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破解當代現代化世界難題的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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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定性的話，是管總、管根本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使命，歸根到底是用社會主義制度破解資本主義現代化無法解決的難題、痼疾與危機。那麼，資本主義現代化會產生怎樣的難題、痼疾與危機？中國式現代化又是通過怎樣的祕訣破解的？這對於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至關重要。

1.“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迄今爲止所有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國家和經濟體幾乎都是通過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來實現的。對這一事實的簡單化理解，產生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帕森斯的現代化理論與羅斯托的“經濟成長的階段論”。按照他們的觀點，現代化的本質是從“傳統社會價值觀念”向“現代社會價值觀念”——“普世價值”轉變。而其所謂“普世價值”，“實際上是對美國社會制度的抽象。這種變量設定，預設了美國的現代化道路是所有國家的道路。每個國家都處在從傳統到現代的不同發展階段上。換言之，美國是現代化的‘燈塔’，所有的國家都在駛向‘燈塔’的航程上，只是遠近不同而已”。其實質是：經濟上實行私有制市場經濟制度，政治上實行多黨民主制與法治，思想上實行個人自由主義。一句話，現代化就是思想觀念與社會制度的西方化、美國化。

與哲學上鼓吹的現代化“普世價值”相呼應，美國經濟史學家羅斯托在《經濟增長的階段——非共產黨宣言》一書中，提出所謂普適於一切社會的“經濟增長階段論”，作爲“一種代替卡爾·馬克思關於現代史理論的理論”。他將現代化過程分爲“增長的五個階段”：傳統社會、起飛前提條件、起飛、走向成熟、大衆高消費時代，進而又加上了“消費階段以後”的階段（第六階段）。他認爲，只要奉行西方的“普世價值”，“經過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全世界都將進入大衆高消費時代”。而爲了抹殺社會主義國家在現代化上的成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能實現現代化，羅斯托公然篡改和曲解歷史，斷言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已經走上現代化道路，“共產黨人所承繼的是一個已經起飛的經濟”，列寧只是恢復了這個由戰爭而破壞了的經濟，“斯大林並不是一個落後國家現代化的建築師，而是一個完成這個國家現代化的建築師”，把蘇聯現代化的偉大成就歸功於十月革命前的資產階級革命。他由此得到結論：“共產主義是一種病症，如果一個過渡社會不能夠有效地把它內部願意進行現代化工作的成員組織起來，這個社會就會得這種病症。”這種公然篡改歷史的反科學行爲受到經濟史學界的廣泛批評。但因其鮮明而頑固的反共立場而受到美國政界大力吹捧，導致“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氾濫，羅斯托也因此被召進白宮擔任高官。

那麼，這種西方式現代化道路是否走得通？事實證明，的確有些國家走得通，否則就不會有今天的現代化國家。這是“現代化=西方化”直至今天仍然大有市場的實際原因。然而持此觀點的人們忘記了：這種成功不僅需要一定的時機與條件，而且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與代價，產生一系列無法解決的難題、痼疾與危機，其結果只能是少數國家和少數人的病態現代化。對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即使願意付出相應的高昂成本與代價，此路也絕不可能成功。這由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本質所決定。

2.資本主義現代化成就及其歷史侷限性

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否認資本主義現代化對人類歷史的巨大貢獻。《共產黨宣言》對此充分肯定：“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之所以如此，是因爲資本主義對人類剩餘勞動的新型處理方式優越於等級制社會。在等級制社會中，剝削階級通過掠奪勞動人民的剩餘勞動產品來維持等級制度的再生產，在供地主貴族揮霍享用的同時，將這些產品作爲標示其等級地位的物質符號，從而使其成爲不能生產財富的“死財富”。這就導致社會生產力系統長期處於簡單再生產狀態，必然發展緩慢。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將剩餘價值儘可能地轉化爲資本，投入擴大再生產過程中，成爲能夠生產財富而不斷增殖的“活財富”，進而通過市場競爭而無止境地進行資本的積累和集中。由此推動社會生產力系統的迅速擴張與提升，產生了高度社會化的現代化生產力體系及其組織管理方式。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這種高度社會化的現代化生產力體系及其組織管理方式正是各國現代化的主要共同特徵。在西方式現代化中，這種共同特徵被賦予了資本意志而成爲資本主義現代化。在中國式現代化中，這種共同特徵則被賦予了“以人民爲中心”的價值靈魂，而成爲社會主義現代化。

3.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代價與痼疾

資本主義現代化在創造如此成就的同時，也無可避免地產生了它的根本矛盾——社會化生產力體系與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之間的矛盾。馬克思一語破的地指出，以賺錢爲唯一目的的資本權力“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正是在資本權力的支配下，通過多黨競選制、議會制、言論自由等一系列制度，使整個社會的政治機器和文化輿論機器都被資本化了，形成了由資本權力轉化而來的政治權力、精神文化權力。隨着資本的無限積累與集中，整個社會化經濟體系不斷集中到少數壟斷資本集團手中，它們通過操縱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機器，形成資本主義社會“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由此成爲資本集團（如美國的軍工複合體）剝削和佔有全世界人民勞動價值的機器，從而無可避免地導致社會經濟危機、生態危機、精神文化危機、國際安全危機，直至戰爭危機，嚴重威脅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這就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必然產生其無可避免、無法解決的難題、痼疾與危機的根源。

資本主義現代化國家所走過的道路可分爲兩類，其產生的問題與代價各有不同。第一類是原發性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其通過本國自主性資本主義道路實現現代化。如前所述，這種現代化是人類歷史的進步，然而也使全人類付出了巨大代價。《資本論》從本質到現象揭示了這種現代化過程，從資本的原始積累開始，到資本增殖積累和集中的過程，都是掠奪其本國和全世界勞動人民的過程。一部原發性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掠奪史和戰爭史，包括英國的“羊喫人”，以販賣黑奴爲中心的“貿易黑三角”，兩次世界大戰，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對中國的侵略等等，都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對全人類生命與財產的掠奪。當今的霸權國家正在將其推向極限。爲了緩解自身困境，霸權國家竭力將由資本主義根本矛盾所引發的危機轉嫁給世界各國，爲此必然要建立霸權主義世界格局，即所謂“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爲此不惜蓄意製造和利用各國人民的災難，以離間國際關係、製造顏色革命、分裂他國國土，脅迫他國選邊站隊，剝奪他國發展權。霸權國家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已經發展到需要利用和製造災難來維繫其自身霸權的地步，所以被一些秉持正義的西方學者稱爲“災難資本主義”（Disaster Capitalism）。這是原發性資本主義現代化產生的由全人類承擔的代價。

第二類是依附型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在原發性現代化國家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形成了其地位排序，結成以霸權國家爲首的發達國家集團之後，後進國家和地區要走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已經不可能走殖民擴張的老路，只能走“依附型現代化”的道路，“亞洲四小龍”是其典型，其代價是淪爲霸權國家的附庸。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金融體系乃至主權等等，都高度依附發達國家的壟斷資本，因而其現代化體系十分脆弱。這種依附性乃是在原發性資本主義國家支配全球的國際環境下，後進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必然結果。其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力是高度社會化的，每個企業都必須依靠高度社會化的基礎設施與市場流通體系才能生存。在西方壟斷資本佔據支配地位的國際環境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落後經濟體的弱小的本土資本，無法通過長期的自發積累過程和殖民擴張過程來重複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成長過程，因而只能依附外國資本以獲得成長機會。由此實現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只能是依附型現代化，其生產力體系與經濟命脈完全掌握在霸權國家手中，爲此只能充當霸權國家的“棋子”與工具。一旦不甘作爲附庸，其所謂“現代化”便會迅速崩塌。這是依附性現代化必須面對的巨大風險與代價。

由此形成了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現代化陣營的結構：霸權國家居於霸主地位，其領導若干強國組成聯盟共同維護其霸權主義國際秩序；而其他現代化國家則處於高度依附地位，其經濟發展水平與國家主權聽命於霸權國家及其領導的聯盟的需要。那麼，尚未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應當走什麼樣的道路呢？能否步依附性現代化國家之後塵呢？這是擺在每個想要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面前的大問題。

4.當代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魔咒”及其根源

能夠實現依附性現代化的國家和經濟體，也只是特殊歷史條件下少數特例。“亞洲四小龍”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爲冷戰背景下的西方陣營，爲了與社會主義國家競爭，有意將處於冷戰前線的經濟體吸收到現代化國家行列，使其依附西方陣營，但其人口總量和經濟規模限制在該陣營能夠容納的範圍之內。自此之後，後進國家如果仍然停留在“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之中，即使願意付出依附性代價和風險，也已無可能實現現代化，因爲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總體容量已達上限。無論這些國家如何努力，其經濟起飛達到某一高度之後，便會無可避免地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甚至陷入“低等收入陷阱”（合稱“中低等收入陷阱”）的“現代化魔咒”，現代化成爲其可望而不可即的“玻璃天花板”，整個社會陷入反覆震盪和混亂之中。這已經爲無數事實所證明，而且必將繼續被事實所證明。

走西方化道路的發展中國家爲什麼會遭受“中低等收入陷阱”魔咒？其最根本原因可以一語道破：這是《資本論》揭示的資本主義根本矛盾——生產力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的必然結果。通過佔有剩餘價值進行擴張的資本，產生了永無止境的資本積累與集中的過程。這一過程是通過資本吸收三種自然力（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勞動的社會自然力）進行的，由此必然造成三種自然力的貧困積累及其危機：勞動者的貧困積累（由貧富兩極分化引起經濟危機）、自然資源與環境的“貧困積累”（導致生態環境危機）、人的發展空間的“貧困積累”（人成爲資本增殖工具而導致人的發展危機）。爲了緩解其國內兩極分化的危機，發達國家資本必然將貧困積累過程轉移到他國，由此形成國際性兩極分化——資本積累於現代化發達國家，而貧困積累於發展中國家。於是在世界人口總量中佔比很小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發達國家，必須依靠佔世界人口大多數的落後國家的資源和剩餘價值來供養。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內在矛盾，邏輯地註定它只能是以資本爲中心的少數國家與少數人口的現代化，而不可能發展爲世界各國的現代化。資本主義歷經數百年的發展，生產力的水平已經極大地提高，然而，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9年已經實現現代化的發達經濟體共有35個，總人口不到10億（約9.2億），佔全球總人口76億的13%左右。而且發達國家內部也存在着貧富兩極分化，其窮人也未能享有真正的現代化生活。這就是自20世紀80年代“亞洲四小龍”基本實現了資本主義現代化之後，歷經數十年，再也沒有新的經濟體擠進資本主義發達經濟體行列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後來的所有發展中國家，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一旦經歷了從傳統社會進入早期工業化社會的初期起飛階段之後，便會陷入“中低等收入陷阱”——因爲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國際秩序已經無法容納其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其發展權必然被它們所依附的霸權國家所剝奪。這是世界上絕大多數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發展中國家無論如何努力，都會陷入“中低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這是已經成爲當代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魔咒”，南美各國就是例證，奉行“現代化=西方化”迷思的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必然如此。

中國有14億多人口，其人口總數超過現在的所有發達國家的人口總和。因此，中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不僅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無法實現現代化，而且必然依附發達國家。在此情境下，必然面臨被解體而亡國滅種的危境——因爲使中國解體並處於內部衝突之中，最有利於霸權國家“分而治之”。因此，作爲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要生存和發展下去，必須打破“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找到破解當代發展中國家面臨“現代化魔咒”這個世界難題的道路，這是歷史落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肩上的必須完成的偉大使命。

作爲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要克服“中低等收入陷阱”的“現代化魔咒”，必須另闢蹊徑，開闢新的道路——這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要求我們既要充分發揮資本在推動生產力發展方面的巨大動力作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對外開放，堅定地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同時又能克服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生產力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佔有制的矛盾；不僅要克服這一矛盾在國內經濟中的各種複雜表現，同時又要克服國際資本主義矛盾在中國國內的表現，即去除對國際資本的系統性依附。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終於找到了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這就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深刻地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爲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能夠具有這樣的歷史地位，是因爲它能夠通過社會主義道路破解資本主義現代化不能解決的難題、痼疾與危機，破解當代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現代化魔咒”，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新的偉大發現。

在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上，空想社會主義者把社會主義制度看成按照永恆正義的要求所作出的理性設計，是在任何時代都能建立的超歷史制度。人類如果早500年按照這種理性設計來建構社會，人類就可“免去500年的迷誤、鬥爭和痛苦”。這種把社會制度看成按照人類主觀意志隨心所欲塑造的產物的空想社會主義，是典型的唯心史觀，是不可實現的烏托邦。科學社會主義確認社會主義制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發展到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時的必然產物。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是社會主義必然誕生的客觀基礎，而這種矛盾只有發展到人們必須用新的制度來解決，以實現人民的生存和發展的程度，才成爲其必然誕生的時機。因此，社會主義的誕生是資本主義矛盾發展到極限階段的必然要求，而不是人們頭腦中的理性設計的結果。這是科學社會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之所在。

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正是這種歷史規律的必然產物。中國雖然沒有經歷完整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在鴉片戰爭之後，國際資本主義根本矛盾已經擴張到中國，轉嫁到中國人民頭上，使中國具備了使社會主義誕生的條件與時機。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相勾結，形成了多重疊加的統治力量，使中國人民所受剝削與壓迫爲全球最重，中華民族到了瀕臨滅亡的最危險的時候。如果不解決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多重疊加的矛盾，中華民族必然面臨亡國滅種之危境。而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又不可能解決這些矛盾——因爲它們本身就是由資本主義根本矛盾外溢到中國而產生的，由此產生的中國資產階級必然高度依附於國外資本所提供的基礎設施體系、技術體系、金融體系和市場體系。中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只能成爲帝國主義的依附國，中國人民只能成爲帝國主義的奴隸。因而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乃是亡國之路。於是，施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已經到了必須解決的極限狀態，馬克思主義揭示的“兩個必然”的歷史規律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具備了實現條件。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決定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中國共產黨看到了這種歷史必然性，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邊緣地帶，推翻了“三座大山”對人民的統治，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爲全世界人民打開了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巨大缺口。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只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由此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鮮明特徵，其偉大使命正是破解資本主義現代化不可能解決的難題、痼疾與危機。

第一個特徵：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解決資本主義現代化只能是少數國家少數人口現代化的困境與危機。習近平指出：“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特徵。人口規模不同，現代化的任務就不同，其艱鉅性、複雜性就不同，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中國14億多人口整體邁入現代化，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將極大地改變現代化的世界版圖。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現代化，也是難度最大的現代化。”14億多人口的現代化，不僅面臨資源環境和國家治理的巨大難題，而且面臨霸權主義打壓，其難度是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無法比擬的。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克服這些史無前例的巨大挑戰，破解資本主義現代化只能允許少數國家、少數人口實現現代化的世紀難題，其根本祕訣是以黨的創新理論爲指導，選擇和建立了新型制度、新型治理方式、新型發展理念與方式。

一是選擇和建立了新型制度，包括新型政治制度、新型經濟制度、新型文化制度。

——作爲新型政治制度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立國之本。人口規模巨大國家，如果走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必然面臨兩大治理困境。一是官僚主義治理困境：由於巨量人口必然造成政府層級多、部門多，導致政府親資本而脫離民衆，國家治理體系僵化乃至腐敗現象叢生；二是民主困境：實施以個人自由爲核心價值的多黨競爭民主制度，巨量人口中佔比極少的人數也有百萬千萬，極易產生被各種不同的資本力量所操控的民粹主義，造成社會分裂、政府被資本收買，並且產生決策民粹化、短視化等一系列問題。中國是有14億多人口的大國，如果不能克服這些治理困境，後果不堪想象，現代化必成泡影。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未曾出現的新型政治制度——黨依法治國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接受人民監督並且不斷進行自我革命、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通過依法治國來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使人民當家作主制度化。這一人類民主制度新形態，能夠在實踐中不斷克服上述兩大治理困境，實現民主與集中的辯證統一、人民根本利益與政府政治意志的辯證統一、國家整體利益與各階層利益的協調統一、國家整體利益與個人局部利益的辯證統一，由此鑄成14億多人民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強大政治力量。

——作爲新型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之基。在現代化進程中，大國經濟制度面臨兩難困境：既要適應生產力社會化的要求，又要調動經濟主體活力而促進創新。在自由競爭私有制經濟中，進行市場競爭的資本具有創新動力，但是無法適應生產力社會化的要求，導致全局性的社會化基礎設施建設乏力，嚴重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同時盲目的市場競爭導致社會生產無序，乃至不斷產生經濟過剩性危機。爲了擺脫這一困境，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通過股份制進行資本集中而發展爲壟斷資本主義，形成由大資本控股的股份公司控制社會化的生產力體系，這雖然在有限範圍內滿足生產力社會化的需要，但是導致全社會人民的命運處於私人資本集團的支配之下，服從資本增殖的要求，必然導致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重威脅。當今美國軍工複合體爲了自身利益而不斷在世界製造戰亂，便是這種威脅與危機的突出表現。因此能夠從根本上適應生產力的社會化的經濟制度只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公有制計劃經濟制度下，政府按照所要建立的社會化生產力體系的技術要求制定嚴密的計劃經濟方案，這在模仿和追趕他國先進現代化生產力體系的過程中，具有巨大優越性。然而當這種社會化生產力體系建立之後，卻會陷入僵化的困境，無法適應生產力體系不斷創新變革的要求。如何建立既能符合生產力社會化的發展要求，又能充分調動每個經濟主體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體系不斷創新的經濟制度？這是巨大難題。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造了新型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爲解決這一難題開闢了新的途徑。這一新型經濟制度最能夠適應現代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一方面，黨領導下的公有制經濟爲主體，堅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更好發揮政府在全局發展規劃上的作用，從而能夠爲整個社會經濟體系提供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營商環境，是最能適應生產力高度社會化的制度設計。另一方面，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使民營經濟如枝幹綠葉生長在公有制經濟主根和主幹上，既得到公有制經濟的充分支撐，又能夠通過市場競爭充分激發其作爲市場主體的活力，促進生產力體系的創新發展。這兩個方面相輔相成、共同生長，使整體中國現代化經濟體系成長爲根深葉茂的參天大樹。由此形成最適應不斷發展的高度社會化的現代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新型經濟制度，把14億多人口的經濟體系，融合爲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形成強大的經濟建設和創新發展的力量。

——新型社會主義文化制度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之基。實現現代化，必須具有能夠將14億多人口凝聚爲社會共同體的強大的精神文化紐帶。在人口規模如此巨大的社會，個人至上主義文化是瓦解人們之間精神聯繫的破壞性力量，必然會造成民衆分裂的災難性後果。我們黨遵循習近平文化思想，確立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爲指導思想，在現代化實踐中把馬克思主義奉行的“人民至上”的價值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真理觀等“魂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奉行的“家國一體”“天人合一”等優秀文化“根脈”相結合，形成黨領導下的主流文化，它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爲精神紐帶，以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爲共同目標，由此凝聚起14億多人民的強大精神力量。

以上新型制度，解決了人口大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面臨的各種難題，把14億多人民組織爲充滿活力的整體力量，這是應對各種挑戰的底氣所在、根基所在、優勢所在。

二是形成新型治理方式，特別是“五位一體”總體佈局與“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構成的總體治理系統，其任務是解決新時代中國現代化的主要矛盾。唯物史觀的基本範疇貫穿在“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中，得到多維度、多層次的現實表現。“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則貫徹於“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之中：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爲目標，以全面深化改革爲路徑，以全面依法治國爲規則，以全面從嚴治黨爲根本保證。“五位一體”總體佈局與“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二者經緯交織，形成中國新型治理方式的主線。

三是新型發展理念與新型發展方式的優勢——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在當今時代，大國經濟發展方式面臨兩大困境。一是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的困境，資本以追求無限積累作爲其發展動力，必然造成資源環境的破壞與生產力的無序擴張。要走出這一困境，就必須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全面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二是處於變亂交織的不穩定國際環境的困境。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堅持對外開放，但同時又必然面臨霸權主義打壓造成的國際產業鏈、供應鏈、金融鏈風險。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克服這一困境的必由之路，它實質上是新發展理念在產業結構與經濟循環格局上的體現。因此，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和加快建構新發展格局，由此形成中國原創性新質生產力和新型發展方式——高質量發展方式，能夠把14億多超大規模人口的經濟治理難題，轉化爲實現現代化的強大動力和優勢。14億多人口的巨大規模的內循環所產生的巨量人流、物流、信息流，爲我國交通、能源、電力、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由此建成的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條件、世界最大規模的統一市場，以及以國內循環爲主所產生的經濟穩定性，使我國成爲吸引高端國際資本、人才和各種生產要素的寶地。國際資本在中國市場結構的組織下，反過來又推動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由此形成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大動力。

第二大特徵：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解決資本主義現代化必然造成兩極分化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習近平指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特徵，也是區別於西方現代化的顯著標志。西方現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資本爲中心而不是以人民爲中心，追求資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務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導致貧富差距大、兩極分化嚴重。”西方國家的減貧路徑有兩條：一是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貧困，利用窮國的廉價勞動力與自然資源來支撐自身繁榮，使窮國永遠處於產業鏈與金融鏈的低端而陷入永遠貧困的困境。二是用從窮國獲取的鉅額利潤的一部分來支撐本國的福利政策，這實質上導致貧困永久化。因爲救濟金總會用完，窮人由此陷入永遠貧困的困境，成爲資本控制下的多黨選舉的票倉。各政黨爲了撈取選票而不斷加碼福利，造成國家債務危機，最終後果仍由窮國與窮人來承擔。所以資本主義的本性不僅導致貧富兩極分化不斷髮生，而且也通過各種“減貧”措施使貧困永久化。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把消滅貧困、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作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解決資本主義制度永遠不可能解決的難題。其根本路徑是遵循習近平經濟思想，堅持新發展理念，提升和增強人民創造財富的主體能力和客觀條件，實現創造財富和合理分配財富的辯證統一。習近平指出：“中國要實現共同富裕，但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然後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水漲船高、各得其所，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由此制定一系列實現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

一是實施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充分發揮公有制爲主體的制度優勢，通過產業扶貧以增加貧困地區創造財富的客觀物質條件、培育貧困者創造財富的主體能力。加強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村村實現“五通”（通路、通電、通水、通廣播電視、通電話互聯網），以提升貧困地區的投資條件與生產生活條件，因地制宜培育其產業結構。改善農村教育條件，培育貧困農民至少掌握一門實用致富技術。這類治本之策，在脫貧的同時也爲民營資本開拓了廣闊的投資空間和營銷空間，使貧困地區與民營企業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實現雙贏，而非“殺富濟貧”。

二是提供人民共享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環境。共同富裕不僅體現在收入分配上，也體現在共享的公共產品上，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所在。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指出：“當前在發達國家，國民資本幾乎全部爲私人資本：全都佔90%以上，有些國家甚至超過100%……中國是一個極大的特例，因爲眼下在中國，公共資本似乎佔國民資本的一半左右（據估算約佔1/3~1/2）。如果公共資本能夠保證更均等地分配資本所創造的財富及其賦予的經濟權力，這樣高的公共資本比例可以促進中國模式的構想——結構上更加平等、面對私人利益更加註重保護公共福利的模式。”我國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通過生態文明建設提供的良好的生態環境，以及不斷發展的公共教育與公共衛生體系等共享的公共產品的發展，正是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表現。

三是構建按勞分配爲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平均主義與兩極分化都是造成人們“躺平”的原因。通過建立多層級可及性的收入差異化體系，既可激勵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又可基本實現共同富裕，形成擴大中等收入羣體的“橄欖型收入結構”。

第三大特徵：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由此解決資本主義現代化必然導致的拜物教精神危機。習近平指出：“既要物質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崇高追求。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揭示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把商品、貨幣與資本當作聖物來崇拜的拜物教。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只是形式上的“普世”，一旦投射到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而被資本化，成爲披上“普世價值”華麗外衣的拜物教。正因如此，資本主義精神文明必然墮落爲資本拜物教，進而引導物質文明的畸形發展，黃賭毒氾濫成災。

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克服資本主義現代化造成的精神危機，建立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其基本法寶是全面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於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發展過程之中，把精神文明建設貫穿於物質文明建設之中，由此開拓新的廣闊的高質量文化發展空間，實現物質富足、精神富有同步發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第四大特徵：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立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解決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的資源和生態環境危機。資本主義現代化不僅必然造成生態環境污染，而且其應對方法是實行污染的國際轉移，窮國不僅承擔生產過程的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甚至還成爲發達國家垃圾的進口國。由此造成了生態環境上的國際性兩極分化。習近平深刻地指出：“我們建設現代化國家，走美歐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幾個地球也不夠中國人消耗。中國現代化是絕無僅有、史無前例、空前偉大的。現在全世界發達國家人口總額不到十三億，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實現了現代化，就會把這個人口數量提升一倍以上。走老路，去消耗資源，去污染環境，難以爲繼！”中國式現代化破解這一難題的根本途徑，是全面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指出：“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點。”這就要求我們抓住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矛盾——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貫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唯物辯證法，實現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轉化和相互促進：通過保護和創造“綠水青山”來進行高質量經濟發展，生產出“金山銀山”；同時又用“金山銀山”進行生態環境的再生產。中國人民在實踐中創造了實現二者相互轉化的各種方法與路徑：中國新能源產業突飛猛進，實現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過程與生態文明建設過程的統一，城市改造與城鎮化過程成爲生態文明建設過程，等等。國際傳媒驚歎：中國用七八年時間解決了美國花費30年時間通過國際轉移“解決”的生態環境問題。這正是“兩山論”的辯證法所創造的奇蹟。

第五大特徵：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解決資本主義現代化必然導致國際衝突加劇乃至戰爭的危機。習近平指出：“堅持和平發展，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突出特徵。”原發型資本主義國家無一不是通過發動戰爭掠奪他國資源、財富和勞動來實現其自身的現代化的，一部資本主義現代化史就是對全球進行掠奪擴張的戰爭史，好戰成爲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固有頑症。中國是通過不佔領任何他國一寸土地、掠奪他國一絲資源的和平道路取得了現代化建設偉大成就的國家。這既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走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所要面臨的矛盾，是我國現代化建設對國際空間的拓展需要與霸權主義國家刻意圍堵和阻遏中國的發展空間之間的矛盾。解決這個難題的路徑，首先是堅持習近平強軍思想和習近平國家總體安全觀，確保國家的和平與安全，完成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的歷史重任。這是中國和平發展的底線，否則和平發展道路就會建立在沙灘之上。在此基礎上，全面貫徹習近平外交思想，全面推進習近平提出的解決國際問題的中國方案——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人民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國際關係史上劃時代的偉大理念。“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是這一偉大理念在各個方面的體現，“一帶一路”倡議是這一偉大理念的偉大實踐。在此過程中，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式現代化，不僅給世界各國開拓了發展機遇與發展空間，而且爲創造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人類歷史將證明，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道路是今後世界各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國式現代化能夠破解資本主義現代化無法克服的難題與危機，絕非空想，而是歷史發展規律落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肩上的偉大歷史任務。馬克思說：“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爲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纔會產生。”中國共產黨經過百年奮鬥，使中國取得了“站起來”“富起來”和正在走向“強起來”的偉大成就，終於找到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是因爲踏上新徵程的中國具備了完成這一偉大歷史任務的主客觀條件。

第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與集體主義優秀文化傳統相結合而產生的優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的“民爲貴”和實事求是的文化傳統相結合，產生了奉行人民至上、主動接受人民監督、勇於自我革命的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與當代中國實踐和“家國一體”的集體主義文化傳統相結合，構建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科學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人民“家國一體”優秀文化傳統相結合，建立了最能適應不斷創新的現代社會化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制度，以及社會主義文化優勢等。這些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制度的文化保證。

第二，超大規模的大國優勢與市場潛力。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市場規模、完整的產業鏈、廣袤的國土、四通八達而又延伸到城鄉每個角落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爲國內資本與國際資本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統一市場，其規模爲衆多中小型國家需要簽訂數不清的自貿協定、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才能達到。我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經濟的比重達18.5%，穩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到2021年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超過30%，長期居世界第一。世界經濟不能離開中國，否則必將崩潰。任何高科技成果唯有通過中國市場才能獲得迅速發育的條件和最大的發展空間和營利收入。美國對中國高科技搞脫鉤斷鏈，必將是使其自身失去發育條件的短視行爲和自殘行爲。

第三，千載難逢的新工業革命歷史機遇。每一次全局性的科技革命都是各國發展的良機，導致各國的國際地位重新洗牌。第一次工業革命使英國實現現代化，第二次工業革命使美、德、法、日等國實現現代化，第三次工業革命使美國成爲全球霸主。中國正因爲缺席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而落後捱打，同時也因通過改革開放參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而得到迅速發展，然而主要集中於其應用端，缺乏根端技術，致使“卡脖子”現象發生。當下正處於以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爲主要特徵的新工業革命和新質生產力的發育期，這是中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中國在許多方面首次走在世界前列，取得了可圈可點的成就：研發人員總量居世界首位，研發經費支出二萬八千億元，居世界第二位，載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測、超級計算機、衛星導航、量子信息、核電技術、新能源技術、大飛機制造、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取得重大成果，新能源汽車產銷躍居世界第一，我國正在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這使中國式現代化有了科技底氣。

第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國際環境。當代世界變亂交織，霸權主義世界秩序正在遭遇重重危機。霸權主義國家不得不通過製造戰禍與災難來維護其霸主地位，越來越不得人心。中國提出的世界人民共同構建互利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構想、“一帶一路”偉大倡議，正給世界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得到越來越廣泛的呼應，世界秩序正在從霸權主義主導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演化——這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潮流的本質。世紀疫情、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加速了世紀大變局的世界歷史進程，事實證明中國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第五，“兩個確立”提供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前提。中國式現代化雖然具備上述主客觀條件，但在世界面臨風高浪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而面臨錯綜交疊的矛盾的形勢下，如果中國未能確立英明的領路人把舵領航、高瞻遠矚的指導思想指引航向，要駕馭承載着14億多人民的中國巨輪始終沿着歷史正確的方向前進，是絕無可能的，甚至會產生顛覆性後果。因此，“兩個確立”——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黨和人民總是按照實踐標準來確立領導核心與指導思想的。確立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核心地位、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是如此，確立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地位也是如此。今天的“兩個確立”是我們黨經過長期的實踐，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所經歷的驚心動魄的歷史考驗而作出的歷史性選擇。習近平同志擔任黨的總書記以來，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系統全面地提出了和實行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思想和決策，創立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反腐敗鬥爭、脫貧攻堅戰、抗疫鬥爭、生態環境治理、克服經濟下行壓力、應對霸權主義打壓等方面取得了彪炳史冊的偉大成就。我們黨站在歷史發展的高度，以實踐作爲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確立了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願，爲中國式現代化確立了政治前提。

具備上述五個方面的條件，我們黨領導人民共同奮鬥，中國式現代化就一定會取得偉大成功。這不僅將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且必將引導全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方向，實現和平發展、互利合作、共同繁榮的世界現代化。

綜上，中國式現代化爲世界各國提供了本質上不同於西方的新型現代化道路。

——這是各國獨立自主的現代化，不依附強國，不掠奪他國，不閉關自守，並且努力把自身的發展作爲他國發展的機會。這是避免陷入“現代化魔咒”的關鍵。這樣的現代化道路必須以建構世界各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爲前提。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正在用實際行動建立這樣的國際秩序，並且其一旦實現，必將爲這種互利共贏的世界秩序奠定強大而牢固的現實基礎。

——這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能夠避免世界各國陷入國際戰爭泥潭。中國式現代化通過與世界各國之間的和平交往來獲取現代化所需要的資源和市場，在爭取自身發展的同時充分尊重他國發展權，這將爲世界各國的現代化創造和平發展的環境。

——這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樣化、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每個民族根據自身歷史傳統和發展要求實現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化協調發展的現代化，由此建立“和而不同”的互補性世界現代化大家庭，而不是那種強迫他國接受“普世價值”，淪爲其附庸的現代化。

——這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由人民共享現代化成果，由此避免各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動盪，從而爲世界各國現代化創造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

——這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相互促進。擁有14億多人口、人均資源匱乏的中國能夠實現這樣的現代化，必將爲世界現代化的可能性提供榜樣和根據。

總之，中國式現代化爲世界各國克服“現代化魔咒”開拓了新的道路，將是繼工業革命之後世界最偉大的歷史事件，必將開拓人類現代化偉大歷史進程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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