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十三天：卡特、貝京與薩達特在戴維營

作者簡介：

勞倫斯·萊特（Lawrence Wright），《紐約客》特約撰稿人，出版過一部小說《上帝的最愛》，以及六部非虛構類著作，包括《在新世界》（In the New World）、《聖徒和罪人》（Saints and Sinners）、《記住撒旦》（Remembering Satan）、《巨塔》（The Looming Tower）和《走向清醒》（Going Clear）。他於 2007 年獲普利策獎。

書籍摘錄：

前言（節選）

一天深夜，在大提頓國家公園，傑克遜湖邊一個古樸的房屋中，吉米·卡特總統正在休假，他抽空翻開了中央情報局為他編制的一本厚厚的情報檔案。前一天， 1978 年 8 月 29 日，他過得非常愉快，他在斯內克河上釣魚，騎馬漫步公園，還和女兒艾米一起採摘了黑果，並做成了餐後甜點。這是他從華盛頓的嘈雜以及日益不受歡迎的總統任期中的一次短暫逃離。這本檔案中有兩位政治領袖的個人檔案，一位是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另一位是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這兩個人不久之後就要飛赴美國，希望在中東締造看起來不大可能實現的和平。這個歷史性博弈的成功或失敗，取決於卡特與這兩個人之間以及這兩個人之間如何互動。

卡特總統是在外交政策上沒有什麼經驗的情況下就任總統的。他在南方鄉間長大，只擔任了一屆佐治亞州州長。在戴通納賽車比賽場坐在一個阿拉伯人邊上之前，他從來沒有見過阿拉伯人。孩童時代他唯一知道的猶太人是路易斯·布朗斯坦，此人是查塔努加市的一個保險推銷員，也是卡特的姑父。姑父路易喜歡職業摔跤，他能夠用一隻手做引體向上，這讓年輕的卡特覺得非常驚奇。離卡特老家平原市（Plains）不遠的佐治亞州阿梅里克斯市（Americus），有幾個猶太商人，卡特經常認為他們是“高貴的”人，這部分是因為他讀到的《聖經》的緣故，因為《聖經》告訴他，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直到後來成為佐治亞州的州長並移居亞特蘭大，他才逐步瞭解到，在南部城市地區，有一種隱隱的、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在這種反猶主義的影響下，猶太人根本進不了鄉村俱樂部和政府機關。

1973 年，他擔任州長的時候，卡特和妻子羅莎琳，到聖地做了一次朝聖。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果爾達·梅厄（Golda Meir）借給他們一輛梅賽德斯旅行車並配了一名司機，他們藉此機會穿越了這個面積不到佐治亞州八分之一的迷你國家。羅莎琳為聖地被商業化而傷感，卡特則告訴妻子，這正和當年基督在聖殿掀翻那些錢商的桌子的情景一模一樣。他們來到以色列佔領的西岸，在那裡，他們得到特別的准許，在基督受洗的約旦河中洗濯自己的身體。這條河比佐治亞南部的那種小溪大不了多少，但它正好與卡特的想象契合。從孩提時代起他就研讀《聖經》，他對古巴勒斯坦的地理比對美國地理更為熟悉。他可以在自己的想象中，在基督出生前的兩千年，追隨亞伯拉罕的腳步，從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吾珥市，來到乾枯而又岩石叢生的迦南地帶。漫步於基督曾經走過的道路，在空空如也的神龕中駐足，走在約旦河中，這一切讓卡特總統充滿敬畏，一種神聖的使命感充滿全身。

很少人知道他正秘密地計劃競選總統。實際上，在佐治亞州之外也很少人聽說過他。但熟悉以色列和這個國家的問題，對於任何一個有抱負的全國性政治家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卡特訪問了 1967 年六日戰爭以來以色列佔領地區的多個定居點。以色列那個時候還沉浸在自己對四個阿拉伯國家取得閃電般的勝利的喜悅之中，這種勝利使得它完全控制了敘利亞的戈蘭高地，埃及的整個西奈半島、加沙地帶、約旦西岸，以及最重要的——耶路撒冷古城。戰爭結束後通過的聯合國第 242 號決議，規定了結束衝突的行動指南，包括結束交戰狀態，承認該地區國家的主權地位，尊重當地居民不受武力威脅地居住在安全的、獲得認可的邊界內的權利。這份決議還要求以色列從其在戰爭中佔領的土地上撤出，但以色列的領導層對於撤出其佔領的 28000 平方英里的土地根本不上心，這些土地讓整個國家變成原來的三倍大。如何處理在該地區居住的 150 萬名阿拉伯人，這一問題很少被考慮，儘管他們對這個猶太國家構成了一個潛在的、致命的人口威脅。當時，以色列只有 238.5 萬名猶太人， 10 萬名基督徒，以及沒有逃亡到其他地方的 29 萬名阿拉伯穆斯林。

梅納赫姆·貝京當時是新組成的少數派聯盟利庫德（Likud）的首腦，他特別強烈地主張應該極力保留戰爭的成果，特別是西岸地區，他用《聖經》上的名字來稱呼西岸地區：朱迪亞和撒瑪利亞。貝京所設想的是一個廣袤的以色列國家，他甚至不承認約旦王國的存在。他認為應該征服約旦，使約旦成為一個純粹的猶太國家的一部分，他從來沒有完全放棄過這個夢想。許多以色列人認為他是一個怪人，一個法西斯主義者，甚至是不光彩的地下恐怖主義活動令人尷尬的遺孽，玷汙了這個國家為了爭取獨立而進行的光榮鬥爭。“貝京是一個典型的希特勒主義者，”以色列令人尊敬的創立者以及第一任總理大衛·本-古裡安（David Ben-Gulion）這樣描述自己政治生涯的終身對手，“為了佔領整個以色列地區，他可以殺害所有阿拉伯人。”著名的美籍猶太人，包括漢娜·阿倫特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都認為貝京是一個恐怖主義頭目。“老師們都因為反對他們而受到責打，成年人則因為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們成為他們的同夥而被射殺，”他們在 1948 年這樣寫信給《紐約時報》，當時是貝京第一次到美國訪問：“通過暴徒式的手段、毆打、砸碎窗玻璃以及廣泛的搶劫，恐怖主義者震懾普通民眾，並收取高額的進貢。”

當時作為州長的卡特訪問了聖地，而貝京還處於以色列政治的邊緣，很少有人能夠在那個時候想到，四年之後，他們這兩個門外漢居然都開始領導各自的國家。

卡特所親歷的以色列，充滿希望、繁榮，躊躇滿志得有些令人意外。唯一穿著制服的是交通警察。來自西岸的阿拉伯人自由地進入以色列地區，而大批猶太遊客以及自由的投資環境，提高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水平，比他們在約旦統治之下的生活狀況好多了。然而，還存在一些令人不安的跡象。卡特估計，當時西岸和加沙地帶大約有 1500 名猶太定居者，他明顯感覺他們對於那裡的和平構成了重大威脅。他和羅莎琳在加利利海邊上的一個猶太教堂做禮拜，並對那裡只有另外兩個人一起做禮拜感到震驚。當他們把旅行車還給果爾達·梅厄的時候，梅厄問他們是否看到什麼令他們不安的東西。卡特知道，就像曾身處那個職位的所有前任一樣，梅厄是一個世俗的猶太人，所以他在提到自己在猶太教堂的經歷，以及他發現整個國民對宗教缺乏熱情時，還有一絲猶豫。他指出，《聖經》上說，一旦猶太人背離上帝，他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會遭受挫敗。梅厄衝著他笑了。看看這個佐治亞州州長！但正是在那個秋天，安瓦爾·薩達特派遣埃及軍隊通過了蘇伊士運河，打了以色列一個措手不及，讓這個國家從不可戰勝的幻夢中驚醒過來。梅厄在第二年春天被迫辭職。同時，卡特夫婦回到了美國，竭盡所能地做一些可以幫到以色列的事情。卡特州長開始以“老朋友”來稱呼梅厄，儘管當時他們只見過一面。

在白宮就職後不久，卡特就開始聚焦中東地區。對於他在就職第一天就宣佈中東和平是他最優先的事務之一，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感到震驚，這看起來非常天真。一任又一任的美國總統不斷嘗試，付出了巨大的政治成本，但都鮮有成效。曾經長時間在理查德·尼克松和傑拉德·福特總統手下工作、努力想化解中東好戰氣氛的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則警告卡特說，美國總統不應該介入那種結果無法確定的談判之中。卡特身邊最親近的顧問也告訴他應該等等，等到第二個任期再來用他那脆弱的政治資本冒冒險。就任總統滿一個月時，他在美國人民中的滿意度達到了 75% 的高位，但之後就不斷下降。然而，對於卡特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決定。他相信，上帝希望他帶來和平，他應該可以發現一條通往和平的道路。

他之前的競選經理漢密爾頓·喬丹（Hamilton Jordan），在寫給他的一個備忘錄中，概要地說明了這個政治探險的危險性。這個備忘錄非常敏感，因此，漢密爾頓親自打字，而且只在白宮保險櫃中保留了一份副本。喬丹解釋說，猶太人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存在感相對比較高。“猶太人大力支持民主黨及其候選人的傳統，從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美國的猶太人就開始確立了，後來又被威爾遜和羅斯福的政策強化了。”他這樣寫道，“哈里·杜魯門總統在以色列建國中的作用又進一步鞏固了這種聯繫”。儘管猶太人僅僅佔美國人口的百分之三，但他們的投票幾乎佔到了百分之五。在大部分選舉中，猶太人的投票率達到了 90% 。

例如，在紐約州，猶太人和黑人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幾乎一樣，但在卡特競選總統這一年，只有 35% 的黑人參加投票，而猶太人的投票率則達到了 85% 。“您獲得了 94% 的黑人選票和 75% 的猶太人選票，”他繼續寫道，“這意味著您在選舉中每獲得一張黑人選票，就獲得了兩張猶太選票。”喬丹指出，民主黨的大額捐款人中超過 60% 是猶太人。猶太人還有一個“強大而又偏執的遊說團體”，即美以公共關係委員會（AIPAC），這個機構代表的是以色列政府的態度和目標，而且穩穩地控制著美國參議院的多數選票。卡特是從南方來的無名小卒，至少對於猶太人來說是如此。他公開發表聲明，以色列應該有安全且獲得認可的邊界，同時巴勒斯坦人也需要建立家園，而這種東西通常應該是在幕後談論的，這使得喬丹擔心猶太人可能已經開始採取反對卡特的立場。

“我相信您熟悉基辛格在 1975 年春天的經歷。當時猶太遊說團體發佈了一份由有 76 名參議員署名的信函，這份信函重申了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從而完全打碎了福特和基辛格要推行一個全新的、全面的美國和平計劃的希望。”這份備忘錄的大意是，如果卡特總統想向以色列施加壓力，那麼猶太人必定會成為他強大的敵人；而他如果希望達成和平協議，又不得不向以色列施加壓力，作為卡特的首要政治顧問，喬丹告訴他這將是一個毫無勝算的局面。這是一個矛盾：對於以色列而言，沒有比和平還重大的禮物，但對於一個美國政治家而言，又沒有什麼比實現這種和平更危險的了。

卡特立即著手的計劃是恢復中東問題在日內瓦會議上的談判。日內瓦會議在1973年舉行了一次，當時是在聯合國、美國和蘇聯的主導下進行的。之後就休會了並慢慢地消失於各方無實際效用的好意之中。就任總統的第一年，卡特開始與最重要的阿拉伯國家領導人會面，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活動，充斥著各自過於激烈的外交辭令和不切實際的要求。那個時候正好安瓦爾·薩達特來白宮訪問，卡特立刻就被他吸引了。與其他阿拉伯國家領導人比起來，薩達特是“一束閃亮的光芒”，“果敢異常”。最終，卡特相信，他找到了一個締造和平的夥伴。卡特總統有一種誇大他與別人之間親近關係的強烈傾向。這或許是因為要向其他人掩蓋自己高度自制、性情孤冷、不希望別人太接近他這一實情。不過，卡特的助理這次發現這兩個人還真是惺惺相惜。在第一次會面之後不久，卡特已經開始稱呼這位埃及的政治獨裁者“我最親愛的朋友”了，這在國家首腦之間是很罕見的。

卡特還會見了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他發現拉賓愛爭論，而且對於和平的前景持悲觀態度。“就好像對一條死魚說話”，他回憶道。不久之後，拉賓就因為財政醜聞而被從總理職位上趕了下來。梅納赫姆·貝京在這次以色列歷史上最奇怪的政治起義中被選為總理。

卡特對以色列這位新領導一無所知，中央情報局也是一頭霧水。卡特非常吃驚地看到貝京在一檔美國新聞節目中宣佈過去十幾年和平談判的基礎——聯合國第 242 號決議——作廢。當有任何人問到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佔領”的土地時，他都會糾正說這些土地不是被“佔領”的，而是被“解放”了。他還說他計劃讓猶太人在西岸成為多數。當有人問他，這種主張不是正好與卡特總統眾所周知的和平解決以巴爭議的觀點衝突嗎？貝京則回答道：“卡特總統對《聖經》瞭然於心，因此他知道這這片土地應該屬於誰。”

題圖為薩達特、貝京和卡特，來自：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