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倒在高溫下之後


文 | 魏曉涵

編輯 王一然


六天和六年

在劉瀟記憶中,六年前7月19日前後,老家綿陽特別熱。就在幾天前,她接到爸爸劉平的電話說,回來了。家附近的工地有項目,在外打工的爸爸就回了老家。2008年汶川大地震,她們家也經歷了災後重建,因此背上一些小的外債,那之後爸爸就一直在外面打工。

這是個好消息,一家人離得更近了,她從小就和爸爸很親近,像是無話不談的朋友。父女倆規劃著,她正好在工地附近租了個房子,爸爸一起住更方便。還沒來得及搬過來,19號那天,她就在辦公室接到了爸爸工友的電話,“你爸進醫院了,挺嚴重的,不知道怎麼回事。”

劉平被就近送到了離工地約兩公里外的一家縣醫院。女兒劉瀟趕到的時候,他在ICU裡陷入深度昏迷,身上插著管子,身體太熱,買來二十多瓶冰凍的礦泉水,給他物理降溫。診斷結果上寫著熱射病,對當時的劉瀟和媽媽來說,都是沒聽說過的陌生名詞,她查了下,五十歲以上患者的死亡率可達到80%以上,爸爸那時剛好五十歲上下,她的心一下就揪起來。

出事那天發生了什麼,劉瀟是後來在工友的講述、律師的走訪之後才得知。

那個工作的空間在太陽直射的水泥地面之下,沒有正常的通風渠道,四周封閉,一整天的工作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中午最熱的幾個小時能休息一下,餘下的時間都在和鋼筋水泥打交道。臨下班收拾工具的時候,劉平突然就頭朝地,倒下了。

體內的高溫沒有透過皮膚顯現,卻加速了器官的衰竭,還出現了腦水腫。為了幫助散熱,醫生取下一小塊劉平的頭骨,當地醫院保存不了,劉瀟專門找了家更大的醫院把那小塊頭骨保存起來,等待爸爸醒來的那天。

高溫下的勞動者。圖源東方IC

那一小塊頭骨最終沒有安回去,六天後,劉平沒有搶救過來。後來在律師的建議下,劉瀟為爸爸的遺體做了司法鑑定,《司法鑑定意見書》裡這樣描述,“符合熱射病並腦挫裂傷出血梗死,(繼發大葉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循環功能障礙死亡”。

劉瀟的第一反應,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出事,就是工傷。就在爸爸劉平出事前一天,工作單位為他購買了建築工地工傷保險。但真正向綿陽人社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之後,她發現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六天的搶救時間,成為了第一個阻礙。根據《工傷保險條例》規定,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崗位上,突發疾病或48小時內搶救無效死亡,視同工傷。

綿陽人社局通知他們,補充職業病診斷證明書。這是工傷認定的另一個可能的方向——《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規定,患職業病,也可以認定為工傷。這似乎是一個更順理成章的選擇。在《職業病分類和目錄》中,作為嚴重中暑的類型,熱射病屬於職業病的範疇。

職業病診斷證明書遲遲開不下來,一個重要原因是,缺少用人單位提供的材料。劉瀟回憶,父親的遺體還在殯儀館的那幾天,公司來和家屬協商,同意支付父親搶救的醫藥費,並付三十多萬作為“人道主義”賠償,後續也願意配合做工傷認定。

但在劉平下葬之後,卻“找不著人了”,公司不再配合工傷認定。代理律師程蟒嘗試和對方溝通,得到的回應通常是“去給老闆做下工作”,就沒了下文。他推測背後的原因,“一旦認定(劉平)為工傷死亡,公司可能會面臨安全監督部門的處罰”。沒能及時提交這份職業病診斷證明,幾個月後,劉平的工傷認定申請被駁回。

那時的劉瀟大概不會想到,這份工傷認定書,直到六年後才姍姍來遲。


死衚衕

代理律師程蟒起初見到劉瀟一家時,對她的母親印象深刻。這位五十多歲,在家務農的女性一臉憔悴,看上去比她的實際年齡蒼老不少。母女倆攙扶在一起,他說,心裡挺被觸動的。

這位資深的中年律師有豐富的執業經驗,在當地也頗有人脈,不過,接觸熱射病的工傷認定還是第一次。他原本以為按流程走就可以,真正為了一紙職業病診斷證明書奔波,意想不到的困難出現了。

首先,有資質鑑定熱射病作為職業病的機構就很少,他帶著幾位律師跑了綿陽市幾家比較大的醫院,發現即便有治療熱射病的條件,也沒有申請過鑑定資質。

唯一一家有資質的醫院,只能做矽肺病的鑑定——這是一種更廣為人知、患病比例更高的職業病,在衛健委2020年報告的職業病新病例中,塵肺病佔84%。(注:矽肺病是塵肺病的一種,佔比達到90%以上)

當時整個四川省,只有華西第四醫院和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以下簡稱“華西”和“省疾控”)可以做熱射病的職業病鑑定。程蟒派律所裡年輕的律師去掛專家號,拿著診斷病例和司法鑑定報告,卻行不通——劉平不在那兒就診,另外,職業病診斷還需要用人單位提供一些證明材料。

綿陽市人社局駁回劉平的工傷認定申請之後,案子過山車一般,又經歷了幾輪折返。

先是劉瀟和媽媽不服人社局的結論,在2019年5月向涪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法院重新考量了司法鑑定結果,判決綿陽市人社局撤銷原來的決定,重新做認定。

接著人社局向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判定的結論是,搶救時間超過48小時,現有的材料也不能證明劉平的死因和職業病的直接關係,撤銷一審判決,再度回到原點。劉瀟和媽媽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過再審,2020年,申請被駁回。

由於缺乏補充材料,2019年綿陽市人社局最終決定不予工傷認定。講述者供圖

在律師程蟒的經驗裡,人情在面對法律、推動案件的進展時,可能是有效的。這兩年,他和他的律師團隊想過許多辦法,比如去醫院溝通,派年輕律師掛專家門診行不通,那就換更懂溝通技巧的資深律師;用人單位不提供事發當天工作環境的情況,他們就自己找當地氣象局。二審期間,他特地去了趟成都,早上7點就在省疾控的門外等著。

這一次,人情方面的努力也似乎失效了。資深的律師和醫院的專家溝通,同樣鎩羽而歸;從氣象局拿到的資料用處不大,事發當天最高溫度沒有超過35度,詢問過後才知道,氣象局測溫點在四面通風良好、離地面一米多的地方,和劉平當時的工作環境相差很大。

至於在省疾控,主任接待了程蟒,三位專家一起會診,其中有程蟒的同鄉。“我們都是很窮的地方出來的。當時他們已經決定受理了,讓我們找用人單位出一個鑑定申請。”他記得,動用了很多關係,用人單位的工作始終做不通,材料沒有補到,省疾控還是開不了職業病診斷證明。

兩年多的時間,又走入了死衚衕。不停地上訴、失敗,這個家庭一直陷在事件的餘波中。似乎哪一條路都走不通,劉瀟很崩潰,作為獨生女,爸爸出事之後,她感覺家庭的擔子都落在了自己肩上。媽媽的身體開始變差,高血壓、眩暈等各種病都出來了。她那時在成都忙工作,沒什麼空回家,只能讓媽媽和認知有些障礙的外婆互相陪伴。

“我媽當時覺得要不算了,我們和人社局(機關單位)打官司,感覺(贏的)可能性不大,跟我說了好多次。”但劉瀟從沒想過放棄,她想給媽媽後半生爭取些保障,也為爸爸討個說法,“為什麼要算了,那我爸怎麼辦呀?現在人沒了,能做的就是給他討一個公道。”



“至少要給他們一個診療的機會”

律師程蟒也沒想過放棄。省高院不受理,案子回到綿陽市,2021年,家屬向當地檢察院申請監督。實際上,程蟒那時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檢察監督成功的很少,當時在做準備,往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設在重慶)申訴;我是人大代表,也想過在人代會上對《職業病防治管理辦法》(提出相關建議)。”

轉機這時出現了。程蟒印象中,承辦的檢察官吳陽有些“不一樣”。見面的時候,他陳述了案子的情況,也講述了這家人的處境。“這位老檢察官五十多歲,可能過幾年就退休了,他人很善良,也覺得這家人不容易。”

後來在媒體採訪中,吳陽回憶,看完案卷失眠了好幾天。這個案子雖然在法律程序上合規,但“這樣的結果對於老百姓來說,不是能被感知的正義。”他也發現了那個卡住所有齒輪的機括,用人單位。他和其他同事以檢察院的名義嘗試溝通了幾次,要麼吃閉門羹,要麼是接待了,對方不配合提供材料。

在程蟒印象中,吳陽還為此找了許多外地醫院,包括上海、重慶、山西、貴州的,得到的答案都是沒法受理。兜兜轉轉又回到了華西,他和會診專家溝通了很久,“可能是那樣一句話打動了他們,檢察院說,至少要給他們一個診療的機會。”最終專家同意開具職業病診斷證明,前提是,需要帶公章的劉平的工作證明。

對醫生和醫院來說,也是無奈之舉。一位參與過會診的醫生後來對媒體回憶,因為職業病診斷涉及多項法規和程序,沒有用人單位的資料,作出診斷有風險。最終檢察院承擔了部分的風險,“市檢察院出具了一個情況說明,蓋了他們的公章,來確保(劉平)工作情況的真實性”,程蟒介紹。

直到2022年4月,距離劉平的意外發生將近四年後,這份寶貴的《職業病診斷證明書》才經三位專家之手問世。

這項新證據的舉證時間超出了期限,審判委員會沒有通過,市檢察院向中院提出的審查建議沒有獲得同意。

2023年,檢察官和劉瀟都不願放棄,向四川省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2024年3月,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同省檢察院最終提出司法建議,對劉平的工傷以及享受保險待遇進行認定。2024年4月2日最後一次開庭,不久後,劉瀟一家順利拿到賠償。

華西第四醫院三位專家最終出具的職業病診斷證明書。講述者供圖



“幸運”之外的大多數

回顧起來,程蟒覺得還是幸運的,遇到了一位負責的檢察官,檢察院的介入幫助開啟了一條“綠色通道”,給案子帶來轉機。過去六年,程蟒常常關注類似案例,幾乎很少看到進展。

2019年,一位62歲的清潔工工作中確診熱射病,落下三級傷殘,因為超齡沒有簽署勞動合同、購買工傷保險,經歷了兩年多的反覆上訴,才獲得一定的補償。

近幾年,熱射病在夏天愈發受到公眾關注,但根據公開數據,一些地區每年報告的高溫中暑病例達幾百人,僅有個位數申請職業病診斷。有律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只有出現重症,無法工作、需要入院治療,甚至死亡時,工人才會想到工傷認定。

對他們來說,維權難度尤其大。程蟒說,“如果沒有(購買)工傷保險,劉平這個案子也不會有後續。很多建築工地沒有(為工人)購買工傷保險。一旦出事,基本都是家屬和開發商或者建築商私了,不會進入工傷認定的程序。”

2022年曾引起廣泛關注的建築工人王建祿就是如此。為了給即將上大學的兒子攢點現錢,他到西安打工,在城中村住著月租260元的房子。熱射病離世之後,因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無法認定為工傷,家屬甚至一度聯繫不上工地負責人。媒體報道後,家屬接到工地項目經理電話,最終達成協議,工地承擔他的喪葬費並提供賠償。

高樓上的建築工人。圖源東方IC

實際上,即使有正規的合同和保險,許多農民工保護自身權利的意識也不強。整理父親遺物時,劉瀟發現,工作相關的證明他都沒有保留。“在工地上大家都是簽完合同,公司拿走,保險統一買,不像我們會自己保留一份。

即便順利進入工傷認定,和其他職業病相比,熱射病也有其特殊性。它的發病地點可能不在工作崗位上。但工傷的認定對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因工受傷、搶救時間都有一定的限制,有法律人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這類情況可能存在舉證上的困難。

如果難以直接進行工傷認定,通過職業病鑑定等同工傷,是一個可行的路徑。但能開具診斷證明的醫院不多,態度也謹慎。華西第四醫院職業病醫學中心的相關醫生曾對媒體回憶,勞動關係、疾病和職業危害因素的關聯,需要用人單位同時配合提供資料,確定其中的因果關係進行判定。

在律師程蟒看來,這六年期間,執法理念和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劉平的案子也帶來了積極的影響——綿陽市一家三甲醫院已經申請獲得了一百多種職業病的診斷資質。這也拓寬了程蟒的認知,原來近視眼、肩周炎、腰椎間盤突出等常見疾病都屬於職業病的範疇。

今年4月,最後那次庭審,劉瀟一家特地換上了正式的襯衣。現場尤其隆重,除了檢察官、律師,邀請來的各界專家代表,還有媒體的長槍短炮。當庭從媽媽的口中說出撤訴的決定,引起了現場一陣不小的騷動。

開庭前,檢察院打來電話詢問,重新做工傷認定不成問題,是選擇重判還是撤訴?劉瀟決定撤訴。“因為(人社局)願意重新認定,我們就沒必要繼續下去了。說實話經歷了這麼多年,我擔心它會不會還出現什麼小狀況,又不給認定。” (編者注:撤訴並不影響賠償結果。)

庭審結束後,劉瀟帶著煙和酒獨自去爸爸墓前待了一會兒。那片留在醫院的頭骨,爸爸離世之後,醫院自行處理掉了。爸爸留下的遺物,衣服,手串,都燒掉了,只有證件保留著。她常常去看他,就像爸爸生前那樣,朋友似的,生活有什麼開心不開心的都和他講。那次她忍不住感嘆了幾句,“哎呀,這個事情都這麼多年了”。

直到不久後拿到人社局的工傷認定書,劉瀟才有了終於結束的實感。她回辦公室找了一個地方,小小地哭了一場。

為爸爸奔波的日子裡,有人為媽媽介紹對象,她很難接受,總覺得對不起爸爸。現在終於可以展開新生活了。從人社局離開那天,她對媽媽說,以後安安心心過日子,你該找也找一個吧。而三十多歲的她也剛結婚不久,開始打算備孕,語氣也輕鬆起來:“終於感覺有點自己的世界了。”

(文中劉平、劉瀟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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