水平，也包括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兩者共同決定了消費者的消費意願和能力。
當前經濟政策在消費端的發力相對薄弱，而這恰恰是推動經濟重新啓動正向循環的關鍵所在。大規模設備更新、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和措施仍然集中在幫助企業擴大生產，加快專項債和特別國債的發行和使用依然集中在支撐與提升基建投資，這些措施和政策皆未能直接觸及最終消費者。
“以舊換新”政策對消費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主要是消費時點的前置，也可能會帶來後續消費的再次收縮。我想再次建議，向居民分批發放10萬億元消費券。當前基建投資效率已經邊際放緩甚至爲負的背景下，10萬億規模的基建投資對於拉動當前中國經濟的效率不高。經過論證，減少10萬億基建、擴大10萬億的消費補貼對於經濟的提振效果更爲明顯。
除“保交樓”外，暫停房地產與土地新增供給，推動房地產去庫存，同時加大在消費端穩地產的政策力度。對土地和房地產新增供給的限制有助於穩定房地產的價格信號。除此之外，我認爲在房地產政策的制定中，也應更加關注房地產的消費端。例如，推動保障性住房再貸款政策落地見效，不應僅將資金用作購買房產作爲儲備，而應與房地產的重組和風險消化相結合。對於房地產企業，特別是那些面臨清盤風險的企業，政府的介入應當注重市場風險的消化，而不是在於救助企業“老闆”。政府也可以通過提供額外的補貼來刺激購房需求，補貼政策的目的是調動居民的消費能力，在當前房價已經出現顯著回落的基礎上提供額外的補貼，鼓勵更多的居民進入購房市場，將觀望的資金轉化爲實際的購房行動。通過動員社會資源和市場資源參與到房地產市場中，有利於減輕政府的壓力，也有利於加快消化現有的房地產庫存。關注房地產持續收縮下的建築行業風險。建築業的運營狀況和房地產業休慼相關，尤其是與房地產市場密切相關的民營建築企業面臨的風險挑戰加大。許多建築企業可能因爲房地產市場的不景氣而選擇退出市場，這種退出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影響到相關的投資者和項目，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建築工人等低收入羣體的就業和收入。國有大型建築企業雖然相對穩定，但也面臨着風險，尤其是在政府PPP項目中，政府履約率低可能導致這些企業面臨資金回收困難的問題，進而影響到他們的財務狀況和持續經營能力。發揮中央政府在風險化解中的作用，進一步優化政府債務結構，提高政府在保障民生、提振消費領域的投入與支出。在經濟處於逆週期、跨週期的階段，政府應承擔起穩定經濟的責任，一方面對受影響較大的行業提供支持，比如政府可以通過財政刺激和公共投資項目來啓動市場，爲建築業提供一定公共需求，另一方面在中央集權的國家體系下，中央政府應承擔起更多的經濟穩定和發展責任。我想再次呼籲，進一步調整優化政府的債務結構，中央政府應通過發行國債來吸納部分地方政府債務，尤其是高風險的非經營性債務，將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轉移到中央政府，利用中央政府的信用和融資能力來降低債務成本。此外，中央政府在保障民生、提振消費方面也應當發揮更大作用，例如探索通過發行國債來爲消費補貼的發放進行融資，等等。我相信通過一系列政策的調整，最終能夠實現穩定預期、穩住信心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