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是怎樣來到“我”家的？那時候“我”不知道，也沒有想過。但就是這樣一位精幹而熱腸的老人，總會構成有關童年與親情的永恆回憶。
對於我們所愛的人，我們所知甚少，這是我們永遠的遺憾。——[比利時]莫里斯·梅特林克《沙漏》，田智譯，《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散文精品》，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第12頁這個深夜，月亮哄睡了傷心，星星閉上了眼睛，外婆，讓我走到你的夢裡。——殷健靈《愛——外婆和我》，新蕾出版社2014年2月第1版，第111頁我記得，姥姥最柔軟。這世上有很多東西是柔軟的，水是軟的，雲彩是軟的，麵糰是軟的，米飯是軟的，沙地是軟的，但在我看來，最柔軟的莫過於老成了祖母、外祖母那般年紀的老太太，可惜我沒有見過自己的祖母。高爾基在其《童年》一書裡這樣描寫自己的外祖母：“她長得圓圓的，頭大眼睛也大，鬆軟的鼻子挺可笑；她穿一身黑衣裳，整個人都是柔軟的。”不錯，我的外祖母——我們習慣稱姥姥——長得也是“圓圓的”，鼻子“鬆軟”，春天夏天穿柔軟的白布褂子，其餘兩季穿一身柔軟的深色衣服，雙手軟軟的，臉上軟軟的，說起話來軟綿綿的，“整個人都是柔軟的”，撲在她身上，那便是得到了最柔軟最舒服最貼心的依靠。這個未曾變得更老的柔軟的老太太，從我第一眼看到她，就是這個樣子——不到一米六的矮個子，胖乎乎的，花白的頭髮一絲不亂地使勁向後面攏著，在腦後綰成一個髻，用一段頭繩扎牢，罩上黑色網套。她臉龐的形狀略有些圓，只是下巴格外尖，整體上看，又似立起來的棗核，長大了我才知道，這叫橢圓形。她的眼睛大而有神，雙眼皮的輪廓格外清晰，六個兒女與她如出一轍，時光不停掠掉她的眉毛，彎月般拉長的弧，兩頭越來越淺，近乎完美地落在唯一女兒的眉骨之上。老太太那白而柔潤的面色經常誘惑著我伸手去撫摸，或上去按一下，看看能不能陷下去。她小巧的鼻子同樣完美，端正挺拔，稜角分明，讓她端莊得像個修女。她的嘴唇有些厚實，紅潤得不像是她那個歲數應該有的，且永不幹燥變色，異常有型，嚴肅時咬得緊緊的，激動、興奮、驚訝時劇烈開合，悲傷時因顫抖而突然走形。這便是我的姥姥，她的大名柳德琴只留在極少數家人的記憶裡，其他那些記得她名字的人，如今大多已作古。對我們所愛的人，我們總以為自己是瞭解的，其實所知甚少，這種遺憾無法彌補。姥姥1900年12月28日生在山東煙臺蓬萊蔣家莊一個像塵埃般被時間湮滅的小戶人家。這個日子我永遠忘不了。
姥姥身上那股好聞的味道讓我愛她、迷戀她。這是去不掉的肥皂味、每天搽在臉上的雪花膏味、柳條箱裡的樟腦味、灶臺邊的油煙味，加上時間賦予的複合氣味的總和。這種混雜在一起的味道有著日常的溫度和魔力，牽引著我和妹妹不離她左右。每天，我睜開眼睛，就能循著她身上馥郁的味道跟上她，目送她挪著那雙“解放腳”，進出於廚房、客廳、小院，圍著灶臺、案板、炕頭、臉盆架、飯桌，洗涮、烹調、清掃，拾掇拾掇這裡，擺弄擺弄那裡，抹布、笤帚、掃把、雞毛撣子不離手，從早到晚，沒有閒下來的時候。她的嘴也不願意閒下來，稍微閒下來一些的時候，就問我們餓不餓、冷不冷、熱不熱、渴不渴，有時指著我的褲腿，說有了一個新口子，脫下來補補，有時又說我妹妹胳膊被樹枝劃了一個血道，快拿紫藥水來抹上。姥姥愛講故事，不是為自己，不屬於自我表達，只不過在我和妹妹面前倒有些像是炫耀，她的故事總是這樣開頭：在很遠很遠的地方，有一座高高的大山，一年四季都有花開，你們知道開的都是些什麼花嗎？或者這樣：在很早很早的時候，一個窮苦人家有三個兒子，有一天，當父親的把三個兄弟叫過來……她很享受地看著我和妹妹崇拜而入迷的傾聽，這讓她不想把講故事和消磨時間等同起來，或者只逗個樂。有的時候，她講著講著會突然抬起頭來問：你們知道天上為什麼下雨嗎？你們知道月亮為什麼會圓嗎？我們都說不知道，這讓她更得意，更有興致了。有的時候，她還這樣提問：知道你們是從哪裡來的嗎？我們都說不知道，她就說，告訴你們吧，你倆是從醫院門口的臺階上撿的。後來，她把自己說過的忘記了，說我倆是從百貨公司門口撿的，還有一次說我倆是從三完小的鍋爐房裡撿回來的，如此多次，我就知道她是在逗我們呢。
飯桌是另一處“話桌”，大家坐下來吃飯的時候，她也停不下說話，會不失時機告誡我們，吃飯不要吧嗒嘴，喝湯要等一等，小心燙著，別出那麼大聲音。她經常說起八國聯軍和日本侵略時期的事情，說那些“黃頭髮”“藍鬍子”“小矬子”搶東西、吃小孩、喝馬尿，放火引出滿街的老鼠，在蓬萊縣城或鄉下，人們不敢養狗，因為它們會叫，會對著扛槍的日本鬼子發脾氣，鬼子們四處禍害，所有的雞、兔、貓、豬和鴨都活不到該活的年歲。她還很願意在飯桌上對女婿嘮叨，讓他走路別太快，路上有石頭，天黑了容易被絆倒，告訴他騎自行車要當心，不要太快，留心旁邊走著的人。她還願意對女婿說，自己的小兒子遇到了難處，得了怪病，或找不到工作，媳婦臉色不好看等等。媽媽不願聽她絮叨，我父親好像倒是不煩，一般都耐心地聽完，與她商量著怎麼辦——姥姥的絮叨被父親理解為信任，因此很受用。飯桌上的絮叨，比直截了當的傾訴好接受，絮叨式交談，釋放的是近距離的當面的信任。姥姥擁有我們家唯一的眼鏡——膠皮黃色的塑料鏡框，已很有些年頭，雙腿拴著一根細細的毛線，可以掛在脖子上。這是姥姥使得最多、最得意的物件之一，使完了一定會把眼鏡腿摺好，規規矩矩放進一個外表裹著紫色絲絨的盒子裡。那紫色絲絨盒子，似乎永不懼怕磨損、剮蹭或碰撞，更不怕被我反覆打開、合上、再打開、再合上。我願意聽它打開與合上過程中產生的那種聲響，由我控制著節奏，使之不至於變為噪聲。而且能享受絲絨的光滑、貴氣、亮色，牢牢地把控著它，讓它逃不出我手心，這是一種快樂，可以重複多次又不會厭倦的快樂。要是姥姥從眼鏡盒裡取出老花鏡，那就意味著她終於閒下來了。她動用老花鏡時先要完成如下程序：屁股挪到炕上，脫鞋，抬腿，盤腿，一條腿疊在另一條腿上，再壓在屁股下，上身端正、靜止，如此，手的忙碌才正式開始。肯定是要戴上眼鏡。之後，她不是手持一隻黑鐵色的大剪刀，拆解、剪裁，就是拿出不同型號的針與線，求助她的外孫、外孫女，將線穿過針眼，然後開始縫合、補綴。縫補衣物，是她的手藝中的另一領域，這也是一種天然分工，讓她一輩子安於重複與細緻，視辛勞為樂趣，不想一日有所停頓。此種辛勞的價值，在兩個外孫身上最能看得見。我和妹妹只差一歲，幾乎每件衣物，都來自姥姥的縫補，我們的中式布褂、棉衣、鞋子、帽子，都是她的傑作。那時的衣服是那麼不禁穿，幾乎給每天都留出剪裁、拆解、縫補的空間。我倆衣服的下襬、胳膊肘處，褲子的膝蓋部分、褲腳，我倆襪子的趾頭、腳後跟部位，經常被她捕捉、拉扯到跟前，被反覆劃重點，縫了再縫，補丁上再壓補丁。一旦戴上老花鏡，姥姥就像獲得了無可置疑的權威，剪刀、針線在她手上獲得了靈性。她邊忙碌，邊嘆氣，邊自豪，為這兩個外孫的頑皮、健康、快樂、合群而高興。她知道自己的外孫在小朋友中不孤單，有人緣，忙著玩，以至於忘記了衣服上被剮了口子，小傷也被泥巴掩蓋。她埋怨我們，但她不覺得為我們洗衣、補衣是負擔，那些衣物、鞋襪、手套、補丁，像是連綴起了一段段長城，樹立起她的威信。她的針線、老花鏡、手藝，連同她的絮叨，都瀰漫著一種“居功”的得意。
戴上那萬能的老花鏡，有時還意味著姥姥要紡線了。這是她展現自己堅韌耐心的另一個領域，同樣是她命定的志業。正如美國人伊沛霞在其《內闈：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一書中所說：“然而無論婦女幹了多少農活，在中國學者看來她們的主要任務還是在別處。女人的工作是耗時、費工、大多數工序需要在室內完成的紡線織布。”姥姥從未放棄紡線。這種手藝已成習慣，是她與丈夫從蓬萊老家帶過來的。“老王家”無論男女，都會紡線，在內蒙古的後套地區，羊毛向來不缺。紡線的價值，曾在這一家人由蓬萊到達內蒙古後，作為家庭用度的一項重要來源而充分得以彰顯。我在姥姥那裡認識了紡錘。紡錘有兩種，一種用羊腿上的小骨棒做成，一種用小木棒充當，都是在中間部位鑽眼安上鐵絲鉤，小巧，靈活，分量適度，很是趁手。紡線極寂寞，無法伴隨交談，說話會令粉塵更易進入口腔、鼻孔，再說，紡線需要專心致志，分神、走思，都會影響質量。大舅媽說過，她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安靜的一家人——一屋子的大老爺們坐著一動不動，一心一意紡線，整天不出半點聲響，別說交談，連咳嗽的聲音都沒有，鄰居們經常以為這戶人家又集體外出了。是保持安靜的習慣，造就了舅舅們的不合群、不好動、不好談，還是性格讓他們更習慣於這種沉默的手工勞動呢？或許，他們的性格與紡線需要的孤獨相輔相成，使他們都坐得住、喜孤寂、心靈手巧吧。我自小習慣安靜的環境，影院、劇場、餐廳、會場聲響大，或四下嘈雜，我就難以忍受，這是不是也有遺傳的因素呢？眼鏡也用於屬於自己的閱讀，這完全是姥姥抽空做的一件事，類似閒暇時的自助“下午茶”。她小時候在識字班掃過盲，愛識字、願學習，每個她不認識的字，都會讓她苦惱良久。她說起在老家教會識字班裡的經歷，常露出自豪的神情。姥姥認字一點不馬虎，識字班裡的人都願意幫助她，但家務重，沒能堅持。她還留著幾本滿是洋文的彩色雜誌，印製精美，紙質很硬，是用來夾“鞋樣子”的，過一陣就會翻出來給我和妹妹看看。從識字班上認下來的字，加上觸類旁通瞎猜的字，讓姥姥能對著一張報紙，磕磕巴巴讀上一兩段。她有個奇怪的毛病，那就是念報紙的時候，不停往句子里加“的”字，比方說，“祝偉大祖國繁榮昌盛”，她一定會念成“祝偉大祖國的繁榮昌盛”，“人民公社社員不怕苦不怕累”，她一定會讀成“人民公社社員的不怕苦不怕累”，好像少了“的”字，她就擔心不是合格的書面語了。從她嘴裡，我們在上學前就知道了“八國聯軍”“辛亥革命”“北洋軍閥”“日本鬼子”等等詞彙，姥姥是我們在收音機、電影、書籍之外有用和無用知識的又一個來源。姥姥每天必說的一句口頭禪是：“早睡早起身體好。”她的規律性早睡、早起從未有過例外，按照一成不變的節奏，雷打不動。每天早上，姥姥總是第一個起床，漱口、洗臉、梳頭，每梳一次頭，都會在梳子上留下幾縷頭髮，她把這些頭髮一圈一圈纏在手指頭上，團成個小團兒，在肥皂上蘸蘸，用來擦洗臉盆上的汙垢，效果出奇地好。為此，她的每一縷頭髮都不會輕易扔掉。每天晚上臨睡前，是一段近乎童話般難忘的時光。晚飯後，藉助昏暗的煤油燈光亮，她會紡一會兒毛線，然後就張羅著我和妹妹先上炕睡覺。但我們才不會聽她的。她咋咋呼呼地招呼著我們，知道這是徒勞的，也要履行程序，明白我倆一定要看完她洗腳、修腳，否則不會上炕。每晚九點左右，她的睡前儀式正式開始。先是洗臉，把假牙卸下來，泡在一個白瓷杯裡，擱在飯桌上。自我見到姥姥，她就是戴著假牙的，這副假牙潔白、齊整、自然，戴上之後臉型也不變，是四舅在北京為她專門配製的。摘掉假牙，姥姥腮幫子癟下去，嘴唇凸起，說話聲音變得讓她很難為情。然後打一盆溫水放地上，在炕沿上坐定，脫掉自己做的布鞋，將一圈圈裹腳布慢慢打開。白色的裹腳布與面口袋質地相同，兩三寸寬窄，每條長達兩尺左右。裹腳布扔進水盆，腳放進去，我們看到的是兩隻變了形的腳，像中間凸起的白薯，四個腳趾都被擠在一枝獨秀的大腳趾周圍，她從不阻止我倆查看和撫摸她這雙腳，這雙腳比想象的要大些，白皙、光滑，每天都泡腳、洗腳，腳後跟依然有硬皮，她會用絲瓜須使勁摩擦，有時讓我倆幫忙。我看到她雙腳血管清晰，側面褶皺多，暗色的斑點，像小星星一樣點綴在四周。姥姥在洗腳泡腳的時候更絮叨，那些過去的事情，是她最津津樂道的。她說自己家房後有一條水溝，站在跟前很害怕，老是覺得水溝很深，聽她哥哥說，這個水溝裡曾經有小孩掉進去，大人去救，連大人也沒能上來。然後便停下來說，你們千萬別到水溝裡玩。她還講，有一次一隻像蚊子一樣的小蟲子飛進耳朵裡，怎麼也出不來，仔細檢查耳朵，什麼都找不著，只是耳朵裡嗡嗡響個不停，晚上沒法睡覺，鄰居找來一個神婆，手舉燃著的香，在地上不停轉圈兒，過了兩天，耳朵裡蚊子一樣的聲音就沒有了。還說，她有一次與自己的哥哥一同到山上挖野菜，遇到一條大青蛇，大青蛇盤成一團，蜷在一棵大樹下，上面落著蜻蜓、螞蚱、蝴蝶、蛤蟆，一動不動，只有蛇頭轉來轉去。見了蛇，千萬要小心……等水涼了，姥姥的故事也講得差不多了。她擦乾腳後，將腳套進兩隻布套子裡，穿上鞋，坐在小板凳上，把之前脫下來的裹腳布洗乾淨，擰乾，晾到外面，這才上炕。姥姥是穿著這布套子睡覺的，夜裡不脫，早上起來再脫下來，纏上乾淨的裹腳布。姥姥的腳是纏過的，但行動起來很利索。大家都問過她裹腳的經過，偶爾也聽串門的李老太太和她聊起，大致是這樣的：她在蓬萊老家長到五六歲的時候，被裹了腳，那已算是晚的了。母親下不了手，就由家裡的其他女性長輩動手。像作家盛成在《我的母親》裡寫的，腳裹起來終日發燒，走路時腳跟著地，腳趾朝天，一步一動，一動一搖。步步要跌倒，時時痛難忍！六七歲的時候，姥姥的母親不幸去世，家裡沒人顧得上管她裹腳的事了，鄰居有個在大學堂上過學的姑娘給她出主意，教她放腳。裹腳布不能一下去掉，得一天一天慢慢松，松上七八天，才能徹底拿掉，放腳以後，腳趾慢慢伸出來，過了幾個月仍然恢復不了原樣，最後就成了個半拉子的“解放腳”。我至今仍然記得，家裡的鋪蓋從來都是捲起來的，這恐怕也是姥姥帶來的山東習慣。只要進了山東地界，就能碰上捲起來吃的食物——煎餅卷，醬肉卷，吃烤鴨更要卷，山東人就是喜歡“卷”，這種形態易於一網打盡。鋪蓋裡有褥子，有被窩，焉能不卷？我們鋪的蓋的，都由姥姥親手做：過了水或洗乾淨的白布做被裡，先鋪在炕上，把棉花撕開一點一點絮在被裡的中央，邊上留出兩三寸，直到中間鋪滿，再把被面蓋上去，被裡從四周折到被面上，接下來就是縫線。這種縫製需要用很長的粗針，雙股棉線，縫的時候要從被裡一直縫到被面，姥姥戴著眼鏡，一縫就縫好長時間，往往一次縫不完，分兩三次才能完成。縫製褥子，大概也是這樣，只不過褥子窄一些，有時薄一些，費的工夫少些。我和妹妹都喜歡參與縫被褥，給姥姥打下手。上炕之後，入睡之前還有一件事，那就是捉蝨子。不知道那時候為什麼愛長蝨子，蝨子那麼能長，蝨子卵那麼能鑽，捉都捉不完，掐都掐不盡，冬天隔幾天就得把裡面穿的衣服放在鍋裡煮一次，才能勉強消停幾天。後來我在《西行漫記》裡讀到，在延安的時候，毛主席連接見外國人的時候也捉蝨子，覺得挺好玩。我和妹妹自己捉自己的，姥姥也捉自己的，有時候她也幫我們捉，捉完蝨子才躺下。我和妹妹睡在姥姥兩側，我總是靠著牆邊放櫃子的那一側。
即使吹滅了煤油燈（後來是拉滅了電燈），姥姥也要和我們聊會兒天。她和我們聊的都是應該對小孩子們聊的話，我們懂的話，要麼是講一些百聽不厭的故事。她講，故事裡有一隻小貓，一隻小狗，還有一隻小松鼠，小松鼠總是被小貓小狗欺負，有一天，小松鼠在小樹林裡碰到一隻小老虎，對它說了自己的苦惱，小老虎說，那我把你變成小狗吧，可小松鼠變成小狗後怎麼都不會吐舌頭，還是被小狗瞧不起，它又去小樹林裡找小老虎，說了自己的苦惱，小老虎說，那我把你變成小貓吧，可它變成小貓後，最怕遇到小老鼠，因為小老鼠知道它的底細，嫌它老放屁……她還教我們兒歌：“小孩小孩別生氣，鍋裡有個鴨蛋屁，掏出來吃著消消氣。”讓我們聽得耳朵都生了繭子的，則是這一首：“拉大鋸，扯大鋸，姥姥家，唱大戲，接姑娘，請女婿，小外孫也要去。沒有好的給你吃，白米乾飯炸裡脊，撐得沒地兒拉屎去。”每天在夜裡我們都是伴隨著姥姥的絮叨和故事入睡的，離開她的故事和歌謠，我倆就睡不踏實，有時候，她的故事沒聽完，我就閉上了眼睛。梁鴻鷹，1962年6月生於內蒙古。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中國作協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文藝報社原總編輯。出版評論集《在場與審思》、散文集《歲月的顆粒》、詩集《對天真的結局嚴陣以待》、小說集《散裝時間》及譯作若干。
稿件初審：鄭世琳（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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